#头条创作挑战赛#
2003年，已经是二十年前了。那也是不平凡的一年。
新年伊始，2002年底出现的神秘传染病向各地传播，《南方日报》顶住压力，坚持刊发了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广东专家“是病毒性肺炎”的意见。此后，“”的梦魇弥漫了春夏两季。
年初，美国政府试图以伊拉克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等为由，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2月，近1000万名爱好和平的人士在全球600多个城市举行反战游行，这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活动，但并没有阻止战火的燃烧。
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正式爆发。图源：网络
病毒与战争，就这样敲开了2003年的大门。
这是千禧年之后的第四年，距离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刚刚过去两年，距离北京奥运会举办还有五年。那时候，全球化仍是一个时髦的热门话题。
“”与抗疫“新冠”出现之前，上一个全民戴口罩的年份，要追溯到2003年。
2003年“”肆虐，广东是首当其冲的省份。
当年春节前，广东河源、中山、佛山等地相继报告了“型肺炎”的病例。但起初，“”的传染性并没有引起重视。
2月，中国男足与上一年的世界杯冠军巴西队在广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办了一场友谊赛，现场球迷超过5万人，戴口罩的人却寥寥无几。
2003年，中国队与巴西队的热身赛。图源：网络
2003年春节前后，关于“”的流言比春运大量流动的人口扩散得更快，很多城市的空气中充斥着白醋和板蓝根的味道。
由于有媒体报道有关熏白醋、喝板蓝根能预防“”的传言，市场闻风而动，市民群起抢购，一包几块钱的板蓝根甚至涨价十倍。
3月10日，从事WHO公共卫生项目研究的传染病学家Urbani博士，正式将该病定名为SARS，他本人于同月在越南感染“”去世。至此，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出警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
2003年，“”时期照片。图源：网络
2003年春秋前后，广州是抗击“”的主战场。广东迅速成立由钟南山领衔的医疗救护专家组，率先向全社会如实公布“”疫情。钟南山是抗击“”时期的一面旗帜，当时已年过花甲的他带头奋战在抗疫一线，他说：“医院是战场，作为战士，我们不冲上去谁上去？”
春运之后，病毒扩散，到了4月，北京成为疫情重灾区。4月20日是很多人对“”印象深刻的一天，当时，长、北京市长因防治不力被免，中央要求及时发现、报告和公布疫情，当日北京确诊病例增加近10倍。
北京政府迅速抽调约4000人和500多台机械设备，用7个昼夜建成小汤山“”定点医院，开始接收病人。直到6月20日，51天的时间里，小汤山医院共收治了全国1/7的“”患者。“小汤山奇迹”之后，“”疫情也逐渐进入拐点。
2003年，“”时期照片。图源：网络
到了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解除北京旅游警告，并将中国大陆从疫区中除名。7月，全球不再出现新增病例和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已经成功控制SARS。
资料显示，截至2003年8月16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型肺炎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其中，感染者中有23%是医护人员，包括邓练贤、范信德、叶欣、陈洪光等在内的多名中国医务人员在“”疫情中牺牲。
“”就此远去，一代瘟神来去无踪，它引发的恐惧却久久未能消散。十七年后，另一场大疫席卷全球，带给人类社会更加艰巨的考验。
2003年，“”时期照片。图源：网络
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自90年代时开始流行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到 2003 年底 , 广东省全部流动人口已超过 2800 万人 。
当广州为“”疫情奔忙时，一个青年的不幸遭遇让这座城市再度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这一年，刚从大学毕业两年的孙志刚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工作，本来前途无量的大好青年，却在一个晚上出门时，因为没带身份证件，被认定为社会上的“三无”人员，随后“被错误地作为被收容遣送人员送至广州市收容遣送中转站”。在一份极不符合事实的笔录中，孙志刚成了一个没有正常居所、没有正当职业、也没有暂住证的人。
在中转站逗留9个小时后，孙志刚再被送到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并在那里遭受粗暴对待，被连番殴打，于两天后的3月20日上午去世，年仅27岁。
媒体对孙志刚案的报道。图源：网络
起初，护工谎称孙是心脏病猝死，法医在进行解剖后却解释说：“被害人孙志刚因背部遭受钝性暴力反复打击，造成背部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孙背部的出血区几乎覆盖满了整个背部，惨状令人发指。
之后，《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对孙志刚案进行详细报道，孙志刚的亲人与朋友为了寻求真相四处奔走，这引发了社会对当时落后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关注。同年6月，孙志刚案的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刑。
此案后，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及以此为根据实施的收容制度被废除。
孙志刚下葬后，在这个年轻人的墓志铭上，最后一句写道：“以生命为代价推动中国法治进程，值得纪念的人———孙志刚。”
孙志刚生前照片。图源：网络
2003年，中国仍然处于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
《南方周末》2003年的新年献词，将目光聚焦于“全面小康”与“公平社会”这两个严肃话题。文中说，我们身处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剧变的时代，但“当下的中国，是否已经到了把重心逐渐倾向‘公平’的时刻”？在那篇新年献词中，作者最后写道，“我们寄望于2003年，寄望于今后20年”。
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尽管面对“”打击，2003年中国GDP仍比上年增长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
“”没有改变当时中国经济上行的趋势，只是对当年前二季度的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零售等行业形成了较大冲击。
上图：2003年的上海浦东（图源：网络）；下图：现在的上海浦东（图源：摄图网）
英国《金融时报》在年终专栏中撰写《世界应心平气和地对待醒来的中国》一文，并引用拿破仑的名句：“中国是一只沉睡的雄狮，一旦它醒来，整个世界都会为之颤抖。”但在文中又加了一句：“不久前，世界还是轻轻松松，不在意拿破仑的上述警告，但现在，中国正在震撼世界。”
2003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除了来自于“中国制造”形成的外贸力量，也有一部分源自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内需市场。
2003年8月13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房地产就此成为官方定义的支柱产业，也成为投资的新热点。
这一年的媒体，开始关注一个叫“温州炒房团”的群体，据记者报道，当时有“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000亿元。温州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楼。保守估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
当时，炒房团把全国房地产市场分成四个等级，其中一级市场的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房价约在5500元/平方米以上。
2003年，广州一处楼盘的广告。图源：网络
互联网与航天梦2003年，也是中国互联网的拓荒时代。
电商尚处在萌芽阶段，“”的到来一度改变了商务往来与交易的模式，“网购”逐渐成为新风潮。为了实现网上支付，有的银行推出了一种名为“U盾”的工具，网购时需要用它进行一系列的验证之后才能够成功转账网银，当时的网民每次都要小心翼翼地操作，生怕卡里的钱被别人转走了。
“”危机中，在黑暗中摸索的阿里巴巴在电子商务领域一骑绝尘。这一年，阿里巴巴的118号员工，一名被叫做小宋的女销售人员到广州参加广交会后确诊“”，杭州阿里巴巴的数百名员工不得不进入“居家办公”状态。
当时，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在线协同的办公工具，很多沟通只能通过固定电话和电子邮件进行，但阿里的交易服务在“”时期大都没有受到影响，业绩反而达到了一个新高峰。
2003年10月10日，网易的股价比年初攀升了617%，达到70.27美元的历史高点。32岁的丁磊，凭借着网易公司58.5%的股份，坐拥约76亿元的身家，成为福布斯富豪榜上首位互联网出身的中国大陆首富。
作为中国三大门户网站之一的网易，那时还没有与暴雪牵手，但已经把发展重点转向网络游戏，并于当年推出了一款名为《梦幻西游》的游戏，这款网游至今拥有注册用户超过3.1亿，为网易带来滚滚财源。
这一年，腾讯在QQ2003中新增了QQ炫铃、捕捉屏幕等功能，其中，还有从QQ界面即可进入的QQ游戏。到了2003年9月，QQ注册用户数突破2亿，成为年轻人的社交“新宠”。
同年，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开放CN域名的注册。历经1995-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中国互联网企业在一片荒漠中飞速崛起，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人在互联网的江湖中无限畅想，也将双手伸向遥远的浩瀚星空。
2003年，地球的天空之外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10月15日9时，身处大漠戈壁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五号”飞船载着航天员杨利伟，在万里无云之中腾空而起，成功升空。这是中国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
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画面。图源：网络
按照预定计划，“神舟五号”将绕地球飞行14圈后，于16日清晨返回。
杨利伟经过多年训练和理论学习，通过层层选拔，被选为“神舟五号”航天员，他对飞行程序和操作过程早已烂熟于心。在这次长达21小时23分钟的飞天之旅中，他的全部操作没有出现一次失误。
飞船绕地球飞行第14圈进入返回阶段，这是整个飞行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飞船会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穿越“黑障区”，船体要经受2000多摄氏度高温的考验，航天员也要承受比升空时更加难以接受的冲击力。
后来，杨利伟回忆说，他在降落的阶段中，脑海里想的都是亲人和战友。
10月16日凌晨，飞船返回舱穿过稠密的大气层，成功降落在内蒙古中部草原，支援部队迅速赶往着陆地点，航天员杨利伟在众人的协助下安全出舱。
随着“神舟五号”的任务圆满完成，杨利伟成为首位登上太空的中国人，而中国也成为第三个有自主能力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
2003年，神舟五号任务画面。图源：网络
这一年，时间记住了为国争光的英雄，也记住了为民牺牲的英雄。
2003年11月3日的衡阳大火中，由于发生坍塌事故，20名正在参与救火的消防员牺牲。他们入选了2003年度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而每一个牺牲的消防员身后，都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影视与金曲有人说，2003年，是香港演艺圈最黑暗的一年。
除了香港经济持续低迷，“”横行还让不少影院空空如也，香港当地的电影制作也被迫停顿四个月。更不要说，演员张国荣和梅艳芳先后不幸离世。
2003年4月1日，傍晚6点41分，张国荣在香港文华东方酒店24楼纵身一跳，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7岁。
张国荣电影剧照。图源：影视剧照
在那一夜之前，原本占据新闻头条的是伊拉克战争和“”。直到“香港艺人张国荣跳楼自杀”的新闻简讯在电视屏幕闪过，有些人还以为这只是愚人节的玩笑。
没想到竟是沉重的现实。从此，人间再无张国荣。
这年冬天，身患癌症的梅艳芳身着婚纱走进红磡体育馆，举行告别演唱会。尽管病重，她依旧在舞台上和歌迷谈笑风生。
12月30日，距离2003年最后一夜仅仅一天，梅艳芳因病去世。香港的女儿最终嫁给了舞台，她生前曾说：“我的心愿是死在舞台上。”
梅艳芳的告别演唱会。图源：网络
华语演艺圈送别了香港的一代天王与一代天后，但在流光溢彩的2003年，“华流”不会让“韩流”太嚣张。
那一年，很多人的磁带、光碟和MP3中，存着至今百听不厌的金曲。
中国台湾歌手周杰伦在这一年发表了自己的第四张专辑《叶惠美》，再次斩获多个大奖。谁能想到，从那个时候起，就已经有人说他“江郎才尽”了。
在2003年的第14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周杰伦在表演时加了一段即兴说唱：“其实我回家打开电视看看金曲奖，自己到底有没有入围，看见周杰伦三个字只入围了两项，我看到很辛酸沮丧，没有关系慢慢来继续努力，继续努力，与所有的音乐人共勉之。不被别人看笑话，我说的这番话，你们都真的了解吗？还是呆呆地坐在台下，看台上说笑话。”
周杰伦确实没获奖，那一年封王的，是陈奕迅。第二年，周杰伦把这一晚的心声写成一首《外婆》，收录到新专辑《七里香》中。
同年，22岁的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发行第一张专辑《乐行者》，正式出道，作曲全部包办，第一个月销量就突破20万。
也是在这一年，蔡依林带着与周杰伦合作的专辑《看我72变》冲进了大众视野，这张专辑销量高达200万张，传唱度非常高。
刘德华的《17岁》，陈奕迅的《十年》，孙燕姿的《遇见》，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古巨基的《必杀技》，朴树的《那些花儿》，潘玮柏的《爱上未来的你》，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等等金曲，霸榜了此后多年的KTV。
同年，一种植根于手机通讯的新兴事物——彩铃出现了。随处可见的彩铃广告，成了青春记忆中的另类金曲榜，也不知道有多少充满奇思妙想的孩子偷偷瞒着爸妈打过印在上面的电话。
2003年，香港电影《无间道》系列也迎来完结。图源：影视剧照
那一年，看春晚仍是过年重要的消遣，经典的春晚节目层出不穷。
在那年的小品中，赵本山化身心理医生赵大宝为中了三百万大奖的村民范伟化解心理疾病，而他们身边的搭档高秀敏却在两年后病逝。
2003年的春晚小品。图源：网络
那一年，守在电视机前，电视剧如神仙打架。
一部叫《隋唐英雄传》的古装剧开启了无数少年的英雄幻想；一向擅长出精品的央视推出了《大染坊》；拥有“厂花”陈坤、董洁和“神仙姐姐”刘亦菲的《金粉世家》堪称“颜粉”福利；《还珠格格3》，为这个创造收视神话的系列画下句号；《粉红女郎》至今仍是中国都市剧的标杆；孙红雷在《征服》说出了那句经典台词：“你这瓜保熟吗？”
2003年的电视剧《金粉世家》。图源：影视剧照
电视剧方面，这一年堪称“金庸年”，张纪中版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以及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相继热播。
2003年10月8日，当时已八十高龄的金庸登上华山，参加各界文化名人为他准备的“华山论剑”。金庸以书会友，谈侠论剑，还闯过了友人们为他设的三道难关。
2003年的金庸剧《倚天屠龙记》。图源：影视剧照
最后一关由围棋大师聂卫平为棋友金庸亲自设下奇局，只需走一步棋便可过关，颇有几分“珍珑棋局”的趣味。金庸见到他的围棋老师聂卫平，笑着说：“手下留情。”
之后，金庸轻松过关，聂卫平却被华山难住了，登山过程中因身体不适，不得不先行下山。在这次“论剑”中，金庸将自己的手印永远留在了华山北峰的绝壁上。
2003年的金庸剧《天龙八部》。图源：影视剧照
而今，“武林盟主”已不在人世，香港四大才子也只剩下吃到老、玩到老的蔡澜。那个群雄并起、作品出众的华语演艺圈，也早已一去不复返。
俄国诗人普希金说：“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是过去，而那过去了的，就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到如今，一段过往的岁月，成了指尖上轻轻翻过的一页。
但愿，这个世界能像那时一样，短暂的踟蹰过后，明天变得更好。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农历辛丑年进入岁尾，中华大地即将迎来虎虎有生气的壬寅新年。百节年为首，一岁数春先。每当春节来临，华夏子孙的民族认同感、文化归属感和国家自豪感油然而生，山河同庆，喜气祥和。农历新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佳节，在中国节日文化系统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2017年9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33661—2017〈农历的编算和颁行〉》，首次明确了农历的编排规则、计算模型和精度及表示方法等，为农历日历编算提供了科学的规范依据。同时，该国标的颁行也说明历史悠久的干支纪年法，不仅体现了中国古天文学与历法的发达，而且富有鲜明的数理学智慧。
观天象 授四时
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昼夜更替，寒暑变迁；日月星辰，东升西落。通过观测日、月、星辰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观象授时”就成为人类祖先感受和认识时间的重要手段。《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观象授时”推动了二十四节气的产生。《易·乾·文言》载：“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时看来，龙的形象源于中国传统二十八宿天学体系，由角、亢、氐、房、心、尾六宿星官所构成。“见龙在田”描述了龙星伏没之后，位于龙角的角宿从东方地平线上重新升起的天象，民谚习称为“龙抬头”。《周易》《尚书》《诗经》《尔雅》《淮南子》等古籍中，有大量详略不同的星宿记载和天象描述。其中，《淮南子》对二十四节气作了第一次最完整的表述、计算和记载，提出每一节气均与二十八宿、北斗的运行、土圭测影长度、各地物候相关联。
时令和节气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制度。中国古籍里的“观象授时”已不断被考古发掘证实。2003年，山西陶寺遗址发现了13根柱列围成的大型圆体夯土建筑基址。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考古队两年的实地模拟观测与探索，发现从第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时即为冬至日，自第12个观测缝看到日出时即为夏至日，自第7个观测缝看到日出时即为春分、秋分。陶寺观象台总计12道观测缝，可观测到一个太阳回归年20个时令的历法规律。陶寺观象台通过观测日出方位，确定季节、时令，安排农业生产。这一发现及圭表的出土，对中国乃至世界天文学史来说意义重大，证实了《尚书·尧典》中“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记载的可信度，将我国有关天文学的知识背景上溯到距今4000年前。
相天文 成历法
从夏商周三代“观象授时”到战国秦汉之际历法的产生与使用，中国学者拨开重重迷雾，进一步艰难探索了行星运动理论的传统以及文明交往与文化融合。
“壬寅年”是干支历六十甲子中的一年。中国古代以天为主，以地为从。古人应天道的作用，归纳为“阏逢、旃蒙、柔兆、强圉、著雍、屠维、上章、重光、玄黓、昭阳”十种，与节气加以关联，逐渐形成了天干系统。相应地，为了方便观测记录太阳和月亮以及五大行星的运转情况，古人在赤道附近选择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定位参考指标体系，并把这天空中的二十八星宿划分为十二个区，转化为表盘上十二个分区的平面刻度，就是最早的地支。由此，天干和地支成为古人切近社会生活的日常描述，进而探索宇宙时空和文化人生诸多奥秘的密码。十天干和十二地支依次相配，组成六十个基本单位并顺序相互配合、循环往复，组成了干支纪元法。“天造”与“地设”的排列组合搭配，体现了朴素的自然观与循环史观。
1965年，中国考古学奠基人之一、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夏鼐先生，发表了对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的研究，首次根据考古资料系统探讨了中国古代的恒星观测。十年之后，他又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对二十八宿的起源时间和地点作了详细阐述，成为中国天文考古学的代表性论作。
在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闻玉看来，张汝舟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完整地释读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发展主线，厥功至伟。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典籍《史记·历书·历术甲子篇》尘封两千余年，无人能识。张汝舟凭借扎实的古汉语功底、精密的考据学研究方法和现代天文历算知识，考据出司马迁所记《历术甲子篇》正是我国第一部历法——《四分历》，并推断《四分历》的施行年份为战国初的公元前427年（甲寅年）。张汝舟以此为原点，修正四分历的误差，上推下算数千年，结果既与现代天文学推测的实际天象相吻合（只有平朔、定朔的误差），又与古籍、出土文物中的历谱相吻合。
张汝舟还用四分历法推算出屈原的出生年月。他的《再谈屈原的生卒》一文依据《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推算其出生年只能在两个寅年：公元前355年丙寅，或者公元前343年戊寅。如果用四分历推步法来检验，公元前355年丙寅年寅月没有庚寅日，应该舍弃；唯有公元前343年（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年正月（寅月）二十一日（庚寅）才符合“庚寅”。这一推断有力支持了清人邹汉勋、陈暘和近人刘师培的结论。张汝舟的研究不仅还原了四分历的使用历史，还构建了一套完整自洽并可以独立运用的古代天文历法体系。
天文学不仅是古代科学的渊薮，也是文化的渊薮。古人营国尚有“象天法地”一说，以天象之位建都城、起宫阙、修陵墓。追寻天文学的发展，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文明诞生和发展的脉络。
运数理 通天文
日晷和圭表是中国古代经典和传统的天文观测仪器。古人通过对圭表影子长度、角度的反复观察、计量、测定，使天文学和数学融合发展。圭表测影的实践，为世界贡献了一个了不起的数学定理。影子被称“勾”，表为“股”，投在地面的勾与股连接的斜边，称为“弦”。“勾三股四弦五”在《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里都有科学表述。
天文学与数学关系密切。历法除了计算年月日时的安排外，还要计算晷影漏刻、日月交食、行星运动等。天文学循着观测—理论—观测的发展途径，不断把人的视野伸展到宇宙新的深处。
2015年，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展了陕西三原天井坑遗址考古勘探与研究工作。西北大学数学学院教授曲安京结合历史文献和现场挖掘，推断该遗址属于西汉晚期的国家级祭天礼制建筑遗址。坑底地面之下有一环形平台；坑底、环形平台、坑口所组成的三个圆直径比值约为 5:7:10；遗址底部还存在一处地平式日晷的模型，具有夜间观星功能。
勘探工作持续了几个月。令所有考古现场工作人员惊诧的是，这位数学教授似乎开了“天眼”，具有“透视”的超能力。按照曲安京事先规划的勘探方案，勘探结果与勘探规划分毫不差：天井坑遗址原始坑底的直径为110米；地下5米处发现直径约154米环形平台；原始坑口直径220米；三个圆直径比值为5:7:10；天井坑遗址三个圆分别内接三个正方形，外切两个正方形。
曲安京告诉记者，自己哪有什么“天眼”，勘探方案是根据新出土的北大秦简《鲁九次问数于陈起》中陈起构建的“三方三圆”宇宙模型测算的。陈起的“三方三圆”模型建基于“天圆、地方”相互嵌套的“盖天说”，这一失传的模型以太阳在夏至日、春秋分日、冬至日的运行轨道为小圆、中圆、大圆，其半径之比为5:7:10。考古勘探前，曲安京据此秦简推断出了一个“三方三圆”的镶嵌结构。
天井坑遗址可能是西汉时期都城长安用于“观象授时”的大型地平式日晷。而位于河南登封的观星台遗址，见证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的测量演算历史。这一观星台由天文学家郭守敬于至元十三年到至元十七年（1276—1280）主持建造，是当时全国设立的27个观测站之一。郭守敬的圭表测影使用四丈高表和景符，拥有极高的精度，成为古代圭表测影领域的巅峰。通过“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琼崖、北尽铁勒”的大规模天文观测，《授时历》规定回归年长度应为365.2425日，这与现今世界通用的格里历所用值一模一样。《授时历》在日、月、五星运动的推算中有所谓的“创法五事”，应用“弧矢割圆术”来处理黄经和赤经、赤纬之间的换算；用招差法推算太阳、月球和行星的运行度数。
由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唐泉担任首席专家的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中国古代历法中的‘步五星术’研究”，对汉代至明代所有中国传统历法中的“步五星术”进行了全面研究。唐泉告诉记者，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历法通常厘为七章：步气朔、步发敛、步日躔、步月离、步晷漏、步交会、步五星。其中，第七章“步五星”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家专门讨论金、木、水、火、土这五大行星运动规律的内容。由于科学传统不同，古代各文明的行星运动理论存在着很大差异。在古希腊，占主导地位的行星运动理论是采用本轮均轮模型进行描述的“地心说”模型，对古代印度和阿拉伯的行星运动理论影响很大。中国传统行星运动理论则主要利用天文常数、天文表格（如五星动态表和盈缩差表）和分段内插函数等代数方法进行描述。这两种传统的行星运动理论虽然风格迥异，但都达到了一定的精度，古希腊和中国的行星运动理论代表了哥白尼之前行星运动理论的两种主流传统。
通过比较古代世界各个文明不难发现，行星运动理论通常是西方数理天文学中的核心内容。希腊天文学名著《至大论》全书有13卷，最后5卷都在讨论行星运动理论。与之相比，在中国古代历法中，行星运动理论所占的篇幅并不是很大。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的行星运动理论，系统和全面地阐发中国古代行星运动理论的思想、方法与精度，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中国数理天文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而且对揭示近代科学的源流以及科学传统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较异同 探源流
在近代科学发展历程中，行星运动理论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日心体系最终取代地心体系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行星的视运动。在哥白尼、开普勒、牛顿和拉普拉斯等科学家建立科学的行星运动理论之前，探求行星运动规律的合理解释，成为古代宇宙论者无法回避的一大命题。古希腊、印度、阿拉伯和中国的天文学家，都建立了系统的行星运动理论。
天文学每一次重大发现，都给自然科学乃至人类文化带来震撼。1543年，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出版，改变了天文学家的视野；1687年，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人类理性发现了自然秩序。从爱丁顿验证广义相对论的日全食观测到发现宇宙大爆炸的证据微波背景辐射，从汤博发现第九大行星到76年后冥王星降级……这些天文学研究不仅是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事件。400年前用望远镜代替肉眼观察天空，促成了天文学乃至物理学的革命，当下使用射电望远镜、引力波、太空望远镜和探测器，必将带来更多的重大发现。
从现代天文学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古代行星运动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科学史对中国传统行星运动理论的研究，无论从深度上还是从广度上，都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仍然有一些疑难问题尚未解决。唐泉表示，这些疑难问题主要集中在一系列与行星中心差有关的修正算法。根据现代天文学知识，行星和地球都绕太阳做椭圆运动，因此，对于地球上的观测者而言，行星的视运动是两个椭圆运动叠加后的结果。隋代之前的历法在计算行星运动时，没有考虑太阳和行星运动的中心差。但从隋始，历法将太阳中心差和行星中心差算法引入行星运动理论中。隋代及初唐历法中的“五星入气加减差”，就是历法为修正行星中心差算法而设计的经验性算法，唐代《大衍历》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五星爻象历，宋代历法又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五星盈缩历，此后的历法基本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2008年，曲安京完成了《中国数理天文学》一书，论述了中国古代数理天文学的太阳运动、月亮运动、日月交食与行星运动方面的算法沿革与理论体系，解决了传统日食理论的一些遗留问题，构建了传统外行星算法的天文模型，并据此清晰地勾勒出传统行星运动理论的发展脉络。他在该书后记中写道，希望用这样一本书，说清楚一件事情，即什么是中国数理天文学。
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的天文学交流非常频繁。汉唐之际印度天文学的输入，元明之际阿拉伯天文学的输入，以及明清之际西方古典天文学和近代天文学的输入，都对中国天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唐泉看来，比较古代中国与其他文明地区的天文学和数学的异同，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不同文明数理天文学的内容、思想、方法与成就，而且对于探明近代科学的源流，确立中国传统数值算法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只有彻底阐明中国古代行星运动理论中的盈缩差算法的天文含义与数学模型，才能从本质上理解中国古代行星运动理论的精髓，更全面地把握中国古代行星运动理论发展的线索，确立中国古代行星运动理论在整个古代文明以及天文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唐泉说。
原标题：从“观象授时”到“数理天文” 农历纪年展现华夏文明多彩成就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记者 陆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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