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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社论 1967(八月社论)

发布时间:2024-06-27 22:47:47作者:君心似我心来源:网络

八月社论 1967(八月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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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元旦,毛主席发布两首诗词,周总理病危之际:给我读一读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这是毛主席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的诗句。

1976年元旦时节,这首诗词开始在全国各大报刊进行刊载,同时刊载的还有另外一篇旧词《念奴娇.鸟儿回答》。

《念奴娇.鸟儿回答》

两篇旧词的发表在全国引起了一阵浪潮,周总理听后笑了,小平同志却陷入了沉思当中。

那么,毛主席为何在1976年的元旦要发表十年前的两首旧词?又为何周总理听后笑了?小平同志又是为何要陷入沉思?

特意刊发旧词 表明个人态度

1976年,对于新中国来说是极为特殊的一年,还不到8月,周总理和朱老总两位国家领导人相继离世,整个中华大地,陷入了一片悲伤之中。

《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

1976年,毛主席特地在元旦时节,发表了两篇自己十年前写的旧词,来表达自己的个人态度,对于中国局势发展的态度。

而发旧词之前,有两位美国人早就知晓,他们又是谁?

1975年12月29日,毛主席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以及她的丈夫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

朱莉与丈夫的访华,距离父亲尼克松首次访华后已过去三年,此次来到中国的朱莉,还特地带上了父亲尼克松想要亲自交给毛主席的一封信。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

“当时主席刚刚病愈不久,说话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思维很是敏捷。”

后来的朱莉回忆起1975年的那段访华日子表示道。

“你就坐在你父亲坐过的沙发上。”主席的随和让整场交谈变得轻松起来。

毛主席与朱莉和丈夫两人侃侃而谈。

“毛主席当时谈论到了国家发展以及他对年轻人的希望等话题。”

三个人的交谈很是深奥,即使毛主席身旁的乔冠华几次示意朱莉时间太晚了,交谈该结束了,但都被毛主席拦了下去。

毛主席

朱莉也将父亲交于自己的信转交给毛主席,至今朱莉都清晰地记得毛主席用英语念出的那句“1975年12月23日”的日期。

朱莉并未知晓那封信到底是何内容,只听父亲透露过是表示希望中美两国要继续对话,继续寻求共同利益的期望。

就这样,三人对于人民、国家的话题交谈了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待到结束时,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两个年轻人:“你们还年轻,再到中国来吧!再过十年,中国会更好的。”

听完主席言语的朱莉也很是触动,“我们到中国受到的都是中国的最高规格接待。”

朱莉

但不成想,这却是朱莉最后一次与毛主席见面。

直到现在,朱莉都一直留存着那张与毛主席握手的照片。

可以说,朱莉与丈夫是在毛主席刊登旧词前,最早了解到毛主席对于中国发展态度的人,从人民到国家,毛主席均有着个人的见解。

这也便有了后来1976年元旦时节两篇旧词的出现。

分别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回答》。

赫鲁晓夫

尤其是《念奴娇.鸟儿回答》这首词,以象征的艺术手法,寓言的结构,看似诙谐的语调,表达了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态度,甚至周总理听后不免发出笑声

曾经在斯大林执政期间,赫鲁晓夫便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谋划,可是野心勃勃的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后,却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1953年9月3日,赫鲁晓夫当选为苏联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上台后,赫鲁晓夫第一件事便是大力排除异己,肃清政敌,真正的做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

赫鲁晓夫

然而赫鲁晓夫并不满足于此,1956年2月,他还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不过,真正引起毛主席注意的,是赫鲁晓夫的另一个行为。

赫鲁晓夫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拉出并且到火葬场进行焚烧,赫鲁晓夫这般”生前好话说尽,死后鞭尸批判”的行为,令毛主席非常失望。

赫鲁晓夫与斯大林

更不可理喻的是,赫鲁晓夫在执政期间,还把“淘汰”的技术资料提供中方资源,以钻空子的形式“欺骗”中方。

赫鲁晓夫的这般行为,直接导致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由此,赫鲁晓夫“两面派”的做法便成为了毛主席的心结。

而另一篇《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则彰显了毛主席对于革命人民敢于战胜困难的赞美,回顾了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往事。

毛主席

可以说这两篇诗词“相辅相成”,表明了毛主席即使到了暮年,也仍然能够像十年乃至数十年前一样,充满斗争思想和革命主义精神。

从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到辗转井冈山,点燃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星星之火”,也最终促就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发展态势。

毛主席带领党和人民沿着井冈山时期开辟的道路,一步步走向革命的胜利,最后建立了新中国。

而一转眼时间竟已过去了三十八年。

毛主席与周总理

1976年,是毛主席人生的最后一年,同样也是周总理人生的末尾阶段,两位垂垂老矣的一代伟人,就是在这一年永远离开了人世,终究是疾病的缠绕扰去了生活的平静。

给我读一读毛主席发表的诗词吧

1976年元旦时节,躺在病床上已经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总理,似睡非睡地听到了电台的广播声,当听到毛主席发表了两篇诗词时,他急忙叫来身边的人员将《人民日报》找来。

大家按照周总理平常的习惯,准备将《人民日报》上主要版面的重要新闻念给周总理听时,却被一旁的周总理打断了。

周总理

“给我念念毛主席写的诗词吧。”

周总理从床上坐起来,依靠着枕头半倚在床头,精神好了许多,就准备听着身边的赵炜念下毛主席写的诗词。

而且他还特地点名要听那篇《念奴娇.鸟儿回答》。

当听到那句“不须放屁,试着翻天地覆”时,周总理的嘴角绽出了几丝笑纹,甚至隐约发出了几声笑声,然而笑声带来的便是身体的剧痛,双唇紧抿的周总理眉头紧皱,一旁的秘书急忙收起诗词,但被总理拦了去。

他特意坚持让秘书将诗词放在自己的枕边。

毛主席

周总理如何不懂毛主席此诗词的寓意,他是在向外界表明对于敌人的痛斥,以及中国人民努力斗争的决心。

就在元旦后的第八天,周总理离开了人世,自此,中国少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

早在1967年2月,周总理便患上了心脏病,众人均劝诫周总理多注意些身体,但总理总是不听,始终将工作放在一位,久而久之,身体过度劳累也便落下了心脏病。

此时的周总理已经六十九岁了。

作家何其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周总理一夜工作的情形,后来这篇文章还被选入了北师大版的语文教科书,曾经感动了无数学子。

《一夜的工作》课本插画图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周总理便一直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任务,超长的工作时长,为他的身体埋下了巨大隐患。

每到有人劝诫总理休息一下,周总理总会回答:“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以誓死不变的精神,为主义奋斗到底。”

1967年9月27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8周年的时节,周总理想要写下祝福词进行庆贺,但仅仅二十个字,却因为两次手抖都没有写成。

毛主席与周总理

1970年12月19日,周总理和老朋友斯诺谈话时,坦言自己的身体确实将自己打败了,因为睡得少,心脏已经落下毛病了。

周总理身边的人担心他工作过度又忙坏了身体,总会派医护人员在门外守着,丝毫不敢马虎。

然而周总理总是会强调;“革命总是会有牺牲的,我们是幸存者,只要有一口气在,就要为党工作。”

1972年5月,74岁的周总理被诊断为膀胱癌。

周总理

1973年1月,周总理的膀胱癌突然开始恶化,频频尿血,虽然几次治疗后,身体有了明显好转。

但他还是以先忙工作为由耽搁了进一步的治疗,直到1974年的3月,周总理才接受了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

而此次接受治疗,还是因为身体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才到医院来,周总理每天的尿血量从几十毫升增加到了200多毫升,不得不去进行治疗,才能扼制住病情的进一步恶化。

1974年6月1日,周总理的身体终是有些熬不住了,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接受了第一次手术。

周总理

而这也是周总理身体抵抗力逐渐下降的开始。

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周总理一共接受输血次数达到67次,接受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就要动一次手术,因为年纪大的缘故,每一次的手术几乎都可以看作是一场生死较量。

但周总理从未放弃手头的工作,只要有好的迹象,他便立马投身工作,这也造成了他身体反反复复需要治疗的情况。

周总理明白,自己是在和时间赛跑,只要他跑的快,人民的日子就能过的好一点。

毛主席和周总理

癌症始终侵蚀着周总理的身体,即使如此,周总理对于毛主席依旧是报喜不报忧,在与毛主席来往的书信中,周总理从来都会写上“请主席放心”五个字。

1976年1月5日,周总理接受了最后一次手术,此时陪伴在它身边的,便是毛主席在五天前发表的两篇诗词,周总理看着《人民日报》上署名毛主席的诗词,爱不释手,总会放在自己的枕头旁。

此时的周总理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了。

1976年1月8日,病魔终是夺去了这位伟大革命家的生命,周总理不在了,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依旧关心着国家的发展问题。

周总理

听到周总理去世消息的毛主席,眼角的泪水无声地落下,千金易得,知音难觅,毛主席和周总理早就将彼此视作“知音”。

此时周总理的工作也由小平同志进行接替主持。

早在1973年4月,周总理便有意让小平同志接替自己的位置,一方面因为自己的病情不乐观,另一方面,自己对于小平同志的工作能力十分认可。

1973年的5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上周总理还说:“小平同志的付出,绝大多数人是满意的,在工作、做事上考虑的都非常周到。”

周总理与小平同志

在1974年6月1日,周总理即将做手术的前期,为了能够让小平同志的工作顺利进行,周总理亲自去机场迎接参加联大会议回来的小平同志。

此时的总理身体病症已经十分严重,毛主席打电话给周总理:“四届人大,小平同志当第一副总理,让小平同志接替你的工作。”

在第四届人大会议上,周总理表示了对工作能力的认可:“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

小平同志主持工作后,国内的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全方位的卓越成效。

同志

而毛主席于1976年元旦发表的两篇诗词,虽周总理听后一笑,但小平同志却陷入了沉思。

是因为发表在诗词前的一篇社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看着毛主席颤巍的字迹签名,小平同志只是沉思状,至于思考着什么,旁人不得而知。

再之后便是周总理去世,毛主席亲自钦点小平同志作为周总理追悼会的致词人。

同志

1976年1月15日,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并且是以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而面对手中的悼词,小平同志又加上了一句:“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短短十六个字,却尽显周总理对毛主席工作的支持,也诉尽了周总理想说却再也不得不说的话。

八个月后,毛主席与世长辞。终年83岁。

毛主席同周总理一样,两位领袖日理万机,总是将工作放置一位,将身体放在后位,长此以往,身体便积下了病症。

1971年,毛主席便落下了老年病。

1972年,毛主席的肺心病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只能倚靠沙发睡觉,咳嗽也是越来越严重,甚至自己不知不觉陷入昏睡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

尼克松与毛主席

1972年的2月中旬,毛主席的下肢已经开始浮肿,直到尼克松访华之际,毛主席才能够小范围地下地行走。

但到了1972年的下半年,毛主席的视力开始越来越弱,甚至报纸上的一些大字都有些看不清楚,握笔的手也不禁打起了哆嗦。

1973年的夏末秋初,正是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党的十次代表大会的时节 ,当时的毛主席已经无法下地行走,医护人员更是在厅堂的地下室设立了一个随时可应急的供氧中心。

幸好,主席在主持大会期间并未出现缺氧的情况,散会时还是在别人的搀扶下站起来鼓掌,而当时出席的大多数代表并不清楚毛主席已经病体沉重。

毛主席

1974年,毛主席已经出现了白内障的现象,甚至医生几次检测为运动神经元症,此外经体检结果得知,毛主席还患有冠心病、右臂部褥疮和血含氧过低等病症。

但毛主席与周总理一样,总是以工作第一位为理由,直到1975年7月才同意进行白内障手术,只要病好便投入工作,病情也是反反复复。

甚至在1976年1月14日,周总理追悼会的前一天,小平同志送来的悼词草稿,主席都已经看不清其中的字迹了,只能依靠身旁的工作人员一字一句的念给自己听。

毛主席

就在周总理逝世不久,毛主席的病情也越发严重,甚至发生了两次心梗,尽管脱离了危险,但身体明显孱弱许多。

1976年9月2日,毛主席再次发生心肌梗塞,面积也有所扩大。

好在救治及时,不过好景不长,就在一星期后的9月8日,毛主席感到心脏不适,医生急忙将一枚氧气管放在主席的鼻口处,虽然几分钟后毛主席的呼吸恢复正常,但陷入了昏迷之中。

1976年9月9日凌晨10分,毛主席的心电监视器忽然变成了一条直线,随着监视器的声音响起,大家明白,我国又一位伟大的领袖与世长辞了。

毛主席与周总理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过:“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总理,中国的革命可能被烧毁,只剩一堆灰烬。”

两位伟大的领袖在1976年相继离开,令人哀叹。

两位伟人,一生心系党和人民,一生为人民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向两位领袖致敬,向两个伟大的革命家致敬。

“捷克事件”与周恩来的“六八”讲话

1968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捷克事件”。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的著名的“六八”讲话,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虽然事隔多年,但作为当时这个讲话的翻译,每当我回忆起当年参加讲话稿起草工作和为总理担任翻译的情景,仍感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1968年8月21日晨,我们外交部苏欧司的同志一上班,就听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苏联一夜之间大规模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西方通讯社这条开始还是笼统而模糊的消息,既使我们感到惊愕和突然,也不完全出乎意外。因为近半年来,由于捷克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干了一系列使苏联不顺心的事,甚至罢免了原忠实于苏联路线的诺沃提尼总统,使勃列日涅夫大为恼火,捷苏矛盾闹得沸沸扬扬。但是,苏联如此大动干戈,突然出兵占领一个国家,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震惊。

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消息报导,很快雪片似地飞来。身处捷克近旁的罗马尼亚,通过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给我们提供了最详尽的信息:就在8月20日半夜11点半,苏联用空降兵和坦克以闪电战突袭占领了捷克全境,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楼和大厦这些国家的中枢神经部门,同时控制了电台、通讯社,封锁了边界。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德队也从四面八方,几十万大军铺天盖地一齐侵入捷克。苏联还通过塔斯社发布消息,说苏是应“捷党政领导人的要求,并根据现有条约的义务”出兵捷克的。捷克中央主席团虽然揭穿了苏联的谎言,斥责苏联的行动“不但违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违反国际法原则”,但又露出一副软弱无能面孔,号召公民“保持冷静,不要抵抗”。可是捷克民众自发起来英勇反抗,组织总罢工、拆除路标、构筑街垒,妇女躺在街上阻挡苏联坦克前进,甚至焚烧坦克,把苏军士兵团团围住,同他们辩论,高喊“俄国人滚回去!”

与捷克毗邻的罗马尼亚,在兵临城下的危急中,急忙向中国求助,要求支持。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对中国说:现在罗马尼亚已处在战斗的最前线,决心拿起武器抵抗侵略,希望中国履行周恩来访罗时许下的支持罗的诺言。

苏联占领捷克事件一发生,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研究对策。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建议发表政府声明,配以《人民日报》专论,来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并草拟了《关于揭露和谴责苏联武装占领捷克的请示报告》。但是,就在这时,周总理从另一份外交部和对外友协关于庆祝罗马尼亚国庆24周年的联名请示中发现,正巧8月23日是罗马尼亚国庆,届时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将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总理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当即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在请示报告上批示,提高出席招待会的规格,把原来以郭沫若副委员长为首改为周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捷克事件的立场。同时,确定出席招待会的人数也由200人增加到300人,并有意增加了出席招待会的军方代表人数。

根据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立即成立了以乔冠华副部长为首、包括苏欧司副司长李连庆和捷克组张振第的讲话稿起草小组,投入了紧张的起草工作。乔冠华的办公室成了起草讲话稿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埋头奋战,直至深夜。经过通宵达旦的奋斗,22日起草小组终于拟就了讲话稿初稿。周总理看了初稿以后,亲自召集起草小组研究重写讲话稿。

22日晚,正当起草小组还在乔冠华办公室议论讲话稿时,总理秘书钱嘉东来电话通知起草小组到总理处开会,还特别交代张振第把捷克地图也带上。另外,让主管苏联问题的王钢华也一起去。

会议在小会议室举行。虽然时间已经十分紧迫,第二天就是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了,可是周总理仍然和往常一样沉着冷静,办公室充满了轻松愉快的工作气氛。起草小组在乔冠华带领下一走进会议室,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建国初期最早派往捷克的留学生并为他当过翻译的张振第,便问他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张振第回答说,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周总理转身对乔冠华说,外交部的干部政策太保守了,这么老的同志也没有提拔。周总理接着问,讲话稿是谁起草的?张振第说是乔冠华口授的。周总理批评乔冠华说,你太不放手了,应该让他们先写,然后你再改嘛!周总理又问起他十分关心的外交部运动和解放老干部的情况。最后,周总理把话题归结到了讲话稿问题上,具体交代了写讲话稿的主要精神和要点。周总理说,讲话要给世界人民敲响警钟。对美苏仍抱有幻想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训。另外,周总理要求讲话除批判苏联侵略和支持捷克人民反对外国占领外,还要鼓励罗马尼亚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必能胜利的信心。在讲话稿的格式上,周总理要求改掉讲话末尾为健康干杯的老框框,而代之以“美苏必败,人民必胜”的战斗口号。经过周总理这么一指点,起草小组几个人觉得豁然开朗。

根据周总理的部署,在内部做准备的同时,对外也作了相应准备。22日晚,按照周总理的指示,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把周总理将出席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就捷克事件发表讲话的消息,通知了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正巧这一天,杜马大使求见陈毅,受罗马尼亚党政领导的委托,向中国介绍罗马尼亚政府就捷克局势给苏、波、匈、保、德国五国政府的通知。陈毅在武成殿接见了他。杜马大使介绍了罗马尼亚政府在通知中指责五队占领捷克领土,干涉捷克内政。并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10万人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强烈地谴责了这一事件,说这是国际共运的最大耻辱,并且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保卫独立主权。陈毅听了高兴地说,你们准备保卫自己的独立主权。你们要有决心和信心,我们支持你们,你们能胜利!接着,陈毅批判了苏联的侵略。他说,我认为要谴责苏联的帝国主义行为。用武装占领一个小国,正如列宁说的,是社会帝国主义。如果说杜布切克投靠西方的话,那么第一个投靠西方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如果说杜布切克亲联邦德国,那么第一个亲联邦德国的是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同帝国主义勾结最厉害的也是他们;如果说要保卫社会主义,但首先丢掉社会主义的是赫鲁晓夫;说武装占领捷克是为了保卫捷克和平,恰恰相反,什么和平也没有了,发动了战争!然后,陈毅正式通知杜马大使说,明天是你们国庆,周恩来总理将出席你们的招待会,并准备讲话,表明我们的态度。杜马大使显然有点受宠若惊似地赶忙追问了一句:周恩来同志要来?陈毅进一步证实说:对,周总理要来,我也来,来向你们祝贺国庆。最后陈毅提醒说,苏联也可能会侵略罗马尼亚,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要准备,我们是有准备的。这时勇气倍增的杜马爽快回答说,我们也准备好了,我们是勇敢的。

22日半夜,起草小组从回来后,连夜奋战,按照周总理的口授,把讲话稿整理成文。23日上午,周总理看过讲话稿后,又作了精心修改。首先,增加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实际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侵略世界的头号帮凶”的段落。指出苏联侵略“是它长期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必然结果。”其次,对在遣词用字方面一些不确切和不恰当的地方,周总理作了纠正和调整。原来“狗急跳墙”,公然诉之于直接的武装侵略干涉一句,改成了“抛弃了‘马列主义’、‘国际主义’的一块遮羞布”,公然诉之于直接的武装侵略和干涉。后来,在“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前面又加上了“它的所谓”。这样一改,大大加强了讲话稿的政治份量,也更合乎总理的身分。原来是苏联害怕捷克摆脱它的控制会形成“连锁反应”,改成了“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既反映了霸权主义不可抗拒的颓败之势,也反映了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性。“用刺刀制造傀儡”改成“用枪炮制造傀儡”。原来是苏联的侵略比侵捷和美侵越“有过之而无不及”,改成了同他们“一模一样”。原来是对美苏仍抱有幻想的人们是一个“极其深刻、极其沉痛”的教训,删掉了过头的形容词“极其沉痛”。此外,讲话稿还鼓励罗马尼亚“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斗争”。删去了原来的“坚决支持罗马尼亚人民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一句,而比较含蓄地改成了“中国人民支持你们!”最后,周总理还把外来的干涉和侵略“是可以挫败的”,改为“是可以击败的”。虽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所有这些重要的改动和修辞斟酌,都是周总理在差不多两个钟头的短短时间里完成的。我们不禁为周总理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所深深叹服。

在招待会前仅剩的四、五个钟头里,稿子还要分送毛主席和当时中央领导审阅或核阅。其间,还要对付“”的刁难。先是陈伯达直接打电话给周总理提意见,然后姚文元又在稿子上批注某段“不够有力”。他还想越过周总理直接插手,批注“请主席定”。为了把稿子和活动安排定下来,周总理又亲自到毛主席处当面作了商议。

在我的翻译生涯中,这次翻译可说是最不同寻常的一次。翻译工作是同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同步进行的。由于讲话稿初稿被推翻,我的翻译稿也随之作废。后来,由于时间的紧迫,几乎是周总理每有一点改动,某个段落或某个词的变动,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随时就用一张条子传递给我。这样,传来一个条子,我也就跟着改一个条子去。因为讲话稿中有的词是引用列宁的话,原文是怎么说的,还要查原著。如“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关键性的词,其中的“社会”在外文原文里是单纯的“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两种译法都是存在的。这可不容有差错。查找原著就更增添了翻译时间的紧迫。去修改的条子多了,前后顺序也来不及整理,更不用说在上场之前起码通读一遍了。由于招待会的时间到了,我也就拿了这么一堆“杂乱稿纸”,匆匆离开办公室出发去罗马尼亚使馆了。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还交代说,到周总理讲话的时候,注意听,可能周总理临时还有改动,以周总理最后讲的为准。直到招待会开始后,我坐在周总理身后,一面翻译着周总理同杜马大使的谈话,一面抓住谈话的间隙时间整理翻译稿,总算把稿子的顺序理清了。

招待会前,我和外交部一部分工作人员赶在前面先到达罗马尼亚使馆,和杜马大使以及罗方担任翻译的公使衔参赞道洛班楚一起,在大使馆进门处等候周总理。罗马尼亚使馆所在的东郊民巷,两旁的古槐枝叶繁茂,树端相互搭连,形成浓密的树荫。树荫下汽车成行,摆满了整整一条街道。在大使馆古色古香的红墙隔壁,天主教堂高高的塔尖静静地矗立着,似乎也在等候着重要客人的来临。

这时,其余的应邀客人已陆续到达。人们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所以今天的到客率特别高。几百人熙熙攘攘,在绿草茵茵的草坪上人头簇拥,三五成群,围着一张张摆满各种食品点心的小圆桌聚谈。苏联东欧的使节们和往常一样,总是聚成一个小团团,围在一起。苏联似乎当仁不让地以集团首领自居,显得特别活跃,东欧国家使节也看他的眼色行事。这时,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官,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猜测中国哪位领导人将是今天的主宾。

时近7点,周总理、陈毅和副总理的车队,来到了罗马尼亚使馆。汽车刚在路旁停住,周总理便下了汽车。我也紧跟了上去,履行我的翻译职责。周总理在同杜马大使握手时,热烈祝贺了罗马尼亚国庆。然后,在杜马大使的带领下,穿过鲜花盛开的花圃,径直走入屋后招待会会场,走上一个临时布置的主席台。已经先期到达的郭沫若副委员长和黄永胜总参谋长见周总理到来,立即起身迎接。会场上宾客们见到周总理亲自出席招待会,气氛顿时热烈活跃起来。入座后,杜马大使问周总理,事态将如何演变?周总理说,两个核大国,要实行核殖义,要重新瓜分世界。捷克事件就是一个标志。周总理充满信心地说,不管侵略军扶植什么样的傀儡政府,捷克人民都是不会停止抵抗的。杜马也附和说,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接着,周总理满怀乐观主义地说,坏事变成了好事,苏联的占领激起了人民的不满。不管怎样,火点起来了,这是可喜的。周总理满怀深情地鼓励罗马尼亚人民说,你们现在处境困难,只要决心抵抗,号召人民,就有希望,他要动手就得考虑考虑。

这时,杜马大使请周总理允许他讲几句话。杜马大使在讲话中指责了苏联武装进人捷克,严重侵犯了一个民族的主权。杜马讲完话后,就请周总理讲话。周总理以稳健的步伐走向麦克风,会场立刻一片沉静,所有人的目光投向了周总理。周总理仅仅2000字的精辟讲话,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最新国际事态的基本立场,强烈谴责了苏联的侵略,坚决支持捷克人民反抗占领的英勇斗争,支持罗马尼亚捍卫独立主权的斗争。全场人的情绪都随着周总理讲话的抑扬顿挫而起伏。我遵循着翻译工作“信、达、雅”的原则,力求把翻译稿念得有声有色。当周总理以铿锵有力的声调谴责苏联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时,全场屏息凝气,情绪紧张到了极点。果然不出周总理所料,这时苏联再也沉不住气了,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出了会场。接着德国、匈、波、保的使节也尾随退了场。本来已经响起来的鼓掌声,随着他们的退场愈加响亮起来。周总理最后以高昂的嗓音喊出的“美苏必败!人民必胜!”的口号,更把全场的引向了高潮,掌声经久不息。周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回到了座位,对杜马说,谢谢你给我提供了讲话的机会。杜马感激万分地说,你们的支持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周总理进一步鼓励说,主要还是靠你们,靠你们的决心,依靠人民,坚持斗争。你们能表示独立自主的态度,抵抗侵略和干涉是很可贵的,我们支持。

周总理的讲话立即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迅速传遍亚、欧、美各大洲。沉重打击了苏联霸权主义,支持了捷克人民反对外国占领的正义斗争,声援了罗马尼亚保卫独立主权的斗争。对此,苏联一方面骂中国“以导师自居,支持捷克的主义,想让社会主义各国互相冲突”;另一方面又对周总理讲话严密封锁,一切传媒噤若寒蝉,不透一点信息。但是,在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周总理讲话像迅雷般立即传遍全境,人们欣喜地奔走相告。中国驻捷克使馆的来信来访,应接不暇。有的人在电话里说:“感谢中国对苏联法西斯表示严正立场”。一位捷克外交官说,“现在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向我们开枪了!只有中国才能给我们以有力的援助。”甚至去莫斯科订立城下之盟的捷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也说,“周恩来讲话对我们在莫斯科谈判帮助很大,他发表讲话正是时候,也真有份量!”周总理讲话传到古巴,一位名叫彼德罗的古巴人说,中国党的观点非常鲜明正确,论据充足,无可辩驳,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非常确切。在罗马尼亚,周总理讲话的第二天,总统和总理专门通过杜马大使向陈毅副总理表示感谢,并要求尽快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毛雷尔总理说,周总理的声明是罗马尼亚在最重要的时刻,得到的最重要支持。勒杜列斯库副总理说,“现在愈来愈多的人敬佩的远见卓识,思想的路线胜利万岁!”一位群众来信说,我的祖国处在危急的时刻,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罗马尼亚人不在说,我们是同中国兄弟在一起的。罗马尼亚首都43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名写信给中国大使馆说,“中国对罗马尼亚人民的支持,使苏联的罪恶企图破产了!患难见知己,你们就是这样被证明是我们的朋友!”

8月24日清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门前的橱窗上,出现了一束无名人士放置的鲜艳花朵,在晨曦微风中频频点头,散发出无比的芬芳。这束鲜花,是中罗人民战斗友谊之花,也是世界人民对中国正义之举的感谢之花!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捷克事件”与周恩来的“六八”讲话

1968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捷克事件”。对此,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的著名的“六八”讲话,已经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文献。虽然事隔多年,但作为当时这个讲话的翻译,每当我回忆起当年参加讲话稿起草工作和为总理担任翻译的情景,仍感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1968年8月21日晨,我们外交部苏欧司的同志一上班,就听到了一条爆炸性的消息:苏联一夜之间大规模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西方通讯社这条开始还是笼统而模糊的消息,既使我们感到惊愕和突然,也不完全出乎意外。因为近半年来,由于捷克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干了一系列使苏联不顺心的事,甚至罢免了原忠实于苏联路线的诺沃提尼总统,使勃列日涅夫大为恼火,捷苏矛盾闹得沸沸扬扬。但是,苏联如此大动干戈,突然出兵占领一个国家,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震惊。

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消息报导,很快雪片似地飞来。身处捷克近旁的罗马尼亚,通过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给我们提供了最详尽的信息:就在8月20日半夜11点半,苏联用空降兵和坦克以闪电战突袭占领了捷克全境,包围了总统府、政府大楼和大厦这些国家的中枢神经部门,同时控制了电台、通讯社,封锁了边界。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德队也从四面八方,几十万大军铺天盖地一齐侵入捷克。苏联还通过塔斯社发布消息,说苏是应“捷党政领导人的要求,并根据现有条约的义务”出兵捷克的。捷克中央主席团虽然揭穿了苏联的谎言,斥责苏联的行动“不但违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违反国际法原则”,但又露出一副软弱无能面孔,号召公民“保持冷静,不要抵抗”。可是捷克民众自发起来英勇反抗,组织总罢工、拆除路标、构筑街垒,妇女躺在街上阻挡苏联坦克前进,甚至焚烧坦克,把苏军士兵团团围住,同他们辩论,高喊“俄国人滚回去!”

与捷克毗邻的罗马尼亚,在兵临城下的危急中,急忙向中国求助,要求支持。波德纳拉希第一副总理对中国说:现在罗马尼亚已处在战斗的最前线,决心拿起武器抵抗侵略,希望中国履行周恩来访罗时许下的支持罗的诺言。

苏联占领捷克事件一发生,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研究对策。当时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建议发表政府声明,配以《人民日报》专论,来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态度,并草拟了《关于揭露和谴责苏联武装占领捷克的请示报告》。但是,就在这时,周总理从另一份外交部和对外友协关于庆祝罗马尼亚国庆24周年的联名请示中发现,正巧8月23日是罗马尼亚国庆,届时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将举行国庆招待会。周总理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当即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在请示报告上批示,提高出席招待会的规格,把原来以郭沫若副委员长为首改为周总理亲自出席并发表讲话,阐述中国对捷克事件的立场。同时,确定出席招待会的人数也由200人增加到300人,并有意增加了出席招待会的军方代表人数。

根据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立即成立了以乔冠华副部长为首、包括苏欧司副司长李连庆和捷克组张振第的讲话稿起草小组,投入了紧张的起草工作。乔冠华的办公室成了起草讲话稿的地方,大家在这里埋头奋战,直至深夜。经过通宵达旦的奋斗,22日起草小组终于拟就了讲话稿初稿。周总理看了初稿以后,亲自召集起草小组研究重写讲话稿。

22日晚,正当起草小组还在乔冠华办公室议论讲话稿时,总理秘书钱嘉东来电话通知起草小组到总理处开会,还特别交代张振第把捷克地图也带上。另外,让主管苏联问题的王钢华也一起去。

会议在小会议室举行。虽然时间已经十分紧迫,第二天就是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了,可是周总理仍然和往常一样沉着冷静,办公室充满了轻松愉快的工作气氛。起草小组在乔冠华带领下一走进会议室,周总理一眼就认出了建国初期最早派往捷克的留学生并为他当过翻译的张振第,便问他现在担任什么职务?张振第回答说,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周总理转身对乔冠华说,外交部的干部政策太保守了,这么老的同志也没有提拔。周总理接着问,讲话稿是谁起草的?张振第说是乔冠华口授的。周总理批评乔冠华说,你太不放手了,应该让他们先写,然后你再改嘛!周总理又问起他十分关心的外交部运动和解放老干部的情况。最后,周总理把话题归结到了讲话稿问题上,具体交代了写讲话稿的主要精神和要点。周总理说,讲话要给世界人民敲响警钟。对美苏仍抱有幻想的人们来说,这是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训。另外,周总理要求讲话除批判苏联侵略和支持捷克人民反对外国占领外,还要鼓励罗马尼亚依靠群众、坚持斗争、必能胜利的信心。在讲话稿的格式上,周总理要求改掉讲话末尾为健康干杯的老框框,而代之以“美苏必败,人民必胜”的战斗口号。经过周总理这么一指点,起草小组几个人觉得豁然开朗。

根据周总理的部署,在内部做准备的同时,对外也作了相应准备。22日晚,按照周总理的指示,陈毅副总理兼外长把周总理将出席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就捷克事件发表讲话的消息,通知了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正巧这一天,杜马大使求见陈毅,受罗马尼亚党政领导的委托,向中国介绍罗马尼亚政府就捷克局势给苏、波、匈、保、德国五国政府的通知。陈毅在武成殿接见了他。杜马大使介绍了罗马尼亚政府在通知中指责五队占领捷克领土,干涉捷克内政。并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10万人群众大会,齐奥塞斯库强烈地谴责了这一事件,说这是国际共运的最大耻辱,并且宣布采取一系列措施,准备保卫独立主权。陈毅听了高兴地说,你们准备保卫自己的独立主权。你们要有决心和信心,我们支持你们,你们能胜利!接着,陈毅批判了苏联的侵略。他说,我认为要谴责苏联的帝国主义行为。用武装占领一个小国,正如列宁说的,是社会帝国主义。如果说杜布切克投靠西方的话,那么第一个投靠西方的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如果说杜布切克亲联邦德国,那么第一个亲联邦德国的是赫鲁晓夫和他的追随者,同帝国主义勾结最厉害的也是他们;如果说要保卫社会主义,但首先丢掉社会主义的是赫鲁晓夫;说武装占领捷克是为了保卫捷克和平,恰恰相反,什么和平也没有了,发动了战争!然后,陈毅正式通知杜马大使说,明天是你们国庆,周恩来总理将出席你们的招待会,并准备讲话,表明我们的态度。杜马大使显然有点受宠若惊似地赶忙追问了一句:周恩来同志要来?陈毅进一步证实说:对,周总理要来,我也来,来向你们祝贺国庆。最后陈毅提醒说,苏联也可能会侵略罗马尼亚,要犯更大的错误,你们要准备,我们是有准备的。这时勇气倍增的杜马爽快回答说,我们也准备好了,我们是勇敢的。

22日半夜,起草小组从回来后,连夜奋战,按照周总理的口授,把讲话稿整理成文。23日上午,周总理看过讲话稿后,又作了精心修改。首先,增加了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实际早已成为美帝侵略越南、侵略世界的头号帮凶”的段落。指出苏联侵略“是它长期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必然结果。”其次,对在遣词用字方面一些不确切和不恰当的地方,周总理作了纠正和调整。原来“狗急跳墙”,公然诉之于直接的武装侵略干涉一句,改成了“抛弃了‘马列主义’、‘国际主义’的一块遮羞布”,公然诉之于直接的武装侵略和干涉。后来,在“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前面又加上了“它的所谓”。这样一改,大大加强了讲话稿的政治份量,也更合乎总理的身分。原来是苏联害怕捷克摆脱它的控制会形成“连锁反应”,改成了“不可收拾的连锁反应”,既反映了霸权主义不可抗拒的颓败之势,也反映了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性。“用刺刀制造傀儡”改成“用枪炮制造傀儡”。原来是苏联的侵略比侵捷和美侵越“有过之而无不及”,改成了同他们“一模一样”。原来是对美苏仍抱有幻想的人们是一个“极其深刻、极其沉痛”的教训,删掉了过头的形容词“极其沉痛”。此外,讲话稿还鼓励罗马尼亚“依靠人民群众,坚持斗争”。删去了原来的“坚决支持罗马尼亚人民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一句,而比较含蓄地改成了“中国人民支持你们!”最后,周总理还把外来的干涉和侵略“是可以挫败的”,改为“是可以击败的”。虽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所有这些重要的改动和修辞斟酌,都是周总理在差不多两个钟头的短短时间里完成的。我们不禁为周总理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所深深叹服。

在招待会前仅剩的四、五个钟头里,稿子还要分送毛主席和当时中央领导审阅或核阅。其间,还要对付“”的刁难。先是陈伯达直接打电话给周总理提意见,然后姚文元又在稿子上批注某段“不够有力”。他还想越过周总理直接插手,批注“请主席定”。为了把稿子和活动安排定下来,周总理又亲自到毛主席处当面作了商议。

在我的翻译生涯中,这次翻译可说是最不同寻常的一次。翻译工作是同讲话稿的起草工作同步进行的。由于讲话稿初稿被推翻,我的翻译稿也随之作废。后来,由于时间的紧迫,几乎是周总理每有一点改动,某个段落或某个词的变动,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随时就用一张条子传递给我。这样,传来一个条子,我也就跟着改一个条子去。因为讲话稿中有的词是引用列宁的话,原文是怎么说的,还要查原著。如“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关键性的词,其中的“社会”在外文原文里是单纯的“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两种译法都是存在的。这可不容有差错。查找原著就更增添了翻译时间的紧迫。去修改的条子多了,前后顺序也来不及整理,更不用说在上场之前起码通读一遍了。由于招待会的时间到了,我也就拿了这么一堆“杂乱稿纸”,匆匆离开办公室出发去罗马尼亚使馆了。外交部办公厅值班室还交代说,到周总理讲话的时候,注意听,可能周总理临时还有改动,以周总理最后讲的为准。直到招待会开始后,我坐在周总理身后,一面翻译着周总理同杜马大使的谈话,一面抓住谈话的间隙时间整理翻译稿,总算把稿子的顺序理清了。

招待会前,我和外交部一部分工作人员赶在前面先到达罗马尼亚使馆,和杜马大使以及罗方担任翻译的公使衔参赞道洛班楚一起,在大使馆进门处等候周总理。罗马尼亚使馆所在的东郊民巷,两旁的古槐枝叶繁茂,树端相互搭连,形成浓密的树荫。树荫下汽车成行,摆满了整整一条街道。在大使馆古色古香的红墙隔壁,天主教堂高高的塔尖静静地矗立着,似乎也在等候着重要客人的来临。

这时,其余的应邀客人已陆续到达。人们似乎预感到要发生什么大事,所以今天的到客率特别高。几百人熙熙攘攘,在绿草茵茵的草坪上人头簇拥,三五成群,围着一张张摆满各种食品点心的小圆桌聚谈。苏联东欧的使节们和往常一样,总是聚成一个小团团,围在一起。苏联似乎当仁不让地以集团首领自居,显得特别活跃,东欧国家使节也看他的眼色行事。这时,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官,都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猜测中国哪位领导人将是今天的主宾。

时近7点,周总理、陈毅和副总理的车队,来到了罗马尼亚使馆。汽车刚在路旁停住,周总理便下了汽车。我也紧跟了上去,履行我的翻译职责。周总理在同杜马大使握手时,热烈祝贺了罗马尼亚国庆。然后,在杜马大使的带领下,穿过鲜花盛开的花圃,径直走入屋后招待会会场,走上一个临时布置的主席台。已经先期到达的郭沫若副委员长和黄永胜总参谋长见周总理到来,立即起身迎接。会场上宾客们见到周总理亲自出席招待会,气氛顿时热烈活跃起来。入座后,杜马大使问周总理,事态将如何演变?周总理说,两个核大国,要实行核殖义,要重新瓜分世界。捷克事件就是一个标志。周总理充满信心地说,不管侵略军扶植什么样的傀儡政府,捷克人民都是不会停止抵抗的。杜马也附和说,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接着,周总理满怀乐观主义地说,坏事变成了好事,苏联的占领激起了人民的不满。不管怎样,火点起来了,这是可喜的。周总理满怀深情地鼓励罗马尼亚人民说,你们现在处境困难,只要决心抵抗,号召人民,就有希望,他要动手就得考虑考虑。

这时,杜马大使请周总理允许他讲几句话。杜马大使在讲话中指责了苏联武装进人捷克,严重侵犯了一个民族的主权。杜马讲完话后,就请周总理讲话。周总理以稳健的步伐走向麦克风,会场立刻一片沉静,所有人的目光投向了周总理。周总理仅仅2000字的精辟讲话,表达了中国政府对最新国际事态的基本立场,强烈谴责了苏联的侵略,坚决支持捷克人民反抗占领的英勇斗争,支持罗马尼亚捍卫独立主权的斗争。全场人的情绪都随着周总理讲话的抑扬顿挫而起伏。我遵循着翻译工作“信、达、雅”的原则,力求把翻译稿念得有声有色。当周总理以铿锵有力的声调谴责苏联早已堕落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时,全场屏息凝气,情绪紧张到了极点。果然不出周总理所料,这时苏联再也沉不住气了,在众目睽睽之下退出了会场。接着德国、匈、波、保的使节也尾随退了场。本来已经响起来的鼓掌声,随着他们的退场愈加响亮起来。周总理最后以高昂的嗓音喊出的“美苏必败!人民必胜!”的口号,更把全场的引向了高潮,掌声经久不息。周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回到了座位,对杜马说,谢谢你给我提供了讲话的机会。杜马感激万分地说,你们的支持是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周总理进一步鼓励说,主要还是靠你们,靠你们的决心,依靠人民,坚持斗争。你们能表示独立自主的态度,抵抗侵略和干涉是很可贵的,我们支持。

周总理的讲话立即在全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迅速传遍亚、欧、美各大洲。沉重打击了苏联霸权主义,支持了捷克人民反对外国占领的正义斗争,声援了罗马尼亚保卫独立主权的斗争。对此,苏联一方面骂中国“以导师自居,支持捷克的主义,想让社会主义各国互相冲突”;另一方面又对周总理讲话严密封锁,一切传媒噤若寒蝉,不透一点信息。但是,在捷克、罗马尼亚等国周总理讲话像迅雷般立即传遍全境,人们欣喜地奔走相告。中国驻捷克使馆的来信来访,应接不暇。有的人在电话里说:“感谢中国对苏联法西斯表示严正立场”。一位捷克外交官说,“现在我们的朋友和兄弟向我们开枪了!只有中国才能给我们以有力的援助。”甚至去莫斯科订立城下之盟的捷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也说,“周恩来讲话对我们在莫斯科谈判帮助很大,他发表讲话正是时候,也真有份量!”周总理讲话传到古巴,一位名叫彼德罗的古巴人说,中国党的观点非常鲜明正确,论据充足,无可辩驳,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非常确切。在罗马尼亚,周总理讲话的第二天,总统和总理专门通过杜马大使向陈毅副总理表示感谢,并要求尽快同中国领导人会晤。毛雷尔总理说,周总理的声明是罗马尼亚在最重要的时刻,得到的最重要支持。勒杜列斯库副总理说,“现在愈来愈多的人敬佩的远见卓识,思想的路线胜利万岁!”一位群众来信说,我的祖国处在危急的时刻,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现在没有一个罗马尼亚人不在说,我们是同中国兄弟在一起的。罗马尼亚首都43名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名写信给中国大使馆说,“中国对罗马尼亚人民的支持,使苏联的罪恶企图破产了!患难见知己,你们就是这样被证明是我们的朋友!”

8月24日清晨,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门前的橱窗上,出现了一束无名人士放置的鲜艳花朵,在晨曦微风中频频点头,散发出无比的芬芳。这束鲜花,是中罗人民战斗友谊之花,也是世界人民对中国正义之举的感谢之花!

(摘自:欧阳淞 曲青山主编:《红色往事:党史人物忆党史》,济南出版社)

“4.25”事件 谎言与真相

1999年4月25日,来自全国部分省、市的1万多名“”人员,突然聚集,向党和政府施压。事件的发生,严重干扰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的正常工作,扰乱了首都的社会秩序,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4·25”“”围住,图源:新华社

事件发生后,“”头目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矢口否认自己参与了非法聚集事件,置弟子于违法犯罪之险地,自己却逍遥于境外。大量事实证明,不但参与了,而且是事件的主谋。

一向自称“”的,在“4·25”事件发生后,前后不一的说辞,确凿无疑地表明那不过是他为骗取人们信任的鬼话。

“4·25”事件,印证满嘴谎言

事件发生后,5月2日,在悉尼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称:“事先我是一点都不知道,我当时正在从美国来澳洲的路上。”当他到过北京的证据摆在眼前时,他又改口:“我当时是去澳洲的路上在北京转机,也根本不知道北京出了什么事就离开了”(《我的一点声明》)。随着事实的不断披露,这一谎言再度被戳穿后,他又改口说在北京只停留了一天,但“没有与任何人接触”。

事实却是,的出入境记录显示,他是从4月22日17时10分乘坐美国西北航空公司NW087次航班,从纽约飞到北京的;4月24日13时30分搭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CA109次航班离境赴香港;4月26日搭乘国泰航空公司CX103次航班,从香港飞往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是一天,而是前后跨了三天,共44个小时。

的谎言一次次被事实戳穿。他隐藏在这些谎言背后的违法犯罪阴谋活动,已经清楚地浮现出来。

“4·25”事件,“”骨干确证阴谋

“4·25”事件发生后,虽然竭力否认自己的指挥参与,但亲历此事件的“”核心骨干却十分清楚。

——“研究会”副会长王治文说:“大概在4月22号吧,就(从国外)回来了。”王治文接着说,“我跟纪烈武就(天津)这件事也谈过,4月22号,我们就这个事再商量商量,他(纪烈武)也没多说,就去了家,这才知道回来了。”

“(4月22号)当我讲完(天津)这些情况后,也想听听()他的一些事情,他的一个决定吧。”王治文继续说,“当然(‘4·25’)这件事情最后也是由()他来决定的,别人谁也定不了这个事情!”

王治文肯定说,“是什么时候走的那里我并不知道,以后听说是4月24号走的。大概是啊,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时候走的。因为我以后就汇报一次情况,就和他没有再见面。”

——李昌原“研究会”在中国境内的直接负责人,在《对“”邪教的认识与反思》的一书中揭露说:“为遮盖其敛财动机,宣称他对金钱没有兴趣……事实上,他以各种手段敛财,偷逃税款,盘剥‘’练习者的血汗钱,并在国内外有巨额存款和洋房、汽车等非法所得。”“我算起来也得有万八千的搭进去。”

4月23日上午,把“研究会”的核心骨干李昌、纪烈武等人召到他的住处,密谋策划把天津的事情闹大,把火烧到北京。李昌和纪烈武在会上说:“天津的事情不能找北京哪个部门,要找中央和国务院。”当即说:“到北京去!”“要去中央,去国务院!”针对“4·25”事件,研究如何组织各地“”练习者到北京上访,向中央施加压力,李昌说:“这件事由我来办”。

2006年9月,回首那段历史时,李昌表示:“我得承担责任!”

▲“”邪教组织原骨干李昌

——纪烈武,原“”邪教组织骨干。纪烈武说:“当时让李昌去组织这件事情,给大家打招呼。”“李昌按照这个意思,4月23号上午见的,下午就召集了北京市的辅导员,通报了一下情况。”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还为围攻的活动制定了一个策略:不能用“研究会”和辅导总站的名义去做这些事情,要把普通练习者推到闹事的第一线。他要李昌、王治文、纪烈武等人去具体组织、落实。“4·25”非法聚集的计划,就这样在亲自密谋策划后定了下来。

4月24号。“想去香港嘛,当时我上午就送他去机场了。”纪烈武说,“当时讲去的时候不要出面,不要以()研究会的人组织,好像有人在组织这件事一样。大家自愿的去,他的意思就是大家每个人都有这个愿望,都想反映情况。当时是这么个想法。”

——原“研究会”骨干人物姚洁称,从1998年5月27日至6月1日期间,“”在京骨干分子就在的遥控指挥下为围攻北京电视台先后开过六次会议,密谋策划、部署和行动。姚洁说:“李昌说学员要去电视台,这是一个给大家提高层次的机会,在会上李昌又布置以紫竹院地区为主。当时还决定,由哪个辅导站和城区的学员去,以及由谁来通知等。第二天早晨刚刚八点钟,北京电视台门前便聚集了400多名‘’学员。”

越是阴谋,就越是害怕阳光。“”核心骨干的揭露,清楚地表明的险恶用心,他就是要把“”信徒作为棋子,妄图把中国政治稳定的局面搞乱,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在北京的这段时间里,他的全部心思都用在了策划、组织“4·25”非法聚集活动上。他在悉尼对记者一本正经地说什么“只在北京停留一天”“没与任何人接触”等等,完全是一派胡言。

“4·25”事件,境外媒体、专家确证“”是邪教

新闻报道需要真实性、准确性,其报道的新闻事件必须是客观、真实,时间、地点、人名、数据等,必须准确无误。

早在1999年“4·25”事件之前,境外一些媒体在就曾对“”的邪教本质做过有力的揭露。香港《信报》1997年3月26日刊文《正邪之分》指出,“”“传播魔说”,“自称如来现世”。这正是邪教的特点,“无限夸大其法的功能与效力,无限夸大其教主的潜力与权威”。《香港佛教》1998年7月刊文说,“”是一种颇具宗教性的民间邪教。 

在“4·25”事件后,不少境外媒体刊文指出“”的邪教本质。瑞士卢塞恩宗教咨询中心马丁·沙伊格德神甫说,他在认真研读了德文版的《》一书后得出结论:“”是邪教。是通过所谓的“练功”去控制人们的心灵,达到对他这个“教主”绝对服从的目的。法国《费加罗报》1999年7月23日载文说,就像他在其他派别中的同行一样,并不真正是一个主张自由宽容的人;“”要求其信徒绝对盲从,绝对忠诚于大师。泰国《曼谷日报》1999年8月9日发表社论说,是“江湖骗子”,“”“祸国殃民”。坦桑尼亚《每日新闻》1999年8月8日刊文说,“”宣传迷信和歪理,蒙骗群众,用种种欺骗手段聚敛钱财,劝人生病不吃药致使许多人死亡,它是一个邪教组织。

上世纪20年代,西方新闻界就提出“社会责任论”,认为媒体要对社会负责,其新闻报道应是客观、真实。然而,现实中,美西方有些媒体出于意识形态需要,攻击我国取缔“”,是西化、分化我国的需要,违背了他们自己主张的“客观、真实”原则。即便如此,境外一些媒体对“”的揭露是符合“客观、真实”的原则,体现了他们的社会责任。

对于“4·25”事件,美国著名反邪教专家瑞克·罗斯先生认为这是“”组织越来越倾向于暴力的一个集中体现,“震惊于‘’的蛮横无理及其组织能力”和基于对历史上邪教造成的危害,中国政府取缔“”是合情合理的。

“4·25”事件,众多信徒认清“”邪教本质

在的歪理邪说的欺骗下,“”信徒身心受到极大损害,有的患病拒绝打针吃药,贻误治疗导致死亡;有的走火入魔,精神失常,有的上吊、跳楼、跳井、自残,有的甚至用残忍手段杀害他人,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人员陈福兆毒死16人及用来投毒的灭鼠药

“4·25”事件发生后,许多“”信徒认清“”的邪教本质,看清的丑恶面目,纷纷与“”邪教彻底决裂。

——北京市西城区的原“”信徒柯亮,曾是“”“4·25”事件的联络员,其家是“”组织实施“4·25”事件的现场联络点。在单位和社区的帮助挽救下,柯亮幡然醒悟。他说:指挥我们这些“”习练者,采取非法聚集围攻国家政府机关的行为,是妄图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大暴露。非法聚集围攻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在国际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虽然多次表示“不参与政治”“不反对政府”“不投靠任何政治势力”。但其所作所为表明,及其“”组织已经沦为危害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的邪恶政治势力。我现在终于认识到,自己和家庭竟然成为及其“”邪教组织利用的工具。我也彻底明白了,“圆满”,实际上就是给我们这些“”们设置的陷阱,就是个大骗子!(凯风网《我家是“4·25”事件的现场联络点》2017年04月21日)

——家住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的李雪军,曾跟随到山东、天津、广东、河南、四川等多地举办“”学习班,并在台上演示“”动作。“4·25”事件发生后,李雪军如是说:“当时有两名给我打了电话,我就抱着看看的态度也去了。事后听说,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没有组织‘4·25事件’,他不知情。其实大多数的‘’练习者心里都非常清楚,如果不点头同意的话,‘研究会’的王治文、李昌、姚洁、纪烈武等人,是绝对不敢私自做主,让上万人去围攻。”“如今,还有许多‘’们把看成是‘神’,看成是‘宇宙主佛’,其实,通过那些年我与的交往经历看,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凡人,一个喜欢钱财、喜欢名利的人,一个以气功为基础创设‘’邪教组织的邪教教主。”(凯风网《李雪军:我所认识的》2016年04月19日)

——周逸鸿,女,原就职于某商业银行总行,任会计,曾于2007年初开始修练“”。放弃“”后的周逸鸿表示:“事实证据表明,‘4·25’事件前夕,亲赴北京,并在幕后指挥和策划了‘4·25’事件,该真相被媒体披露后,难自圆其说,所以才有三次在公众媒体面前的说法都不一样,这是他为了掩盖真相而撒谎,这种作法哪有一点“主佛”的威严?”(凯风网《心的觉醒》2013年06月09日)

——王瑞香,家住北京市平谷区的原“”信徒,曾经参加过“4·25事件”。认清“”邪教本质后的王瑞香说:“‘’没有组织,是松散管理?完全是骗人的!‘’不但有组织,而且还是秘密的。”“‘4·25’事件,是一手策划并操纵的。他在4月23日、24日已经来到了北京,并和研究会李昌等人在一起,可是他却说是在去澳洲的路上知道的,这就是所谓的‘真’吗?”“是中央所在的地方,那么多人围攻,不阻碍交通吗?不干扰商店生意、居民生活吗?这就是所谓的‘善’吗?”“叫练功人去围攻,这就是所谓的‘忍’吗?”“从这些事情上看,极为‘不真’‘不善’‘不忍’,我们‘’练习者也做得‘不真’‘不善’‘不忍’。”(凯风网《王瑞香:清醒之后再看“”》2013年08月20日)

4·25”事件揭穿了的几多谎言!注定成为在世人面前自曝其丑的“耻辱日”。

“4·25”事件是和“”邪教的一次大暴露,由此,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取缔“”非法组织,对触犯法律的有关人员进行查处,挽救、教育、团结广大被蛊惑蒙蔽的练习者的一场活动。经过这场斗争,社会各界对“”邪教的本质和危害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处理邪教的法律政策更加完善,社会各界人士受到了一次防范和抵御邪教的良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