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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作为我国长度最长、流域面积最大和水量最充沛的河流，孕育了古老灿烂的华夏文明，滋养了两岸的亿兆斯民。但长江历来也是我国水患灾害不断，杀戮无数的一条暴虐泛滥之河；可以说，文字记载中长江流域的发展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人与江水较量的历史。
长江流域范围广阔、气候和地形多样，因而洪水在不同地段所表现的特点和造成的破坏不尽相同。在长江上游及其支流，由于江水从山区穿行而过，水患主要表现为来去迅疾的山洪爆发，破坏集中在河谷地带；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干流两侧都是地势低平、排水不畅的大片平原，洪水极易泛滥成灾，这里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洪泛区”，大水造成的影响也最为恶劣。因此，长江中下游、特别是刚出山的荆江“地上河”段，是长江水患的重中之重。
从历史演变看，长江洪水的变化可以分为几个不同阶段：1）东晋以前，长江流域人口稀少、沿江多为沼泽湿地，有充足空间供长江在汛期奔流，因此不存在洪水问题。2）从东晋至宋元，随着我国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大量人口迁入长江流域、导致长江洪灾的频率与严重程度逐渐提高，但还算不上是严重的大患。3）明清至，长江中下游平原几乎开发完毕，长江被束缚在江堤之内；加之水土流失严重，河床逐步抬高，突出表现就是在荆江“地上河”的形成；这一阶段长江洪灾进入高发期，屡次造成严重损失，到年间甚至发展到年年泛滥成灾的地步。4）建国后，随着环境保护和科技进步，长江水患破坏和人员伤亡明显减少，但洪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却迅速提升、同时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极端天气频发，洪灾的频率仍居高不下。
自长江有明确文字记录以来，大大小小的洪水数不胜数，特大的流域性洪水也有十余次，且基本都发生在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朝。而在所有洪水中，如果说洪水规模最浩大、破坏最严重的一次特大洪水，那莫过于1870农历庚午年7月发生的那场惊天大水。1870年长江特大洪水，后人也称为老庚午大水，不仅深刻改变了荆江两岸、洞庭湖区的水文地理特征，也对未来诸多水利工程建设起到了标志性的作用。下文将对1870年大水的形成、发展和洪灾破坏进行介绍和分析，感受150年前那场震天动地的灾厄。
（注：本文中时间引用古文的内容为农历、正文部分阿拉伯数字为公历、汉字数字及有特殊标注的为农历）
1、灾难序幕1870农历庚午年，也就是清同治九年，彼时的中华大地刚刚经历了两次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正步入洋务运动期间短暂的“同光中兴”。对古老陈腐的清帝国而言，这是一个难得的喘息之机。
然而，从1870年春夏之交开始，长江流域的春雨就绵绵不绝。在当年5月，两湖地区、特别是湖南开始降雨；随后降雨面积逐渐扩大，到6月上旬雨区几乎覆盖了南岭和长江之间的广阔地区。根据《再续行水金鉴》记载：江苏“ 五月微雨，或一二寸至七八寸及尺许”；此外江西余干、永新、余干、建昌、德安、瑞昌等地“五月上中两旬阴雨绵绵”；湖南资水安化等地也都“降大雨”。根据上述记载可知，5~6月江南及沿江地区的降雨虽然雨水不强，但是降雨范围广大、持续时间很长。
起初，连续一波波雨水并未引起大多数人注意，因为在长江多年水文观测史上，明显的春汛与主汛期洪水的大小并无直接联系；但当时间进入6月底，人们发现连绵的春雨不仅没有结束，甚至越下越大、最后索性直接转为梅雨时，汛情早已急转直下。
根据当时各地定期向朝廷奏报的雨水情况，长江中上游5~6月中旬期间大致有6轮明显的降雨过程；虽然受限于当时的条件，六轮雨水究竟有多大已不得而知，但根据宜昌、寸滩等地的水位标记和事后调查，5-6月间宜昌站洪峰流量达到20000立方米每秒左右、寸滩在12000左右，已经是梅雨期以外长江春雨季洪峰的较高水平。此外据《报湖南被水及查赈情形》一文中所述，“五月夏汛涨发，水虽淹至堤身.....未致被冲溃决”；《宜昌公安等州县被淹论筹款赈灾抚由》中“本年夏间，湖北大雨时行，江水陡涨，五月间汉水又发”。由此可见，1870年春夏季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的雨水应该是明显偏多的；进入6月后，多雨区域又进一步北拓至汉江流域。
本世纪的长江湖北宜昌段
经过前期持续多雨的铺垫，当时间来到6月底时，长江流域的底水已经比较丰沛，各干支流均出现了一定的汛情。尽管直到这时各地灾情还不算严重，但大自然却以这样“温水煮青蛙式”的持续降雨，正式拉开了1870年长江主汛期的序幕。
未完待续……“命运如同掌中的纹路，弯弯曲曲，终究握在自己手中。”这句话道出了人生运势的不可预测与个人努力的重要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和五行相结合，构成了一套独特的人生命运解读体系。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生肖马的朋友们，在五行的不同年份里，他们的命运如何绚烂如虹，福星如何照耀其人生旅途。
生于木年（比如甲午年）的马人，好比参天大树，根深叶茂。木象征着生长和发展，这样的马人通常精力旺盛，有着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强烈的上进心。他们如同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前途无量。在职场中，他们是敢于挑战、勇往直前的先锋；在生活中，他们是热情洋溢、乐观向上的好伙伴。木年马人的运势就像春天的绿芽，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转瞬间，我们看到火年（比如丙午年）的马人，恰如烈火中的凤凰，涅槃重生。火代表着热情和变革，火年的马人充满，追求创新。他们的人生充满色彩，总是能在困境中找到新的出路。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他们都能够点燃周围人的斗志，带领团队向着目标前进。火年马人的运势犹如盛夏的烈日，炽热而充满活力。
土年（比如戊午年）的马人，宛如沃土中的金矿，稳重而珍贵。土象征稳定和收获，土年的马人脚踏实地，勤奋耕耘。他们的每一步都坚实有力，为人诚实守信，深受朋友和同事的信任。在他们的字典里，没有放弃这个词。土年马人的运势就像秋天的果实，硕大而甘甜。
金年（比如庚午年）的马人，则是锋芒毕露的利剑，锐不可当。金代表着坚强和精确，金年的马人意志坚定，注重细节。他们在决策时冷静果断，执行时精准高效。在他们的领导下，团队往往能够取得卓越的成就。金年马人的运势就像冬日的阳光，清冷而明亮。
最后，我们来到了水年（比如壬午年）的马人，他们是潺潺流水，智慧与灵动并存。水象征着流动和变化，水年的马人思维敏捷，善于适应环境。他们能够灵活应对各种挑战，变通之中不失原则。在他们的世界里，总有源源不断的创意和灵感。水年马人的运势就像山间的溪流，细腻而不失坚韧。
每一位马年出生的朋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气质和命运。无论是木年的生机勃勃，火年的四射，土年的稳健厚重，金年的锐利精准，还是水年的灵动智慧，都是天地赋予你们的宝贵财富。愿你们在人生的旅途中，像马儿一样奔腾不息，越过障碍，奔向远方。
在此，我想对所有的马朋友说：愿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挑战，都能像骏马一样奋力奔腾，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愿你们的事业如日中天，健康如龙马精神，家庭和睦如意，幸福安康。让我们一起迎接每一个美好的明天，因为每一位马人，都是自己命运的驭马者。
辛未路旁土：
辛未是自己从本质上要形成的土，如果有火相生，再有木来助火旺又生土，命格成为水少、木重的格局，则主其人有小康的生活。由于辛的财就是木，假如命格中干上没有很多金，则更能主厚福。如果有辛未在命格中，最好有甲、乙、丙、丁天干相连，此时是不怕木多的。
性格与外观相反，虽然聪明、才智足够，但因行动力欠缺，个性消极，致走上理想主义，错失良机。早年多见辛苦，有动态多显事生。男命事职多阻，只恐经常无业；娶妻贤良，妻家有财，婚后财运转好。惜者！情缘外显和谐，内有暗忧之患，老年有孤独嫌疑。最宜加强六亲、朋友之情谊，并注意健康。女命难得良缘，为子女多劳苦；须防婚姻中途，先生之事业有危机发生之憾。双亲缘浅，兄弟不睦，朋友相处不好。性格唠叨，致人畏途；不免多见有孤单、寂寥。婚运差！纵见良机，却因消极而易失。女命对先生不能满足，与公婆不和，婚姻不理想。
★虽然聪明、才智足够；但，因行动力欠缺，个性消极，致走上理想主义，错失良机。
★早年多见辛苦，有动态多显事生。
★男命：事职多阻，只恐经常无业；娶妻贤良，妻家有财，婚后财运转好。惜者！情缘外显和谐，内有暗忧之患，老年有孤独嫌疑。最宜加强六亲、朋友之情谊，并注意健康。
★女命：难得良缘，为子女多劳苦；须防婚姻中途，先生之事业有危机发生之憾。
★双亲缘浅，兄弟不睦，朋友相处不好。
★性格唠叨，致人畏途；不免多见有孤单、寂寥。
★婚运差！纵见良机，却因消极而易失。
★女命：对先生不能满足，致婚破者有之。
路旁土纳音婚配表：男土女金--土金夫妻很姻缘、两口相爱至百年、内宅平安六畜福、生来女儿均团圆
男土女木--土木夫妻意不同、反眼无情相克冲、有食无儿克夫主、半世姻缘家财空
男土女水--土水夫妻定有兽、接到家中定有灾、妻离子散各东西、家中冷落财不来
男土女火--土火夫妻大昌吉、财粮不愁福寿长、儿女聪明生端正、富贵荣华好时光
男火女土--火土夫妻好相配、高官禄位眼前风、两人合来无克害、儿女聪明永富贵
男水女土--水土夫妻不久存、三六九五见瘟王、两命相克亦难过、别处他乡嫁别克
男木女土--土木夫妻本不宜、灾难疾病来侵之、两合相克各分散、一世孤单昼夜啼
男金女土--金土夫妻好姻缘、吃穿不愁福自然、子孙兴旺家富贵、福禄双全万万年
男土女土--双土夫妻好姻缘、共欢一世福双全、儿女聪明多兴旺、富贵荣华好家园
1644年，清军入关，占据北京后，清朝权贵内部就是否要迁都北京，还是仍旧退回关外产生过争执。
多尔衮认为“京师乃天下之根本”，执意迁都，但阿济格等人表示反对，认为满汉无法齐心，不如任取财富，满载而归。
多尔衮抬出了皇太极生前说过的话“若得北京，当即徒都，以图进取。”否定了阿济格，立即送出奏折给盛京的顺治。
顺治于当年九月甲辰日下午进入紫禁城，标志着清朝经营天下的正式开始。
在此之前，无论努尔哈赤还是皇太极即汗位之初，并不敢考虑入主中原。
努尔哈赤在1622年迁都辽阳之后，就认为“大业已成”，建立八王共治制度，以让子孙“大福永享”。皇太极则说得更明确：以山海关为界，以西归明朝，辽河以东归后金，各自立国。
《圣武纪》：昔我师既克广宁,时诸贝勒将帅咸请入山海关,我皇考以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而入处汉地,易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欲划山海关以西汉人制之,辽河以东我制之,满、汉各自为国,故军未入关而返,原无争主中原之心也。
这点，在他们子孙康熙的实录中也有记载：“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
什么原因让皇太极之后发生了转变，并影响了多尔衮等人呢？转变开始于1629年的己巳之役。
明朝崇祯二年（1629年）岁末，对大明帝国来说，新君即位二年，正锐意中兴，关内农民军还未燎原，关外后金已两年没有发动战事，似乎还算平静。
大变突然爆发，后金大汗皇太极率领十余万大军，不走寻常路，绕过山海关，借道蒙古，兵分三路从龙井关、大安口和洪山口突入长城。
史称“己巳之变”。
这是后金第一次入塞，之前他们闹得再凶，也只是局限于辽东，这次敢于大举入侵大明，原因何在？
表面原因似乎很简单——没吃的了。
这一年，关外发生严重饥荒，女真和蒙古都吃不上饭，
《清史稿·太宗本纪》：“是岁，大饥，斗米值银八两，银贱物贵，盗贼繁兴。”
然而深层原因，却远不止如此。从后金角度看，己巳之役是他们从政治到军事转变的开始，影响深远。
己巳之变破关地-龙井关
后金的发展路线在努尔哈赤时期，建州虽然通过战争手段统一了女真各部，又把势力扩展到辽东，但后金的本质还是部族统治，他们重视资源和财富，土地并不是最看重的。崇尚武力的满洲勇士认为，只要能打，哪里都是领土，随时能拿下。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后金社会从渔猎逐渐过渡到农耕，满洲贵族们的理念转变，却没有这么容易。
简而言之，之前后金出兵，以劫掠为目的，也就是一个“抢”字——“汉人闻我动兵，亦曰: ‘来抢我矣! ”。
抢可以抢一时，却很难抢一世，最好的参考就是邻居蒙古。
被朱元璋逐出中原后，蒙古各部落退回了游牧状态，也就失去了再争天下的资本。
退回游牧状态，蒙古各部落也恢复了之前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对明朝作战的目的，也就逐渐恢复到了最初的掠夺。
从明初到明朝中晚期，蒙古与明朝始终在边境不断交战，这些战事里，却多半是以小规模的蒙古部落抢掠为主。
就算举世震惊的土木堡之变和俺答汗兵临北京的庚戌之变，其最终目的也还是抢掠，也先俘虏了明英宗，也只是作为交换更多资源的人质。
蒙古各部落就算偶有强人出现，也并没有重新进入中原争霸的野心。更多的反而是彼此之间的互相争斗。
带来的结果，是部落的不断衰落，只能成为边患而不是心腹大患，再也没法对明朝统治构成实质性威胁。
这时强盛的后金，之前也类似蒙古，女真各部彼此竞争，互相仇杀也是常事，如果没有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他们也就是类似蒙古一样的边患，在明朝羁縻政策下，被不断扶持又被不断打压。
作为大汗的皇太极，必须考虑后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继续一条道抢到黑，还是改变思维模式，以求长远统治。
努尔哈赤很强，皇太极也很强，但能否超过他父亲，还有待证实。就算皇太极也和努尔哈赤一样强，那么后金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是否也能和他们的祖辈一样？
指望代代出强人显然是不现实的，更聪明的是在理念上动脑筋，也就是对制度进行改革，使之更适合后金的发展，才能保证已征服部落不生异心，更好地团结在八旗框架里，保证可持续发展。
己巳之役，皇太极率领后金军长途转战四个多月，收获了大量人口财富，缓解了后金的饥荒。
但相比经济上，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收获要重要得多，它决定了后金之后的发展路线。
皇太极的政治算盘皇太极是个高明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政治框架上，他首先要作出改变。
远征明朝腹地是后金历史上从来未有之事，诸多满洲贵族心中没底，皇太极要安抚他们，打消他们的疑虑，保证自己的威信。
十月二十日，军队已经出发半个多月，代善和莽古尔泰两大贝勒向皇太极发难，要求班师。
《清实录》：大军次喀喇沁之青城。大贝勒代善、莽古尔泰于途次私议，晚诣御幄，止诸贝勒大臣于外，不令入，密议班师。
皇太极的对策是利用其他贝勒请战的呼声，压制住了两大贝勒的班师要求——不与两大贝勒直接发生冲突，这是很聪明的一招。
岳讬、济尔哈朗众贝勒劝上决计进取。于是令八固山额真诣两大贝勒所定议。两大贝勒云: ‘我等所谋如此，今闻尔等言亦是，仰听上裁可耳。’是夜子刻议定，上遂统大军前进。”
皇太极初期，还是四大和硕贝勒一起执政时期，他们与皇太极并坐左右，分享权力，对皇太极的集权需求形成制约。
在他即汗位之初，八旗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在四大贝勒执政制度下，其他贝勒心有不甘，时而和他意见相左。
皇太极亟需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平息反对派的质疑。
安抚了两大贝勒，也就是对后金战争理念的一次升级。在之前，后金虽然在对明作战中一再取胜，但那都是在自己熟悉的辽东作战，如今要深入明境，就算是勇猛善战的八旗将领也并没有必胜把握，所以以代善和莽古尔泰为代表，保守派提出不同意见。
事实上，皇太极即位以来，已经在宁锦连吃败仗，对后金士气打击颇大，连他自己也认为“（明朝）虽师老财遗,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
皇太极力排众议主导的这次入塞，可称得上大获全胜，既给了明朝以军事打击，又收获丰盛。己巳之役的胜利，让皇太极树立了威信，之前反对的代善和莽古尔泰被压服。
二月十七日，皇太极收兵回师，永平、遵化、滦州、迁安四城仍然在后金手中，他从沈阳调阿敏前去防守。两个月后，在明军下，阿敏丢弃关内四城逃回关外，皇太极对他严厉斥责：
《满文老档》：我以尔等为人，用尔为全军统率，谓战必胜，谋必成，实信赖尔等。尔等不死于彼处而归，厚颜至此，可耻也!
没多久，皇太极就以此为理由，囚禁阿敏，直到他死于狱中。
除掉了阿敏，就只剩了两大贝勒。不久，莽古尔泰也被借故处罚，夺爵罚俸，抑郁成疾，很快病死，剩下的代善只敢俯首帖耳，皇太极大权独揽，四贝勒执政成为历史。
如果没有己巳之役，皇太极想顺利收回权力，恐怕还要多花不少功夫，它对后金的政治体制影响深远。
军事理念的进步八旗军的野战实力无需怀疑，如果是野战，很少有明军能抵挡他们，赵率教、满桂、孙祖寿这样的明军勇将也都在交锋中阵亡。
不过在一路进军中，也暴露出老问题——攻城不力。
一路上，后金军也占领了不少城池，不过大部分是靠的内应接应或是招降，比如在蓟州、三河等地，都是如此。
《满文老档》：十三日，大军至蓟州，获一生员，令持书往谕驻城道员、军官及庶民降。又获明兵之一人遂令持书往谕爱塔，桑阿尔寨来降。将行，谕之曰：“将书与彼，事若成，则授以职。”
十四日，大军至三河县，获一汉人，令持书招降。
如果要强攻，后金军的攻城能力就显得比较孱弱。
以昌黎城为例，后金从正月初十到正月十四日，四次攻城，城内知县左应选坚决不降，誓死抵抗，结果后金军用尽办法，始终无法破城。
这实际上是努尔哈赤时代到皇太极初期的遗留问题，清军缺少攻城经验和重型火器，面对坚城往往采取靠内应、劝降、引诱明军出战等办法，努尔哈赤攻下开原、铁岭、广宁，都是用的这些办法，但在袁崇焕坚守的宁远，老办法失效后，绝对优势的后金军还是无法攻克宁远。
皇太极自己，也在宁远和锦州沿用努尔哈赤的办法，继续强攻，结果是连吃两次亏，损兵折将。
进入中原，后金军攻城能力的短板暴露地更加明显，昌黎这个县城都无法攻破，北京这样的巨城更加无法想象。
一路走来，皇太极对这个问题看得更加明白，他开始在战术上谋求解决之道。
己巳之变中后金军的攻城乏力，让皇太极在之后的战役里开发了新的战术——围点打援。
两年后，皇太极发动大凌河之战。他一改之前强攻的办法，连挖四道壕沟，严密围困。明军无法突围，援兵又被早有准备的八旗军连续歼灭——这就是“围点打援”。
“攻城恐士卒被伤，不若掘壕筑墙以困之。彼兵若出，我则与战，外援若至，我则迎击，于计为便。”
四个月后，城中粮尽，人互食，祖大寿终于不得已出降。
围点打援的战法，从此在后金军中成为一种模式。
在松锦之战里，清军也是采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包围锦州，随时准备迎击增援的明军。
入关后，清军围点打援的战术也一再被运用。1649年，金声桓反清归明，清朝派谭泰领兵征讨，谭泰将金声桓围困在南昌，在城外挖掘一道宽达7米，深也达7米的壕沟，金声桓无法突围，长期围困数月后，城内守军粮尽，终于被攻破。
此后，李成栋反清，被清军突袭围在信丰城，清军挖掘壕沟，布置工事，李成栋半夜突围，落水而死，一度好转的南明永历朝局面也再次黯淡。
之前后金军缺乏攻城力量，也让皇太极对重型火器的需求相当迫切，到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在天聪七年投降而来，带来了皇太极急需的红衣大炮后，皇太极相当重视，将三人封王重用，发展起了清军的重炮部队——乌真超哈。
有了火器和战术的支持，入关后的清军面对坚城再也不是束手无策。武器上，清军从冷兵器为主的军队过渡到冷热兵器混用，战术上，既能攻坚，也能打援，支撑起一次次战役的胜利。
在战略上，深入中原使皇太极和八旗贵族掌握到了明朝边镇防务的虚实，对于关内的情况，有了身临其境的了解。之后清军又多次入塞，对关内情况一次比一次熟悉，对之后的统一战争大有裨益。
小院之观己巳之役让皇太极对内树立了威信，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集权之下，皇太极有能力转变努尔哈赤时期传下来的“大业已成”的政策。军事上，皇太极对明清双方实力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并着手加以解决。
以上转变的开始，正是来自己巳之役。
所以，也就有了本文开头所说的，多尔衮以皇太极遗命“若得北京，当即徒都，以图进取”，平息是否迁都的争论。
迁都北京，正是清朝得以立国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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