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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的前、中叶近半个世纪的明清易代之际，这一中国历史上又一大动荡时期，有个奇特的景象，即出现了足令后世震惊的所谓忠义与叛贰的两大人群。有人说这些人是忠明者与叛明者，按清朝乾隆皇帝弘历以忠君与否来判定，即忠臣与贰臣。虽然这都不是准确的概括，但我们还是沿用“忠”、“贰”这一习惯提法。如何认识和评价忠与贰大量涌现这一历史现象，是当前人们十分关注而未能深入探讨的问题。因为虽然目前对这两大人群已出现了迥然不同的评价，但也多是各说各的理而少有交锋[1]。对明清之际忠贰问题的探讨并非小事，它关系到重大理论问题的认同和严肃的社会道德观念的导向，以及民族精神的塑造。不可含糊，不可漠然置之。笔者本着真理愈辩愈明、论辩是深化认识的最好方式的理念，谨此有针对性地阐明观点，并与热情颂扬背明降清的“贰臣”及否定、贬斥抗清志士的苏双碧先生等进行商榷，愿抛砖引玉，热切希望术学界关注此事，以期将此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

一 明清之际忠贰现象的历史回顾

明清易代或称明清鼎革之际，指的是明与清政治军事较量的一段时间，它长达半个世纪，大体说来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戊午，1618年）脱明独立的后金向明朝发难，大举进攻抚顺开始，至明遗臣张煌言被俘杀的康熙三年（1664年）止，共四十六年。其间抗清的“忠义”人物与背明降清的“贰臣”纷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其背景不同，各自精神面貌及表现不一，影响亦不一。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后金兵突袭抚顺之役，明抚顺千户所游击李永芳临阵投降，开了明朝现任职官背叛降敌成为贰臣的先例。自此之后，贰臣便陆续出现并效命清廷。据乾隆年间敕编而成的《贰臣传》及《逆臣传》两书所载，此间背明降清的贰臣共一百三十六人，当然这是清朝钦定的，而实际上不止于此数。然而忠义亦不绝如缕，甚至比贰臣更多。就在后金兵以突袭手段攻陷抚顺李永芳不战投敌之际，守备王命印却“不降”而“死之”。明广宁总兵张承胤闻讯率兵征讨遇伏阵亡兵败，形势危殆之时，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本突围以出，因见失主将，乃奋不顾身，复陷阵以死[2]。而随颇廷相在军中的其长子颇重光“闻父战殁，奋勇纵铁骑直捣重围，父子同时陷白刃”[3]。其赴汤蹈火为国捐躯的大义行为首开了明清对峙时期的忠义记录。从此忠义人物便前仆后继，大量涌现，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壮烈赞歌。据清康熙间徐秉义撰《明末忠烈纪实》一书中所收明清对峙时因抗清而死的义烈近三百人。清初屈大均撰《皇明四朝成仁录》一书仅收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1628年-1662年）因抗清而死事的人物即达三百余人。近人孙静庵撰《明遗民录》一书所收拒不与清统治者合作而守志不屈的明遗民有八百人。而乾隆年间敕编的《胜朝殉节诸臣录》一书所载，于明清对峙的全过程中因抗清不屈而壮烈死难者更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足见明清之际忠义人士之多。

忠义与叛贰两大人群同时出现，成为明清易代之际的一大奇观。两者的表现截然不同，其出现也各有不同背景。

背明降清的贰臣之出现大致可分如下一些情况。

临阵穷蹙，贪生怕死，被动而降者。这部分人原未欲降，且一直战斗在抗清的第一线，因战既不胜，见危难临头，为了活命便倒戈屈膝向清投降。按乾隆帝弘历所言是“畏死幸生，觍颜降附”[4]者。当年李永芳在后金兵突袭抚顺并以云梯登城时，见事不可为，便不再反抗，“始着袍服，乘马出城来降”[5]，即是其例。这是清入关前明臣成为贰臣的一种常见方式。这些人投敌之后便为新主子效命，反戈面对自己的同胞，他们的行动绝不仅仅是个人行为，其给国家人民民族造成了重大的损失，特别是在败坏社会风气、瓦解人心、损坏人们精神防线，造成思想混乱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这点，清统治者也十分清楚。梅勒章京张存仁在向皇太极上奏建议收降被俘的洪承畴时曾指出，如招降洪“酌加任用”，则会使“明国之主，闻之寒心，在廷之臣，闻之气夺”[6]。这类人中较为突出者还有鲍承先、马光远、祖大寿、洪承畴等。

鲍承先，山西应州（今应县）人，官至副将，曾率兵分汛驻守沈阳，当后金兵挺进辽沈时，他不战而逃，退守广宁。天启二年（天命七年，1622年）初，西平堡战事危急，他奉命赴援，当主将战死时，乃“败奔”。及后金兵进占广宁，他“窜匿数日”后，见走投无路，便随众出降[7]。马光远，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官至建昌参将，当崇祯三年（天聪四年，1630年），后金兵毁边冲入内地一举攻下永平等四城时，便“率所部投诚”，随即派人潜入北京，“迎取其母及兄弟家口”[8]。

祖大寿（？-1656年），辽东宁远（今辽宁兴城）人，官至前锋总兵挂征辽将军印，奉命驻守锦州。于崇祯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七月，督兵修筑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城，城工未竣，即遭后金兵包围，城小人众，突围不成，形势窘迫。后金汗皇太极一再下招降书，大寿不为所动。九月明廷所派四万救援兵，竟全军覆败于大凌河城下，监军兵备道张春等被俘。十月，面对城中形势愈加险恶，祖大寿遂决定献城投降，并执杀坚决反对投降的副将何可刚于城外后金军之前。随即率刘天禄、张存仁、祖泽润等副将、参将三十余员献出大凌河城投降。并于降后向皇太极献策：纵还大寿入锦州，令其献城。被采纳。然而祖大寿既回锦州，这块自己多年来经营之地，便不再返回。任凭皇太极如何致书遣使，祖大寿亦一概不应。从此一去就是十一年。直到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年）初，清以重兵围困锦州。八月，明廷以锦州危殆，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兵十三万赴援，不料反被困于松山城。次年二月，明军溃败，松山陷落，洪承畴被俘。时锦州已被围一年，外援尽绝，粮竭食人，祖大寿战守计穷，乃大惧。为保全性命，遂遣人赴清营“引罪”，随即“率众诣军营，叩首献城”[9]，“力屈而降”[10]。再次降清。

洪承畴的背明降清则是震惊朝野的一件大事。洪承畴（1593年-1665年），福建南安人，万历进士，累官至陕西三边总督，晋兵部尚书，曾以镇压农民起义有方而声名大振，深得崇祯帝信赖。崇祯十二年改蓟辽总督，十四年三月，以锦州被清兵围困年余，祖大寿告急，乃奉命率八总兵官共十三万步骑兵赴援，进次于锦州城南之松山堡。然而所督诸部一再出兵而屡战屡败，迨至八月，锦州之围未解反被困于松山城中。洪数谋突围不果，精锐损失殆尽。至十二月，欲战则力不支，欲守则粮已竭，欲遁不敢成队而出，只有坐困城中。次年二月，副将夏成德叛变内应献城，松山城破，洪承畴成了清军俘虏，被押赴盛京[11]，囚禁于朝鲜北馆[12]。虽然有记载说洪承畴被囚时，曾“感明帝之遇，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皇太极“命诸文臣劝勉，洪不答一语”[13]。“延颈承刃，始终不屈”[14]。但实际的情形却是，他“欣欣自得，侥幸再生”，为被俘未死而庆幸。明降臣梅勒章京张存仁就此情形上奏皇太极时指出，此刻洪承畴的这种状态表明了他，“是能审天时，达世务，仰慕皇帝为天授福德之真主”。所以张建议：“洪军门既幸得生，必思效用于我国，似不宜久加拘禁，应速令薙发，酌加任用”[15]。就在张存仁建议不久，即洪承畴被俘两个月后的五月初四日，洪即薙发。次日，“跪大清门外请罪”，旋“三拜于廷，九叩头”，正式降清[16]。

为一己私利而主动背叛投降者。这些人虽为明朝的职官，负有重任，但往往以个人生死为重，甚至私欲膨胀，把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抛于脑后，为一己之私利，不择手段，悖情悖理。这些人的最大特点是叛卖，比被动而降者的直接危害更大。由于他们的行动，往往造成大失败、大混乱、大灾难，给国家、人民、民族，乃至同胞、亲人，造成直接祸害。如果说前述被动投降者，还曾出于对国家、民族的一些责任感，尚有尽职之心，并曾努力坚持之，当其坚持不住而最终背叛时多少有些藕断丝连的遗憾，而对这些人来说则一概皆无了。因为他们所追求的正是以牺牲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损害社会和他人性命为代价方能达到。所以他们为了投降，也就是为了一己私利的实现与保全，便不惜裸的叛卖，丢弃正义与良知，甚至一切常人的情感，向邪恶屈服，而助纣为虐。其代表人物有孙得功、夏成德、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许定国、马得功、郑芝龙、孙可旺等。

其中孙得功，生卒年不详，辽东人，本为广宁巡抚王化贞中军游击，深得王化贞的信任，为王的心腹。天启二年正月，后金兵攻入辽沈，在攻下沈阳、辽阳之后，兵锋直指广宁（今辽宁北宁）。当广大军民正积极准备抵抗来犯的后金兵之时，孙得功却惑于后金招降政策而“阴通永芳”[17]，“潜降”于后金，他“欲生擒化贞以为功”[18]，除遣人向后金密报军情外，于广宁城内散布谣言称后金已兵临城下，一时间弄得人心恐惧，“城中大乱”，惊惶不已的王化贞未辨真假，便率随从丢弃广宁，“踉跄走大凌河”[19]，顿然间广宁成了一座无防之城。孙得功于是与其他降官一道，“纠庶民，执伞举旗备轿，击鼓并、唢呐、箫，至一里外，跪迎谒见”努尔哈赤[20]，广宁城遂轻易失守。松锦大战中献松山城的副将夏成德，广宁人，当其见松山援绝，突围无望之际，便“自城内遣其内弟景梅诣军营纳款，往返者四，并以子舒为质”[21]，遂与清兵约定献城的时间、地点与方式。清军如约而至，夏率步卒内应。当其行动被他将发觉时，清兵已登城完毕，松山陷落，洪承畴等将士除少数被生擒外，多被屠戮，祖大寿闻讯乃献锦州投降。至此，明于松锦之战中彻底覆败。

孔有德、耿仲明的叛明降清更是为实现个人欲望而逞兵肆虐，荼毒并震惊社会的一个大举动。孔有德（1602年？-1652年）及耿仲明（？-1649年），二人均系山东籍，早年于辽东投身军旅，参加抗击后金的斗争，以骁勇善战，深得明东江总兵毛文龙的器重，而皆官至参将。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毛文龙被督师袁崇焕诱杀，二人以继摄东江事者难以共事，乃跨海投奔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处，受重用，孔被授步兵左营参将、耿被授中军参将。然而孔有德所部军纪涣散，引起地方军民共愤。四年（天聪五年，1631年）闰十一月，孔有德奉命率兵援辽途中，于吴桥（河北今县）地方发动兵变，大肆杀掠后，返回登州，驻军城外。次年正月，耿仲明与之里应外合，占据登州，孔号都元帅，耿号总兵官，随即攻城略地，“破坏各处地方，扰乱山东”[22]，与朝廷抗衡而残凌百姓为害一方。明廷派军镇压，双方展开激战。六年（天聪七年，1633年）二月，孔、耿二人于被困半年之久的登州突围而出，漂泊海上。四月，无路可走的孔、耿乃向老对手后金递降表，立获接受。二人率众投降，遵命薙发后，受到后金汗皇太极的破格礼遇。孔被授以都元帅、耿被授以总兵官，均各领其兵，安插于辽阳，“分给田宅”[23]，“遍发米薪”，“复赐裘马”[24]并“量口给足”[25]。对此二人感激涕零，决心报效。七月，二人奉命率军随贝勒岳託攻打明朝的抗击后金的据点旅顺。二人率领所部冲锋在前拼命猛打，激战七日，当明朝守军火药矢石俱尽时，乃登岸夺下旅顺。随即实行大，孑遗不留，将明朝旅顺守兵及其家眷老幼全部杀害。彻底除掉了明朝在辽南大陆上的最后一块抗击后金的基地，为后金解除了南顾之忧，立下了叛明降清后的第一功。孔、耿不仅以所率的精锐火器兵充实了后金的兵力，更于每战中冲锋陷阵不遗余力，为摧毁明朝坚城巨垒及打击消灭一切抗清势力，大立功绩。因而深得满洲主子的赏识与信赖，命其所统之兵称“天佑兵”，崇德改元他们分别被封为恭顺王、怀顺王，清军入关后又改封为定南王、靖南王，成了后金——清瓦解明朝、夺取天下得心应手的鹰犬。

尚可喜之背明降清更带有几分令人惊诧的“悲壮”色彩。尚可喜（1604年-1676年），原籍山西，生于辽东海州（今辽宁海城），其青年时代正值脱明独立的后金挺进辽沈，肆行屠掠之际。其母罹难，兄嫂弟侄离散，家破人亡。可喜乃随其父尚学礼逃难于辽西，并先后从军，投身抗击后金的战场。后来父子二人同在皮岛（今朝鲜椴岛）东江镇总兵毛文龙的军中会面，时其父已官至游击，不久阵亡，可喜乃代统其兵。毛文龙死后黄龙继任东江镇总兵，移镇旅顺，尚可喜以功官至广鹿岛副将。崇祯六年七月，叛明降清的孔有德、耿仲明请后金发兵并自请为向导袭取旅顺，尚可喜闻讯救之不及，旅顺失守，黄龙战死，可喜的两位夫人投海自尽，尚家百余口人均死于此难，而在此之前尚可喜之长兄尚可进亦于守卫獐子岛同后金兵激战中阵亡。尚可喜可谓一家忠义。然而尚可喜又与继任东江总兵沈世魁发生矛盾，据说他侦悉沈“将加害”[26]于他，于是长叹道：“大丈夫将扫除天下，宁肯以七尺之躯，俯首就戮乎！”[27]于是他在人生道路上来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毅然丢弃已坚持十余年的抗击后金的事业，决定叛明投金。十月，乃秘密派出心腹持书赴后金乞降。并于次年正月，向沈世魁发动突然袭击，执其所部将领，一举攻占广鹿、大小长山、石城及海洋五岛，遂于二月携带数千官兵弃岛登岸，投降后金，受到热烈欢迎。遂奉命于海城安置部属家眷，并获赐大量马匹、田宅、耕牛、衣食、器用以及奴仆。四月赴沈阳朝觐，皇太极授其为总兵官，令仍统所部，驻札海城，并赐号“天助兵”。从此接受后金驱使频频出战，攻打明朝，为新主子效力。崇德元年（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皇太极改元称帝，尚可喜被封为智顺王。次年四月，在率部从侵朝鲜班师途中，奉命从武英郡王阿济格从海上以舟师猛攻皮岛，遭到了明朝军民的殊死抵抗，激战七昼夜，明东江副将金日观及储副将、屈游击等数十员将领皆战殁于阵，士卒死伤万余，皮岛陷落。先是，清遣使致书招总兵沈世魁，世魁坚拒之，及鏖战失败，即焚仓粟，乃携家登舟走石城岛，旋石城岛失守，沈被俘不屈遇害[28]。明朝设在辽东沿海的最后一个抗击后金的战略基地从此丧失。尚可喜以对清竭诚报效的表现，同孔有德、耿仲明一样，获得了清统治者的愈加信赖。清兵入关后尚可喜被改封平南王，成为清朝打天下的一员得力干将。

吴三桂（1612年-1678年），辽东中后所（今辽宁绥中）人，生长于军事官僚家庭。其父吴襄官至辽东团练总兵，其舅父祖大寿官锦州总兵，挂讨虏将军印，他们侄辈成群，家兵家将众多，形成了朝廷倚重而威震一方的明末辽东封建军事集团。成长于这个背景下的吴三桂自幼投入戎伍，随父、舅征战，练就了文韬武略，以“勇冠三军”[29]著称，深得当时的权贵所赏识而仕途顺畅，崇祯十二年（1639年）即代其父为辽东总兵，时年二十八岁。他虽然身负重任，一直统兵奋战在抗清第一线，然而却并不为国家尽心，而是时时处处考虑如何保存与发展自己的势力。十四年八月，明清松锦大战中，被困在松山的明蓟辽总督洪承畴决定冒险突围，然而部署停当，未待令下，参与此战的吴三桂却紧随总兵王朴之后率部奔逃，跑回宁远，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却完全打乱了洪承畴的计划，使其陷于绝境，终致溃败。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吴三桂获封平西伯，同时接到立即撤兵宁远火速赴京勤王之旨，他为避免与声势正盛的大顺军交锋，不顾京师安危，率军民五十万迟迟其行，十六日至山海关，二十日方抵丰润。得知京师已于前一日为农民军攻下，便又急速回师山海关，观望形势。旋为李自成“父子封侯”[30]的招降所动，乃“欣然受命”[31]，于四月初率军数万前往北京投靠大顺，并张贴告示称：“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恐”[32]。然行军至永平，忽闻父吴襄因被追赃受刑将死，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掠去，不胜发指，大怒曰：“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33]于是“痛哭六军俱缟素，冲霄一怒为红颜”[34]，乃立即回师突袭大顺守军，夺回山海关，斩李自成所派使节，与大顺决绝，从而招致李自成亲率大军前来征讨。当此紧急关头，吴三桂乃作出足令举世震惊的政治决定：向其抵抗十余年的不共戴天之敌的清人“泣血求助”，派出使者请求清廷“速选精兵”，前来平乱。以“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并保证“将裂土以酬” [35]。清军统帅多尔衮得报喜出望外，绝不理会吴三桂的“直入中协、西协”，即从喜峰口、墙子岭一带进入内地，直接同农民军交火的规定，而是统率大军长驱直入兵临山海关，并于二十二日，在吴三桂的亲自导引下，如英雄凯旋般地率大军从容进入关内。实现了自努尔哈赤、皇太极数十年来梦寐以求企图进关而从来未能迈入一步的心愿。多尔衮既被请入便反客为主，迫令吴三桂薙发，指挥其与农民军开战。吴三桂一一照办，进而接受清朝平西王之封，随即奉命统兵向农民军、向一切抗清军民，以及接续明朝正统的南明大挥屠刀，死心塌地地做为清朝的鹰犬，终于成为清朝推行虐政和镇压一切反抗它残暴统治及夺取全国的得力干将。

郑芝龙（1604年-1661年），福建南安人，海盗出身，崇祯元年（1628年）被招降，累官至都督总兵官。南明弘光立，封南安伯。弘光覆亡，乘各阶层民众强烈要求抗清的形势，与胞弟郑鸿逵拥立唐王朱聿键于福州称帝，建隆武，成为开国元勋，为隆武帝所倚重，晋封太师、平国公，手握大权。虽然隆武帝慨然有中兴大志，决心统众抗清，对郑芝龙寄予厚望，然郑芝龙却绝不以此为意，他拥兵擅权，大卖官爵，横征暴敛，不仅绝不为朝廷谋恢复，却一再阻挠、破坏隆武帝的抗清部署。致使隆武坐困福建，毫无作为，丧失了一切发展的机会。郑芝龙更沉迷于清经略大学士洪承畴许以破闽为王的诱惑，乃暗中送款[36]，尽撤守关将士，使浙闽数百里防线虚无一卒[37]，致清兵长驱直入，一举倾覆隆武朝。使全国大好的抗清形势遭到严重破坏。郑芝龙自以为瓦解了隆武是为清朝建立了大功，定会获得显赫封赏，遂决定率部众投降，不料招致众将领的一致反对及其子郑成功的痛哭进言极力劝阻，但其降志已坚，不顾一切忠告，乃选五百人随从，离驻地安平只身赴福州投降。而事态的发展却为他始料所未及。他被挟之北上进京后，虽被封爵至同安侯，然因屡屡奉命招降其子成功之失败，被定以潜通教唆罪，革爵下狱流放宁古塔，并终被定以谋叛罪族诛于北京。

出卖南明永历朝的孙可望之作用不亚于郑芝龙。孙可望（？-1660年），陕西延长（一说米脂）人，农家之子，少时投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张献忠称帝建立大西国，被封为平东将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并称四将军。张献忠牺牲于抗清战场后，被众人拥为首领，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以平息土司叛乱之机，率大西军余部进入云南，宣称匡复明室，与明臣共同联合抗清。四将军既据昆明，同时称王，乃重建大西。发展生产，澄清吏治，出现一片繁荣景象。称平东王的孙可王虽被称为国主，但四王并大的局面令其不安，为独自尊大，他向永历朝邀封秦王。被拒后，他施展暴力，二年后终于获得。并将永历帝控制在手中，欲行篡位。然同李定国等人矛盾加剧，终至。永历十年（顺治十三年，1656年），在贵阳的孙可望获悉李定国已迎永历帝至昆明，乃怒火万丈。遂于次年八月，亲统数十万大军，进犯云南。因部将对其挑起内战十分不满，于阵前倒戈。他兵败交水（今沾益）后，于是彻底抛弃大西军的抗清事业，十月，仅率二十几员将领及数百名兵卒赴长沙降清。他尽吐永历朝虚实[38]，“以雪望深仇”[39]，并奏请发兵进取西南，愿“偕诸将进讨”，以“效奉国初心”[40]。由于孙可望的叛卖，永历朝的底细全部暴露，而最终被清朝消灭。

大势所趋，积极投降者。这些人主要出现在清兵入关之后。清朝进据北京，入主中原，君临天下之后，出现了一大批出仕新朝的“贰臣”，这些人在《贰臣传》中占绝大多数。这里情况复杂，不仅各自降清的背景动机不同，徒手文臣与统兵武将有别，而南北情况更是迥然不同，故因人而异。以顺治元年、二年降者为最多，文臣武将皆有，其中有主动迎降者，如宋权、李若琳、曹溶、谢陞、金之俊、吴惟华、龚鼎孳、卫周祚、柳寅东、孙承泽，以及陈之遴、陈名夏等一大批人。有被荐举或征召书下而欣然前往降服效命者，如冯铨、张萱、任浚、高光斗、党崇雅及王永吉、李建泰等。还有统帅武装不战而屈，率领全军将士主动缴械投降者，如顺治二年四月，清军南下时，明总兵李成栋率军于徐州、东平侯刘泽清率兵二千于淮安、提督李本深率兵十三万于江北投降，随即接受清人指挥，渡江参与镇压一切抗清斗争。五月清豫亲王多铎麾师兵临南京，明忻城伯赵之龙、魏国公徐允爵、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率文武百官于郊坛门外，“奉舆图册籍，冒雨淋漓，褰裳跪道旁”[41]投降。其所统军队二十三万八千将士不战同时降清。闰六月，左良玉之子左梦庚于九江率十七万将士迎降，同月，明安庆副将马进宝（马逢知）亦于九江率众不战降清。由于这些人的投降不仅壮大了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统治阵容，充实了军队的力量，大大增强了清朝的实力，更在精神思想方面起了导向作用。其中北京降臣颂扬清朝的“义高千古”，南京下后，赵之龙、钱谦益为讨好清朝所发传檄四方之檄文称颂清朝：“讨贼兴师”，“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号召天下“投诚归命”[42]，其迷惑与瓦解人心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忠义人士的出现大致有如下一些情形。

临难不苟，勇斗凶残，杀身成仁，为国捐躯者。这些人共同的特点是忠：忠于国家、忠于职守，他们不论是在履行职责的岗位，或在两军相争的战场上，或事起仓促抗击的斗争中，大义凛然，牢记肩负的使命，不畏险恶，刚毅坚定，赴汤蹈火，敢于舍己，勇于献身。前述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后金攻陷抚顺之役，王命印被俘拒降被害，颇廷相、梁汝贵当闻讯主帅张承胤中敌埋伏，乃冲入敌阵而死是这种情形，尔后，后金兵进犯清河，守将邹储贤、张沛拒绝诱降，率众抵抗，城亡与亡，萨尔浒战役中刘綎、杜松率众陷阵而死，袁应泰与辽阳城共存亡，满桂于京畿英勇抗敌以身报国，孙承宗合家死难于高阳，卢象昇于巨鹿贾庄奋战殉国，史可法坚守扬州英勇献身，左懋第不辱使命喋血北京，袁继咸被执送北京不惑于百般诱降而尽忠尽节，黄道周自请率众奔赴战场兵败被俘后于南京凛然就义，何腾蛟于长沙蔑视凶敌不屈死难，瞿式耜、张同敞坦然自若尽忠职守、尽忠道义于桂林，等等，也无不是这种情形。其中：

史可法（1602年-1645年）字宪之，号道邻。顺天府大兴籍，河南祥符（今开封）人。崇祯元年进士，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十七年初，闻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发展迅猛，京师危机，拟率师勤王北上。四月初一日，乃会合诸同僚传檄天下，随即率师至浦口。因饷绌未发，旋北京陷落，崇祯帝自杀凶信至，乃缟素发丧，并与众臣议立新君。南明弘光帝立，被命为大学士。旋被排挤出朝，督师扬州。然仍以大局、国事为重，认真布战守，修兵备，竭力调和诸镇将间、兵民间之关系，准备北伐。时清兵已入主中原，并觊觎江南，摄政王多尔衮来书，责其立弘光帝为非法，宜劝令削号归藩。并称如“翩然来仪，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声言“兵行在即，南国安危，在此一举”[43]。威胁利诱，咄咄逼人。史可法回书不屈，拒绝多尔衮之要求，决心忠于明朝，光复旧物，并表示“鞠躬致命，克尽臣节”[44]，一死以报国。弘光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清兵南下，乃率众浴血奋战，坚守扬州。城破被执，清军统帅豫亲王多铎“引与坐，劝之降，以洪承畴为比”，“百般劝谕，终不从”[45]，乃遇害。

左懋第（1601年-1645年），字仲及，号萝石，山东莱阳人。幼年时即以忠孝自励。崇祯四年进士，由知县歴官至户科给事中。忠耿敢言，勇于任事，痛陈时弊，不畏。十七年五月，南明弘光立，任兵科都给事中，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徽州等地。七月，受命以兵部右侍郎，兼理河北、联络关东军务，充正使，率员北上与清议和。行前上疏朝廷，建议加强战备，不可惑于和议，指出“必能渡河而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河而守，始能画江而安”[46]。既至北京，清方只字不提议和事，始，继劝降，乃据理力争，绝不为所动。十一月，于南返途中，被清廷追回拘禁。坚拒明降臣洪承畴、李建泰等之轮番劝降。次年五月，南京陷落，闻讯乃痛哭不食，题诗于壁曰：“峡坼巢封归路迥，片云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难尽，荡作寒烟总不磨。”[47]清廷再颁薙发令，逼其薙发，坚不肯，乃曰：“我头可断，发不可断。”[48]遂被捕入狱。旋铁锁拥入清廷内朝，摄政王多尔衮数其罪并逼其降。乃“辩对侃侃，终不屈，惟请一死”。遇难时，“神气自若”，“端坐受刑” [49]。

黄道周（1585年-1646年），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人。精研学问，忠耿不阿。天启二年庶吉士。历官编修、右中允、少詹事兼侍讲学士，任经筵日讲官。任上不畏权势，直言敢谏，痛陈时弊，而屡遭削职为民、贬官、入狱及谪戍等迫害。崇祯十五年（1642年）六月，被赦还职时，乃疏请休致，拒绝出仕。南明弘光立，授吏部左侍郎、升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因不满权奸专擅，离朝而去。弘光覆亡，乃拥立隆武帝于福州，为首辅。积极主张北上抗清。时军阀郑芝龙跋扈妄为，痛感“坐而待亡，不如身自出关”[50]，遂于隆武元年（顺治二年，1645年）七月，自请督师赴江西，因请兵请饷，而主管兵部之郑芝龙“皆不与”[51]，乃自筹兵饷，召募义勇共赴国难，共募得九千人，其中有僧人及荷锄者随其后，时称“扁担兵”[52]。于是，誓师出征，慷慨登程。十月初，进入江西，分兵三路而进，然而三路相继失败。十二月初，道周于江西婺源兵败被俘，次年被押解至江宁（南京），屡拒清人之诱降，于狱中坦然自若，“囚服著书”[53]。与同囚门人谈学论道，吟咏如常。三月初五日，遇难。临刑前一老仆请其留下数字，乃裂衣襟啮指血，书曰：“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何忧？”[54]。

瞿式耜（1590年-1651年），字起田，号稼轩，信天主教后，教名多默。苏州常熟（今属江苏）人。幼习诗书，有经世之志。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崇祯间官至户科给事中。南明弘光立，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南明隆武元年八月，以参与平息广西靖江王叛乱之功，为隆武帝授以兵部右侍郎。次年八月，隆武覆亡，十一月，与众臣一起拥戴永明王朱由榔即帝位于肇庆，是为永历帝。式耜晋为吏部右侍郎、东阁大学士。永历元年初，清军陷肇庆，永历帝拟弃广西逃往湖广，式耜力谏之，指出“楚不可遽往，粤不可轻弃”[55]，战略重地不能丢失。劝阻无效，乃以“臣奉命守此土，当与此土共存亡”[56]，而自请留守桂林，率兵民坚守危城。并积极策应何腾蛟所督诸部抗御清兵，屡上疏谏阻永历帝出逃，力主还都桂林，整饬政治，急图进取，不纳。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桂林陷落，为清兵所执。被囚四十一日，终拒降不屈，乃遇害。刑前作《绝命词》曰：“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57]

挺身赴难，舍己为国，虽困犹斗，九死未悔者。这些人当形势极其严峻，国家、民族、人民面临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主动承担责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他们唯一考虑的是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坚持正义，反对邪恶，甘洒热血，不惜牺牲个人一切。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同凶敌斗争到底，赴汤蹈火，困而不馁，危而不怯，视死如归，舍生取义。其代表人物有张铨、袁崇焕、张春、鹿善继、阎应元、黄淳耀、金声、吴应箕、郑成功、陈子龙、夏完淳、陈子壮、张家玉、陈邦彦、王翊、李定国、张煌言等。

其中张铨（？-1621年），山西沁水人，胸怀大志，关心国事。当其官江西道御史时，正值后金不断骚扰明边，辽东形势严峻之际。他一再致书诸当权者并上疏朝廷，分析形势，提出解决之方。他主张“先议守而后议战”[58]，对朝廷准备起用杨镐及征召全国之兵分兵四路征讨建州（后金）一事，进行了深刻分析而“策其必败”[59]，因而表示坚决反对。辽东惨败的事实验证了张铨的预见。人们从实践中终于认识到，张铨所具有的“经济才”，谓其“料敌若神”。故推荐赴辽东人选时，“廷臣推择如出一人”，纷纷荐举张铨[60]。本来萨尔浒战役惨败之后，赴辽东任职对许多人来说已成畏途。而张铨前后两任巡按已过十年，按“例，不当巡方”[61]，但朝廷斟酌再三，还是命其为任所在辽阳的巡按山东监军监察御史。旨下，“人咸为公危”[62]，张铨却欣然接旨，“授命如不及，驱车驰赴之”[63]。他迅速赶至辽阳后，做了许多加强辽东战守的努力，但他提出的一些重要方案，特别是加强辽沈两城警戒，严管“降人”即流入辽东的蒙古难民，以严防后金间谍为内应的建议，却未被目光短浅的经略袁应泰所采纳。终致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年）三月，后金兵挺进辽沈时，蒙古“降人数千开门应之”[64]，沈阳陷落。继而辽阳被困，危在旦夕。袁应泰见守城无望，乃召张铨及分守道何廷魁计议。袁以职责在肩，决心与城相存亡，认为张铨“无守城责”[65]，建议其趁此混乱之际，急速突围出城，退守河西，“尚可收拾余烬”[66]。并令人护送张铨出城。张铨立即说：“不可，吾奉命监军，存亡惟军是视，吾何行如之哉！”[67]“我一腔热血欲洒此地久矣！”[68]遂共同留下继续守城。然而，城终陷落，张铨被俘后，努尔哈赤百般劝降并许以高官，张铨均断然拒绝，表示：“我断不屈膝求生，辱我大皇帝之尊。”[69]努尔哈赤说：“送汝归若何？”张铨说：“兵溃城陷，何归为，惟一死耳。”[70]努尔哈赤知其志不可夺，乃下令强行将其送回署中。张铨遂在明辽东巡按署大堂之上，向朝廷所在的西南方向行八拜之礼，说：“臣不能报国矣！”[71]乃自缢而死。

袁崇焕（1584年-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通籍广西藤县人。万历进士，授邵武知县。负胆略，好谈兵，慨然以边才自许。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主事。时广宁师潰，面对后金以方张之势，所向披靡，诸将无敢言战者，而廷议退守山海关，乃单骑出阅关内外，还朝上疏言关上形势，并自请守辽。曰：“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遂超擢佥事，监军关外。助行边大学士、督师孙承宗筑宁远城，设宁锦防线，复疆二百里。五年（1625年）十月，孙承宗罢，高第经略蓟辽，令尽撤宁锦之兵。乃坚守宁远不撤。曰：“兵法有进无退。”“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72]十二月，晋按察使。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八旗兵猛攻宁远，乃集诸将士誓死守卫，并刺血为书激发忠义。遂万众一心，以红夷大炮击败敌兵，获宁远大捷。努尔哈赤“大怀忿恨而回”[73]。此“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潰，八年来贼始一挫”[74]之战。捷闻举国振奋。以功升辽东巡抚。遂努力实践自己 “用辽人守辽土”[75]、“以辽土养辽人”[76]之主张。更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77]之战略思想。次年，再次击败后金汗皇太极的进攻，获宁锦大捷。旋遭阉党排挤去职。崇祯元年，起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莱、天津军务，镇宁远。复辽之志益坚，决心五年“肃清边陲” ，“全辽可复”[78]。二年（1629年），诱杀“耗兵亏饷”[79]之悍将东江总兵毛文龙。旋闻后金兵分道攻入龙井关、大安口，包围京师，荼毒内地，乃“心焚胆裂，愤不顾死”[80]，紧急率师入卫。然遭后金所施反间计，被朝廷逮捕下狱，次年八月遇害。兄弟妻子流放，家被籍。其“义气贯天，忠心捧日”[81]，独遭奇祸，“竟以冤死，天下痛之”[82]。

张春（1565年-1641年）字景和，号泰宇，陕西同州（今大荔）人。举人出身。历官至永平兵备道，晋太仆寺少卿。崇祯四年奉命以监军兵备道率兵奔赴辽西，以解救锦州，于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前线与后金交战中，兵溃被俘，拒不投降，被羁沈阳三官庙凡十年。被拘期间，始终“着汉服”，“不为剃头”[83]，坚持明朝衣冠，坚守明臣气节。并积极沟通明廷与后金（清）间之议和。他认为明清议和有利于国家，所以含辛茹苦坚强地活下来，“只为讲和”，他“一息尚存，一隙之明不泯，死不瞑目者此也”[84]，这是在特殊环境下为国效忠。后议和不成，明清战争升级，他苦苦追求的希望破灭，乃绝食而死。死前留下一首《不二歌》，中有“之死誓靡它，苦节傲冰霜”，“俯仰能不愧，至大而至刚”[85]之句，以明艰贞不二、视死如归的心志。

鹿善继（1575年-1636年），字伯顺，号乾岳，北直定兴县西江村（今属河北）人，万历进士。历官户部兵部主事、太常寺少卿。天启时，大学士孙承宗督师关外，曾主动前往赞画军事，“布衣敝马，出入亭障间”[86]，“其所自矢者以复辽为职掌，所倡率者以复辽为指归”[87]，共襄抗击后金之大业。四年间恢复辽疆四百里，退敌七百里，孙承宗说：这“无一不出自伯顺经画”[88]。后因阉党，孙承宗去职，善继亦以病告归。崇祯间，善继被重新启用后，力荐孙承宗入朝而终获击退后金兵和收复永平等四城之功。旋以病归乡，乃里居治学并教授生徒。崇祯九年（1636年）七月，清兵闯入内地抢掠，进攻定兴县城。县令请其入城助守。善继以定兴乃 “神州外障，必守无失”[89]，遂不顾无守城之责，不必冒危险，自蹈死地之劝阻，毅然前往。他自担守城重任，亲自登陴，“昼夜拮据，倡以勇敢” [90]，率众共守。七日后，城破，不屈遇害。

阎应元（1607年-1645年），顺天府通州（今北京通州区）人，由武生官至江阴县（今属江苏）典史。崇祯十七年，迁升广东英德县主簿，因道阻未能成行，而暂住江阴城东之砂山。次年，即弘光元年五月，清军攻占南京，弘光覆亡。六月，清廷重颁薙发令，强迫江南人民于令到后旬日内必须改俗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91]。“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92]。是月末，江阴新任知县上任，发布告示要县民必须于三日内薙发，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引起全县民众极大义愤，遂以“头可断，发绝不可薙也”[93]相号召，在典使陈明遇率领下恸哭举义，旋请阎应元出主其事。应元遂组织民众做好了抗击清兵的准备，并一次次地重创来犯之敌。清兵久攻江阴不下，乃派与应元有旧的明降将广昌伯刘良佐至城下喊话说：“弘光已走，江南无主，君早降，可保富贵。”阎应元应之曰：“余明朝一典史，尚知大义；将军爵五等，膺重镇，乃为敌前驱，何面目见吾邑士民乎？”[94]贰臣刘良佐惭愧无言而退。不久，清又派出吴志葵、黄蜚等至城下陈说利害，劝其投降。应元叱之曰：“汝不能斩将搴旗，为人所缚，自应速死，何多言！”[95]清统兵贝勒博洛“觇知城中无降意，攻愈急”[96]。由于清兵加紧猛烈攻击，八月二十二日，城终陷落。应元率众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因寡不敌众而被俘。参与攻城的刘良佐哭劝其降，应元笑道：“何哭！事至此，一死耳！”见贝勒“兀立不屈”，乃遇害。而江阴城凡攻守八十一日，“尸枕籍街巷，无一人降者”[97]。

夏完淳（1631年-1647年），字存古，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原知县夏允彝子。幼年即颖悟异常，才华横溢，有匡济天下之志。弘光覆亡后，不能容忍清人的肆虐，十五岁从军，与父及师陈子龙一道投身抗清斗争，并参与制定恢复江南之大计。失败后，父投水自尽，乃坚毅不屈，“尽以家财饷军”[98]，继续抗清。再败返乡后，通表海上监国鲁王，以谋再行举义。表为逻者所得，乃被捕入狱，押送南京就讯。审讯者乃明叛臣、清江南经略洪承畴，洪欲其投降，遂故意开脱说：“竖子安知反？”完淳则绝无乞生之意，斩钉截铁地说：“完淳年虽幼，颇读书知礼义廉耻，公自省何人？乃妄谓完淳反！且自君父罹难，诚不欲活身天地间，愿早赐一刃以遂我。”[99]乃慷慨就义。其绝笔诗曰：“人生孰无死，贵得死所耳。父得为忠臣，子得为孝子。含笑归太虚，了我分内事。”“神游天地间，可以无愧矣。”[100]年仅十七岁。

张煌言（1620年-1664年），字玄箸，号苍水，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举人。弘光元年，清兵渡江，乃积极投入抗清斗争，与钱肃乐等人共同拥立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被“授翰林院编修，出筹军旅，入典制诰”[101]。次年，清兵攻陷浙闽，乃入海于舟山等海岛，坚持抗战。曾率师三入长江，至崇明、登金山、抵燕子矶，虽因师单败退，然百折不挠。当朱以海自去监国之号后，乃“通表滇中”[102]。时清朝当事者一再致书劝降，煌言则均加严拒，他回书坚定地表示，为报国仇家恨，克复神州，而“毡雪自甘，胆薪弥厉”，“之死靡他”[103]。永历十二年（顺治十五年，1658年），被授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次年五月，郑成功以数万舟师入长江，乃以所部数千为先导。取瓜洲、下镇江。七月，至芜湖，传檄郡邑，“江之南北，相率来附”[104]，共得三州、四府、二十二县。正拟挺进江西时，因郑成功兵败南京城下，而陷入困境，所复州县顷刻皆失，队伍溃散。乃历经险阻，只身回到闽海，又重新组织抗清斗争。然而形势已愈加险恶，两年后，即永历十五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逃入缅甸的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执，次年被杀于昆明，同年，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及鲁王朱以海亦相继病逝。他痛感中兴国家的希望已经渺茫，遂尽散士卒，独自隐居山中。二年后因叛徒出卖被捕解往杭州。清人极力劝降，煌言说：“父死不能葬，国亡不能救，死有余罪。今日之事，速死而已，何必多言！”[105]意志坚定，毫不动摇。遂“挺立就刑”[106]，壮烈就义，时为九月初七日，其年四十五岁。临刑前赋《绝命诗》曰：“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107]

守志不屈，坚持节操，始终不低头者。当时迁势异，抗清壮志难酬，或行蹈海之事以死明志，如刘宗周、祁彪佳、夏允彝、张肯堂等；或绝不为纷杂所扰，凛然大节，历久弥坚，永抱遗民之志，如孙奇逢、傅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苗君稷等。

其中刘宗周（1578年-1645年），字启东，号念台，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万历进士，累官至左都御史。著名官员、学者。以疾恶如仇，忠耿敢言，屡被削籍为民而闻名朝野。南明弘光立，命起原官，乃连续上疏指陈时弊，抨击权臣悍将之误国危邦，主张或逐之或罪之，以“为戒将来”[108]，以求振作。又为所不容。目睹乱象丛生，乃愤然辞职离朝归里。次年六月，清兵南下，潞王朱常淓献杭州投降。他痛感国事已不可为，恸哭曰：“此余正命之时也。”于是开始绝食。有劝阻者，他说：“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者乎？”“世无逃死之宰相，亦岂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109]终绝食而死。

张肯堂（？-1651年）字载宁，别号鲵渊，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天启进士，崇祯末以佥都御史巡抚福建。南明隆武立，加左都御史。上恢复大计，积极主张北伐抗清，收复失地。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再次上疏恳请隆武帝出浙东亲征，并“自请出募舟师，由海道抵吴淞，倡义旅与浙东相倚援”[110]，“招诸军为犄角”，以“袭取金陵（南京）”[111]。旋受命加少保，兼户兵二部尚书，统师北征。命下，朝野振奋，切盼“当乘风疾发”[112]。肯堂乃积极准备，一切就绪，正待出征之际，左右朝政而暗中降清的郑芝龙却“密疏止之”，令于海岛待命。半年后，复下督师之命，当时军资、器械及粮饷皆缺乏，乃自行出私财募兵，然清军已入闽，隆武朝一朝覆亡，行动再次受阻。后得知监国鲁王驻舟山，遂前往投奔，被命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加太傅，共谋抗清大业。鲁监国六年（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定西侯张名振奉监国率舟师北上捣吴淞，肯堂留守。旋，清兵突至，形势危殆，有劝肯堂他适者。肯堂曰：“我昔为闽抚，应死封疆，以唐王（按应为隆武帝）存亡未审，故不死。后知鲁王（按应为监国）在，是亦高皇帝子孙，因事之。今更何所图，惟有一死而已。”[113]九月初二日，舟山陷。前一夕，肯堂赋诗作永诀词以明志：“虚名廿载误尘寰，晚节空愁学圃闲。难赋《归来》如靖节，聊歌《正气》续文山。君恩未报徒长恨，臣道无亏在克艰。留与千秋青史笔，衣冠二字莫轻删。”[114]至是自缢而死。

傅山（1607年-1684年），字青主，山西阳曲（今太原）人，廪生出身。著名学者。年少时即以力主正义、疾恶如仇而闻名天下。明亡后，不薙发、服道士装，积极投入抗清斗争。顺治十一年（1654年），以牵涉反清案件被捕监禁于太原，他备受严刑而抗辞不屈，终因查无实证一年后方得出狱。然仍未停止抗清活动。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为笼络人心，开博学鸿儒科，命荐举学行兼优、文词卓越者赴京应试。傅山被荐，乃称疾坚辞不就。地方官上门催促，逼其上路，仍加严拒。竟被强行抬上卧床以行，既至北京，乃以死相拒，不入城。旋当事官僚极力粉饰以其老病上奏，遂诏许免试放还，并授中书舍人。因拒绝谢恩，被强行抬入朝中，乃仆于地不起。既还乡，拒绝清廷一切封赠，僻居远村，潜心学术。五年后病逝，遗命以朱衣黄冠殓，表明至死亦不屈从于清朝的态度。

黄宗羲（1610年-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少补诸生，留心时事，疾恶如仇，崇祯时，以勇同阉党斗争而声震朝野。因屡试不第，乃肆力于学。南明弘光覆亡后，与弟宗炎、宗会等组织义军，与大江南北广大抗清军民一起抗击南下之清兵。南明鲁王监国元年（顺治三年，1646年），被监国鲁王授为监察御史，力主挥师北上。当鲁监国败逃入海，则于四明山结寨坚持抗清达三年之久。战事失败，队伍星散，潜归故里后，复明之志不减，仍奔波于各地，联络抗清事宜。当南明永历覆亡，复明无望后，乃归故里潜心致力于著述与讲学，总结历史上兴亡之教训，颂扬正义精神。其间，清廷因修《明史》，当政者多次向其发出邀请聘其参修，他均“以老病坚辞不行”[115]，坚持不仕清廷之志，直至终老。

顾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南直昆山（今属江苏）人。出身于末落的官僚家庭，少入学为诸生，胸怀报国大志。崇祯十二年乡试再次失败后，乃毅然抛弃科考，专心致力于经史之学。明亡后积极投入抗清斗争，虽屡遭失败，而斗志不减。曾不断往来于大江南北，连络抗清义士。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后，为躲避投靠清廷的豪绅之迫害，只身弃家北上，开始二十余年的漫游生涯。考察山川形胜，军事要塞，希冀有所为。然而随着南明永历的覆灭及郑成功抗清武装离开大陆，他痛感复明之事已无可能，从此“笃志经史”[116]，致力于著述事业。本着经世致用的思想，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117]，写下了《日知录》以及《郡县论》、《钱粮论》等论著，表达了鲜明的政治态度。时清廷网罗人才，组织全国力量纂修《明史》，康熙五年（1666年），他拒绝了请其出来撰写之邀。十七年，他再次坚决拒绝邀请，表示“炎武必不可出”，“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118]，与清廷采取坚决不合作的态度。从此不再进入北京，而终老于山西。

王夫之（1919年-1692年），字而农，号姜斋，又号船山，湖广衡州（今湖南衡阳）人，崇祯举人。明亡后曾积极参与抗清，南明永历二年（顺治五年，1648年），于衡山举兵抗清。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赴梧州，任永历朝行人司行人。旋见朝中混乱，事不可为，乃归隐衡阳，专意著述，直至终老。逝世前曾自撰碑文，称“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119]，以表明忠于故国，绝不屈服于清朝的至死不变之志节。

上述人物的出现及其悲壮的斗争业绩，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存在，是明清之际历史舞台上最为壮丽的一幕。是中国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坚持正义，不畏，勇于斗争，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充分体现。由于这种精神的存在，极大的鼓舞了人心，更充分说明正义不死，中国有人。

二 明清统治者对忠贰人物的相同态度

明清之际大量涌现的忠义与叛贰人物，不论对当时与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凡对任何事物，不同的人们与人群多会有不同的态度并做出彼此相异的评价。但翻开史册，细心浏览，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清朝统治者，不论是入关之前还是入关之后，包括当年努尔哈赤起兵之时，他们对忠贰的态度与当年明朝统治者对忠贰的态度竟完全一致。那就是肯定、颂扬、敬仰忠义，而否定、贬斥、鄙视叛贰。形成一个发人深省的歴史奇观。

明人对忠贰人物所持的褒贬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当明清对峙开始，即脱明独立的后金向明朝发起进攻，忠义与叛贰人物出现于政治舞台之后，明朝朝野上下立即作出反应，不论诏旨疏奏，抑或诗文书牍，均留下了记录，表明了态度。他们以极大的义愤谴责叛贰，以无限的深情歌颂忠义。如对抚顺之役临阵变节投敌的李永芳，有“切齿”[120]之恨，谴责之声遍于朝野。斥之为“叛贼”、“逆贼”[121]，鞭挞其“降夷”[122]、“降虏偷生”的卑鄙行径，主张“俟剿获奴酋之日正法” [123]，甚至建议族诛，“以伸国法”[124]，可谓举国义愤。对那些玩忽职守或临阵怯懦而丧师辱国的偾军之将，谴责惩处之声亦不绝于朝野。如抚顺失陷后，群臣交相上疏，追究辽东巡抚李维翰“丧师失地”[125]之罪责，当其以“疏防玩寇，辱国损威”而被革职为民回籍听勘后，仍然民愤难平，“众议汹汹”[126]。而萨尔浒之战三路丧师后，朝野上下便将矛头指向了谋国不忠“养虎遗患”[127]的李成梁父子，进而疏请立将“陷城覆将”的巡抚李维翰、经略杨镐及三路丧师时独以一师还的李成梁之子总兵李如柏，械系逮问，“以快公愤”[128]。不久，李维翰、杨镐均论死，随之杨镐伏法，而李如柏于听勘时，畏罪自裁。天启二年，后金兵攻打广宁，巡抚王化贞闻讯弃城出逃，随之百姓惶恐，“人尽逃窜”，宁前一带，逃兵溃民一片慌乱。经略熊廷弼于途遇之乃护之入关。于是广宁不战而失。朝野闻之甚为震怒，纷纷上疏指出“偾帅群奔，酿成瓦解”，请严惩经抚之罪。朝廷亦以“边臣偷玩，遇敌奔逃，罪在不赦”[129]。遂先后将王化贞、熊廷弼逮捕下狱，最终均被处死，熊廷弼更被“传首九边”[130]。这里熊廷弼因党争罹难确属冤枉，其中虽有复杂的隐情在，但朝野所义愤其不能尽忠职守，临阵弃逃而丢失封疆，却是不争的事实。袁崇焕本是忠诚的爱国者，他面对凶敌敢打敢拼，狠煞了后金肆虐的气焰，立下了不世之功。但由于明廷激烈的党争及后金反间计的作祟，误导舆论，以致黑白颠倒，袁崇焕竟成了“奸逆”[131]之人。被斥之为“欺君，秦桧莫过”。终以“擅杀逞私，谋款致敌，欺藐君父，失误封疆” [132]之罪名，被逮捕而惨遭杀害。明廷自毁长城，制造了一起大冤案。袁崇焕忠荩莫剖，负谤难明，背上骂名。然而当时人却认为朝廷此举是“国法振而内患除”[133]，这表明人们憎恨的是一切谋国不忠者。稍后另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张春也有同样的遭遇。当明廷获悉张春“督阵被执，守正不屈”时，乃“嘉其忠义”，遥授右副都御史，赏恤其家[134]。旋张春为后金“上书请款，巡抚丘禾嘉密表其事”[135]。于是“朝中哗然诋春”[136]。大学士孙承宗云：“春亦有须眉，独不闻其妻翟氏六日不食而自经乎？士大夫不能飞矢仆此行尸，而忍为关说，春故愧其妻，士大夫亦何以见妇人乎？”[137]诚意伯刘孔昭以张春“陷围，既不能以死报国，反蒙耻为之请和，实罪不容诛”，特奏请削其遥授宪职，“以为不忠之戒”[138]。此外，当明廷获悉后金攻入辽沈，管辖南四卫奴役广大汉民的将领为刘兴祚，便认定其乃“辽人投虏助虐”者，遂下诏逮捕，悬赏凡有捉获者“无论中外人，即除荆州刺史，给银万两”[139]。尽管熊、袁、张等人之遭遇均是历史悲剧与历史误会，但鲜明地展示了明廷朝野人士憎恨叛贰不忠的严正态度。

贰臣亲人的态度更发人深省。当明清松锦战役结束，祖大寿最终降清后，因其妻尚在宁远，乃秘密派人持书前往“使之出来”，然其妻却“责其负国不死，辞意严正”。“清将闻之亦为叹赏”[140]。清入关后洪承畴受到重用，官内院大学士，声名显赫。顺治六年，乃奏请朝廷批准将其母由福建接来北京。然而二年后，他又因“不请旨私送母回闽”，被人弹劾，而上奏“引罪”[141]。洪承畴所以如此狼狈原来另有难言的隐情。洪母本来对洪的叛明降清之举甚为痛恨不齿，而不愿进京，勉强进京后，便无法与叛贰的儿子共居，而“日夜思归不已”[142]。终于不顾洪的一再挽留，独自忿然南返。有关这方面的记载甚多，其中清初人刘献廷记云：太夫人（洪母）进京“见经略（洪承畴），大怒骂，以杖击之，数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来，将使我为旗下老婢耶？我打死汝，为天下除害。’经略疾走得免。太夫人即买舟南归”[143]。上述记载深刻说明叛贰行径乃为举世所不容。

相反，明廷朝野上下对临危授命为国捐躯者却予以高度评价，“敌王所忾，为国之殇”[144]，称之为“国殇”、“忠魂”，赞美崇敬之情感人至深。当年辽东抚顺失陷后，就不断有人上奏提出表彰忠义。建议“优恤阵亡将士”[145]、“其并力追贼，身委锋镝者，应破格优恤，以慰忠魂”[146]、“轸念阵亡诸臣，速赐恩恤，以慰忠魂，以作士气”[147]；或请为忠义“立庙”[148]、或“请祭葬、赐谥”[149]。而皇帝览奏亦随之表示：“诸将死事可悯，委宜照例优恤”、“文武将吏军丁为国捐躯，忠魂可悯”、“文武将士相继阵亡，被祸之惨，朕闻之心恸，亟宜破格优恤以慰忠魂”。明廷遂奉旨对死难将士亦一再加以“优恤”、“破格优恤”、立庙或“入祠时祭”。如王命印、颇廷相、梁汝贵、蒲世芳、颇重光俱“从祠附祭”[150]，赠副将颇廷相为都督同知，袭升三级，其长子重光为实授百户，仍准世袭[151]。而后刘綎、杜松、张铨等皆建有祠庙。除此之外，人们更用浓重的笔触深情歌颂为国捐躯的忠义之士，以大量的诗文碑传，表达了对死难英烈的由衷崇敬之情。明清之际的数十年间，凡于抗击后金——清斗争中死难的忠烈，几乎都得到赞颂追挽。其中不仅英名素著者，如于清入关前死难的张承胤、杜松、刘綎、张铨、袁应泰、何可刚、刘兴祚、满桂、鹿善继、孙承宗、卢象昇；清入关后死难的史可法、黄得功、黄道周、吴应箕、金声、陈子龙、夏完淳、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何腾蛟、瞿式耜、张同敞等，深情赞颂哭悼记传之诗文甚多。而对临难不苟为国英勇捐躯的普通官员、将领，如辽东裨将梁汝贵、河东参将张名世、周敦吉、副将戚金、都司袁见龙、守备雷安民、河西副将罗一贵、总兵祁秉忠、刘渠，以及开原道崔儒秀、辽阳道何廷魁、广宁道高邦佐、同知陈辅尧、段展、总兵黄龙等，均有记功歌挽。

如歌咏主动陷阵而死的梁汝贵素怀灭敌之志，“壮士腰间三尺剑，中宵一吼毒龙飞”。赞颂其一往无前，“报国忘身应裹革，擒胡拼死犯重围。魂栖鸭绿江边月，愿跨辽东白鹤归。”[152]赞美于萨尔浒之战中奋战而死的杜松“一死已将身许国”，“熊虎英名自古今”[153]。赞美于西平堡奋勇抗敌，兵败后“慷慨自杀”的副总兵罗一贵，“虽死愈于生”。对率兵万里到达辽东后正卧病修整中的总兵祁秉忠，忽闻后金兵至，乃“奋然上马突入敌阵，身被数十创”而死，深情歌颂道“虏至必捐生，但洗苟活耻”[154]。称颂于巨鹿抗清殉国的卢象昇，是义无返顾“已拼一死”的报国“孤臣”[155]，其壮烈精神“千秋炳青史”[156]。赞美史可法“只手希扶天柱折，寸心欲挽地维倾。身歼国事虽无补，忠义煌煌凛若生。”[157]这是不以成败论英雄，钦仰的是其忠于国家、忠于职守，誓死不二的高风亮节。人们也正是以这种态度对待一切为国献身的忠烈。赞美绝不屈从于清朝，举事不果而绝食死的刘宗周是“终以节见”[158]。称颂黄道周一身正气就义南京，是 “化胥涛江上”[159]。“古今多一精忠，中兴少一名相”。是“一代纯臣”， “精忠大节，就义从容，真足感动天人，争光日月”[160]。其人品崇高，“生为一代伟人”，而 “死为千秋伟人”[161]！赞美于广东抗清死难的梁朝鍾、陈邦彦、陈子壮“忠烈炯然，千古犹有生气”；“取义成仁，视古有光”；“明大义以倡后人”，其精神“与天地同不朽”[162]。

人们对宁死不屈坦然就义的张铨，赞颂之辞尤多。“当关谁破鲸鲵浪，殉国无惭獬豸冠”。“碧血已藏辽土里，贞魂肯梦洛城东！”[163]歌颂其为国尽职尽忠，凛然献身义无返顾。认为其“谋敌虽未工，殉国良可吊”。“万古义不没，一死何复云！”[164]其视死如归的精神撼人心弦，“疾呼天地痛，山川草木悲”[165]。人们更深情肯定其死的深远意义，“公以身殉国，可以壮中国之气而褫旃裘之胆，且愧后之临难苟免者。”朝野上下咸谓张铨 “之死事为辽第一人，与古之常山（颜杲卿）、雎阳（张巡）并千载凛凛有生气”。他以光辉的榜样留给后世，是当之无愧的“国以一人重”、其“死重于泰山”[166]之人。他以一腔热血洒之以殉国，“死无憾矣”[167]。

此外，人们还充分肯定了忠义的集体，如或深情赞美后金挺进辽沈后，辽东南卫铁山诸处遗民同仇敌忾的忠义行动：“犹肯徒手保险，死不降奴，号天泣血，以待王师”[168]；或歌颂奔赴辽东战场在抗击后金中为国捐躯的死事将卒：“有生谁不死，战场死则伟”， “国殇吊万古”[169]，“丹忠耿耿足千秋”[170]。而明清松锦之战中，广大汉人的凛然志节，深深震撼了朝鲜人。朝鲜世子曾深情地记载道，当明人于杏山激战中失败后，“清人三日搜杀，极其惨酷”，而“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降者”。他们还于生死关头，“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不中箭，不失敬礼，死而后已”。而塔山失陷时，士民“自焚其庐舍，一时俱烬”，而“余卒七千，并行厮杀”[171]。无一屈服。当清兵南下，一举消灭南明弘光，随即再次强行颁布薙发令，江阴县举城愤慨，拒不薙发，奋起抗清。举城兵民万众一心，他们自觉组织起来，誓死不屈服于清朝的残暴统治，一次次击败清军的猛攻，整整坚持了八十一天的斗争。城破后又与清兵展开巷战，面对清兵的大，却“无一人降者”[172]。所谓“八十日戴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173]后来南明隆武帝闻而泣之曰：“吾家子孙遇江阴人，虽三尺童子亦当加敬也。”[174]人们推崇和颂扬的正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的无限忠诚誓死不二的伟大精神。

清人对忠贰所持之态度耐人寻味，因为它所肯定的正是与其为敌而临难不苟宁死不屈者（当然从自己营垒中杀出者除外），它所鄙视的则正是从敌对阵营中叛降过来效忠于它而为其拼死卖命者。而清朝的这种态度绝非偶然孤立的现象，而是前后相承，始终如一，终清之世无变化。清人的这种态度，笔者在《论历史上满洲与“贰臣”》[175]一文中论之甚详，这里仅述其要。

当满洲先世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兵叛明后，为斗争需要，曾极力招降明朝文武官员，即招收背叛明朝的所谓贰臣以为己用。为此不惜采用一切威胁利诱的手段。如万历戊午攻打抚顺时，特向李永芳发出招降书，指出如不战而降，不仅“仍照原礼，予以豢养”，且将“超升尔原职”，“与我一等大臣等并列”，还将“以女妻之，结为亲家”。否则，将 “为无目之矢所中，必亡矣”[176]。皇太极时为争取利用明朝之叛贰，更无所不用其极。如天聪四年（崇祯三年，1630年）七月，为争取占据海岛坚持抗击后金的刘兴治、刘兴沛等刘氏弟兄，他精心设计了一份与刘氏弟兄的盟誓书，书中皇太极亲自出面与刘氏弟兄结盟，书称如岛中刘氏弟兄 “杀其南朝（指明朝）官员，率各属官民，与我国同心”，皇太极保证：“彼岛中之人，或居岛中或上陆住，我不收纳，令彼自做一国，待以宾礼”[177]。两个月后，皇太极致刘氏弟兄书中又说，“诚能协助以成大事”，我决不言“天无二日”[178]。而天聪六年为争取锦州总兵祖大寿的投降，仍然不惜以卑词引诱，称“幸遇将军于此，似有宿约，深惬我仰慕将军素志。”“倘得倾心从我，战争之事我自任之，运筹决胜，惟望将军指示。盖休戚与共，富贵共享，朕之夙愿。”[179]简直把敌手明臣捧到了天上，极力把自己塑造成平等待人、爱才如命的形象，当然其目的是争取对方背明降己。对已经俘获认为有用但却拒不投降之人，亦极力加以争取。如大凌河之战俘获明军将领三十三员，皇太极下令杀掉二十五人，留下八人令其投降。其中七人立即屈膝降服，然而惟独统帅张春不跪，倨傲挺立，拒不投降。皇太极将其软禁于沈阳三官庙后，张春始终保持明臣气节，甚至执意在后金汗宫之侧用明朝年号祭奠亡妻，而皇太极却下令：“就依他。”[180]崇德三年是后金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称帝建元的第三个年头，张春却不予理睬，他在致书中仍一口一个金汗，称大清为“边外弹丸之土”，是明朝的“大海一滴之水”，并说“天命未改，尺土皆汉有也。”[181]皇太极对此蔑视之举不仅表示了极大的克制和宽容，且每逢举行盛宴必请张春参加，虽往往遭到拒绝，仍“使数往”[182]，坚请如故，表示诚意，对其优礼不减。当洪承畴被俘押至沈阳软禁期间，尽管其“誓死不屈，日夜蓬头跣足，骂詈不休”，皇太极更表现了极大的耐心，派诸文臣前往劝降，当得知其有所松动后，竟“亲至洪馆，解貂裘与之服，徐曰：‘先生得无冷乎？’”[183]。凡此种种真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目的当然仍是一个：要对方投降。

而凡明臣果真背明来降者，后金（清）统治者便立即践诺，予以高官厚禄及隆重礼遇，以使其死心塌地的为己效命。当李永芳临阵投降，努尔哈赤立授其副将之职，将抚顺所得降民编为一千户，令其统辖。并将孙女嫁与为妻，李永芳遂成后金国中有名的抚西（抚顺）额驸。叛明率众主动航海来降的孔有德、耿仲明在后金国中本声名不佳，被目为“暴戾无才”，其所统官兵皆系“不务本等生理”的“无形影之人”[184]。但皇太极却喜出望外，除给粮食田宅外，当其奉召其赴盛京时，更力排众议，亲率诸贝勒出城十里，“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185]。不久，孔、耿二人连同稍后率众航海来降的明叛将尚可喜均被封王爵，荣耀至极。洪承畴经不住诱惑，屈膝投降后，皇太极甚为高兴，“即日赏赉无算，陈百戏以作贺”。皇太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欲得中原，而苦无向导，今终“获一引路者” [186]，焉能不由衷欣慰。清兵入关后，洪承畴受到重用，授命为内院大学士，被摄政王多尔衮赞誉为“至清的好官”[187]，顺治帝福称其为“晓畅民情，练达治理”的“夙望重臣”[188]，两次被任命为经略，授以便宜行事之权[189]，令其坐阵东南与西南，统率文武，剿抚兼施，为清朝打天下。福临还许诺“功成之日，优加爵赏”[190]。当吴三桂击败李自成大顺军引清兵顺利入关之当天，清廷即“承王制，进三桂爵平西王”[191]。不久在册封策文中，又肯定其破“贼兵”、定中原之“大功茂著，宜膺延世之赏，永坚带砺之盟”，要其“益励忠勤，屏藩王室”[192]，尽忠于清朝。而众叛亲离的孙可望只身降清后，顺治帝以其瓦解南明永历、尽得西南虚实之功，遂按“自创业以来，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193]的一贯政策，特封孙可望为义王。当孙可望进京时，顺治帝特命和硕简亲王、安亲王率民公、侯、伯以下，梅勒章京、侍郎以上隆重出迎。并于太和殿召见及中和殿赐宴[194]。礼遇之隆无以复加。降清贰臣们正是在这种优遇中肝脑涂地的为清朝效命，毫无保留地充当了清朝残酷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的帮凶，清朝也正是充分驱使利用了他们，瓦解明朝和对付一切反抗，战胜攻取，开创了一代伟业。他们是清朝当之无愧的功臣。

然而，后金——清统治者极力策反、招降和使用叛贰，却从骨子里怀疑与蔑视这些为他们拼死效命的功臣。他们驱使叛明之臣为己用，但对其叛卖思想、投降行径却从未首肯，而是鄙薄。这是一贯的传统、不变的原则。努尔哈赤对来降于他的汉人一直抱有戒心，甚至是根深蒂固的怀疑与蔑视。曾最为得意的抚西额驸李永芳，这个投降后金的第一个明朝叛臣的境遇并不美妙。他投降后虽然拼命为后金效劳，并以功被提升为总兵官，获得免死三次的政治待遇，但努尔哈赤始终对其疑虑重重。这点明人早就看出，就在李永芳“背君弃亲”，引导后金兵仇杀辽东男女，弄得“之、人怨之”之时，明人说“即建酋父子兄弟，亦且心薄而心疑之矣”[195]。事实确是如此。天命八年李永芳的一次谏阻发兵，竟引出努尔哈赤对他劈头盖脑般的斥责。痛斥他心向明朝，同汉人结为一伙，“为迷惑我，而伪为进谏”[196]。于是罢其总兵官之职，虽旋即恢复，可从此李永芳在后金国里已毫无作为。几年后努尔哈赤在致明将毛文龙书中竟称李永芳是“获于阵前”[197]者。轻蔑之情跃然纸上。这不能不令真心实意为后金卖命的李永芳伤心至极。皇太极继位后，李永芳虽被重新起用，但其被蔑视的境遇并未改变。不久，他奉命随二贝勒阿敏进攻朝鲜，一次军事会议上，他附和众贝勒之意见，向阿敏进劝阻之言，结果却遭道阿敏的当众辱骂：“汉奴！我欲杀尔，岂不能杀乎？何得尔多言！”[198]遭此痛骂的李永芳“自是终无一言”[199]。而在后金国里李永芳“被阵擒”[200]的看法始终没有改变。李永芳也终在屈辱中默默死去。曾使出浑身解数使明朝宁锦战线顿然瓦解，让努尔哈赤不费一兵一卒就获得广宁城的孙得功，对后金来说可谓立了奇功，可出人意外的是他降金后在明朝的官职竟原封未动，仍是游击，而未获重赏，且终努尔哈赤之世也未晋升一步。其奥妙明人早已看出：“得功为奴所疑。”[201]原来努尔哈赤虽然从孙得功的行动中大获收益，但对其背叛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猖狂叛卖行径却十分厌恶、深深怀疑而鄙视之。

皇太极对叛降归己的贰臣，亦不时流露出轻蔑与怀疑之情。曾遵其指授施反奸计成功除掉袁崇焕的文馆儒臣鲍承先，因一份上奏不合其意，便揭露其不光彩的老底来：“鲍承先等果有何功，俱系临阵与我军抵敌，因败走被擒者。”[202]他曾大动肝火，集众汉官于笃恭殿，追论降清后竭诚尽职已官至汉军固山额真的石廷柱、马光远之罪。斥责该二人于攻打明松山时，诡称铅药已罄，不尽力攻城，是“恐伤城中汉人”，“身虽在此，心不忘明”[203]。他还对为其效命的汉人文士表示了极度怀疑，斥责建议以舟师攻取山海关的汉官为居心叵测，“是为敌人而损我兵，徒以空言相赚耳”[204]。贰臣祝世昌的遭遇更惨，已官至礼部承政的祝世昌于崇德三年（1638年），出于职责，上疏奏请禁止阵获良人妇女卖与乐户为娼。皇太极览奏怒斥其“狥庇汉人”，“心之所向，犹在明也”[205]。祝世昌遂被定以“身在本朝，其心犹在明国，护庇汉人，与奸细无异”[206]之罪，革职，发边外席北地方。

洪承畴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皇太极招降了洪承畴并兴奋异常，但洪降之后，仍然对其疑虑重重，并未使用，而是将其软禁起来，“使之在其家，不得任意出入”[207]。对其怀有戒心。迨清兵入关后，洪虽受到重用，却暗中受到监视[208]。致使他于任职期间处处提防满洲权贵，如临深履薄。他南京任上委曲于满洲提督巴山，五省经略任上逢迎于满洲学士麻勒吉[209]。顺治帝福临虽然有功成优加爵赏的许诺，可是并未兑现。洪承畴之晚年甚受冷落，直到其休致之后，清廷方免强封他为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只相当于天命年间的游击，是当时十五等爵位中的第十三等，这与他为清朝所立的大功极不相称。他死后虽被赐谥文襄，但二年后（康熙六年，1667年）承旨撰写的短短碑文中却一再提及其来历：我朝“破明兵十三万时获尔，蒙太宗皇帝宽恩抚育”，“尔图报豢养之恩”，“所在著绩”[210]。死后又揭其不光彩的老底，贬意显然。这是对其一生品格的严肃认定。

孙可望的下场足可令一切叛变者心寒。他背叛南明永历朝孑身投清被封为最高层次的一字王义王，这在他来说当是最为荣耀且引以自豪之事。然而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遭到了包括满洲权贵在内的“举国臣工意怀轻忽”的待遇，令其狼狈不堪，惶惶不可终日。面对举国鄙视、“”的巨大压力，孙可望自惭形秽，乃上疏请求辞去王爵，顺治帝不允，颁旨称：“封爵出自朕裁，孰敢！虽系孤踪，不必疑畏。册印著仍祗受。”孙可望虽硬着头皮保持王爵，然而蔑视他的人比比皆是。几个月后，孙可望奇怪地死掉了。有记载说他是“从出猎，毙于流矢”[211]。或云“随出猎，被射死”[212]。但究竟因何而死却无人追查。贵为王爵的孙可望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不明不白的死去，而清廷却不闻不问，这清楚地向人们透露了清朝统治者对待叛贰之士所持鄙夷不屑的真正态度。叛贰者的遭遇更深刻说明了叛卖求荣者没有一个好下场。

清统治者竭力策反、诱降和使用贰臣，却从骨子里蔑视这些为自己建立大功的贰臣，深恶其为人。而对那些坚决对抗自己而临难不苟、宁死不屈的忠烈之士却怀有由衷的敬意。这是它的渊源有自的又一历史传统。

当年努尔哈赤挥兵攻下辽阳时，曾极力劝说张铨要其投降，遭到坚拒、痛骂并要求速死：“吾岂肯从贼，愿速杀我！”对此努尔哈赤不仅未怒，反“以好言慰之”[213]，耐心解劝。皇太极亦随之进劝诱降。均无效后，张铨被送归署中，乃从容自缢殉国。亲眼目睹此情景的后金兵惊讶万分，他们面面相觑地说：“忠臣！忠臣！”[214]努尔哈赤获悉后竟命令李永芳备棺收敛，将其安葬于辽阳并建祠致祭以示崇敬[215]。

皇太极对在大凌河之战中俘获的张春虽经百般劝诱而坚决不降，“吾认白刃耳”，“请速杀我！”宁死不屈之表现，深为感动。他对张春抗节不屈的凛然志节，不仅毫无怪罪之意，相反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他曾赞叹道：“吾从史传中见文天祥，以为神人，今乃真得见文天祥耳。”[216]他对这位宁死不降者，并未再开杀戒，而是感慨地说：“壮哉，鬼神且惮之，朕敢违天杀春乎！子卿（苏武）之事任为之。”[217]于是不仅留下未杀且引发了深层次的思考。有文集记载称，面对张春皇太极深有感触地对近臣说：“得公等百，不如一春矣。”他还曾与文臣范文程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他问范文程：“朕见中原名将虎视角出，迨势绌计困，即倒戈归命，如摧败朽。文臣一竖儒生，往往不易屈者何耶？”范文程回答道：“文臣读圣贤书，忠孝名节平生所学，所以危不爱身，不欲负国家养士之报也。”皇太极听后“跃起”曰：“为人臣子不可不读书，于张春乃信。”这里皇太极从张春的行动中，深深感悟到中国传统道德之可贵，感悟到教化的重要，认识到只有以忠孝名节塑造的臣民，方能临危不惧，以身报国。因而身体力行，“由是，悉令诸王贝勒旗下子弟皆遣就学，因春始。”[218]此事所载不虚，事实正是如此，就在张春被俘后不久，皇太极颁布了命诸贝勒大臣送子弟入学之令。他说：“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使之所以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今我兵围明大凌河城，经四越月，人皆相食，犹以死守。虽援兵尽败，凌河已降，而锦州、松山、杏山犹不忍委弃而去者，岂非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乎？至今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者，俱令读书。”[219]显见皇太极是要把满洲后代培养成象张春那样竭诚为国尽忠的人才。自然他对像张春这样临危授命，舍生取义的大义凛然之士怀有无限的敬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因而崇尚忠义在后金——清国度里形成风气。张春被软禁的十年间，其凛然志节始终如一，赢得了满洲统治集团里许多人的同情与钦佩。他人格的力量征服了许多人，“虏中亦极尊敬，比之于苏武”[220]。张春从容殉国后，皇太极 “甚惜之”[221]，特依张春生前“移我居辽阳，得近中国，则死无恨矣”的愿望，下诏“礼葬”张春于辽阳城南莲花寺[222]，“为建石塔表其墓，使后世知有张春云”。当清朝统一全国之后，清朝发祥地的辽沈地区，仍到处传颂着张春凛然不屈的“抗节” 事迹，“野夫牧竖皆能言之，皎皎昭日月也”[223]。

清兵入关之后，清朝统治者在夺取全国及镇压一切反抗的进军中，在继续招降、使用贰臣时，一如其先辈，即象努尔哈赤、皇太极那样，对本是自己的敌人，即坚毅不屈的志士表示由衷的崇敬，并由此而及尊崇一切忠义之士。顺治二年闰六月，摄政王多尔衮在赞扬一通洪承畴，决定任命这位贰臣总督军务招抚江南时，又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每见攻陷一城，辄有死节，良由明朝诸臣读书明理使然。即此可见明朝还有好人。”[224]能死节者是好人，而他正要使用的这位洪承畴恰恰是不能死节而屈膝降己者，且不论多尔衮在同一场合下，说这话的用意何在，但却透露了他心中褒贬忠奸善恶的标准是十分明确的。这时多尔衮得报原明朝湖广江西总督袁继咸虽被贰臣左梦庚挟持，但拒绝降清，在执赴北京途中，曾数次自杀不遂之事，乃顿生钦慕之情，于是特派翰林院熊学士前往劝降。传话说：“袁总督随着行，与他大官做。”[225]尽管袁继咸不为所动终于不屈遇难，但多尔衮尊崇忠义之举却载入史册。就在顺治帝福临赐封叛卖南明孑身来降的孙可望为义王之前后，他却大力表彰了明末北京陷落时殉君死难的文武诸臣。以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务”[226]。尔后他便根据礼部上奏的所谓明末死难忠臣范景文、倪元璐、李邦华等十五人，以及“死节”太监王承恩之事迹，分别准予给谥赐祭，“以慰忠魂”[227]。

清朝统治者崇尚忠义不仅对现实，对中国历史上凛然大节的忠义人物，亦表示了愈加明确的崇敬之情，且代代相承。其中最突出的要算对关羽的崇拜。关羽这位三国时蜀汉名将被历来尊为忠义典型，更为清统治者崇敬有加。当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创业之初，即起建关帝庙，予以崇祀。皇太极时期更于各地普遍敕建关帝庙，并尊其为护国神。迨顺治元年即定制每年五月十三日遣官致祭，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1725年）勅封关羽前三代为公，除五月照例祭祀外，又增加春秋二祭。对彪炳史册的如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清统治者亦表示过由衷的敬慕。康熙帝玄烨曾高度赞扬文天祥，“其忠君忧国之诚，洵足以弥宇宙而贯金石。”[228]崇仰忠义之情感人至深。

清朝统治者崇尚忠义、贬斥叛贰的思想，到乾隆帝弘历可谓发展到了顶峰。弘历不仅对中国历史上的忠义典型顶礼膜拜，如赞颂岳飞是“精忠无二”的“精诚”之人，“而天下后世仰望风烈，实可与日月争光矣！”[229]赞颂文天祥“以百折不回之气，行万变不渝之志”，实践为国家民族而成仁、取义的誓言。“即势至于不可为，亦为竭忠尽瘁死而后已，不肯忍耻偷生以辱其国也”。指出“文天祥忠诚之心不徒出于一时之激，久而弥厉，浩然之气与日月同光。”[230]他不仅以无限崇敬之情颂扬忠义，更以严厉的态度贬斥叛贰、奸邪。他无情地鞭挞了陷害忠良的秦桧及背国降元的吕文焕等人。自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弘历更陆续清理了自清朝开国以来忠奸善恶的历史旧账，即对此前历史问题做了全面的总结，以爱国忠君的标准划清了忠义与叛贰两大人群的界限。

弘历的历史总结工作是从肯定忠义开始的。四十年十一月，他颁布了一份《命议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谕》。谕中提出“崇奖忠贞”的目的是在于“风励臣节”，他指出自顺治帝“轸恤遗忠”，对范景文等殉节大臣“特恩赐谥”之举，“实为亘古旷典”，但因当时条件所限赐谥人物不多。现在“遗事渐彰”，该是对那些因坚决抗清而死的各类人物全面“论定”的时候了。他说：“若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至于其它，“或死守城池，或身殒行阵”，或被俘后惨遭杀害时“视死如归者”，“皆无愧于疾风劲草”。“即自尽以全名节，其心迹亦并可矜怜”。那些“茹苦相从”于南明诸王，“舍生取义”者，是“各能忠于所事”，亦不应埋没。而当年进剿死于萨尔浒战阵之中的刘綎、杜松等， “冒镝撄锋，竭忠效命”的“一时良将”；坚决抗清的孙承宗、卢象昇等，虽“身膏原野”，但“凛凛犹有生气”，这些“能为国抒忠”者，应一视同仁予以优奖。同时他又指出，那些降清后又继续坚持抗清思想，即“不能舍命”的没有“死节”者，如钱谦益等人，属“觍颜降服”，“幸生畏死”，是“丧心无耻”之辈，当加严斥。这样“一褒一贬，衮钺昭然”，以为天下万世“植纲常”、“示彰瘅”[231]。

谕下，大学士及九卿等奉旨亟议办法，于次年二月，遂将拟议结果上奏。拟分两种谥法，即凡立身始末卓然可传而又取义成仁，支柱名教者，特予褒崇，按名定谥，即予“专谥”，计三十三人。若平时无甚表现，而临危之际，慷慨致命，矢死靡他者，汇为“通谥”，计一千五百零五人，其中包括忠烈一百二十四人、忠节一百二十二人、烈愍三百七十七人、节愍八百八十二人。至于微官末秩、山野平民慨然授命应予表彰者，不能一一赐谥，均可入所在地之忠义祠，计二千二百四十九人。以上总共三千七百八十七人。奏上，弘历当即谕曰：“甚为允协，著照所议行。”并令将所进各册姓名事实，摘编成书，特予命名为《胜朝殉国诸臣录》，交武英殿刊刻颁行[232]。

而后，弘历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褒”“贬”历史人物的思想，提出了“贰臣”论之说。此说是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弘历颁布的《命国史馆编列明季贰臣传谕》中提出的。该谕中说：“我朝开创之初，明末诸臣望风归附。如洪承畴以经略丧师，俘擒投顺；祖大寿以镇将惧祸，带城来投；及定鼎时，若冯铨、王铎、宋权、谢陞、金之俊、党崇雅等，在明俱曾跻显秩，入本朝仍忝为阁臣；至若天戈所指，解甲乞降，如左梦庚、田雄等，不可胜数。盖开创大一统之规模，自不得不加之录用，以靖人心而明顺逆。今事后平情而论，若而人者，皆以胜国臣僚，乃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幸生，觍颜降附，岂得复谓之完人？即或稍有片长足录，其瑕疵自不能掩。”至于“既降复叛”的李建泰、金声桓，以及降附后“潜肆诋毁”的钱谦益等，“尤反侧佥邪，更不足比于人类矣”。上述这些人，《明史》已不容收入，如本朝国史，若以其身事两朝，亦概加削而不书，“则其过迹，转得藉以掩盖”。所以，这种“大节有亏之人，不能念其建有勋绩，谅于生前，亦不因其尚有后人，原于既死”。故“准情酌理”，应于国史中另立《贰臣传》一门，将上述诸臣仕明及仕清之事迹，“据实直书，使不能纤微隐饰”。这是以“大中至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即以是示彰瘅”[233]。

四十三年（1778年）二月，弘历再次颁诏，命国史馆以《明季贰臣传》分甲乙二编。谕中指出，贰臣虽然皆为大节有亏之人，但“诸人立朝事迹既不相同，而品之贤否邪正亦判然各异，岂可不为之分辨淄渑？”于是将 “虽不能克终于胜国，实能效力于本朝”的洪承畴、李永芳等人，与“阴行诋毁”清朝，“进退无据，非复人类”的钱谦益及背明降“贼”复降清朝，早为清流所不耻的龚鼎芝等人加以区别，而分出等次。洪、李等人收入甲编，钱、龚等人收入乙编。“俾优者瑕不掩瑜，劣者斧钺凛然”[234]。实际到最后定本时，又从乙编中将背明降清而又叛清者，如吴三桂、李建泰、金声桓等人另归一类加以单列，编入《逆臣传》中。但不论如何细分，《贰臣传》与《逆臣传》中所收者，均为叛贰之人则无疑义。

弘历将背明降清者定为“贰臣”，贬斥背叛，表彰忠义，成为他一个完整思想相辅相承的两个方面。是对祖辈以来崇尚忠义鄙视叛贰的传统，即努尔哈赤、皇太极、福临以来，一贯思想与实践的继承与发展。这不仅成为清统治民族即满洲民族理性思维发展成熟的标志，更是自古以来以儒家理论塑造人物，成为维护君权，稳定社会，加强封建统治的重要思想的新发展。

由上可见明与清统治者乃至社会舆论对忠贰问题的态度是完全相同的，它深刻反映与说明了，尽管这是两个势不两立的敌对势力，但他们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却有契合点。即对中国传统道德、对正义的普遍原则、对真理与良知的认同。人间重正义，举世恨奸邪。崇尚忠义鄙视叛贰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在，已是各族的共识。

三 忠贰现象留给人们的不尽思考

当年乾隆帝弘历提出贰臣论，把明清易代之际这两大人群划分为忠臣与贰臣，肯定忠义而否定叛贰，固然是以忠君与否来判定，含有维护封建正统之意。且仅凭是否忠于故主来判定忠贰，单一绝对，并不能清楚揭示事物的本质。但此论亦并非毫无价值，恰恰相反，因为其中含有一定合理的因素，而使其具相当普遍的社会意义。这是因为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忠君是与爱国紧紧相联且密不可分的。“临患不忘国，忠也。”[235]人们的忠君往往就是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民族。以为国、为民是大义所在，生死以之，一往无前。追求和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它体现了一种人世间最纯真的浩然正气，一种伟大崇高的精神。而背君、叛君则往往与背叛国家、背叛人民、背叛民族联在一起，这是最为世人所不耻的趋利忘义、丧心病狂的羞辱大恶。表彰忠义、鞭挞叛贰，对弘扬正气，倡导热爱国家、热爱民族，提倡献身精神，自有深远的意义。温习历史，查阅明清之际忠贰人物的一桩桩往事，更使人们从正反两个方面，深深体会爱国这一伟大主题的深刻内涵，深深领会中国传统道德中最有价值部分的精神实质，将给人们不尽的思考。

明清之际的忠贰人物之所以判然分为两类，其重要分野就在于对待国家、人民、民族的根本态度问题上。关键时刻，是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即为国为公甘于舍己，勇于献身，还是一己之私高于一切，为了个人私利不惜叛众，背信弃义，泯灭良知。说到底，忠与贰无不在这一根本问题上顽强地表现着。明清之际的叛贰者，即所谓贰臣无不是将一己之私利置于一切之上。他们所追求的只有个人私利，一事当前，唯一考虑的是个人之得失。若为活命故，一切皆可抛。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们为了活命、为了一己之私，把国家、人民、民族早已置诸脑后，什么样的无耻背叛勾当都干得出来。李永芳、孙得功、孔有德、洪承畴、吴三桂、许定国、郑芝龙、孙可望等等叛贰者，无不如此。忠义者却以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生死以之。“时危节乃现，一一垂丹青。”当国家、人民、民族的危难时刻，他们挺身而出，义无返顾，以热血和生命进行报效，表现了凛然的志节。颇廷相、邹储贤、张铨、袁崇焕、张春、鹿善继、史可法、黄端伯、阎应元、黄淳耀、黄道周、郑成功、夏完淳、张家玉、瞿式耜、李定国、张煌言等等义烈，亦无不如此。

明清易代之际大量涌现的忠者与贰者，反映了迥然不同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记录了不同品格者的人生轨迹。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其灵魂之高下判然。然而，此时出现的这些忠贰人物，却不是偶然的社会现象，它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背景，而忠与贰两大人群内部，特别是被称为“贰臣”的人群内，彼此之间亦纷纭复杂各有差异，绝非整齐画一的千人一面。复杂的现象只有深入具体的分析，方能勾画出大致清晰的轮廓。忠贰现象有个复杂的历史进程，不同时期他们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历史作用与影响亦各不相同，对其判定不可一概而论。而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及不同的斗争环境，它决定着人们的理想、追求与行动。当然我们要着重探讨的是他们当中最具代表意义的典型人士。

清入关前明清对峙的二十几年间，尽管敌对双方彼此矛盾斗争复杂激烈，但矛盾斗争的主要方面及矛盾的重点却是十分清楚的，这就是脱明独立的后金——清，不断向明朝发起进攻、杀掠，广大明朝军民深受其害，从而引发同仇敌忾的奋起抗击，因而民族矛盾成为这时的主要矛盾。当国家遭灾、家园被毁、同胞罹难，面对凶残肆虐的狂敌，是与之坚决斗争到底，宁死不屈，还是屈膝投降，甚至与之同流合污，二者没有调和余地。正义与非正义之阵线清楚，是忠是奸泾渭分明，昭然于世，人们看得一清二楚，毋庸分辨。《贰臣传》中所收此时之“贰臣”，基本上符合其身份，可谓如实之记录。

而清兵入关之后，情形就比较复杂，出现了新的情况，就南北而言亦大不一样。人们看到，曾猛烈抗击清兵的杀掠肆虐，涌现象了鹿善继、孙承宗及卢象昇等忠烈人物的北方地区，当清兵入关之际的顺治初年，竟出现了故明官员抗清者少而降清者众的奇异现象。《贰臣传》中所收贰臣以此时居多，如实记录了这个事实。但这些“贰臣”中，货真价实者故不乏人，而懵懵懂懂，为潮流卷入，乃至错判形势，上当受骗，负辜难明者亦为数不少。故此时之“贰臣”鱼龙混杂，不能一概而论，应做具体的分析。其实此时“贰臣”之多，乃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因为此时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做为正统国家的明朝已经灭亡，恢复无望；曾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李自成大顺农民军的永昌，却在极力为清人“驱丛”、“驱渊”，它一举攻下北京，颠覆明朝后，由于政策失当及，急剧失去人心而成为士民憎恨的对象，北方各地相继发生大顺派出官员被杀事件，出现了某种权力真空，国家一时之间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地主阶级急于寻求保护，正可谓惶惶无主之时；而此刻为吴三桂请进关门的清军突然而来，挟军事之威并因势乘便，控制了局面，造成逼人投降之势，致使相当多的明臣于意外之中，稀里胡涂地成了贰臣。而那些虽有反抗之心者，亦措手不及，难以组织力量[236]。

清人入关，特别是入主北京后，开始以天下正统自居。大搞宣传攻势，竭力改变多年来在广大汉人心目中一贯杀掠施暴的凶残形象。为争取人心，以往日迥然不同的姿态，迅速地调了政策，“变抄掠之暴为吊伐之仁”。一改自努尔哈赤、皇太极以来二十多年不变的闯入内地肆行杀掠的方针，提出了“率仁义之师”[237]，“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的口号，并公开严令将士“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罪之”[238]，反复强调要对百姓“秋毫无犯”。同时一再颁令下谕宣布清兵入关是为故明臣子“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唯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239]。其入主北京之后，下令为崇祯帝发丧，又连续实施了一系列安定社会的措施，并暂缓推行大违的薙发令，使明季以来长期动荡不宁的局面有所舒缓。特别是清统治者继续推行自皇太极以来开始的，对传统思想即儒家思想的认同，大力倡导尊孔读经，表彰明末殉难诸臣，以儒家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来规范国家和民族的行动，重塑了满洲民族性格，协调了满汉思想文化上的关系，这具有相当大的迷惑力，自然争取了一部分人心。而尤为突出的是，大力推行收容、任用明臣的政策。号召明臣出仕，不论其前此背景如何凡前来投递职名，即来清廷报到者，一律接收，使其官复原职。除此之外，更以书征召及推荐引用等办法，极力搜罗。尽管多年来北方是清兵肆虐的重灾区，刻在人们心灵上的家国之恨太多，清兵的凶残形象令人憎恶已极，但清朝上述的种种努力也着实奏效，它令一批功名利禄心切者人动心而投入清朝怀抱。其中王鳌永、沈惟炳、骆养性、金之俊、吴惟华、冯铨、李若琳、土国寳、孙之獬属最为积极、心甘情愿降清者。在这种形势下，也有相当一些人为降清潮流所裹挟而成为贰臣。当然静观形势，洁身自守，不为外界所惑，虽经人荐举仍拒不降清出仕者，亦不乏其人。著名者如既不降顺又不降清而南逃的张家玉[240]、“数召之，不往，及造庐，即踰垣走”[241]的张怡等。但总地说来，此刻清人一再表白的清军入闗，乃“为尔朝雪君父之耻，破釜沉舟，一贼不灭，誓不反（返）国”。它之所以“宅此北土”者，“非富有天下之心，实有救中国之计”。甚至宣称不仅同意南明的建立，还要与之友好相处：“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本朝永怀继絶之恩，以敦睦邻之谊”[242]。确实具有相当大的迷惑力，而令人感动。一时间欺骗了许多人。

向以国事为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汉族士人，面对如此局面，当然没有理由排斥。甚至表达了十分复杂但却由衷欢迎及感激之情。其中一些志节凛然之士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明兵部职方主事、掌山东临清州印的凌駉，于甲申年五六月间，向清廷上表称谢，对清讨贼复仇之举表达感激[243]。而身在南方的明大学士史可法在复清摄政王多尔衮书中亦称颂清讨贼之举为“振古铄今”。表示“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止“感恩图报”[244]！凌駉、史可法的态度很有代表意义。这说明清朝因势乘便的得手，及清兵入关之初宣传攻势获得的成效。所以不难理解顺治元、二年间之所以有大量北方明臣投入清朝怀抱的现象。清朝也正是乘此机会迅速网罗了人才，稳定了北方大局。对这些投靠清朝的人（当然每人情况各有不同）来说，此举虽属痛苦的抉择，且难免有觍颜事敌、投靠二主之嫌，但他们并非旗帜鲜明的叛贰者，与当国家、民族的危难时刻，为苟活偷生而顿易节操，背叛国家民族而屈膝降敌的李永芳、洪承畴等有所不同。所以对这些人，人们谅其志而不应过分苛求。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论，我们对顺治元、二年间这个特定时期的“贰臣”中一些特定人群所做的具体分析。并不包括其中那些只图个人的荣华富贵，甘心为虎作伥，而劣迹昭著灵魂卑污诸如王鳌永、孙之獬、刘泽清、许定国、李成栋，及南方的赵之龙、田雄、左梦庚、谢三宾等叛贰者。

然而清朝的宣言与实际行动大相径庭。入关后的清兵絶非“灭贼”之后即走，而是以此旗号乘机夺取天下，它逞凶肆虐，旧习难改，继续掳掠，乃至强行圈地、逼迫投充，实行残酷的高压统治，弄得社会动荡不安，致使北方原来抗明的农民起义军，一下子都转为抗清。这是清朝的虐政所致，对此即清朝实录亦不讳言。这对许多曾对清朝怀有善良愿望的明臣与士人来说，顿感上当受骗，终于使他们看透了东来的清兵：并非义旅而是凶敌。当然意志坚定者，时刻与清保持距离，决不轻上贼船，并最终与其划清界限。凌駉当年虽曾上表清廷，却拒绝接受清朝所授的官职，坚持明臣气节，并未成为贰臣，后为弘光朝御史，壮烈就义于抗清战场。而南方的史可法亦以生命谱写了忠义之歌。而北方或有一时被骗投降而顿然醒悟弃清南逃者，如史可程便是“自北庭南奔”[245]者。那些急忙降清而成为贰臣者，或为惑于清朝的宣传不明底细而上当受骗、或者追赶潮流，随众而动、或者性格懦弱，易于就范、或者本想当官，见利即趋而欣然投靠，因人而异，形形，不一而足。当他们全面认识了清朝的本质后，虽有人痛感被骗上当，贰臣的苦果难咽，或遭新的迫害，而被迫反正，愤起抗清如姜瓖、李建泰。或降清后，虽位居高官，但自持不慎，日后对清朝虐政流露出某种不满而遭杀身之祸，如陈名夏，但这仅是极少数。而对大多数人来说，即使感到降清错了，但慑于形势，抽身悔迟，已生米做成熟饭，苦果也只得吞咽下去。随波逐流，做清朝的官员，最多尽量多做点好事，而少为非作歹。或多消极怠工，多请假、少抛头露面而已。总之北方的降清贰臣相当复杂，各有一本难念的经。

南方的情形与北方迥异，当北京陷落，崇祯帝朱由检自杀，明王朝覆亡的消息传来后，江南的文武勋臣立即兴灭继绝，于南京拥立明藩王朱由崧即位，建立南明弘光，接续明朝正统。弘光初以讨贼复仇即对抗农民军为国策，为此特设江北四镇，四镇将领各统重兵与农民军形成对峙之势。然而形势的发展并不如弘光君臣所料：欲讨之贼竟无踪迹，而视为讨贼盟友的清朝已虎视眈眈，向自己杀来，于是抗清御侮便成为弘光军民的当务之急。不久迅猛南下的清兵竟一举覆灭了弘光，志满气骄不可一世的清朝随即严厉颁行薙发令，强迫汉族士庶悉从满俗，凡违抗者“杀无赦”[246]！激起了普遍的惊惶与愤慨。而后大挥屠刀的清兵相继消灭继弘光而起的隆武、永历等南明。于是，一场抗击、捍卫民族尊严，气壮山河般的抗清斗争便在全社会展开。所以此时又是营垒清楚，忠贰分明。忠义之士以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感人颂歌，叛贰者以卑污作孽的丑行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贰臣传》中所收此时降清的人物，亦大体名实相符，无需过多辨正。

明清易代之际所涌现的忠贰两大人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观，它从正反两个方面留给人们不尽的思考。其忠义人群的种种表现足可惊天地、泣鬼神，将永为后世之楷模。这就是当国家、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他们国家至上，公忠在心，或忠于职守，不畏艰危，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或挺身赴难，勇往直前，百折不挠，视死如归；或生能舍己，毁家纾难，号召义勇，勇斗凶顽；或坚持大义，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取义成仁；或凛然志节，歴久弥坚，含辛茹苦，忠贞不渝。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无限热爱，精诚报效，气壮山河。他们是最纯正的人。支撑其精神、贯穿其灵魂的是他们对国家人民民族的一颗赤子之心。中国数千年来代代相承的爱国、报国之情，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爱国是一切忠义者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忠义者与所有叛贰者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而叛贰者的卑污与丑行足为后世之戒。他们只为一己之私，便叛家、民族与人民，而铸成大恶。无不是昧于义理，私欲膨胀，在人生道路上迷航终致丧心无耻所致。它从反面告诫人们修身做人之重要。必须修德明义，明廉知耻，慎独自励，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不仅要做“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247]之人，更要深明大义，并誓死维护大义。任何时候放在首位的都应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而非自我。坚持“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248]永葆政治坚定性。如此砥砺志节，以养成“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249]，是谓明义理，辨方向，懂得高尚人生的真谛。方能临难不苟，凛然自持，不蹈不忠，不陷不义，远离卑污邪恶，自觉实践孔子 “杀身以成仁”[250]、孟子 “舍生而取义”[251]的主张。而做益世纯正之人。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如火如荼的抗清斗争中，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即爱国可以荡涤污浊，净化人们的心灵，可使一些曾经走过人生弯路，或助纣为虐，残害同胞，或劣迹昭著，声名狼藉者，终于皤然醒悟，弃旧图新，舍小我而就大义，毅然以身报国。受此影响的这些人虽曾与忠义无缘，但终于走上了忠义之路。以自己爱国的实际行动，弥补前愆，改写了不甚光彩的历史。其中较突出者有马士英、杨文骢、周之夔、王之仁、朱大典，以及刘兴祚、李延庚等。

马士英（1591年-1646年），字瑶草，贵州贵阳人。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凤卢总督。明亡后曾以拥立首功，为南明弘光东阁大学士，独专国柄，起用阉党人物，排斥、诛杀异己，浊乱朝政。弘光覆亡后，曾欲事监国鲁王及隆武帝，皆因其丑行恶迹而被拒。清军挺进浙东后，乃入新昌境，以披剃为僧做掩护，从事抗清活动，旋事泄被清执杀[252]。时人因其“不降”清，称赞其晚节有“荣名”[253]，甚至称其为“贤相”[254]。杨文骢（1596年-1646年），字龙友，贵州贵阳人。万历举人，歴官教谕、知县。南明弘光立，官至兵备副使，监军京口（今江苏镇江）。因与马士英沆瀣一气，为世所诟病。清兵渡江，乃南走。隆武立，官至浙闽总督。后以率众抗击清军负重伤被执，谕降不屈，乃被杀。举家三十余口同时遇难[255]。王之仁（？-1646年）字九如，巴陵人，南明弘光时官至宁绍总兵，统水师。清兵下浙东，曾奉表投降，旋为民众抗清义举所感动而悔之，乃积极拥立监国鲁王，进封武宁侯。虽因与诸军阀争地争饷事，为朝臣所侧目，然奋勇抗清不稍怯。当江上师溃，众军皆遁，唯之仁一师坚守驻地。当见事不可为，乃沉妻子于江，立帜张盖航海至吴淞，冠带登陆，被送至江宁，从容入见清招抚江南内院大学士洪承畴。自称前朝大帅，国亡当死，恐身死不明，故来投见。劝之降，不从，遂遇害[256]。

从后金——清营垒中杀出的刘兴祚、李延庚之事迹尤为悲壮。刘兴祚（？-1630年）后金人称其为刘爱塔，朝鲜文献称之为刘海，辽东开原人。后被“市夷掠去”[257]到建州女真地区，时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258]。在建州他以才干出众，且“伶俐善解人意”[259]，而深得努尔哈赤器重与赏识，被分到大贝勒代善的正红旗。他参与了后金进攻明朝挺进辽沈之战。以击敌、追逃等功授备御，并迅速高升，直至副将，受命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之地。成为后金国中声名显赫的汉官。然而后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汉人的惨遭蹂躏，深深震动了他未泯的良知，激起强烈的民族大义感，而开始采取对抗行动，“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260]。终于萌生逃出后金，报效国家的坚定信念。从此便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弃金归明之路。他不惧险阻，百折不挠。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组织复州民众逃亡，因事泄失败后，面对愈加险恶的形势，仍不退缩、不动摇。他屡次通书于明宁前道袁崇焕，表示欲脱离虎口，“自拔”归明的心愿。当后金两次出兵攻明时，他“俱遣人先报”，使之“得以为备”[261]。最后，痛下决心，于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抛下老母妻孥，以自焚之计，逃出后金。归明后积极投入抗金斗争，而深得袁崇焕之信任。次年，官至副将，掌管皮岛事务。不久奉命率兵赴永平，与后金激战中阵亡。刘兴祚人生道路之选择与归宿，被史家誉为“兴祚逋亡之余，百计脱归，有宋李显忠之风”[262]。表现了一种“不惜破家以殉国的伟大献身精神”。“就气节风骨而论”，他“与那些名垂青史、浩气长存的民族英雄相比却毫无愧色”。其“爱国精神足以光照千秋，与山河同寿”[263]！李延庚（？-1636年）又作英格(Yengge)、洋阿，抚顺人。李永芳之长子。历任后金——清游击、参将，官至吏部汉承政。他虽身居高位，获得满洲统治集团的信任，但却具有强烈的正义感，憎恨后金的暴虐，不齿于其父贪生变节为虎作伥之行径，而下定抗金忠明之决心，遂毅然决然采取行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曾积极参与刘兴祚组织复州汉人逃离后金的活动，积极协助刘兴祚兄弟先后逃离后金。当后金发兵进攻大凌河、宁远时，乃“遣心腹家丁往作奸细”[264]，向明朝及时通报信息。后事泄被害，杀身成仁。以上这些人的行动为明清之际的忠义史补上了感人的一章。

当时迁势异，持续近半个世纪的明清对峙的战火停息，硝烟散尽，动荡不宁的社会开始安定并逐渐走上承平，中国历来士人所企盼的治世景象已初露端倪，这是昔日曾舍生忘死积极参与抗清斗争或与清持坚决对立情绪的劫后幸存者，即明遗民，所面临的新问题。面对新的形势该如何行动？人们看到，这些人大致有以下两种表现。

一是抗清既无可能，乃凛然自守，坚持节操，坚决拒绝与清统治者合作，拒绝与清朝发生任何联系，或为僧为道佯狂遯世，或远行避害，致力于讲学及著书立说，进行深刻的哲理探讨及总结历史上的兴亡教训，提出了许多关心天下大事及经世致用的学说，以及写出大量反映时代思潮与风貌的诗文，给世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著名者有傅山、方以智、函可、顾炎武、归庄、王夫之、吕留良等。如顾炎武提出了这样的命题：“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265]而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成为鼓舞、激励人们爱国热情的伟大号召，成为一切爱国者的座右铭，三百多年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人们无比尊敬这些守志不屈的忠诚爱国者。

一是虽然坚持明遗民志节，拒不仕清，与上述人士一样，精研学问，讲学不辍，著书立说，丰富了中国思想宝库。但却与清朝发生某种联系，而对此一举动不论当时及后世，均难让人理解，而有所余议。其中最突出的要算黄宗羲。黄宗羲抗清失败后隐居浙东期间，以凛然的志节坚决不仕清廷，专心著述，写下了留给后世达一千万字的著作。他极力表彰抗清义烈、颂扬遗民节操，曾称清朝为“夷狄”[266]，称清帝为“虏酋”[267]。其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扬，断言“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68]，思想之深刻更达前所未有的高度。被誉为“终保晚节”的“大儒”[269]。是“学问渊深，名冠海内”的“一代学者宗师”[270]。可另外的问题是，他虽然坚拒博学鸿儒科之荐及参修明史之邀，但却同意了弟子万斯同及儿子黄百家北上修史，对清廷修史之举予以支持。他还与清廷一些官员相往还。后来在其诗文、书信中，竟出现肯定清朝的字眼。如称清朝为“国朝”[271]，称清军为“王师”[272]，称康熙帝为“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之“圣主”[273]、“圣天子”，其统治为“王道”[274]。等等。于是又引发出“梨洲晚节多可讥”[275]的非议。其实这是误解并冤枉了他。黄宗羲虽拒绝仕清，但退隐而非遁世，他以严峻目光观察了世事的变化。他亲身经历了国家由明末以来的大乱，到逐渐稳定乃至日趋治理的现实。更亲眼目睹了康熙帝玄烨的英明伟略：“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并振兴文教，令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276]，治国理民卓有成效之情形。国家的治理正是他平生梦寐以求之事，面对眼前的实际，他绝非视而不见，而是予承认和肯定。他的这些行动正象一位学者所说，是他“开明通达，正视现实的明证”[277]。这种正视则完全出于爱国的立场，绝非为了一己之私或有狭隘的它求。展示了他与时代一起前进的卓识与远见，是伟大爱国情怀的真诚流露。拒不仕清，始终保持明臣节操，但又正视现实，承认现实，黄宗羲光明磊落无可指责。此时与黄宗羲有同样表现而理应获得赞美的还有苗君稷。

苗君稷，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后金天命五年，1620年），康熙三十年（1691年）尚在世，卒年不详。字有邰，号焦冥，昌平人，诸生出身。崇祯十一年（崇德三年，1638年），清兵毁长城冲入内地杀掠时，蹂躏昌平。苗君稷举家罹难，乡园被洗劫，父母遭残害，他只身被掳掠到盛京（沈阳）。当皇太极发现其才能，曾“数欲官之”，苗君稷却予以明确拒绝：“谢不就”。以“一介之士皭然自守，虽饵以禄秩，怵以威执，而不为之动”。甘愿摒弃一切违背心志的宠荣而遁入玄门，乃“自请为道士”[278]，从此便身着黄冠，成为沈阳三官庙道士。他拒绝与清廷合作，表现了坚定的气节和强烈的民族意识。当清兵入关，“需才甚亟”，大力招引文才之际，苗君稷仍 “优游不仕，借名黄老，闭户著书于长松白石之间”[279]。一如既往，坚持节操，矢志不渝。抱定了终生不为清统治者效力的宗旨。但他并非对清朝、对清统治者持永久不变的排斥态度，而当时迁势异，即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天翻地覆般的明清战争结束，以武力夺取天下的清朝，面对社会各阶层猛烈反抗的形势，采取了顺应措施而调整政策，以致社会逐渐趋于安定。尽管他心中有永远抹不掉因清兵肆虐所造成的悲哀与伤痛，但却敢于直面这个现实。康熙十九年（1680年）出版，现仍流传于世的他的坦吐胸臆的两卷本诗集《焦冥集》（又名《知白斋集》），共收诗篇四百三十八首，其写作时间跨度达三十年，充分记录了他在这一期间的心路历程。诗集中既有因清兵肆虐国家残破及个人家破人亡的无限伤痛、愤慨及对施暴者谴责的声音，看出他对早年那场灾难与仇恨终生耿耿，哀惋愤怨之情溢出纸背。然而在其晚近的大量诗篇中却出现了肯定清朝的颂辞。“谁忆天心归有日，戎衣一定自辽东”[280]！他开始赞美清朝国家的统一、安定和强大。尤其赞美清朝边疆政策的成功，“却思圣代怀柔远，不遣征人永备边”。[281]“亲族争相劝，归来恐后余”，“宣恩驰化外，归附不须招”[282]。生动记录了在清朝得宜的民族政策感召下，边疆少数民族心向祖国的感人情景。他拥护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争，当平叛节节获胜时，乃情不自禁地讴歌“春回处处尽生欢”[283]，“升平看有待，努力报皇天”[284]。他还热情讴歌八旗将士为捍卫国家统一安定、扫除凶顽的勇武雄风，“耻居祖父声名右，誓扫蚩尤指顾中”[285]。对八旗子弟充满了赞美与期待之情。他更对国家统一和社会承平做出贡献的清统治者表示由衷的敬佩和歌颂。他面对眼前的状况，甚至肯定了皇太极的开创功绩：“雄图开辟太宗多”[286]！他称颂康熙帝玄烨的东巡为“万年期”的事业，“为看击壤尧民舞，不数横汾汉武祠”[287]。盛赞其功业不亚于汉武帝。凡此种种的讴歌与赞颂均非呆板的应制、应景之作，更非别有希求，完全是出于主动。须知这些诗篇竟完全出自曾被清统治者所指挥的八旗兵大肆掳掠中家破人亡而个人前途被毁者之手。苗君稷之所以写出这些发自肺腑的诗篇，正是因为他正视发展变化的现实，看到了明清之际令人无限伤痛的大动荡之后，终于出现了社会安定和国家治理，对此他由衷感动，这是他对祖国、对人民怀有深情的自然流露。这充分反映了苗君稷一事当前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国家、人民，而非个人的恩怨，反映了他具有非常可贵的高度责任感和与时代一起前进的思想认识及爱国赤诚。笔者曾在一篇论述苗君稷的文章中指出，苗君稷“永远不忘清兵的暴虐和遭受的屈辱，终生不与清统治者合作，却又热切关心并赞美清朝的成就”。这说明他“不抱残守缺拘泥固执，而思想敏锐，与时俱进。遁世而又心系世事。他关心国运民瘼，以天下国家人民的忧喜为忧喜，怀有赤诚的爱国之心，是位高尚的热心肠的人。”[288]明清易代之际所涌现的忠义人士的爱国赤诚，并未因时迁势异而稍有改变，可贵的是他们的思想境界却又达到了新的高度，黄宗羲、苗君稷堪称为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四、对美化贰臣及贬斥忠义诸说之商榷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时期，大量涌现的忠义与叛贰人物，尤使这段历史动人心魄，令人沉思，更从诸多方面给人以教益。人们对忠贰人物最为关注，从其出现之日起，就立即做出了反应，给予不同的评价。其中对忠贰做出全面评价最为著名的，要算当年弘历的贰臣论。弘历论定贰臣，即肯定忠义与否定叛贰，是完全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出发，以忠君为标准，为民立极的，是要人们服服帖帖地接受其专制统治，具有明显的封建性质与时代烙印。其阶级本质及专制意味十分浓烈。但是必须看到，它所起到的实际作用，已远远超出立论者的初衷而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它客观上反映和肯定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正义、崇尚道德、坚持真理及为公爱国的精神；它起到了鞭挞丑恶、呼唤真理与正义的警世作用；它对纯洁社会风气，弘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因而绝不能因贰臣说是封建皇帝所定便来个否定之否定，即所谓“解放思想”，对那些坚持抗清之志的忠义人物加以否定和贬斥，而为变节的贰臣恢复名誉，甚至肯定、歌颂起贰臣来。这种否定和贬斥与肯定和歌颂颠倒了历史、混淆了是非，有害无益，不可不加以驳正。苏双碧先生主编的《洪承畴研究》一书中，颠倒、混淆之处不一而足，其中为贰臣唱颂歌之议论尤多，现仅列举数端，略加剖析以为商榷。

（一） 所谓贰臣降清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弃暗投明论。论者谓当年明朝已由统一变成，其衰败已不可避免，而清朝之兴势所必然，所以贰臣降清是看清了这个历史发展的大方向而做出的历史抉择，这是“选择了一条光明之路，也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289]，是“弃暗投明，帮助清朝完成统一大业”，对国家人民有利，“是正义的行动”[290]，是不能“用‘求生’或贪求荣华富贵来解释” [291] 的。但遗憾的是这与当年的历史实际及贰臣们的真实思想并不相符，只不过是论者为美化贰臣的主观想象而已。

毫无疑问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只有统一，中国才有进步，而清朝确曾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空前大统一，具有历史功绩。但这是清兵入关并取得全国一百多年以后，即乾隆年间的事情。这是历史发展、变化的结果，是历史的进步。然而清朝前期的这个历史的功绩判定不了明清之际的是非。正象清朝后期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不能否定其前期的历史功绩一样。而清朝国家空前统一的这个历史的进步是后来人们特别是今天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当时人们的认识，当时的人们包括贰臣们在内并没有这个认识，也不可能有这个认识。讲历史只能根据历史事实说话，而不能超越历史，不能以后来的认识代替以前，更不能把今天人们的认识强加给古人。这是治史者向来的共识和应遵循的原则。本来弃暗投明是光明正大的义举，实属正确的抉择，不仅不应非议，反而应予充分肯定，热烈赞扬。历史上亦不乏其人，尤当改朝换代之际，此类事更不胜枚举，如向负盛誉的魏征即属此例。弃暗投明者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有功于社会，是无可非议的闪光的历史人物。然而这里有一个前提，即所谓弃暗投明，所弃的必是黑暗与不义，而所投的必是光明与正义。而这正是弃暗投明者与明清之际“贰臣”的本质区别所在。

在明清之际，尚未取得日后统一全国成就的清展现在世人面前的并非光明，而是令人恐怖的很坏形象。不可否认清的出现有历史的积极结果，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满族历史发展阶段的局限，清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却是以烧杀掳掠破坏统一的面目出现的[292]。它以明朝臣属脱明闹独立，与明朝分庭抗礼，不断向明攻扰，狂暴肆虐，“焚劫边城，凭陵重镇，捆载锱畜，屠戮生灵”，给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深重的灾难。它驱兵日事抢掠杀戮，施行足令“万民痛心”[293]的残酷的民族奴役与压迫政策。其统治之区绝不是光明的天堂，而对广大汉人来说不啻恐怖的地狱。所以深受其害的广大汉人理所当然地对其恨之入骨，从而展开了坚决的反抗和斗争。当此之时的清并没有什么光明可言。对此，清统治集团自己也不讳言。皇太极曾公开承认：“向我国将士于辽民多所扰害。”[294]“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295]而主管兵部贝勒岳托还对昔日八旗兵大肆辽东兵民一事，坦诚表示“不胜追悔”[296]。他深知汉人对清人的屠戮行径深恶痛绝，他曾直言指出“先年克辽东广宁，其汉人拒命者诛之，后复屠永平、滦州汉人。是以人皆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297]的事实。文馆诸臣更是对八旗兵日事抢掠深为不安，他们一再上奏指出这是个有害无益的传统，“出兵之际，人皆习惯，俱欣然相语曰：‘去抢西边。’汉人闻我动兵，亦曰：‘来抢我矣！’夫‘抢’之一字，岂可以为名哉？”[298]他们建议应改变自努尔哈赤以来的行军途中“妄杀行路之人”，驻扎时“妄杀人民，抢掠财物”，离开时烧毁粮草房屋，这个“使民叛逃”[299]的政策。他们上书请求皇太极于出兵之日“戒谕将士，无杀良民，无女，无掠财货，无焚屋舍”。如不此之图，实为“失算也”[300]。实际上文馆诸臣的这些苦口婆心的规劝，根本没有打动清统治者。清统治者多年来一贯奉行的抢掠屠戮方针，不仅丝毫没有改变，且变本加厉。如皇太极时大举挥兵毁长城闯入内地，就达七次之多，肆虐程度一次比一次严重。仅掳掠带回关外的人口就达百万之众，清官书对此一一记录，并不讳言。如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1639年）及十六年（崇德八年，1643年）的两次攻入内地返回关外时，所掳掠的人口共计八十三万有余[301]。致死的更难以数计。明人当时对崇祯十二年清军肆虐，内地惨遭蹂躏的记录，印证了这一事实：“今番蹂六七十城，杀二总制、一藩王、十数郡王，其它贵官不可胜数。屠男妇百万，掳壮丁数十万。所过二千里莽为赤地。我欲耕无人，欲耕无食，欲耕并无牛种。虏不来且不足自支，而况虏何事不来乎？”[302]这种长期以来肆虐辽东残害内地的状况在当时来说，一切有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贰臣们从切身经历中亦深悉此情。

明朝政府尽管已相当衰败不堪，但对清（后金）这个地方叛乱的出现，却并未听之任之，而是从维护国家统一、制止、保护人民生命与财产的安全、维持社会稳定、制止凶残与暴虐出发，采取了断然措施，不断出兵征讨，予以制止。表现了一个负责政府的坚定态度。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对清的战争具有反民族压迫的性质。明朝属正义一方。如果说明朝这时出现了现象，此乃国家、人民之灾难与不幸。忧国忧民、以身许国、挺身而出、共纾国难，这本是一切有良知、有责任感的人应持的态度。事实上，贰臣中象洪承畴等许多人曾奉朝廷之命领兵出击讨伐清这个令人诅咒的敌人。这本是包括收复失地、反对倒退、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安全、保护广大人民免遭灾难、免遭凶残的民族压迫等内容在内的正义之举，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而光荣的神圣使命。是本应受到高度赞扬的爱国行动。但遗憾地是当其面临危及个人安全的生死关头，为一己私利、为苟延性命，他们便把对国家与民族的责任通通割弃而选择了背叛、选择了投降。他们的投降动机绝非什么在关键时刻的大彻大悟，看清了历史潮流“以‘天下为心’”[303]，“弃暗投明”，而恰恰是私欲膨胀而丧失了良知与气节，背弃正义投入黑暗。是对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背叛与出卖，是地地道道的不义行为。

陈梧桐先生说得好：“崇高的气节是与正义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洪承畴从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一方投降进行民族压迫的非正义一方，不能叫弃暗投明，而是丧失民族气节。”[304]当年乾隆帝弘历谳定贰臣时所说的“遭际时艰”不能“临危授命”，而“畏死幸生”，可谓一语点破其要害。事实也正是如此。前述孔有德、耿仲明等率部航海投奔后金时，后金文馆谋臣已揭穿他们是一些“不务本等生理”、“暴戾无才”为害社会的兵痞悍将，是一群不逞之徒。指出他们叛明来归“必是气力不支”，走投无路所致。现在“他但保全性命已自快足”[305]，根本谈不到有什么雄图远略。众贝勒对他们的穷蹙来投也一致报以鄙夷不屑，当皇太极欲与之行抱见大礼时，竟“咸谓不宜”[306]。而洪承畴的屈膝降清，则更是贪生怕死所致。这点清人也是洞若观火。前引尽管有记载说洪承畴被俘羁囚沈阳期间曾绝食有日，誓死不降，但并未持续多久，他还是进食而活了下来，进而对皇太极的拘禁不杀表现出“欣欣自得，侥幸再生”。这种表现已被明降臣张存仁看出了门道，乃奏请皇太极 “应速令薙发，酌加任用”。一个月后，洪承畴果真薙发降清。清人还有记载说，当洪承畴拒不投降时，皇太极曾命范文程前往规劝。面对洪承畴的“谩骂不已”，范文程却以善言相待，随即与之谈今论古，这时有房梁尘土落在洪承畴衣服上，“洪屡拂拭之”。范文程见状立即辞归，回报皇太极说：“承畴不死矣！其敝衣犹爱惜若此，况其身邪？”[307]后洪承畴果然投降。这是察言观色从细微动作处窥见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洪乃贪生怕死之徒，范文程的心理推测完全正确。洪承畴因不想死，所以在利诱之下才变节投降。这个记载似乎丑化了洪承畴，然而这却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来源有自的事实，此乃大学士范文程之四世孙、嘉庆时官至吏部侍郎、镶黄旗汉军人范建丰所提供。而记载此事者乃满洲爱新觉罗氏之显贵、清天潢贵胄铁帽子王礼亲王昭槤。这说明满洲统治集团内对洪承畴降清之动机了如指掌。其它贰臣之降清动机亦不外如此。这是后人无论如何避讳、掩饰和美化、拔高也改变不了的铁的事实。今天论者以顺应历史大势，弃暗投明的义举加冕给贰臣，无非是向人们证明贰臣们乃一批远见卓识之辈，是推动中国统一大业之发展而名垂史册的功臣，因此其投降有理。然而这种推断却不是历史事实。违背历史事实的任何“解释”与论断，都是难以成立的。贰臣们的临难苟活变节背叛绝无光彩可言，谓其大节有亏实乃恰如其分的评价。其灵魂已死，他们“反颜事雠，行若狗彘”[308]。理应受到谴责。

（二） 现今中国的疆域范围内历史上不存在变节和大节有亏的问题论。《洪承畴研究》一书中有谓：“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兄弟民族之间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不管如何结局都属于中华民族内部的问题，战与和一般都不存在出卖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问题。”[309]又说，中国自周秦以来，历经王朝更叠，但“从王朝的领土上看，都在中国疆域范围之内，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明的组成部分，不涉及外族统治的问题，‘贰臣’也就不存在变节和大节有亏的问题。”[310]又认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只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而不是什么‘异族入主中夏’，更不是什么‘侵略中国’”。如果不这样看待历史，便是“带着严重的民族偏见”，“混淆了敌我”[311] 。这是无视与曲解中国历史基本事实的美化贰臣论。

国家是阶级与历史的范畴与概念，它具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现今中国疆域之内的所有民族同为中华民族，都是友好大家庭里的平等一员，都是同胞兄弟，彼此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睦相处，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完整与统一，共建美好家园，这是今天的情形。中国的历史是由今天这块领土之上的昔日各族共创的。而现今中国的疆域、现今中国各族人民的空前团结及对统一国家的热爱，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象爱护眼睛一样，捍卫各族之间的团结、捍卫国家领土的完整与统一，是今天中国各族人民的共识。但古人囿于当时的条件却并不具备今天人们的这个认识，而中国历史上的情形也绝不尽如今天。历史上这块疆域之内，王朝更叠与王朝对峙的局面，屡见不鲜，虽然当时各族彼此之间友好相处和往来的时间居多，友好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然而也时有兵戎相见，有不幸和流血，有的还相当酷烈、相当复杂。这是无庸回避也回避不了的事实。我们不纠缠历史，更不算历史旧账。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和掩饰这段曾经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只能客观如实准确地去认识真实的历史，从中汲取应有的教训，以利今天与未来。

人们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各族间曾经出现的那种矛盾与冲突的斗争中，曾使许许多多人无一例外地卷入进去。秦汉以来边疆民族建立的一些与中原王朝有过许多交通和战争，至今分析起来，有的纯属中国内部事务，有的不是或不完全是。不论是与不是，但在当时来说它们却互不统属，它们建立的分明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国与国的关系，它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对立斗争，并未被看成是一国内部的事务。正是由于这种彼此互为敌国的现实的存在，所以当矛盾冲突爆发时，其中不仅有是非及正义与否之辨，更存在着关系重大极其严肃的对待国家存亡、民族危难等态度问题，即存在着爱国与、捍卫民族利益与出卖民族利益的问题，也就是当时人们极其重视而严肃认真对待的国家和民族关系中的大是大非、大义大节的问题。就当时而言这是尖锐的现实问题。实际上人们回顾历史便会清晰看到两种表现截然不同的人物一再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其中有正义与崇高也有卑鄙与龌龊。而且，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在这个激烈的矛盾斗争中，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是，由于斗争双方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彼此之间的重大差异而出现的带有倾向性的严重问题。即当时以农耕为主的汉族所建立的历代王朝同以游猎为主的边疆民族所建立的各个王朝或的斗争中，尽管彼此间的是非与斗争性质错综复杂，但多数情况下，地处周边的后者对前者的侵扰、掠夺与破坏，则是相当频繁、相当严重的。这对在平静中生活的广大汉族人民来说不啻祸从天降，是巨大的灾难。于是奋起保卫家园、保卫祖国的抗击侵略的斗争便随之而起。这是不应回避、不应曲解和掩饰的客观历史。

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华民族的明辨大是大非的整体意识、国家观念与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正是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屡见不鲜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当时相互敌对的国家间残酷激烈的战争中，即血与火的严酷考验中孕育的。这是中国古代各族在这块土地上，在不断的斗争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世代相传、不断丰富并为全社共识。其中最突出的是涵义深刻的爱国为公的思想，以为国、为公是大义、大节所在。“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义所在。”[312] 这种为坚持正义、捍卫国家而舍生忘死一往无前的思想与精神，在历史实践中形成，又一再于历史进程中表现出来。人们看到每当中国历史上出现抗击邪恶、反抗强敌入侵、反抗民族掠夺与民族压迫及奴役的斗争时，那种全民奋起，同仇敌忾，抗敌御侮，激动人心的悲壮景象。听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313]，“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314]， “壮志饥餐胡虏肉”[315] ，“不教胡马度阴山”[316]等誓死保卫国家、保卫民族，同危害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凶恶敌人决一死战的大义凛然的豪迈呼声。这震撼人心的词句被人们一再传诵，一再引用，这是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忠诚爱国的正义精神。当然，当人们在传诵时，这其中的“匈奴”、“楼兰”、“胡”、“虏”等，已不再是具体针对某一民族，而是泛指一切来犯肆虐的侵略者。这伟大的呼声气壮山河，表达了人世间正义战胜邪恶的强烈愿望。它反映了我们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伟大爱国精诚和纯真而崇高的民族气节。正因为它是崇高、正义的呼声，它代表了真理，所以早已为中国各民族人民所接受，并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它陶冶一代又一代后来人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绝非民族偏见的产物！

人们回顾历史更会清晰地看到在中国历史上当年这种国与国的战争中涌现了许许多多的坚毅不屈的志士仁人，他们坚持正义，深明为国为民的大义，勇往直前，临难不苟，生死以之，表现了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伟大的人格尊严。如苏武、李纲、宗泽、岳飞、韩世忠、洪皓、李庭芝、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于谦、张铨、袁崇焕、张春、史可法、张煌言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人物，他们是忠诚的爱国者与民族英雄，是直节凛然之士，千百年来受到人们无限的怀念与敬仰。他们已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共同效法的的光辉楷模。当然反面现象也时有发生，临难苟活，屈膝投敌，出家与民族利益者，如李陵、刘豫、秦桧之流，就属大节有亏者，千百年来被人们所不齿、所痛骂，成为引以为戒的反面教员。人们对历史上正反人物的鲜明爱憎，是出于对真理、对正义的热烈追求，绝不是什么严重的民族偏见所致。这是无法遮掩也遮掩不了的历史，是必须正视而无庸回避的历史。我们回顾真切的历史绝不是揭历史疮疤，算历史的旧账。如果有谁硬要把我们历史上的民族斗争牵强附会地与今天“对号入座”，让今天的民族去承担历史的责任则是绝对荒谬的。我们应正视并正确地认识历史。现在的中华民族是个完整的统一体，是它如今的所有成员即各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斗争，共同缔造的。所以我们的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历史，而先人则是我们共同的先人。我们的历史上既有令人振奋的光明与伟大，也有令人难堪的黑暗与耻辱；我们的先人既有彪炳千秋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也有很不光彩的过失与劣迹。尽管光明伟大与辉煌成就是我们历史发展的主流，但存在的问题我们也从来没有忽视。我们正视历史上的问题、正视历史上的曲折与先人的过恶，绝非搞民族偏见亦非自我贬低、自找难堪，而是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说过，“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不依人们好恶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不能改写，也改写不了，人们只能正视。历史上总是忠奸、善恶、正反并存。只有以正确的态度去正视它，不掩饰不回避，人们才会不断完善认识过程。掩饰先人过恶不论动机如何，非徒无益，且害莫大焉。先人有善，我则思齐；先人不善，我则勿履。恶以为戒，善以自励。直面历史，如是而已。只有正视事实方能明辨是非，褒善贬恶，坚持正确，抛弃谬误，发扬光荣传统，方能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与进步。”[317]中国历史上不论正面与反面、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各族人民共同发扬光大和认真记取。这一切都是我们全体中华民族的，而绝不应去分割支解，去同我们大家庭中的某一成员挂钩。否则这不论在理论和实际上都是错误的、荒谬的，对此必须高度警惕。因为我们揭示的是中华各族共创中国历史的规律，并从中汲取有益于今天的经验与教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我们中华民族的完整历史，才能感晤到什么叫有骨气、有人格、有国格，才能真正看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惊天撼地的表现，真正感到它的巨大力量和领会它的深刻内涵。而坚定立场，明辨方向，以珍惜和巩固今天来之不易的国家的统一和增进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如果回避这些，我们的历史将不仅是一片空白，且是混乱不堪的一笔胡涂账。将很大程度上不存在什么爱国者及民族英雄，而叛卖者尽可恣行于世，忠奸不分，是非颠倒，浑浑噩噩，将陷入民族虚无主义的泥坑。中国历史上那么多彪炳千秋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以及历代相传不断充实丰富的爱国为公思想及民族大义精神，这在这漫长历史斗争实践中产生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世间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通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莫名其妙的东西而失去存在的价值，这将是国家与民族的巨大悲哀。历史是不能回避也回避不了的。所以回避历史是很不可取的。掩饰与曲解更是不当。国家、民族、大义、大节问题就是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毫不含糊的客观存在。也就是说现今中国的疆域范围内历史上千真万确地存在着变节和大节有亏的问题。这是人们不能无视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是治史的基础。如无视史实、背离史实的一切史论，不管其多么高妙，都将是无源之水，其价值如何，自不待言。历史不能曲解，也曲解不了。曲解历史也帮不了大节有亏的变节者的忙，回顾历史只能让人们更清晰地辨识贰臣们背叛国家、人民与民族的真面目，如此而已。

（三） 不恰当类比论。苏双碧先生在《洪承畴研究》一书中为了肯定贰臣洪承畴的降清正确，特提出了一个新旧王朝更替说。他认为新旧王朝更替时旧王朝官员到新王朝任职起着安邦定国的作用，属于光明面的历史人物，而洪承畴正有这个经历，所以洪承畴是光明面的历史人物。并特别强调说，“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就很难理解我党在创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曾经以高度的热情欢迎张治中、傅作义等一大批旧中国的文武官员到新中国来任职的事实。”[318]这种议论实在令人惊讶。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弄清。其一，且不论这个新旧王朝更迭论正确与否，但必须指出以贰臣的日后功绩作为判定其投降时正确与否的根据，不仅本末倒置，更有偷换概念的味道。本来弘历判定贰臣的依据是十分明确的，即“遭际时艰”不能“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觍颜降服”者，就是临难苟且，因贪生怕死而变节投降，着眼点在其生死关头的态度，而未及其它。何况弘历在诏书中曾如实提到了贰臣们在为清朝“开创大一统”时，“建有勋迹”[319]。也点明了洪承畴降清后“宣力东南，颇有劳伐”[320]的事实。这是充分看到了贰臣们降清后的贡献。但是弘历更主张因为他们于关键时刻的失足，即大节有亏，不能原谅。早已把问题阐述得再明确不过了。现在论者故意无视当年弘历判定贰臣的前提而另立倒果为因的新标准，藉以肯定贰臣之投降，但于事无补。后功遮掩不了贰臣的前过，更定不了贰臣的终身。至于洪承畴等贰臣降清后有何“功劳”，应如何看待其“功劳”，属另外的问题，与判定其能否成为贰臣事无关，此且不论。其二，苏先生为充分肯定洪承畴，竟把其降清行为与新中国成立时张治中、傅作义等站到人民革命一边的行动划等号，这不能不令人有不伦不类之感！我们知道张治中、傅作义等旧中国的军政官员，于中国人民革命的重要时刻，认清了人民革命的大方向，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毅然决然地站到人民一边，参加到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三座大山” 的伟大革命中来。这是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的光明磊落的爱国义举，是杰出的历史大贡献，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这也是其一生的光荣转折点，应该大书特书的历史大进步。令人敬仰，值得歌颂。洪承畴之降清属何种行为？从前述已知其纯属贪生怕死，为个人活命，不顾国家安危、人民死活、民族利害，不惜背叛正义事业而觍颜屈膝，投到凶狠的敌人怀抱，为虎作伥，实属丑行恶迹的不义之举，理所当然地受到当时举国受难同胞的谴责与痛骂，是灵魂卑污者。其与张、傅的大义之举不可同日而语。把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事情硬捏在一起加以类比，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等同于旧的封建专制王朝，这种颠倒是非，混淆忠奸，不仅是对历史的曲解，也有对张治中、傅作义等高风亮节的历史功臣贬低之嫌。笔者对苏先生这种曲解历史的方法深感欠妥。当然这种对历史的曲解与否定，到头来也同样帮不了贰臣洪承畴等人的忙，剥下人为制造的光环后，贰臣们的变节丑行无论如何也光明不起来。

（四） 为保个人身家性命有权做出政治选择论。这是《洪承畴研究》一书中为肯定贰臣所提出的又一新理论。论者认为，诸多汉官汉将之所以叛明而投向清朝，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受到迫害”。论者指出，洪承畴于被俘后有感于皇太极不杀，且“亲自劝降”、“一意收抚”，而“思前想后”，“自己在明朝的遭遇，受言官之抨击，廷臣之挟制，皇帝之疑而不专”，“尤当他处生死关键时刻，明君臣把他抛弃”，越想越“心灵感到震撼”，“于是忠明到底的思想彻底崩溃”。随之又举例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都受权臣之迫害，不得不弃明而降清”。而有两次降清经历的祖大寿，第一次是因为“久被围困，明无力解救，在援绝食尽的绝境中，选择了一条生路”。第二次，“也是食尽援绝而再度出降”。吴三桂则是“为李自成所逼，遂邀清军进关”，而“剃发易服降了清朝”。最早降清的李永芳，也是因为“慑于后金兵临城下，自知不敌，不战而降”。这些人都是当个人遭到危害之际，为死中求生，才走上叛明降清之路的。于是论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就一个人而言，当关系到身家性命、前途命运时，有权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321]显然在这里论者认为活命第一，个人生存权高于一切。个人的身家性命和前途命运，是选择政治道路的前提条件和出发点。这里所谓“政治选择”，说穿了就是背叛。即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而有权背叛。这是背叛有理论。显见，论者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的确，明清之际的贰臣不正是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吗？他们于危难之际，为活命保身，“选择了一条生路”：置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大义于不顾而背叛降敌。按论者的观点贰臣均因此而明智地活命，维护了自己的生存权，诚可谓捍卫的斗士、识时务的俊杰。所以对贰臣不仅不能非议，且应予以充分肯定。

此论甚奇。奇就奇在论者把具体问题抽象化，直言无讳地提出了背叛乃是危难时刻个人活命的唯一选择的命题。此真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它毫无遮掩地道出了贰臣之所以背明降清的要害在于活命保身，活画出其极端个人主义的嘴脸。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叛卖者的灵魂，让人们看清了贰臣的本质。此论一出，什么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以天下为心、弃暗投明，等等美化贰臣之论，通通成为无足轻重的陪衬而黯然失色了。因为个人生存权第一，若为己命故，一切皆可抛，其它何足论哉！

然而论者这种个人利益至上的历史观虽很新潮，却难以令人接受。因为遗憾的是这与中国自古以来所倡导并为一切有良知的人们所认同的爱国为公的思想、忠义献身的精神相违背。“死生亦大矣”[322]，人们向来重视并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热切向往并努力追求光明幸福之路。但更向来明确实现个人这一切在不以损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前提。当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二者不可兼顾之际，毅然选择的乃是后者。人们以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为大义、大节之所在。不论任何艰难险阻、困阨不幸，乃至生死关头，也改变不了对国家的无限忠诚。爱国是义不容辞、不讲任何条件的。为捍卫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绝不计个人之荣辱得失，甘愿舍生忘死，毅然以一腔热血精忠报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虽九死其犹未悔”[323]。这是坚定不移无愧无悔的爱国赤诚，其虽死犹生，流芳百世，光照千秋，这正是代代不已的中华民族精神之所在。这是令人无限敬仰的伟大与崇高。而与此相反，奉行个人利益高于一切，处心积虑于个人之得失，为活命保身或满足私欲竟不顾国家与民族而选择背叛。以叛卖保存了生命获取了私利却出卖了灵魂，是肮脏的丑行，地地道道的卑鄙与龌龊。叛贰者以背叛苟活觍颜存世，大节有亏，没有任何光彩可言。本已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千秋万代所不齿。现在论者提出的这一公开为贰臣鸣冤张目的个人有权政治选择论，却独树一帜，侈谈，挑战公理，为叛卖者在“理论”上寻求根据，极力论证贰臣背叛的合理合法性。窃谓此说不论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极为不妥的。如“此说一行，则国无守臣，人无直节”[324]，必将损害乃至瓦解自古以来代代相传而无比深厚的爱国思想和大义凛然的民族精神，而陷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泥潭，使廉耻丧尽，背叛成风，甚为有害。显然此论将难为世容，当然也同样洗刷不了贰臣的污浊。

（五） 明清战争无是非论。苏双碧先生说，“历史发展到崇祯年间，明清双方的战争已很难分清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明清为争夺而战的阶段的确不应存在正义和非正义之分。”[325]即所谓明清争战无是非可言，于是背明降清也就不是什么大问题。这是无视历史事实的诡辩。虽然当年明朝统治确是问题成堆，捉襟见肘，愈加腐朽；清朝以方张之势，步步进逼，富有朝气，但明清战争却是是非判然。后金——清是这场战争的挑起者。该的统治者原本是明朝属夷建州女真，自其以“七大恨”公开叛明独立以来，不断向明朝发起进攻，烧杀掳掠是其惯用手法，致使社会经济遭到摧残，明朝军民灾难惨重，所以它进行的是一场不义战争。而明朝为维护国家统一安定，以武力对付日益嚣张肆虐的清，这是有作为国家的必然举措，是正义行为。当年李永芳于抚顺城头抵挡后金的突袭，洪承畴奉命率十三万大军奔赴辽西战场抗击清兵，都是为维护与捍卫国家安宁与统一的正义之战，他们所肩负的使命是神圣的。何不义之有?王钟翰先生说：“洪承畴出师援辽的松锦之战是抵御后金皇太极的侵犯，是防御性战争，明方兵民及统帅均是被压迫者，而后金统治者是压迫者，被压迫者起来反抗作战是正义性的战争，相反，后金统治者皇太极发动侵犯明辽西走廊的松锦之战是属于非正义性的战争。”[326]这是对明清松锦之战性质的科学判断。然而清对明的不义行动不只松锦一战，它自脱明独立之后在向明朝发起攻势时，疯狂杀掠，实行惨绝人寰的民族欺凌，于崇祯年间更达到了高潮。其中冲毁长城闯入内地肆行杀掠，大规模的攻城略地、长距离的扫荡就达六次之多。京畿、直隶、山东、山西一带均被蹂躏洗刼。凡其所到之处疯狂屠戮，家园摧毁，屋舍为墟，在无数的金银财物被掠走的同时，百余万人口（这是当时满族总人口的五倍）被掳入辽东，沦为奴隶，造成人间浩劫，这是残酷的民族压迫、民族欺凌，地地道道的，是不义行为。“反对一切民族压迫是绝对正确的。”[327] 对此奋起反抗，是一切有血性、有良知的人们的必然反应，是天经地义的正义行动。而在国家民族灾难深重之时，在狂暴面前，贰臣们屈膝事敌，为天理良知所不容，是大节问题而绝非小事。如此分明的是非怎容颠倒，混淆正义与非正义，只不过是为贰臣们投降变节提供辩护而已。但于史无据，是站不住脚的。

（六） 贰臣被俘而降影响不大，不应过多指责论。苏双碧先生特为洪承畴被俘后降清之事辩解说，洪承畴在当时形势下的投降 “不是一件大事”[328]。此事“当时对清廷、明廷都没产生过太大的影响，不应过于渲染”[329]。笔者窃谓此乃无视事实的诡辩亦甚为不妥。如果关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之事也不算大事，何为大事？对投降问题该不该指责不在当时影响的如何，而在其性质。如果是背叛国家、背叛人民、背叛民族、背叛正义事业，不论影响之大小，一律都在被谴责之列。当然如降者之身份地位非同一般，其恶劣影响则难以估量，更不可等闲视之。对洪承畴即该持如是观。当年之洪承畴何许人也，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这位最受明朝皇帝倚重、在明末政坛上举足轻重的“长胜将军”，统领了明清对峙以来最多军队出关援辽作战的统帅，指挥朝野上下都寄予厚望的一场大仗，竟全军覆没。这样一位身系国家安危的人物，其身败被俘，对明朝来说不啻天大的灾难。当崇祯帝获悉其被俘并传言其不屈遇难后，深为震悼，“临轩垂泣云：‘我不曾救得承畴！’”[330]而痛悔不已。遂以其“节烈弥笃”[331]，而下令于京师 “建祠”[332]，设“九坛”[333]，“吊祭忠魂”[334]，并亲临“痛哭遥祭”[335]。当时曾举国痛悼这位传说的忠义不屈的英灵，人们从悲壮的事件中受到巨大的激励，备增同仇敌忾之情。这不是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是什么?殊不知洪承畴竟于个人生死关头背叛国家和民族，屈膝降清，捉弄了历史、捉弄了国人也捉弄了他自己。对清来说洪的被浮是它叛明独立以来于战场上生擒的身份地位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明朝在职官员。皇太极之所以在擒洪之后不下立即诛杀之令，则完全出于政治考虑：不杀比杀更为有利。因为一杀了之，虽然干净利落，可以大快清人之心，但却足可激发明人敌忾之情，明朝亦足可藉此砥砺臣节，坚定全民的抗清之志，同时也成全了洪承畴忠义的美名。这是让敌人败而不馁之法，所以弃之不用。而不杀洪将其囚禁之，则足可羞辱明人，以成不了之局，牵扯其朝政，令其焦躁不安。这是令敌人惨上加惨的败而心伤之法。最初，皇太极并未指望洪承畴投降。因为他深知象洪承畴这样有高度文化素养，深明孔孟的生死去就之道，把国家、大义看得高于一切的明朝重臣，是难易节操的，这有张春的先例在。当年张春被俘后，文馆秀才就曾上书进言皇太极说：“张春在这边不过一老人耳，在彼处亦为有谋略者。以臣愚见我汗宜虚心隆礼，如文王之待太公，建以衙门，赐以轿伞，与以侍从。彼肯有心为我效谋，诚为莫大之喜；即不肯为我出谋，而礼遇之隆，其心虽坚如金石，亦将为我熔化。南朝皇帝闻之，必轻薄文臣矣。”[336]皇太极完全采纳了这个建议，十年来，对张春极为宽容、优礼，用尽各种方法进行争取，也未能将张春比金石还坚的心肠熔化，丝毫没有改变其大义凛然、忠于国家、视死如归的意志，即是明证。但拘洪事情的结局却完全出乎皇太极的意料，没过多久，洪承畴竟屈膝投降了。就在已经薙发的洪承畴跪拜请罪之际，皇太极甚至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他无限感慨地对洪承畴说：“昔阵前所获张春，亦曾养之，彼不能为明死节，又不能效力事朕，一无所成而死，尔慎勿如彼之所为也。”[337]这是皇太极要洪承畴竭诚效忠于己的明确要求，同时也表明了他对张春始终不降的耿耿于怀及万分遗憾。洪的投降对皇太极来说非同小可。皇太极深切感到自己不仅已得到了一位清朝日后进入中原的引路人，更看到凭借洪的身份地位必将起到涣散、瓦解明朝人心的作用。于是欣喜异常，采取了超乎常人想象的庆贺动作，这曾使八旗“诸将皆不悦”[338]，在清统治集团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所以洪承畴的投降对明清双方来说都是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产生良好的还是恶劣的影响，不是渲染与否的结果，而是客观存在。洪承畴的投降所产生的恶劣影响不止是对明朝，对中华民族的整部历史都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它败坏了中国人几千年来忠于国家、坚持大义、反抗、明廉知耻的优良传统和道德观念，他丧心无耻，大节有亏，诚可谓“长污青史而不可濯”[339]者，必须予以遣责并肃清其恶劣影响。王钟翰先生说得好：“洪承畴背明降清是他一生的最大污点，是不能为他开脱的。”[340]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为洪承畴开脱，无疑向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挑战，是人们无法接受的，是很不可取的。

（七） 不宜过多地替那些为王朝殉葬者唱赞歌论。苏双碧先生的基本观点是：行将崩溃的王朝已十分，其败亡是历史的必然，那些极力维护王朝的遗老遗少，从来就不是社会的积极因素。于是特别指出明末、清末这类人不少，他们为恢复已经灭亡的明室、清室到处“哀嚎”，“或则阴谋搞复辟；或则制造混乱，散布流言蜚语。这些旧的死硬派的行为，是新的不安定因素，自然没有必要过多地去肯定他们。”作者说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思想”[341]。这里兼论了明末、清末两个时期的问题，关于清末非本文论述范围，其议论当否这里不予置评。但关于明末的议论却不能令人接受。这里作者运用了偷换概念颠倒是非的方法，将明明是坚决反对清朝狂暴绝伦的民族压迫的正义行动，硬说成是为维护的明朝；把坚持民族大义、反抗，气壮山河的抗争呼声，说成是为恢复明室的“哀嚎”；将奔走呼号痛揭清朝残暴统治、高压政策种种罪行的正义言辞说成是制造混乱的“流言蜚语”；把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为正义而战的斗争精神、绝不屈从于邪恶势力而百折不挠、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抗清行动和策划恢复大业之举，说成是搞阴谋复辟；把因奋起反抗清朝的民族压迫而死难者说成是替王朝殉葬；把光明磊落、大义凛然的志士仁人说成是旧的死硬派、新的不安定因素，等等，简直是坏极了。这种完全背离事实的断言，已经自己否定了它的存在价值。

《洪承畴研究》一书中为了否定抗清志士，指斥其为“王朝”殉葬，更进一步对南明来个彻底否定。说南明是坚持的，是中国历史发展实现统一的障碍。此乃无视历史事实的臆断。南明同明朝一样与清的斗争具有相同的性质。南明为恢复失地，为重现国家的完整与统一而同清朝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它的目标是明确的。弘光帝登极时所颁的《国政二十五款》[342]、隆武帝的《北伐宣言》[343]，而永历帝之“监国伊始即下亲征之诏”[344]，无不体现追求中兴，实现一统之思想。就连永历皇太后致罗马教皇书中亦称要“中兴太平”[345]。绝不是什么“为一己一姓的利益坚持”[346]。事实上它正同清军展开殊死搏斗，对正在斗争的双方，凭何一口咬定唯独抗清的南明是坚持？当然不可否认，南明的问题成堆，颇为困窘，它继承了明朝的正统，更延续了明朝的一切弊政。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内部的顷轧与便与之俱来，并愈演愈烈，造成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乱世景象，形成了偏安之局。但绝不能因此得出南明在搞的结论，更不能认为南明只有黑暗和，其存在毫无意义，而只有清朝充满光明和希望。当时的情形并非如此。清朝的局面也并不美妙，它乘势占据中原并迅速挺进全国时，厉行民族奴役和民族高压政策，狂暴推行五项弊政，激起了全国的反抗，抗清烈火遍地燃烧，它扑不胜扑，防不胜防。朝野一片紧张，其日子很不好过。当此之时能看出它有什么光明和希望？据此又怎能得出唯独它风光独好的结论？形势是错综复杂的，南明的问题是由于诸多因素所造成。然而不争的事实却是，南明的存在恰恰体现了一种民族不屈的伟大精神。时值清兵挺进全国强制推行民族高压政策之际，于是以反抗民族征服与奴役为中心内容的反清斗争，便成为南明的主要任务。这样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各阶层抗清斗争的领导者，成为全国所瞩望的抗清中心。当时许许多多热爱国家、不屈服于民族压迫和奴役、坚持正义的志士仁人，不期而同地齐集在南明这面旗帜之下。他们或毁家纾难，或投笔从戎，抛弃了个人的一切而赴汤蹈火，前仆后继，义无返顾地投入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涌现了一大批对国家、对民族忠心耿耿，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英烈人物。从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悲壮景象。象史可法、左懋第、袁继咸、金声、黄道周、郑成功、夏完淳、陈子壮、陈邦彦、张家玉、何腾蛟、瞿式耜、张同敞、李定国、李来亨、张煌言等气壮山河般的斗争，既是为正义为真理、为国家复兴再现一统，亦是为抗击邪恶、反对民族奴役而战。英勇坚定，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直到壮烈献身。他们大义凛然，名垂百代，浩气长存。其崇高精神令人无限敬仰，英名岂可玷污！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英雄气概，值得充分肯定，绝不是什么为维护的南明的“殉葬品”。论者所持否定态度的“基本思想”是无视清初的基本形势、基本事实，对清初正义的抗清斗争的否定与诅咒，不啻颠倒黑白。其实论者如此混淆是非的目的很明确，即在于肯定赞扬同上述诸英烈行动截然相反的象洪承畴那样背明降清的贰臣。为肯定个别而否定一般，为赞扬变节有理而否定清初各阶层抗清的正义斗争，竟不惜持偏执谬，辱骂为正义事业英勇献身的先人，此举实在令人震惊。请恕笔者坦言：此际苏先生等论者之理论所以如此荒谬，大概受流行思潮的左右而陷入了误区之故吧！

令人尤为惊诧的是，苏双碧先生竟肯定了史可法！苏先生在痛骂了明末那些抗清的“死硬派”之后，又指出为抗清而死的史可法不在其列，苏先生说这是因为史可法“所处的最后年代”，“确实存在着清军对汉民族的民族压迫”。史的“抗清当然有较强烈地反对民族压迫的一面”，因而“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这正是“值得后人垂青的可贵之处”[347]。这番议论全然没错。但这却令人莫名其妙，与史可法同处一个环境的那么多人士的抗清，却被指斥为制造混乱，搞复辟。何以同处一个时代同一内容的抗清，竟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结论?对这种自相矛盾的命题，作者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如果就“清军对汉民族的民族压迫”程度而言，史可法死后的情形更为严重，清廷严厉推行薙发令，向一切抗拒的广大汉族士庶大施淫威，疯狂屠戮，就在此时发生。形势比史可法在世时严峻得多。而洪承畴正恰恰于此时受清廷之命，坐镇东南与西南，向抗清军民大挥屠刀的。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敢于进行抗清斗争，就更显示出像苏双碧先生在肯定史可法时所说的，具有一种“崇高的民族气节”，而绝不是他所说的反面。其实很清楚，清初所有志士仁人的抗清同史可法一样都“具有较强烈的反对民族压迫的一面”，他们为抗清而死是为正义事业献身，绝不是什么为王朝殉葬，他们都具有无庸置疑的崇高的民族气节。论者对他们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理应统统作废。这样论者所主张的洪承畴镇压抗清势力有理论也就不攻自破。论者既然肯定了抗清的史可法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而洪承畴疯狂镇压与与史可法有同样气节的抗清志士的行径，其背叛国家、背叛民族、为虎作伥的丑恶卑污的贰臣嘴脸，就理应予以曝光并受到谴责。这就是问题的结论。

注释:

[1]最明显的例证是苏双碧主编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洪承畴研究》一书，该书对明朝兵部尚书兼蓟辽总督洪承畴统兵抗清，兵败被俘，旋即投降，后掉转头来受命统兵镇压抗清军民，而成为“贰臣”的功过是非进行了评价。该书共收研究论文34篇，论者对洪承畴之所以成为“贰臣”的背明降清问题的观点共分三类，持明确肯定的观点者共20篇，占59%，其中全面肯定、高度赞扬其降清之举者有苏双碧、王、李治亭；持明确否定之观点者共2篇，占6%，作者为王钟翰、陈梧桐；对洪的投降事未予置评者共12篇，占35%，作者中有王思治、陈金陵等。持明确肯定或否定观点者可谓针锋相对，如肯定者有谓洪之降清“是弃暗投明”，“是正义行为”。洪当然“属于光明面的历史人物”。否定者谓洪之背明降清“是他生平中的一大污点”，“是丧失民族气节”，“是大节有亏”。而否定洪之降清者认为清初的抗清斗争，是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行为；而肯定洪之降清者则认为，清初一些人士的奔走呼号的抗清活动是在“到处哀嚎”、“阴谋搞复辟”、“制造混乱”，“是旧的死硬派的行为”、“是新的不安定因素”。等等。各说各的理。然而该书出版后，对上述诸多论点尚未见到有针对性的评论或驳论。

[2]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二；张铨：《张忠烈公存集》卷十，《再论辽事疏》；《清史列传》卷七十八，《李永芳传》。

[3]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巳。

[4]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十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

[5]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58页。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62页。

[7]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鲍承先传》。

[8]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马光远传》；《八旗通志》卷一百七十二，《马光远传》。

[9]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祖大寿传》。

[10] 朝鲜《李朝仁祖大王实录》二十年五月乙酉。

[11]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洪承畴传》。

[12] 朝鲜《沈馆录》卷三。

[13] 昭槤：《啸亭杂录》卷一，《用洪文襄》。

[14] 朝鲜《沈阳日记》壬午三月二十三日；朝鲜《沈馆录》卷二。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462 页。

[16] 朝鲜《沈馆录》卷三；《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崇德七年五月癸酉。

[17]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三。

[18]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

[19]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孙得功传》。

[20]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注译本，1990年版，第306页。

[21]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夏成德传》。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23] 《清史列传》卷七十八，《孔有德传》。

[24] 孔有德等：《请卸军务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25] 朝鲜《李朝仁祖大王实录》十一年六月丙子。

[26] 《八旗通志》卷一百八十三，《尚可喜传》。

[27] 第六次续修《尚氏宗谱》第三章，《先王实绩》。

[28] 见《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四，崇德二年四月辛巳、丙戌；《明史》卷二百七十一，《金日观传》、《黄龙传》；朝鲜《李朝仁祖大王实录》十五年四月癸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毛帅东江》；夏燮：《明通鉴》卷八十五，崇祯十年四月戊寅。

[29] 佚名：《吴三桂纪略》，《辛巳丛编》本。

[30]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一。

[31] 钱馨：《甲申传信录》卷八，《吴三桂入关之由》。

[32] 佚名：《吴三桂纪略》，《辛巳丛编》本。

[33] 刘健：《庭闻录》卷一。

[34] 吴伟业：《吴梅村诗集》卷十，《圆圆曲》。

[35]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壬申。

[36] 钱澄之：《所知录》卷一；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五；《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37]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郑芝龙拜表即行》、《郑芝龙降清》；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二、十三。

[38]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十四，《李定国列传》。

[39]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76页。

[40] 《清史列传》卷七十九，《孙可望传》。

[41]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

[42]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

[43] 《清世祖实录》卷六，顺治元年七月壬子。

[44] 蒋良骐：《东华录》卷四。

[45]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七，《史阁部》。

[46]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七。

[47] 题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上，《使臣碧血》。

[48]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

[49]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四，《使臣左懋第》。

[50] 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十三，《黄道周传》。

[51]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八，《黄道周传》。

[52] 李天根：《爝火录》卷十二。

[53]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黄道周传》。

[54]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二。

[55] 瞿共美：《南天逸史》。

[56]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四。

[57] 《瞿式耜集》卷二。

[58] 张铨：《张忠烈公存集》卷二十，《与黄梓山司马》。

[59] 顾起元：《雪堂随笔》卷一，《敕建巡按山东监军监察御史赠兵部尚书谥忠烈张公昭忠祠记》。

[60] 祝以豳：《诒美堂集》卷十八，《赠兵部尚书监军辽阳监察御史见平张公传》。

[61] 陈济生辑：《启祯遗诗》卷二，《张忠烈公》。

[62] 祝以豳：《诒美堂集》卷十八，《赠兵部尚书监军辽阳监察御史见平张公传》。

[63] 高出：《镜山庵集》卷二十三，《哭张忠烈公见平侍御赠兵部尚书》。

[64]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三。

[65] 《明史》卷二百九十一，《张铨传》。

[66]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

[67] 顾起元：《雪堂随笔》卷一，《敕建巡按山东监军监察御史赠兵部尚书谥忠烈张公昭忠祠记》。

[68] 陈继儒：《晚香堂小品》卷十七，《张铨》。

[69]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84年版第180页。

[70]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三。

[71]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

[72]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73]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74] 《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天启六年二月乙亥。

[75] 《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八，天启六年二月戊戌。

[76]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八，天启六年十一月乙未。

[77] 《明熹宗实录》卷八十一，天启七年二月辛酉。

[78]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四，《袁崇焕陛见》；《明史》卷二百五十九，《袁崇焕传》。

[79] 钱家修：《白冤疏》。

[80] 程本直：《矶声记》。

[81] 钱家修：《白冤疏》。

[82] 叶公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给的信》。

[83] 朝鲜《李朝仁祖大王实录》九年闰十一月壬戌。

[84] 张春：《再上金汗书》，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85] 张春：《不二歌集》卷一，《不二歌》，载《关中丛书》第八集。

[86]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五十，《太常寺少卿管光禄寺丞事赠大理寺卿赐谥鹿公墓志铭》。

[87] 陈鋐：《鹿忠节公年谱》卷上。

[88] 孙承宗：《高阳集》卷九，《鹿职方诞日》。

[89] 查继佐：《罪惟录》传卷九上，《鹿善继》。

[90] 陈鋐：《鹿忠节公年谱》卷下。

[91]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

[92] 蒋良骐：《东华录》卷五。

[93] 韩菼：《江阴城守纪》上。

[94] 邵廷寀：《思复堂文集》卷二，《明江阴典史阎应元传》。

[95]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六，《阎应元》。

[96] 许重熙：《江阴城守后纪》。

[97] 邵廷寀：《思复堂文集》卷二，《明江阴典史阎应元传》。

[98]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四，《吴江起义传》。

[99] 朱溶：《忠义录》卷四，《夏允彝传》。

[100] 夏完淳：《狱中上母书》，载《夏完淳集笺校》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14页。

[101]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八，《张煌言》。

[102] 光绪《鄞县志》，见《张苍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103] 张煌言：《复郎廷佐书》，载《张苍水集》第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1页。

[104] 黄宗羲：《行朝录》卷五，《张玄箸先生事略》，《荆驼逸史》古槐山房重印本。

[105]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十三，《张煌言》。

[106] 李聿求：《鲁之春秋》卷十四，《张煌言》；光绪《鄞县志》，见《张苍水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107] 张煌言：《绝命诗》，载《张苍水集》第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

[108]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刘宗周传》。

[109]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十八，《刘宗周》。

[110]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十，《张肯堂》。

[111]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张肯堂请缨金陵》。

[112]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十，《明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华亭张公神道碑铭》。

[113] 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十，《张肯堂》。

[114] 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七，《张肯堂》。

[115] 黄宗羲：《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页。

[116]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

[117] 顾炎武：《与黄太冲书》，见黄宗羲：《思旧录》，《顾炎武》，载《黄宗羲全集》第1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

[118]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叶讱庵书》。

[119] 王夫之：《姜斋文集补遗》，《自题墓石》，载《王船山诗文集》上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页。

[120] 李若讷：《四品稿》卷一，《开原行》。

[121]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二，万历四十六年七月戊申；《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四，万历四十七年七月戊子。

[122]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壬戌。

[123]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己卯。

[124]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四，万历四十七年七月戊子。

[125]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壬戌。

[126]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己卯。

[127]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癸卯。

[128]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二，万历四十七年五月癸未。

[129]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七。

[130] 《明史》卷二百五十九，《熊廷弼传》。

[131] 《崇祯长编》卷二十九，崇祯二年十二月乙卯。

[132] 《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丑。

[133] 《崇祯长编》卷二十九，崇祯二年十二月乙卯。

[134] 《崇祯长编》卷五十一，崇祯四年十月甲寅。

[135] 谈迁：《国榷》卷九十一，崇祯四年八月庚午。

[136] 《明史》卷二百九十一，《张春传》。

[137] 钱谦益：《初学集》卷四十七，《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

[138] 《崇祯长编》卷五十二，崇祯四年十一月壬午。

[139] 朝鲜李肯翊：《燃藜室记述》二十七，《刘海兄弟事》。

[140] 朝鲜《沈馆录》卷三。

[141] 法式善：《洪文襄公年谱》。

[142]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30页。

[143]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一。

[144] 钟惺：《隐秀轩集》《隐秀轩文秋集》疏二，《代荐辽东阵亡将士疏》。

[145]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九，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辛酉。

[146]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己卯。

[147]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一，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壬戌。

[148]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一，万历四十七年四月戊辰。

[149]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六，万历四十七年九月甲申。

[150]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七十一，万历四十六年六月己卯；卷五百八十一，万历四十七年四月壬戌。

[151] 《明神宗实录》卷五百八十，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巳。

[152] 熊明遇：《辽东失事裨将梁汝贵战死》，载陈济生辑：《启祯遗诗》卷五。

[153] 熊明遇：《吊杜鹤林将军》，载陈济生辑：《启祯遗诗》卷五。

[154] 高出：《镜山庵集》卷二十三，《河西三将诗》《副总兵罗一贵》、《总兵祁秉忠》。

[155] 熊文举：《雪堂先生选集》卷四，《巨鹿吊卢督师》。

[156] 吴炎 潘柽章：《今乐府》卷二，《悲贾庄》。

[157] 郑熙绩：《含英阁诗草》卷六，《吊史道临先生墓》。

[158] 陈济生辑：《启祯遗诗》卷五，《刘都宪传》。

[159] 熊文举：《雪堂先生选集》卷六，《石斋先生遗编序》。

[160] 佚名：《思文大纪》卷六。

[161] 陈孝威：《壶山集》卷一，《祭黄石斋先生文》。

[162] 黎景义：《二丸居集选》卷七，《梁未央私传》、《陈会斌私传》、《云淙陈公私传》。

[163] 刘康祉：《识匡斋全集》卷二，《哀张见平大司马》。

[164] 顾起元：《遯园漫稿》《辛酉》，《奴酋陷辽阳监军侍御张君铨骂贼而死余闻而痛哭为诗悼之且壮之侍御余甲申闱中所取士也》（四首之一、之二）。

[165] 高出：《镜山庵集》卷二十三，《哭张忠烈公见平侍御赠兵部尚书》。

[166] 顾起元：《雪堂随笔》卷一，《敕建巡按山东监军监察御史赠兵部尚书谥忠烈张公昭忠祠记》。

[167] 祝以豳：《诒美堂集》卷十八，《赠兵部尚书监军辽阳监察御史见平张公传》。

[168] 董应举：《崇相集》疏一，《请救毛文龙疏》。

[169] 高出：《镜山庵集》卷二十三，《哀死事》。

[170] 刘遵宪：《来鹤楼集》卷一，《奠援辽死事将卒》。

[171] 朝鲜《沈馆录》卷三。

[172] 许重熙：《江阴城守后记》。

[173] 韩菼：《江阴城守纪》下，引阎应元语。

[174]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一。

[175] 见《明清论丛》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

[176]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57-58页。

[177] 《金国汗黄太吉与诸刘弟兄盟誓书》（天聪四年七月十一日），汉文档案，现藏沈阳故宫博物院。

[178] 《金国汗致刘府列位书》（天聪四年九月初一日），转引自孟森：《关于刘爱塔事迹的研究》，载《清史论丛》第二辑第226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179] 《清太宗实录》卷九，天聪五年九月己丑。

[180] 张弭：《总记张公并淑人翟氏子伸节孝事略》，载《关中丛书》第八集，《不二歌集》。

[181] 张春：《再上金汗书》，载《历史档案》1982年2期。

[182] 左懋泰：《张公传》，载《关中丛书》第八集，《不二歌集》。

[183]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用洪文襄》。

[184] 宁完我：《陈孔耿官兵请酌量善御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185] 《清太宗实录》卷十四，天聪七年六月癸亥。

[186]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用洪文襄》。

[187] 《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二日。

[188]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五，顺治十年五月庚寅。

[189] 《清世祖实录》卷十九，顺治二年七月壬子、卷七十五，顺治十年五月庚寅。

[190]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五，顺治十年五月庚寅。

[191] 《清史稿》卷四百七十四，《吴三桂传》。

[192] 《清世祖实录》卷十，顺治元年十月丁卯。

[193]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十三，顺治十四年十二月甲戌。

[194]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十七，顺治十五年五月戊戌、己亥、庚子。

[195] 翁正学：《辽东倡勇歌》跋语，载张鼐：《辽夷略》卷首。

[196]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483页。

[197]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697页。

[198]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831页。

[199]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831页；《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六年三月辛巳。

[200]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译注本，1990年版第1021页；《清太宗实录》卷六，天聪四年四月乙丑。

[201]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七。

[202] 《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天聪九年正月戊寅。

[203]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七，崇德四年六月庚寅。按：石廷柱，辽东人，本为明朝广宁守御，于天启二年（天命七年）正月，后金攻明时，同兄千总石天柱与中军游击孙得功一道叛明献出广宁城，降于后金。按弘历的标准当为贰臣无疑，但却以其先世为女真人之故，未列入《贰臣传》中。这只不过是乾隆时的处理方式。而实际上，当年其在世时，满洲统治者一直视他为明朝汉人降将，并未当成自己人。

[204] 《清太宗实录》卷十六，天聪七年十月己巳。

[205]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二，崇德三年七月丁丑。

[206]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三，崇德三年八月甲午。

[207] 朝鲜《沈阳状启》壬午年五月二十三日；朝鲜《沈馆录》卷三。

[208] 洪承畴以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坐镇南京时，曾两次被满兵提督巴山密参其与抗清者有牵连之事。见《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二，顺治四年五月乙酉；《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第181页；《清史列传》卷七十八，《洪承畴传》；《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五，顺治四年十月辛亥；《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八，顺治五年四月癸未。

[209]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十八，顺治十五年六月辛卯。麻勒吉曰：“吾等抵南，洪经略差人远接馈遗，日日来见，何等小心。”

[210] 《洪承畴碑文》（拓片），国家图书馆藏。

[211] 题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下，《孙李构难》。

[212] 戴笠：《行在阳秋》卷下。

[213]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

[214] 《明熹宗实录》卷八，天启元年三月壬戌。

[215]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二；孙承宗：《高阳集》卷五，《张忠烈侍御祠在辽阳城南谍者云□杀忠烈时见忠烈也为祠》。

[216] 《沈阳县志》卷九。

[217] 左懋泰：《张公传》，载《关中丛书》第八集，《不二歌集》。

[218] 丁澎：《扶荔堂文集》卷九，《寕前兵备张公传》；左懋泰：《张公传》。

[219] 《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闰十一月庚子。

[220] 朝鲜《李朝仁祖大王实录》十六年八月甲午。

[221] 左懋泰：《张公传》，载《关中丛书》第八集，《不二歌集》。

[222] 《沈阳县志》卷九。

[223] 丁澎：《扶荔堂文集》卷九，《宁前兵备张公传》。

[224] 《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二日。

[225] 袁继咸：《六柳堂遗集》卷下，《自铭》序。

[226]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顺治九年十一月乙酉。

[227]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六，顺治十六年六月辛亥。

[228] 玄烨：《圣祖仁皇帝御制文三集》卷四十三，《评正气歌序》。

[229] 弘历：《乐善堂全集》卷六，《穆论》。

[230] 弘历：《乐善堂全集》卷六，《文天祥论》。

[231] 《清高宗实录》卷九百九十六，乾隆四十年十一月癸未。

[232]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己亥；《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首上谕。

[233]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十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

[234]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五十一，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乙卯。

[235] 《左传》昭公元年。

[236] 吴三桂引清兵入闗，于山海闗战败李自成后，得到太子。遂“専拥太子，整军而行，一路传檄，播告逺近”。四月二十七日，“传帖至京，言义兵不日进城。凡我臣民为先帝服丧，整备迎候东宫”。（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于是“辇下喧传三桂从贼夺太子以入，入即太子嗣位，延项以待”（刘健：《庭闻録》卷一，《乞师逐寇》）。“都民引领望太子、定王入矣”（钱忻：《甲申传信録》卷九，《戾园疑迹》）。五月初一日，在吴三桂军中的太子，亦“传谕京中官民，各宜整粛静候”，“士民大喜相庆”（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初二日，原明臣沈惟炳、王鳌永等乃“备銮仪法驾，百官随卤簿，迎太子于朝 阳门外”。这时甲骑数万及都门，“百姓皆传吴将军护驾至，百官望尘伏道左”，然而“止辇仰视，则大清九王（多尔衮）也。百官相顾惊异”之际，而清兵入城，“都门城上尽立白旗矣”（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二）。这时诸臣中虽 “ 有骇谔而退者”，然而无碍大局，清人已牢牢控制了局势，“阖城惨淡”（杨士聪：《甲申核真略》）。人们被迫接受了这个意想不到的的现实。

[237]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癸酉。

[238] 《清世祖实录》卷四，顺治元年四月己卯。

[239] 李霨：《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载钱仪吉辑：《碑传集》卷四。

[240]屈大均：《文烈张公行状》，载《张家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241] 朝鲜阙名：《皇名遗民録》卷一，《张怡传》。

[242] 彭孙贻：《流寇志》卷十三。

[243]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十二，《凌駉》。

[244] 史可法：《复多尔衮书》，见蒋良骐：《东华录》卷四。

[245]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正月甲乙史》。

[246] 《清世祖实录》卷十七，顺治二年六月丙寅。

[247] 《礼记》《檀弓上》。

[248] 欧阳修：《居士集》卷十八，《纵囚论》。

[249] 《孟子》《公孙丑上》。

[250] 《论语》《卫灵公》。

[251] 《孟子》《告子上》。

[252] 蒋良骐：《东华录》卷五，顺治三年六月；《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顺治三年六月乙未；《明史》卷三百八，《马士英》；文秉：《甲乙事案》卷下；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二十一。

[253] 沈士柱：《祭阮大司马文》，载黄宗羲辑：《明文海》卷一百四十，

[254] 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卷十二，《黄端伯》。

[255] 陶汝鼐：《荣木堂合集》《文集》卷八，《杨龙友中丞传》；唐树义、 黎兆勋、 莫友芝：《黔诗纪略》卷十九，《杨侍郎文骢传》。

[256]翁洲老民：《海东逸史》卷七，《王之仁》；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二十一，《王之仁》；黄宗羲：《户部贵州清吏司主事兼经筵日讲官次公董公墓志铭》，载《黄宗羲全集》第10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57] 周文郁：《边事小记》卷四，《刘将军事实》。

[258]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注译本1990年版，第212页。

[259] 李介：《天香阁集》，《刘爱塔小传》。

[260] 周文郁：《边事小记》卷四，《刘将军事实》。

[261] 《崇祯长编》卷十八，崇祯二年二月戊子。

[26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毛帅东江》。

[263] 郭成康、成崇德：《刘兴祚论》，载《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64] 《满文老档》中华书局注译本1990年版，第1614页，《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一，崇德元年十月戊寅。

[265]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266] 黄宗羲：《留书》，《封建》。

[267] 黄宗羲：《留书》，《朋党》。

[26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269] 全祖望：《鲒埼亭集内编》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270] 邵廷寀：《思复堂文集》卷三，《遗献黄文孝先生传》。

[271]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四，《通议大夫兵部职方司郎中太垣靳公传》。

[272] 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二，《兵部尚书李公传》。

[273] 黄宗羲：《南雷杂着稿》，《与徐乾学书》，载《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6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74] 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一，《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

[27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

[276] 黄宗羲：《南雷杂着稿》，《与徐乾学书》，载《黄宗羲全集》第11册第6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77] 吴光：《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传》，载《黄宗羲全集》第12册第13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278] 沈荃：《焦冥集序》。

[279] 高士奇：《焦冥集序》。

[280] 苗君稷：《焦冥集》卷二，《谯楼感怀》（之三）。

[281] 苗君稷：《焦冥集》卷二，《宁远怀古》。

[282] 苗君稷：《焦冥集》卷二，《鱼皮》。

[283] 苗君稷：《焦冥集》卷二，《和陈子朔风诗》。

[284] 苗君稷：《焦冥集》卷二，《收岳州》（三首之三）。

[285] 苗君稷：《焦冥集》卷二，《仲春日看八旗子弟出师》。

[286] 苗君稷：《焦冥集》卷二，《秋日望昭陵》（三首之三）。

[287] 苗君稷：《焦冥集》卷二，《东都即事》。

[288] 张玉兴：《苗君稷简论》，载《东北地方史研究》1991年第4期。

[289] 见《洪承畴研究》第166-167页。

[290] 见《洪承畴研究》第320页。

[291] 见《洪承畴研究》第167页。

[292] 清统治者的先世本明朝治下居于东北边疆地区的女真族，明朝对他们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其时女真族各部首领世受明封，各统其属，以时朝贡，为明朝看边守地，是明朝的职官。明朝内地与边疆地区曾长时间内，相安无事。但明朝的政策不利于女真族的发展，久而久之，引起女真族带有反民族压迫性质的反抗，它具有正义性。但由于事态的发展和各种矛盾的复杂交织，进而发生了矛盾性质及矛盾主导方面的转化。特别是脱明独立的后金建立后，女真（满洲）由受害方变成了加害方，斗争由正义变成了不义。关于这个复杂的变化过程，笔者在《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一文，“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的复杂历程”中论之甚详，可供参考，此不复赘。

[293] 张鼐：《宝日堂初集》卷一，《拟诏谕辽东将士军民人等》。

[294] 《清太宗实录》卷十四，天聪七年六月壬戌。

[295]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

[296] 《清太宗实录》卷十，天聪五年十月丙寅。

[297] 《清太宗实录》卷十一，天聪六年正月癸丑。

[298] 王文奎：《条陈时事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299] 麻登云：《条陈进征事宜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300] 马光远：《请施仁布义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

[301] 见《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五，崇德四年三月丙寅；卷六十四，崇德八年五月癸卯。

[302] 陈际泰：《己吾集》卷十三，《己卯家报·又（一月二十八日）》。

[303] 见《洪承畴研究》第79页。

[304] 陈梧桐：《明清松锦之战与洪承畴的功过评价》，见《洪承畴研究》第303、305页。

[305] 宁完我：《请收抚孔耿办法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306] 《八旗通志》卷一百七十八，《孔有德传》。

[307] 昭槤：《啸亭杂录》卷八，《洪文襄之降》。

[308]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降臣》。

[309] 见《洪承畴研究》第376页。

[310] 见《洪承畴研究》第9页。

[311] 见《洪承畴研究》第315-319页。

[312] 班固：《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313]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一，《霍去病传》。

[314] 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之四）。

[315] 岳飞：《满江红》。

[316] 王昌龄：《出塞》（二首之一）。

[317] 张玉兴：《明清之际反民族压迫斗争中历史人物的褒善贬恶》，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18] 见《洪承畴研究》第372页。

[319]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十二，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庚子。

[320]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五十一，乾隆四十二年二月乙卯。

[321] 见《洪承畴研究》第166-168页。

[322] 《庄子》，《田子方》。

[323] 屈原：《离騒》。。

[324]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降臣》。

[325] 见《洪承畴研究》第369页。

[326] 王钟翰：《洪承畴的历史功过问题》，见《洪承畴研究》第280-281页。

[327] 《列宁全集》卷20，第18页。

[328] 见《洪承畴研究》第370页。

[329] 见《洪承畴研究》第374页。

[330]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331] 见《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第398页。

[332] 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

[333] 谈迁：《国榷》卷九十八，崇祯十五年六月甲子。

[334] 林涵春：《黄道周传》，载陈寿祺编：《黄漳浦集》卷首附，道光十年刊本。

[335] 徐鼒：《小腆纪传》卷二十三，《黄道周传》。

[336] 李栖凤：《尽进忠言奏》，载《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337]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崇德七年五月癸酉。

[338]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用洪文襄》。

[339] 引陈垣先生语，见其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4页。

[340] 见《洪承畴研究》第284页。

[341] 见《洪承畴研究》第375页。

[342]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国政二十五款》。

[343] 佚名：《思文大纪》卷二。

[344] 《瞿式耜集》卷一，《留守需人疏》。

[345] 转引自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王太后传》，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版，第295页。

[346] 见《洪承畴研究》第175页。

[347] 见《洪承畴研究》第375页。

资料来源：张玉兴著《明清史探索》，辽海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