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签笼开鹤这签的意思(第十八签)

人生在世，犹如一叶扁舟漂泊于汪洋大海之上，时代的洪流限定了人生的航程。多数人随波逐流，度过平凡的一生；有的人中流击楫，或逆水或横渡，结局依然未能偏离江河滚滚的大方向；有些人把握主流，挺立潮头，成为浪花翻腾中那一滴滴耀眼的水珠。个人和时代的互动，在皇室成员身上体现得最为鲜明。他们掌握着可能影响历史大势的权力，同时经受时代风云首当其冲的、远比常人严峻的考验。他们的应对之策，不仅是一幕幕人生抉择，更是时代光谱在个体命运上的投射。

在武则天革命前后，李唐皇室中出现了一位“另类”成员。在武则天屠戮李唐宗室，尤其是近支宗室的血腥环境中，他非但得以幸存，还以献媚讨巧的姿态获得女皇的信任，在武周王朝担任实职；唐中宗复辟成功后，大力扶持宗亲以壮大皇室力量。他平步青云、实权在握，前景一片光明，却毅然、杀向皇宫，落得个父子遇难、祸及满门的结局。这个人就是成王李千里。李千里的人生选择，似乎逆历史潮流而动，每一步都没踩在正确的点上，深究起来，每一步都是在时代裹挟和自身认知绞缠之下的现实举措。

李千里，本名李仁，是唐太宗第三子、吴王李恪（619-653）的长子。李恪文武全才，深得唐太宗的喜欢，“太宗常称其类己”。这样的出身，别说是终生锦衣玉食，便是顶级荣华富贵也唾手可得。然而，高处不胜寒，比人生的高光时刻先到来的是高层倾轧和家破人亡。吴王李恪不幸成为太宗朝晚期夺嗣之争的牺牲品，《旧唐书·李恪传》说他“既名望素高，甚为物情所向”。掌权的长孙无忌站队日后的高宗李治，为消除李治的潜在威胁，借房遗爱谋反案株连李恪。关于此事，《新唐书·李恪传》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帝初以晋王为太子，又欲立恪，长孙无忌固争，帝曰：“公岂以非己甥邪？且儿英果类我，若保护舅氏，未可知。”无忌曰：“晋王仁厚，守文之良主，且举棋不定则败，况储位乎？”帝乃止。故无忌常恶之。永徽中，房遗爱谋反，因遂诛恪，以绝天下望。临刑呼曰：“社稷有灵，无忌且族灭！”

李恪无辜遇害，海内冤之。他的冤案，殃及四个年幼的儿子。相较于一般的谋反家属，李千里与弟弟李玮、李琨、李璄得到了“从宽发落”，于永徽四年（653年）流放乌烟瘴气的岭南绝远之地。李千里时年8岁。这段日子在李千里的墓志中表述为“年在总角，职委荒隅；亟环星纪，载康夷落”。它绝不是一段愉快的成长经历，李千里不仅要承受从皇孙到流犯的巨大落差，更严重的是丧失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丧失了纵横政坛的机会。选择的机会，是命运对人生最大的恩赐。李千里尚未成长，便被剥夺了机会，平庸地老死岭南似乎是他最安逸的结局了。

李千里人生的奇谲可观之处，首先在于他的绝地反击：从大唐王朝的荒远边陲重返权力场的核心。

李千里的这项成就，创造于武则天篡夺大唐天下的敏感时期。当时，长安城缇骑四出，流落各地的李唐子嗣遭到血腥清洗。李千里以罪人之子，独善其身，还能逆天改命，尤其令人诧异。细究其父李恪冤案，幕后黑手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是武则天的敌人。武则天扳倒长孙无忌集团后，开始平反长孙氏制造的冤案。本着“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原则，显庆五年（660年），李恪追封郁林王，得到了有限度的拨乱反正。不过，李千里的命运并没有立即逆转。武则天挑选了河间王李孝恭的孙子李荣为郁林县侯，承嗣李恪一脉。李恪的几个儿子依然困守在南方的苦涩海风、毒泷恶雾之中。

又经过漫长的24年，时间来到了光宅年间（684年）。这一年，李千里39岁了，流放岭南也有31载了。也就在这一年，郁林县侯李荣犯罪。李千里命运的齿轮开始快速转动起来，先是遇赦可以返回中原，又袭封郁林县男、郁林郡公，并出任岳州别驾。永昌元年（689年），李千里升任襄州刺史，奉使江左，拒绝了地方贿赂的金银。武则天得知后，夸奖说：“儿，吾家千里驹。”考虑到当时大唐的旗帜还在高高飘扬，天下尚且姓李，而武则天不可能将仅有好感未曾深处的晚辈遽然认做武家子弟，此处的“吾家”当是指李氏。武则天称赞李仁是李唐皇族的佼佼者，前途光明。李千里以武则天的夸奖为耀，改名千里。这一时期是李千里人生的根本性转变。武则天启用李千里的原因，在他的墓志中表述为本人的德才兼备：“礼蟠于地，声闻于天，中朝嘉焉，征为岳州别驾……伯舆应海岱之召，子春受荆河之辟。”此处用的是曹魏王基和东汉陆闳的典故，二人都是聪明有德，受征辟后成就了一番功业。墓志以此二人类比李千里，那么后者真的是会发光的金子，朝廷终究还是发现了他的闪光内涵吗？

可惜，这是墓志作者一厢情愿的言辞，传世文献中的李千里是另一个极端的形象。《旧唐书》说他“时皇室诸王有德望者，必见诛戮，惟千里褊躁无才，复数进献符瑞事，故则天朝竟免祸”，《新唐书》同样认为“自天授后（690年以后），宗室贤者多株剪，唯千里诡躁不情，数进符瑞诸异物，得免”。传世文献中的李千里形象是粗鄙、狭隘、急躁的，与贤德毫无关联。他的逆天改命，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吴王房支没有与武则天爆发过直接冲突，相反和武则天一道遭受过长孙无忌的迫害；另一点是，李千里以李唐子嗣的身份，献上证明武周革命合法性的祥瑞，通过跪舔和献媚，无底线地向武则天表忠。或许是一个年逾不惑的中年人，在南海之滨饱受风雨的捶打、社会的磨砺之后，迫切想要改变自身和家庭的状况，真切体悟到了机会的可贵。武则天不经意间抛来的橄榄枝，对于李千里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大到足以放弃对祖宗江山社稷的执念、对朝野舆论的漠然、对百年身后名的无视。而在武则天看来，一个长期脱离政坛，没有政治根基，既没有才学、言行粗鄙，又不为舆论所喜的李唐宗室成员，是没有威胁的。相反，这样的人还能发挥政治吉祥物的作用。在多种特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李千里蜕变为武则天的爪牙之一，化身为武周王朝的一名地方官僚。天授后，李千里历任唐、庐、许、卫、蒲五州刺史；长安三年（703年），充岭南安抚讨击使，历迁右金吾将军。在岭南，李千里依然不忘向武则天献媚，将两位卷入谋反案的当地幼童阉割后送入宫中，一名金刚、一名力士。那个名叫力士的阉童后来拜入宦官高某名下，得名“高力士”，在盛唐的政局中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神龙后，中宗反正，李唐复辟。李千里的人生迈上一个大台阶，在唐中宗登基后迅速由郁林郡公晋封成纪郡王，没多久又进为成王，拜左金吾大将军，兼领益州大都督。神龙三年（707年），李千里又领广州大都督、五府经略安抚大使。用“位高爵显”“封疆一方”“大权在握”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那么问题来了：李唐复辟之后，跪舔武则天的李千里为什么非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扶摇直上，位极人臣了呢？

对于命运的再一次眷顾，来自李千里一方的墓志宣扬这是主人公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怀李唐，并且预谋神龙的结果。“高宗晏驾，太后循机，天子居房陵之宫，奸臣纵昆山之火”，这还是李唐复辟后对武周时代的主旋律书写，接下来描述李千里“隐若敌国，虑深属垣，畏涂叱驭，焦原跟趾”，便开始塑造一个深谋远虑的爱国者形象。即便是得到武则天的重用后，李千里依然“永怀兴复”，为大唐再现而奔走谋划，“协谋宰辅，升闻禁掖，开鹤錀之严扃，展龙楼之旧礼”。此处明确指出李千里参与了与宰相张柬之、崔玄暐等核心成员的密谋，并且利用担任右金吾将军的便利，在中打开了禁宫的大门（“开鹤錀之严扃”），迎接忠于李唐的势力复辟，“圣期千载，功业一匡”。事后，李千里的扶摇直上，是对其在武周时期数十年忠心不变、卧薪尝胆的肯定，是对其在复辟中冲锋陷阵的殊勋的酬劳。

考诸史实，传世文献并没有李千里参加神龙的记载。墓志文字是孤证。试想，如果李千里真的参加了，并且创立功勋，传世文献不会无视，墓志更会有浓墨重彩的、更为精彩的描述。职官研究表明，兵变之时，李千里尚在地方任职，并不在洛阳城。他的右金吾将军职位只是遥领，尚未掌握京师军队。当然，没有记载并不等同于没有参与的密谋。但是，即便李千里真的心系大唐、有意谋反，张柬之等人也不可能接纳李千里这样的人物。这一方面是因为李千里始终高调、谄媚地效忠武则天，政治光谱严重偏向武氏；更重要的原因是李千里的宗室血脉并不疏远，并不能排除在争夺皇位的潜在名单之外。接纳李千里会增加密谋集团的复杂性，增加目标和进程的不确定性。事实上，以张柬之为代表的集团对皇太子李显、相王李旦等人都提防有加。为了确保主导进程、掌控目标，神龙方案事先都没有征求李显、李旦等人的意见。张柬之等人对李千里的防范之心必然更强。综上，李千里就是神龙的一个旁观者。

然而，李千里还是成为了这场的重要受益者。这泼天的富贵，来自皇权的恩赐。直白地说，是唐中宗李显继位后为了强化皇权，刻意扶持的结果。

表面看，经历了武则天对李唐皇室的残酷屠戮之后，宗室人丁凋零，在位者更是屈指可数。李显环顾四周，除了李旦、太平公主，封爵郁林郡公、征讨岭南的李千里就要位居第三了。重用李千里，与平反宗室各房支、启用李唐散逸子弟的逻辑是相通的。更深层次的逻辑是：李显软禁房州十四载，返京后又困居深宫，登基后严重缺乏政治班底。而伴随着武则天强权的崩塌，新的强权人物没有出现，朝野派系林立，主要有以张柬之等功臣为首的朝臣集团、李显和太平公主为核心的近支宗室势力、尚未荡涤干净的武三思等武氏残余力量、以上官婉儿为首的宫廷力量。各派和李显若即若离，利益与立场都远谈不上完全一致。弱势的新皇帝需要培育自身力量，拱卫皇权。后人注意到了李显近乎无原则地扶持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很容易忽视他对成王李千里的重用。谁让李显的这桩人事举措，淹没在了大规模恢复李唐宗室子弟官爵的潮流之中呢？

复辟的李显严重缺乏嫡系力量，需要扶持李千里等人，以便在朝臣、武氏、兄妹、后宫等势力之间维持平衡。派系林立、政出多门的政治格局注定是不稳定的，必然要迅速分化组合。在短暂的中宗朝，先是皇权联合武氏势力打压神龙集团，置张柬之等功臣于死地；紧接着韦皇后势力快速崛起，与武氏势力呈现日益融合之势；相王李旦则与太平公主结成紧密联盟，并吸引了上官婉儿为首的宫廷力量的投靠……在转瞬之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组合之中，皇后韦氏的勃兴最为引人侧目。丈夫的纵容，使得韦皇后萌发了效仿婆婆武则天临朝听政，乃至再来一次女皇登基的野心；与武三思的联手，使得对武周时代的拨乱反正非但不彻底，反而呈现出重返武周的政治氛围。新的种子，孕育在长安的土壤中。

此时，命运的眷顾，已经将李千里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他所担任的左金吾大将军掌握着京师的警备部队，负责长安城的治安。这是一个敏感的要害岗位，位高权重。同时，命运的每一次眷顾都暗中标明了价格。只有世事洞明、果敢决断之人，方能端坐在关键岗位之上。李千里是这样的人吗？

之前成功处理与武则天的关系，只能证明李千里的务实，带有来自底层社会的一丝丝市侩与狡黠。他的人生逆袭，更多的是被时代潮流推搡着、被动前行。我们没有见到李千里在政坛上的主动作为。可以他如今的身份地位，李千里无法坐等安排，没有人能够给他指引方向，瞬息万变的政坛也不允许他无所作为。这便对李千里提出了极高的考验。

很快，皇太子李重俊登门了。李重俊是当时政坛的一个异数。他原本是与皇太子之位无缘的。武则天晚期，李显与韦皇后唯一的嗣子李重润因私下议论后宫秽事，为张昌宗兄弟告发。武则天下令李显处理。怯懦的李显违心逼迫李重润自尽。李重润之死，为唐中宗的继承问题埋下了隐患。中宗复辟后，没有嫡子可以立为皇太子。庶长子李重福之前献媚于张昌宗兄弟，如今更为韦皇后不喜，贬到地方软禁。第三子李重俊，便递补为了皇太子。但李重俊依然不讨韦皇后的喜欢。韦氏内心始终放不下唯一儿子的冤死，进而厌恶所有“抢夺”原本属于她儿子的太子宝座的人。她内心更深层次的欲望是做第二个女皇帝，那么李重俊无疑是必须铲除的障碍。武三思等武家势力，还有同样野心勃勃的安乐公主，同样将李重俊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和出气包。李重俊困于谗嫉与侮辱，一怒之下决定发扬家族的“优良传统”——！李氏家族是富有同室操戈传统的家族。从李世民到李旦，不是从真刀真枪的血雨腥风之中突围而出，就是在兄弟子侄的明枪暗箭之余笑到最后。抱定刀口舔血的念头后，堂伯李千里无疑是李重俊拉拢的不二人选。

于是，李千里必须第一次独立做出人生中的重大抉择。是否参与，怎么推动？其他人不可能帮他做出决策。对于政治局势，李千里是不满的。在韦皇后、武三思等人的把持下，国家有重返武周的风向。武周时代屠戮李唐皇室的惨痛经历，李千里记忆犹新。自己的前四十年时光，不能说朝不保夕，但也是日夜担惊受怕。如今好不容易挺直腰板扬眉吐气了，一想到新的女主统治可能降临，李千里是坚决反对的。旧时光不堪回首。同时，作为复辟后的新贵，他很清楚自己会成为新朝第一批的祭旗者。所以，当他看到皇太子李重俊笼络，毅然决定参与其中。

问题在于如何取得的成功。李重俊是一位冲动型领导者，更多是激于义愤，缺乏周密的筹划。他聚拢的力量，除了太子东宫中同样缺乏阅历的年轻人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李思冲，以及我们的主人公、左金吾大将军李千里。李多祚、李思冲二人掌握部分北门禁军，且参与过神龙。尤其是李多祚，是一代名将，神龙的主力。他们可以作为爪牙，却不能成为集团的头脑。神龙的成功，是因为形成了以张柬之、崔玄暐、敬晖等阅历丰富、老成持重的一帮老臣为灵魂的核心。李重俊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和心智。那么，李千里能否填补核心人物的缺失呢？

从历史发展来看，李千里并不具备这样的可能。加入邀约后，他只是完成李重俊布置的任务，既没有参谋顾问，对实施方案有所贡献，也没有分析敌友，对壮大力量有所开拓。唐中宗时代，韦皇后、武三思的反对力量不止李重俊一方。尽管各方的政治蓝图设计存在分歧，但在遏止重返女皇时代的共同点上是利益一致的，是集团可以争取的力量。神龙的成功，根本就在于聚拢了多方力量，彻底孤立了武则天及其男宠。范本在前，李千里可以联络李旦、太平公主等反对韦氏的力量，也可以说服太子网罗朝臣中潜在的支持者，更可以建议集团在京城内外伸展触角、发展势力。可惜，李千里一个作业都没有抄，也没有提醒李重俊抄作业。这只能归咎于李千里眼界的狭隘、政治的低能。两唐书评价李千里粗鄙、轻躁，并非空口无凭。

这场史称“景龙”的，结局如何呢？《旧唐书·李重俊传》的描述较为详细：

时武三思得幸中宫，深忌重俊。三思子崇训尚安乐公主，常教公主凌忽重俊，以其非韦氏所生，常呼之为奴。或劝公主请废重俊为王，自立为皇太女，重俊不胜忿恨。三年（707年）七月，率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右羽林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矫制发左右羽林兵及千骑三百余人，杀三思及崇训于其第，并杀党与十余人。又令左金吾大将军成王千里分兵守宫城诸门，自率兵趋肃章门，斩关而入，求韦庶人及安乐公主所在。

在景龙中，李千里与天水王李禧父子齐上阵，率左右数十人（可见准备不足）进攻右延明门。门内是朝臣聚集办公的南衙，韦氏党羽宗楚客、纪处讷等不知敌情如何，闭门不出。李千里父子虽然没能诛杀韦氏党羽，但也牵制了他们出兵支援禁宫、包围韦后。太子兵败后，李千里、李禧坐诛，籍没其家。景龙和李千里本人，都以悲剧收场。韦皇后下令将李千里子孙改姓蝮氏。李千里只在高官显爵上短暂逗留了两年，便如流星一般销售在政治舞台上。他的墓志将这一事件表述为：

武三思因后族之亲，叨天人之位，罪浮于梁冀，谋深于霍禹，忠良钤口，道路以目。王志协青宫，精贯白日，虑彼鸩毒，斩兹枭镜……神龙四年（应为三年）七月五日遇害，春秋六十有二。

墓志将李千里塑造成诛杀外戚权奸的朝廷砥柱，陈述其死“萧墙伺隙，椒掖回天，翻闻戾园之祸，更甚长沙之酷”。戾园之祸，用的是汉武帝与戾太子刘据巫蛊之祸的典故，借指唐中宗李显与皇太子李重俊父子相残；长沙之酷，说的是西晋八王之乱时长沙王司马乂被烧死的往事。临死前，司马乂鸣冤之声响彻周边，三军中没有不为他落泪的。墓志由此替李千里鸣冤。

墓志创作之前，大唐王朝刚刚经历了又一场：唐隆。这次成功铲除韦氏集团，相王李旦即位，是为唐睿宗。“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的原则再一次生效，唐睿宗平反李千里，恢复李姓，追复官爵：“故左金吾卫大将军成王千里，保国安人，克成忠义，愿除凶丑，翻陷诛夷。永言沦没，良深痛悼。宜复旧班，用加新宠，可还旧官。”哀荣随之而至。朝廷派膳部郎中李敏监护丧事，李千里在死后第三年（景云元年、710年）的年底葬于长安铜人原。

墓志赞扬李千里“位兼文武，器隆栋干，鹏激谈津，猿吟射圃”，高度肯定他“全于危难之际，非为身也；赴于宗稷之急，由安上也。存非苟合，故昌运以之兴；勇非虚殉，故逆节由其沮。允所谓立功立事，远而不朽者欤？”诚如墓志所言，李千里堪称李唐皇室的“千里驹”。但分析生平事迹，李千里在景龙中的一跃，对大唐政局的稳定并无实质帮助。他生前与李显、李旦、太平公主等皇族势力极可能也没有横向联系，没有参与后者的政治谋划。他就像是中唐皇室的一个“独行侠”，对乱局没有清醒的认识，对匡扶朝政也没有理性的谋划。虽然位列亲王高爵，除了掌握部分京城武力，李千里的政治实力并不强。他更像是李唐宗室的一个边缘人物。

李千里的人生结束了，家人的生活还在继续。李千里家门的发展，也折射出李千里生前的若干印记。

李千里的妻子慕容真如海的墓志也出土了。大约在麟德二年（665年），李千里与慕容氏结婚。男方大约19岁，当时已经度过了12个流放年头；女方大约15岁。当时，李恪已经平反，但李千里兄弟依然是岭南的流人。慕容氏墓志写道：“王以谪居荒隅，空伤赋鸟。妃以族行炎海，遂讬乘龙。荔浦来归，桂宫成兆。”想必慕容氏家族也是流放南海之滨的罪人家庭。婚后，小夫妻俩在岭南继续生活了21年，直到光宅年间触底反弹。墓志称赞慕容氏之后“宜家以螽斯成咏，主馈以鹊巢是德”，在丈夫“萧墙飞祸，崐玉同焚”之后又寡居了18年，于开元十三年（725年）二月寝疾于洛阳劝善里私第，享年75岁。遗体运回长安后，第二年年底与李千里合葬于铜人原。

李千里的子女，除了正史明确记载的天水王李禧，根据出土墓志还可还原以下支系：

李千里的墓志记载有孙子李瓘，慕容氏墓志记载有嫡孙、郕国公李浚“等”，都没有儿子辈的记载，极可能天水王李禧是李千里唯一的儿子。鉴于慕容氏墓志“螽斯成咏”之句，当指慕容氏生育不只一次，则可能其他儿子死于李千里之前，或生育的都是女儿。郕国公李浚是李禧嫡子。李瓘是李瓘年长的庶子，在祖父入葬时年龄稍长，其他兄弟都年幼，便作为子孙代表出现在祖父墓志中。

然则，郕国公李浚并没有传承下来，出土墓志记载的郕国公都是李峒。《唐故通直郎行右神武军兵曹参军李府君墓铭并序》记载李峒是唐太宗的四世孙，则李峒是李千里的孙子；《唐故庐江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并序》却记载李峒是李千里的儿子，不过该墓志在吴王李恪与李千里之间插入了一位“嗣王（李）只”。后者记载有误，李峒应该是李千里的孙子——如果不是其他世系记载可以验证，《唐故庐江县令李府君墓志铭并序》的真实性存疑。李峒与李浚是兄弟。李千里可知的孙子有三位：李瓘、李浚、李峒。

李峒官至金紫光禄大夫、东都副留守、郕国公，保留在大唐的高官行列。李峒生凤翔府司录参军、监察御史、成纪县男李定。李定是李千里可知的唯一一位曾孙，阶层已经下降为中级官员。

李定生通直郎、行右神武军兵曹参军李赡；庐江县令李稷；李映。此三人是李千里可知的玄孙。成王的第四世孙便开始分化，李稷勉强维持在中层，李赡继续下降为基层官僚，李映则没能入仕，丧失了官员身份。

李千里的五世孙有李稷所生朝请郎、行太原府祁县主簿李景阳，李映所生李景叔、李景祥、李景翱三人（《唐故处士李府君墓志铭并序》）。李景阳也下降为了基层官僚。而李映家族的境况进一步恶化。唐代墓志惯常请官员动笔，撰写者的身份映射逝者的家族实力。然而，李映的墓志已经不是官僚士大夫书写的，而是次子李景祥撰写的。可见，李千里家族发展到这一代，已然没落了。

唐代社会流动的一大趋势是对才学和能力的要求日渐严苛。家世出身的作用日益减弱，宗室子弟到了王朝后期，也职业官僚化了，靠科举和政绩安身立命。家族能够传给子嗣最宝贵的遗产不是爵位，而是家学、是榜样。李千里的第三代尚且维持了荣华富贵（极可能是中唐朝廷看在李千里父子殉难的份上给予了适当照顾），第四代就出现了阶层滑坡，之后更无可道者。显然这个家族既没能家学，也没有事功。李千里作为家族创立者是有责任的。这也反证了李千里在两唐书中“无才”“诡躁”“偏躁”的形象。

而在唐代笔记《朝野佥载》中，李千里的形象更加不佳。该书卷二记载李千里在岭南的残径：“取大蛇八九尺，以绳缚口，横于门限之下。州县参谒者，呼令入门，但知直视，无复瞻仰，踏蛇而惊，惶惧僵仆，被蛇绕数匝。良久解之，以为戏笑。又取筷及鳖，令人脱衣 ，纵龟等啮其体，终不肯放，死而后已。其人酸痛号呼，不可复言。”可怕的是，李千里还与姬妾共同观赏酷刑，以为玩乐。“然后以竹刺龟等口，遂啮竹而放人；艾灸鳖背，灸痛而放口。人被试者皆失魂至死，不平复矣。”该卷还记载李千里向武则天进献幼虎，虎子在宫中咬死过宫人。遥想当年，李千里在他的时代风评不会太好。他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如果不是武则天、李显两代君主出于皇权需要加以利用，李千里大概率是一个游离在权力场外的粗人。

有观点将李千里在武周时期的谄媚解释为其人深谋远虑，通过自污来避祸，同时等待复兴李唐的时机。这很可能是赞赏李千里在景龙时期的奋勇一搏，进而对他的历史进行美化。综合各方面分析，为武则天搜罗祥瑞、向武则天进献老虎的李千里，就是真实的李千里。他幸运地得到了一个硕大的舞台，又不幸演砸了，上演了一部真实的悲剧。

值得一提的是，在出土墓志中有一篇李千里女儿李淑的墓志——《唐故密州司马韦府君夫人成纪县主墓志铭并序》。

李淑“年廿七，再归于韦氏”，27岁时再嫁给密州司马韦某。根据卒年推算，当时是710年，父亲遇难三年之后，也是唐隆发生之年。考虑到李千里父子因讨伐韦氏而死，唐隆又以铲除韦氏集团为目标，李淑的夫家不太可能是韦皇后的近亲家族。即便如此，李淑在家仇和政治环境双重压力之下依然嫁给韦氏，着实令后人费解。对于这桩婚姻，站在李淑角度是“由高俪卑，深惟下嫁之典；居厚体薄，无屑事人之义”。开元七年（722年），丈夫韦氏病逝，“县主昼哭穆伯，夜读丧典，慨箕裘之莫嗣，泣桃李之无从”。李淑与韦氏没有生育，“志节阃正，仪形孀立”，于开元廿一年（733年）病逝于洛阳，享年50岁，“葬于万安之原，不祔于韦氏，从其志也”。她为什么不和丈夫合葬呢？针对唐代出现的夫妻分葬问题，刘琴丽认为原因在于文化因子，如道教信仰、妇女无子或早死、再嫁占卜和时辰禁忌等。或许，信教、无子、再嫁，叠加父兄与韦氏的深仇大恨，综合作用之下促使李淑选择不与韦氏合葬。

李千里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在时代的尘埃中艰难前行，努力避免成为权力斗争的炮灰，却依然为政治那座大山所压垮。德不配位，其祸不远。很多历史人物未必拥有管好一家一舍的能力，却在阴差阳错之下站到了可以影响历史大势的位置上。这对个体抑或时代，都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