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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在朝鲜战场与美军激战正酣。
此时，一场由葡萄牙人挑起的武装冲突，又打破了位于中国南方澳门的宁静。
与朝鲜战争的焦灼不同，这场后来被称为“关闸事件”的武装冲突，只持续了几天，就以葡萄牙人的失败而告终，且后者最终为此向中国政府书面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4.4亿元（旧币）。
为何已侵占澳门400多年，不可一世的葡萄牙人，会甘心低下高傲的头颅？
而面对挑衅，以同志为首的中国领导者们又是如何“一招制胜”的？
为何此事的成功解决，为日后澳门和平回归做出了积极探索？
这一切，得从葡萄牙人第一次登陆澳门时说起。
旧时的澳门
15世纪，西方的新航路运动方兴未艾。这条追逐黄金、香料等财富的航海运动，总是伴随着暴力掠夺和血腥屠戮。
1513年，葡萄牙水手抵达珠江口，首次踏上神秘的东方领土——澳门。
按照当时西方殖民者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的惯例，初来乍到的葡萄牙人，同样把澳门当作又一个“自家后院”，大肆驱逐商船、抢夺货物，甚至劫掠百姓。
为捍国土、平民愤，明朝出动水师，将心高气傲的葡萄牙人打得没了脾气，直接退回了海上。
不过，葡萄牙人“贼心不死”。此后四十年间，他们就绕着中国南方的海岸线，打一枪换个地方，重新谋求重回澳门的机会。
这期间，他们将此前的“硬”登陆策略改成了“软”登陆——贿赂。明嘉靖三十二年，也就是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说船只触礁，想“付费”在澳门借地，晾晒被海水浸湿的货物。
当时的海道副使汪柏行见财起意，行了一个“方便”给葡萄牙人，允许后者在澳门搭建帐篷晾晒货物。
刚开始，葡萄牙人遵守契约，只在每年贸易周期内暂时落脚于帐篷之中，到了贸易结束时的5月或11月便扬帆起航。
但从1557年开始，葡萄牙人开始在陆地上修筑木石结构的建筑，试图在澳门永久居留。
此后，在不惜代价的多方行贿之下，他们终于在明朝万历元年，即1573年，被正式允许以每年缴纳地租500两白银、关税2万两白银的条件“租居”澳门。
从1573年到1849年，葡萄牙人在276年间一直向缴纳地租及关税，并在后者的管辖之下“租居”澳门。
明朝时期的澳门
期间，明清两朝在澳门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吏，并发布了诸多条例责成葡萄牙人遵守。
尤其为了防范葡萄牙人，明朝政府在1574年修建了关闸，就是通俗意义上的海关大楼。
明朝修建的关闸，是一栋传统的中式建筑，位置在扼守澳门与香山县的咽喉要道之地——莲花茎。
关闸实行“每月中六启闭”的制度，即每5天开门一次，好便于关闸两侧的居民、商人等互贸互通。
表面上，葡萄牙人一直服从明清两朝政府的管理，但明里暗里，他们还是没有放弃将澳门全部据为己有的打算。
为此，他们搞出了不少小动作：
从1605年开始，他们擅自修建军事用途的炮台和城墙；
1783年，他们公开宣称乾隆皇帝颁布的《善后事宜条议》，侵犯了葡萄牙在澳门的“主权”，这是葡萄人第一次挑战“中国主权”；
到了1822年，澳门甚至被以“海外省”的名义被列入了葡萄牙新宪法之中……
虽然葡萄牙人觊觎澳门主权是“司马昭之心”，但他们的举动和要求要么被忽视，要么被硬怼了回去。
两百多年间，他们只能在中国政府的严密管辖之下，一直待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直到，战争爆发！
明朝设置的通往澳门的中式闸门城楼
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外关系的转折点。
此前，中国通常享有决策的自主权。拿葡萄牙人“租居”澳门这件事来说，清朝统治者可以直接以非正式居民的名义，制约澳门葡人总督的权力，而后者通常只能乖乖听话。
而随着清政府在战争中落败，导致国门被打开，西方列强们开始有了与中国谈判的机会。
1842年，清政府与英国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除了造成被迫开放通商口岸、赔款、丧失关税自主权等后果外，更严重的是香港被割让给英国，由此拉开了西方列强们“瓜分”中国的序幕。
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场景
有一说一，当时的葡萄牙也不再是十五、六世纪的航海帝国，其同样国运衰落，辉煌不再。
虽说如此，但葡萄牙还是跟着英法等国，有一学一地开展完全控制澳门的行动。
为此，葡萄牙政府先让著名外交史专家圣塔伦子爵寻找澳门“属于”葡萄牙的历史证据，但他最终一无所获地说：“我们没有通过征服而拥有对那座城市及其领土的权力。”
大失所望的葡萄牙政府，决定“霸王硬上弓”。
1846年，葡萄牙政府派遣狂热的殖义者将领阿勒玛，担任新任澳门葡人总督。
阿勒玛为人做事相当狂妄，抵达澳门后未与中国政府知会，便开始强硬推行诸多殖义政策。
比如，针对在澳门的华人强行征税、编立户籍，封闭了中国在澳门的海关，当然也包括拒绝再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和关税……
为扩大葡萄牙在澳门“租居”地界，阿勒玛下令从他们原先“租居”的三巴门围墙内，往北修一条马路直抵关闸，从而好扩大势力范围。
在这个过程中，有超过700余座华人的坟墓成为了筑路的“牺牲品”。葡萄牙人任由这些坟墓被掘开，尸骨遍地，引起在澳华人的极大愤怒。
最终，阿勒玛为他在澳门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
1849年8月，爱国青年沈米联合多位爱国义士，趁着阿勒玛外出游猎时将其斩首击杀。
阿勒玛虽死，但葡萄牙政府却并未有任何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大肆扩张。
1867年，葡萄牙人将旧关闸推倒，并强行往前推行数百米，在1871年建成了一座西洋凯旋门式的新关闸。
到了1887年左右，葡萄牙人已经完全侵占了如今澳门的绝大部分区域。
19世纪，画家笔下的澳门关闸口
此时的清朝政府，内忧外困、国库空虚，根本无暇也无力处理澳门问题。
由于太平天国等运动的爆发，原来在广东地区的西方列强们，逐渐将商船开到澳门，那些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华人们也陆续进入澳门。
因此，澳门地区人口迅速增加，仅1856年至1857年，澳门的华人人数就已经超过了5万人。随着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产盐、米的澳门，生活必需品越来越依靠进口，而这也将为日后新中国制裁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埋下伏笔。
而在1887年，清政府最终为了在香港、澳门合作征收每年数百万两税，同意与葡萄牙签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就此，清朝政府正式赋予葡萄牙“永驻和管理”澳门的权利。
虽然条约明确规定，葡萄牙无权将该地区出售或交给其他任何外国力量。换言之，即澳门并非“割据”给葡萄牙，只是让葡萄牙代为管辖。
葡萄牙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来之不易的地位，到1910年，他们攻占路环岛，终于完全占领和控制了整个澳门地区。
此后，虽然清政府被推翻，但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跨越了将近40年。
这期间，葡萄牙一直得以安稳地“占领”澳门。
清朝时期的澳门
正是因为在跟明朝、清朝、中华打交道的过程中，让葡萄牙人认为中国政府是“软柿子”。所以，对于在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他们一开始自然也没有放在眼里。
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便宣布：不承认所有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并且申明：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
不过，经历了几十年战乱，国家百废待兴，并且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扼杀新生。
、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远瞩，决定在港澳问题上“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尤其是暂时急需通过港澳来打破美国的贸易封锁。
涉及港澳工作的具体事务由领导的中央华南分局负责。
1949年9月，针对港澳问题提出“海洋战略”，一方面推动在港澳地区建立海上贸易通道，另一方面则是推动和发展港澳地区同胞与内地开展经济合作。
何贤、马万祺等日后将在中葡关闸冲突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爱国主义企业家，都在这一时期与中国政府建立了联系。同时，他们也在的支持和鼓励下，前往内地参与各类交流、交易、参观活动，投资各类工业建设。
不过，新中国针对澳门“暂时不动、维持现状”的举措，在葡萄牙人看来则是新中国在“主动求和”，而他们似乎又将有“渔翁得利”的机会了。
从1949年开始，葡萄牙人开始频繁挑事儿。比如，他们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东附近海域缴获的舰艇及武器装备擅自据为己有，并掩护舰队逃跑，由此让大为光火，对澳葡当局发出严厉警告。
但没过多久，葡萄牙人又故态复萌。
这就是在1952年7月25日下午爆发的“中葡关闸冲突”。
当日，公安十师二十九团一连三班班长宋有增，正在位于莲花茎上的拱北关闸执勤。
由于暂未收复澳门，因此中葡两国在拱北关闸附近，设置了一列菱形木马作为两方的分界线。
鉴于葡萄牙人此前一直挑起各种小冲突，因此宋有增等战士们被要求：既不主动惹事，也不示弱，有理、有利、有节。
如往常一样，宋有增和战友们正常巡视、执勤。
可当天，对面葡萄牙的驻军们似乎异常狂妄。
他们先是不停将脚伸到中立区域，并不时朝我方战士吐口水，极尽嘲讽之能事。
见我方战士不予理睬，更为嚣张的他们甚至大摇大摆地越过中立区域，进入我方警戒线。
面对这一触犯底线的举动，宋有增发出口头警告，要求他们退回去。
但对方不仅不退，反而还将标志着分界线的木马往前推。
就在宋有增上前制止时，对方突然举起枪刺向宋有增，后者左臂受伤，顿时血流如注。
双方随即爆发更大规模的冲突，一时间子弹横飞，足足火并了半小时。
但中葡双方更重要的较量，还在谈判桌之上。
关闸事件发生地
关闸事件发生之初，我方即向澳葡政府发起严正交涉，宣告其擅自闯入中方地界，且首先挑起军事冲突，对因此事造成的所有后果，均应由澳葡政府承担。
面对我方的强硬态度，自知理亏的澳葡政府感觉此事变得棘手。
当时中葡双方并未建立外交关系，澳葡政府只好通过澳门中华商会代表何贤、马万祺等，走“民间渠道”进行调停处理。
马万祺当即就给中央华南分局部代部长饶彰风拨去电话，告知澳葡政府的调停诉求。
饶彰风随即向请示，后者一方面要求继续向葡方提出严正交涉，另一方面则向周恩来汇报了此事。
最终，亲自对此事批复了处理意见：“大国从严，小国从宽，葡国是小国，可以宽大处理”。
确实，当时的中国，已经将帝国主义从大陆全部赶了出去，若想把葡萄牙赶出澳门，用后来的话说便是：“只要用一个指头”。
而关闸事件发生之时，朝鲜战争形势焦灼，国际局势十分复杂，决定暂时不用这“一个指头”。
因此，让饶彰风转告马万祺，说这件事用不着大动干戈，中方同意谈判。
马万祺
澳葡政府的谈判代表是经济局局长罗保，在听到何贤、马万祺带来的好消息之后，他承诺一定会调查清楚关闸事件起因，并且约何贤、马万祺一同前往事发地弄清事发原因。
因关闸事件，附近百姓在冲突爆发当日就已陆续撤离，只有处于军事戒备状态下的军队严阵以待。
可就在何贤、马万祺等忙着调停中葡双方时，部分葡萄牙驻军又开始挑起争端，在7月26日、29日、30日接连向我方驻地发起攻击，并造成部分百姓伤亡。
期间，葡萄牙驻军将我方驻地的国旗击落，而奉命前去重新升起国旗的刑起、苏广照两位战士，不幸牺牲在葡方的炮火之下。
苏广照牺牲前问的最后一句话是：五星红旗还在飘扬吗？
苏广照等烈士的纪念碑记
对于葡萄牙驻军这一变本加厉的挑衅行为，我方从野战部队调来一个迫击炮连，对葡萄牙驻军发起反击。
出于国家利益考虑，我方的军事反击始终是克制的，只击毙葡萄牙驻军2人、击伤7人。
但8月2日，我方拿出制裁“杀手锏”，宣布封锁关闸通道。
此消息一出，澳葡政府顿时慌了。
长期以来，澳门极度依赖大陆运输过去的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关闸封锁消息一出，澳门民众开始疯抢生活物资，并纷纷开始指责澳葡政府。
于是，澳葡政府只好再次请何贤、马万祺出面继续调停，向中国政府表达歉意，称自己愿意与中方和平相处，而关闸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由于双方战士语言不通造成的误会。
1950年代的拱北海关检查站
同样对此事保持高度关注。
8月10日，在华南局常委会上，他仔细听取了与会者们针对此事的建议。
有的参会者表示，应该派一个师过去，严惩澳葡政府；另有参会者认为应继续关闭关闸，彻底断掉澳门的生活物资供应，进而趁机将澳门“收回来”。
这时，展现了他长远的战略眼光和灵活的斗争艺术。
他对与会者们表示，面对澳葡政府此次公然的挑衅，在座各位有情绪是很正常的，无论怎么反击、制裁都不为过。
但是……随即话锋一转，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说，在处理与这些国家关系时，要区别对待，大国从严，小国从宽，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
尤其是，强调，我方对澳门的所有制裁，最终普遍影响的将是在澳门的中国同胞。
因此，同意澳葡政府给出的关闸事件由个别哨兵失误所造成的原因，决定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以大国之胸襟宽大处理此事。
最终，会议采纳的意见，要求澳葡政府针对关闸事件公开登报道歉，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同时将关闸北方的哨位后移，并赔偿中方在冲突事件中的损失。
拱北海关旧照
从8月10日到23日，谈判整整持续了将近14天。
我方谈判代表为时任港澳工委副书记的黄施民、省外事处处长曹若茗，澳葡政府则继续委托何贤、马万祺担任其谈判代表。
为了澳门的安定和同胞的利益，何贤、马万祺不畏辛劳，就调节冲突的相关事宜不停在拱北关闸两边穿梭、洽谈。
可面对我方提出的三点要求，澳葡政府起初只肯答应保证此类事件未来不再发生，对于哨位后移、赔偿损失两个条件直接表示拒绝。
闻此，我方代表对何贤、马万祺的辛劳奔波表示感谢，并托他们向葡方表示：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三条要求是此次谈判的底线，若葡方想继续耗下去，中方愿意奉陪到底，但由此造成的任何后果将由葡方自行承担。
何贤、马万祺深知这所言非虚。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向澳门输送了大量生活物资和生产物资，澳门同胞与新中国的感情和经济联系越来越频繁、紧密。马万祺更是在与交换对形势、经济、乡情等的看法之中，与之发展出深刻的个人联系。
鉴于此，何贤、马万祺只好苦口婆心地劝导澳葡政府“不要想不开”：中国与你们（澳葡政府）此前打交道的所有朝代、党派都不一样，他们连美帝都不怕，还会怕你们？！而如果没有大陆的物资供应，澳门根本撑不了多久！
何贤
最终，历经15次谈判，在何贤、马万祺的斡旋之下，澳葡政府最终在8月23日下午答应公开道歉、赔偿损失、哨位后移三个条件，并由时任澳葡政府经济局局长的罗保签署“致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安厅边防局第五分局的道歉信”。
在道歉书中，澳葡政府保证此类事件将不再发生，且对因关闸事件而导致的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赔款4.4亿元（旧币），同时还将7月25日冲突爆发当日而前移的哨兵点位后撤至关闸拱门之下，并宣布此后葡方武装永不出关闸门外。
8月25日，我方解除关闸封闭状态，中葡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暂告一段落。
关闸事件最终的结果充分证明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
在此次事件中，中国政府用自己的态度和行动表明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再也不是当初任由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落后国家。
同时，在、周恩来给事件整体定调之下，具体负责处理此事的，也展现出他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斗争艺术，在尽可能减少给澳门带来动荡的情况下，最终让高傲的葡萄牙人低下脑袋乖乖认错，从而为和平解决澳门问题做出了有益的先驱探索。
南极洲位于地球的最南端，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南极大陆绝大部分常年为冰雪所覆盖，不见真面目。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长期无人知晓，直到19世纪初才被发现。因此，人们发现并登上南极大陆考察、勘探、绘制南极地形图等，都是1820年以后的事情。现代人直到1952年才借助地震波探测器，测到冰层下面南极洲的地形。
18世纪初，人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古称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卡帕故宫里，发现了几张古代地图。这些地图原属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舰队司令皮里·雷斯私人所有。其中有一张是南极古地图，上面有皮里·雷斯的签名和日期，显然这是皮里·雷斯亲手绘制在羊皮纸上的杰作。
皮里·雷斯的南极古地图
皮里·雷斯是16世纪土耳其海军上将，但他早年是横行于海上的大海盗，后效忠于土耳其皇家海军，地位显赫。皮里·雷斯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以海上探险为乐，为土耳其扩展海上“地盘”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当然，最令现代地理学家惊叹的是，他于1513年在羊皮纸上绘制出了南极地图。要知道，当时的“南方大陆”如神话一般神秘，人们只是听过传说，对它进行猜测，并不知它的确切位置。包括皮里·雷斯在内的海上探险家，都希望找到这个“南方大陆”。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寻找失败后，人们甚至认为“南方大陆”纯属子虚乌有。
与此同时，皮里·雷斯却绘制出了一份详尽的南极地图。不过，皮里·雷斯的南极地图绘成后，除了地理学家把它当作笑话外，一直无人问津，被打入“冷宫”达450年之久。直到1956年，人们在对南极进行了无数次科学考察后，皮里·雷斯南极古地图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被送到了美国绘图专家莫勒里的手中，让他作权威性鉴定。
莫勒里惊奇地发现，在这些400多年前绘制的地图上，南极洲的地形特征竟与1949年测定的南极地形轮廓如出一辙。莫勒里甚至认为，皮里·雷斯应是世界上最早绘出南极地图的人。
学者们认为，这批南极古地图精确得令人不可思议。首先，人类在1818年之后才发现了南极洲大陆，但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了南极洲大陆的准确地图。而皮里·雷斯地图绘成于16世纪。其次，古地图上的南极洲，竟是没有冰川覆盖的实际海岸线和内部地形。1957年，古地图专家用回声探测仪对皮里·雷斯地图所示的一些地方的地形进行探测，发现皮里·雷斯的地图把冰层下的南极洲画得十分准确。更令人惊奇的是，图中标出的山脉、高峰明白无误。古地图上甚至对那些至今人们尚难以勘探到的地方也标得十分精致，譬如图上标明的一条南极山脉，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被发现的。
面对这样的结果，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学者们曾对南极古地图上标出的河流表示怀疑：在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冰雪大陆”，终年天寒地冻，怎么可能有河流的存在呢？后来经过查阅1949年海洋地质学家对南极洲边缘的罗斯海的报告后才搞清楚，原来海底滞留的岩层是由南极河流带来的冲积物沉积固定而成，这些冲积物已逾万年，入海最迟的也有6000年了。地质历史学家的研究也表明，那时的南极洲尚处于冰川时期之前的温带时期，百川奔流，草木葱茏。
这就是说，皮里·雷斯所绘制的南极古地图，实际上反映的是南极洲被冰川覆盖之前远古时代的地形地貌。一个16世纪的人，怎能凭空绘制出6000年以前的南极地图呢？一些致力于揭开南极古地图之谜的学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书库中，找到了皮里·雷斯绘制南极图的说明。原来，皮里·雷斯绘制这批南极地图曾参阅了20份海图，其中有8张是公元前留下的。不过这一新发现再次令学者们大惑不解，因为他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在冰川覆盖前的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人绘制出了南极大陆的原始地形图吗？
时至今日，即便是借助于现代交通工具人们尚无法畅游整个南极洲，更别提从地面勘探整个南极全域，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利用人造地球卫星上的遥感技术拍摄南极全貌。通过认标投影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学者们发现南极古地图与美国空军用等距离摄影法制成的南极地图几乎相同。据此，美国的哈普古德教授指出：皮里·雷斯的南极古地图一定是高空拍摄照片的复制品。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正是这种“高空摄影效应”，那些古地图上的南极洲才会被奇怪地拉长；这与美国月球探测器拍下的地球照片的特征刚好吻合。
科学家除了研究皮里·雷斯绘制的古地图外，还搜集到了勃库等人留下的古地图，并从中获得了新的发现和启示。勃库地图绘于1733年，比皮里·雷斯地图迟200多年。该图所示罗斯海和威德尔海相互连通，南极大陆并非整体，而是海洋环抱的两个大岛。由于它比人们发现南极大陆早近90年，其真实性一直受到怀疑，直到196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时，经过科学家艰辛努力地确认，认为勃库世界地图十分准确地反映了南极洲在冰川时期之前的真实情况。它与皮里·雷斯地图都记录了南极洲在冰川覆盖前不同地质阶段的海陆概貌。这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为了弄清南极古地图的来龙去脉，已有许多学者投入到研究之中，其中哈普古德的研究工作做得最细致有序。他于1966年出版了一部专著《古代海王地图》，书中指出：“通过对一些古地图的鉴定，表明在史前时期，可能就有人绘制了画有南极大陆绿洲时代地形地貌的地图。”哈普古德还叙述了对皮里·雷斯古地图等来龙去脉的调查情况。他指出，绘制南极古地图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可能来自公元前3世纪初埃及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城的博学院。这里曾是世界上保存有关古代航海地图、日志等资料的中心所在。十分遗憾的是，在罗撒大帝侵入埃及后，大部分资料在战乱中失散，只有一小部分被转移到拜占庭帝国，后收藏于托普卡帕故宫中。
托普卡帕故宫外景
皮里·雷斯的南极古地图表明，在有历史记载的许多世纪前，人们就不可思议地具备了绘制这种令现代人叹服的地图的能力。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疑案，如果史前人真的已掌握了如此先进的技术，为何进入有史年代后又失传了呢？一些欧美的学者甚至将话题转移到外星人的身上，认为这是外部文明世界的智能使者在一万年前送给地球人的礼物。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神秘的皮里·雷斯南极古地图，是不是将成为一个永恒的谜？
今年是壬寅虎年。民间相传，虎年出生的人一般具有刚强、勇敢、果断的气质。
虎年话“虎人”。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明清四大名镇之一，佛山自古人杰地灵，南方+禅城频道根据公开资料梳理出一批佛山历史上的生肖属虎的名人。
陈太吉酒庄创始人陈如岳、近代“谴责小说”巨子吴趼人、石湾陶艺名家刘佐朝、粤剧四大名丑李海泉……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家中，既有工商业的执牛耳者，也有文艺界的翘楚，他们正直不阿、进取创新、心灵手巧，展现佛山卧虎藏龙的人文底蕴和佛山人虎虎生威的精神面貌。
1.舍命主事：梁焯
梁焯，字日孚，号象峰，1482年生于佛山堡。
明正德八年（1513年），梁焯乡试中举。明德九年，赴京应考中进士，廪为会元。正德十二年拜礼部主客清吏司，途中遇王阳明听其讲学。
正德十四年（1519年）三月，梁焯等107人力谏明武宗朱厚照，被罚跪5日，罚俸6个月，脱衣责打30大杖。其后因杖责武宗宠臣家奴，被下令捉拿。当时，梁焯的仆役都已逃散，只剩下他一个人，单骑在街上行走，毫不畏惧，人们称他为舍命主事。
世宗即位，梁焯加俸一级，升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主持武科试。嘉靖元年（1522年），梁焯告病归乡，闭门著书阐明王阳明的道学。书未写完于嘉靖七年去世，年仅46岁。
2.刚正御史：冼光
冼光，字汝实，号罗江，1470年出生，顺德县鹭洲堡大罗村人，后居佛山。
冼光高大俊美，人甚聪明，博览群书。明弘治九年（1496年）中进士，任命为江西安仁县令。他为官廉洁爱民，善于判辨疑难案件。百姓民谣称：“民无冤讼，有冼灯笼；讼无滞屈，有冼三日。”“灯笼”能明照，“三日”是速断，都是在称颂冼光。后又补缺任泰兴县令，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其后，冼光任陕西道御史，出巡应天府。他奖励廉洁，检举贪污，以作风正派而闻名。
1528年，冼光再被起用，任南京通政司参政，后任太仆太常，晋升工部右侍郎。
1542年（明嘉靖壬寅年）农历12月8日去世，享年74岁。
3.陈太吉酒庄创始人：陈如岳
陈如岳，字镇南，1842年出生，南海大富堡莲塘乡（今石湾张槎）人。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中举人，清光绪八年（1882年）举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不久奉旨到贵州任举子试主考官。后辞官归里，批注古籍，撰述诗文，教育子弟。
陈如岳回乡后，开设”陈太吉”酒庄，将大米发酵做酒基，再加入深井水，酿出来的米酒特别香醇，被称作“石湾醇”，名扬四海。他还经营“竹基鱼塘”，培育出“大头甸”竹笋。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沙口出产的“大头甸”笋曾是国家指定的唯一出口笋。
1914年，陈如岳病逝于佛山。他除批注校订《西厢记》《桃花扇》《三国演义》《水浒》等外，还有诗集传世。擅书法，广州名酒家“莲香楼”的牌匾为他所题写。
陈太吉酒庄创始人陈如岳。
4.近代“谴责小说”巨子：吴趼人
吴趼人，原名宝震，又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后改趼人。清同治五年（1866年）生于北京。其曾祖父吴荣光，曾任湖广巡抚，代理两湖总督。吴趼人与母定居佛山镇，自称“我佛山人”。后以此为笔名，写了大量的小说、寓言和杂文，名声大噪。
1897年，32岁的吴趼人投身编辑与写作，先后写出《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新笔林广记》等。
吴趼人创作小说共有30多种，被誉为“小说巨子”，是清末谴责小说的杰出代表。
1910年，吴趼人病逝于上海，终年44岁。
近代“谴责小说”巨子吴趼人。
5.教育名家：戴翼丰
戴翼丰，原名曾谋，字启疆，1890年出生。南海九江大同人，自曾祖起徙居佛山。
戴翼丰自幼聪明过人，勤奋好学，考入广东高等学堂，攻读理科（即大学理科），毕业后随父迁居澳门，投身于教育界。1912年执教于澳门海镜中学，1916年回佛山助父编修《佛山忠义乡志》，历时六载，为岭南文献作出了贡献。后来先后在南海石门中学、中山四区中学、肇庆第一中学、佛山元甲中学、广州广雅中学、南海师范、国民大学香港分校、华南农学院佛山分院等10余所学校任教师、教务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戴翼丰连年被评为优秀教师。1957年当选为南海县副县长，掌管全县文教、卫生工作。
戴翼丰从事教肓事业50年，在他临终前一天，仍站在南海师范学校讲台上授课，临终前3小时，仍在批改学生作业。
6.“山公王”世家：刘佐朝
刘佐朝，名社同，1890年出生，末其祖父来石湾做工，遂定居石湾。其父刘胜辉开设“刘胜记”山公店，擅长制作微型胎骨山公，有“山公王”之称。刘佐朝是刘胜辉第四子，亚太地区手工艺大师刘泽棉之叔公。幼随父亲学艺，得其真传，加上聪明勤奋，青年时代艺术造诣已胜过其父亲。20多岁时，承父命主理店务。他即锐意引进机械制作陶瓷技术，扩大经营，批量生产。暇时仍精心制作陶塑，携往广州、香港出售。
刘佐朝长于人物塑造，作品以半尺许人物为主，题材擅取渔、樵、耕、读、诗、酒、琴、棋、仕女、仙、佛等作品，兼喜塑造社会下层人物。他对石湾陶瓷的颜色釉颇有研究，既能仿古代名瓷特色，施釉又与众不同，自成一派，并首创高温胎中温釉冰裂纹的制作方法，作品表层质感明显，丰富耐观。
7.“粤剧四大名丑”之一：李海泉
李海泉，原名李满船，1902年生于今顺德均安。后来佛山镇当学徒，遇到粤剧名伶小生奕，遂拜师学艺，小生奕为他起了艺名李海泉。上世纪20年代末在新中华班任小生，30年代在永寿年剧团任丑生，以擅演反映社会基层人民生活的“烂衫戏”而著称，他多才多艺，武丑、网巾边、二花面均表演精到，尤以担纲演出《打劫阴司路》、《烟精扫长堤》而闻名剧坛。
李海泉与廖侠怀、半日安、叶弗弱并称为“粤剧四大名丑”。
1958年，李海泉退出舞台，1965年病逝于香港。其儿子是著名国际武打电影明星李小龙（李振藩）。
粤剧四大名丑李海泉（图左）
8.毕生致力中医事业：罗仁伯
罗仁伯，1914年出生于中医世家，石湾镇人。13岁起学习中医经典，17岁参加南海县政府举行中医考试合格，19岁参加广州市政府举行中医考试合格，20岁在广州十三甫其堂兄开设的“罗惠良医馆”执业。抗日战争期间，曾先后在澳门、香港执业中医。抗战胜利后返佛山，一直执业中医疮科杂症。1959年调到佛山市中医院，1979年被评为“佛山地区名老中医”。1984年病逝。
罗仁伯治学严谨，临症必究本穷源，虽家传医技，祖辈相授，但并不拘泥于此，而是注意既吸收前辈精华，又寻求各家学说，甚至到民间采集良方妙药，不断提高医疗技艺。他的毕生致力于中医事业，行医40余年。
9.省工艺美术大师：叶秋
叶秋，1926年出生，手工业工人出身，1946年开始从事佛山秋色艺术。1956年佛山秋色工艺社建立，被邀加入该社工作，从事秋色艺术研究和创作。
叶秋熟悉各类秋色艺术制作技艺，能巧妙地运用各种手工业原料（主要是边角废料）以及果菜产品等物料，进行秋色艺术创作。他的纸扑艺术最为著称，秋色纸扑动物、削批瓜果、食品以及山公盆景、松树等无不栩栩如生。
1960年，叶秋评为广东省民间老艺人。1980年，晋升为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他为人俭朴、厚道、忠实，全心为发展佛山秋色艺术辛勤劳动与创作，并积极地培养秋色艺术后继人才。
【整理】南方日报记者 罗湛贤 段思午
【资料来源】禅城区人民政府官网
【作者】 罗湛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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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洲位于地球的最南端，是世界上最寒冷的地方。南极大陆绝大部分常年为冰雪所覆盖，不见真面目。由于它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长期无人知晓，直到19世纪初才被发现。因此，人们发现并登上南极大陆考察、勘探、绘制南极地形图等，都是1820年以后的事情。现代人直到1952年才借助地震波探测器，测到冰层下面南极洲的地形。
18世纪初，人们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古称君士坦丁堡）的托普卡帕故宫里，发现了几张古代地图。这些地图原属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海军舰队司令皮里·雷斯私人所有。其中有一张是南极古地图，上面有皮里·雷斯的签名和日期，显然这是皮里·雷斯亲手绘制在羊皮纸上的杰作。
皮里·雷斯的南极古地图
皮里·雷斯是16世纪土耳其海军上将，但他早年是横行于海上的大海盗，后效忠于土耳其皇家海军，地位显赫。皮里·雷斯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以海上探险为乐，为土耳其扩展海上“地盘”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当然，最令现代地理学家惊叹的是，他于1513年在羊皮纸上绘制出了南极地图。要知道，当时的“南方大陆”如神话一般神秘，人们只是听过传说，对它进行猜测，并不知它的确切位置。包括皮里·雷斯在内的海上探险家，都希望找到这个“南方大陆”。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寻找失败后，人们甚至认为“南方大陆”纯属子虚乌有。
与此同时，皮里·雷斯却绘制出了一份详尽的南极地图。不过，皮里·雷斯的南极地图绘成后，除了地理学家把它当作笑话外，一直无人问津，被打入“冷宫”达450年之久。直到1956年，人们在对南极进行了无数次科学考察后，皮里·雷斯南极古地图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被送到了美国绘图专家莫勒里的手中，让他作权威性鉴定。
莫勒里惊奇地发现，在这些400多年前绘制的地图上，南极洲的地形特征竟与1949年测定的南极地形轮廓如出一辙。莫勒里甚至认为，皮里·雷斯应是世界上最早绘出南极地图的人。
学者们认为，这批南极古地图精确得令人不可思议。首先，人类在1818年之后才发现了南极洲大陆，但直到20世纪初，才有了南极洲大陆的准确地图。而皮里·雷斯地图绘成于16世纪。其次，古地图上的南极洲，竟是没有冰川覆盖的实际海岸线和内部地形。1957年，古地图专家用回声探测仪对皮里·雷斯地图所示的一些地方的地形进行探测，发现皮里·雷斯的地图把冰层下的南极洲画得十分准确。更令人惊奇的是，图中标出的山脉、高峰明白无误。古地图上甚至对那些至今人们尚难以勘探到的地方也标得十分精致，譬如图上标明的一条南极山脉，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被发现的。
面对这样的结果，人们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学者们曾对南极古地图上标出的河流表示怀疑：在这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冰雪大陆”，终年天寒地冻，怎么可能有河流的存在呢？后来经过查阅1949年海洋地质学家对南极洲边缘的罗斯海的报告后才搞清楚，原来海底滞留的岩层是由南极河流带来的冲积物沉积固定而成，这些冲积物已逾万年，入海最迟的也有6000年了。地质历史学家的研究也表明，那时的南极洲尚处于冰川时期之前的温带时期，百川奔流，草木葱茏。
这就是说，皮里·雷斯所绘制的南极古地图，实际上反映的是南极洲被冰川覆盖之前远古时代的地形地貌。一个16世纪的人，怎能凭空绘制出6000年以前的南极地图呢？一些致力于揭开南极古地图之谜的学者，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故宫书库中，找到了皮里·雷斯绘制南极图的说明。原来，皮里·雷斯绘制这批南极地图曾参阅了20份海图，其中有8张是公元前留下的。不过这一新发现再次令学者们大惑不解，因为他们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在冰川覆盖前的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人绘制出了南极大陆的原始地形图吗？
时至今日，即便是借助于现代交通工具人们尚无法畅游整个南极洲，更别提从地面勘探整个南极全域，唯一有效的途径是利用人造地球卫星上的遥感技术拍摄南极全貌。通过认标投影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学者们发现南极古地图与美国空军用等距离摄影法制成的南极地图几乎相同。据此，美国的哈普古德教授指出：皮里·雷斯的南极古地图一定是高空拍摄照片的复制品。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正是这种“高空摄影效应”，那些古地图上的南极洲才会被奇怪地拉长；这与美国月球探测器拍下的地球照片的特征刚好吻合。
科学家除了研究皮里·雷斯绘制的古地图外，还搜集到了勃库等人留下的古地图，并从中获得了新的发现和启示。勃库地图绘于1733年，比皮里·雷斯地图迟200多年。该图所示罗斯海和威德尔海相互连通，南极大陆并非整体，而是海洋环抱的两个大岛。由于它比人们发现南极大陆早近90年，其真实性一直受到怀疑，直到196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时，经过科学家艰辛努力地确认，认为勃库世界地图十分准确地反映了南极洲在冰川时期之前的真实情况。它与皮里·雷斯地图都记录了南极洲在冰川覆盖前不同地质阶段的海陆概貌。这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为了弄清南极古地图的来龙去脉，已有许多学者投入到研究之中，其中哈普古德的研究工作做得最细致有序。他于1966年出版了一部专著《古代海王地图》，书中指出：“通过对一些古地图的鉴定，表明在史前时期，可能就有人绘制了画有南极大陆绿洲时代地形地貌的地图。”哈普古德还叙述了对皮里·雷斯古地图等来龙去脉的调查情况。他指出，绘制南极古地图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可能来自公元前3世纪初埃及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城的博学院。这里曾是世界上保存有关古代航海地图、日志等资料的中心所在。十分遗憾的是，在罗撒大帝侵入埃及后，大部分资料在战乱中失散，只有一小部分被转移到拜占庭帝国，后收藏于托普卡帕故宫中。
托普卡帕故宫外景
皮里·雷斯的南极古地图表明，在有历史记载的许多世纪前，人们就不可思议地具备了绘制这种令现代人叹服的地图的能力。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疑案，如果史前人真的已掌握了如此先进的技术，为何进入有史年代后又失传了呢？一些欧美的学者甚至将话题转移到外星人的身上，认为这是外部文明世界的智能使者在一万年前送给地球人的礼物。然而，这毕竟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说法。神秘的皮里·雷斯南极古地图，是不是将成为一个永恒的谜？
中国哪个朝代的面积最大？这无疑是元朝。元朝的版图，北到贝加尔湖，南到缅甸一带，西到哈密一带，东到朝鲜，面积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然而，中国后来为什么没有能够继承下元朝的版图呢？这个原因只能从明朝的历史上去寻找。在明朝建立后，对原本是元朝管辖的缅甸土司、吐蕃各部、关西七卫、征东元帅府等地区不重视，只是满足于名义上的册封，最终导致版图缩减为了400万平方公里。
1，蒙古各部的丧失：400万平方公里明朝建立后，元朝在北方的残余势力主要分为三部分。其大漠是元顺帝的主力部队，其东部是纳哈出，其西北是扩廓帖木儿。此时的蒙古并未放弃皇帝称号，因此朱元璋对蒙古不断进攻。在开始的几次战役中，明朝军队均取得了胜利，使得明朝得以控制漠南河套地区。1372年，朱元璋派遣徐达、李文忠、冯胜各率五万骑兵，三路出兵进攻北元。这次出征遭遇了重大的挫折。至此，朱元璋认为蒙古是一时难以战胜的，于是放弃了主动进攻蒙古，命令军队驻扎于长城沿线，不断修建城墙，变为防御。朱元璋的这个政策，使得蒙古本部一直没有被攻下，明朝和蒙古打打杀杀了200年。到了明朝嘉靖时期，蒙古强大，基本占据了长城以北的地区，从此明朝和蒙古以长城为界。
瓦剌和鞑靼：大约400万平方公里
大兴安岭两侧，是蒙古高原的东部。这里分布着兀良哈部、翁牛特部和乌齐叶特三个蒙古部落。元朝末年，纳哈出20万蒙古大军驻扎于此，北元三大残余势力之一。1387年，朱元璋派遣冯胜、傅友德、蓝玉等率领二十万大军进攻纳哈出，纳哈出各部纷纷投降。第二年，蓝玉还出兵北伐蒙古大汗脱古思帖木儿到捕鱼儿海（今呼伦贝尔贝尔湖）。1389年，明朝在此册封这里三大王公，为朵颜、泰宁和福余三卫，史称“兀良哈三卫”或者“朵颜三卫”。但是兀良哈三部第二年就背叛了，此后，兀良哈在明朝和蒙古之间，因此总是在两大势力之间首鼠两端，摇摆不定。最终在瓦剌、鞑靼强盛起来后，兀良哈三部彻底投靠给蒙古。
兀良哈三部
在嘉峪关以西，分布着察合台王系的7个蒙古王公贵族。朱元璋在击败了扩廓帖木儿后，派遣使者招抚这里的蒙古王公，最终册封了7个卫，分别是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史称“关西七卫”。然而明朝并没有在此驻扎一兵一卒，也没有派遣一官一职管理，明朝还想尽办法分化关西七部，让其相互残杀，压根没有当做自己人看待。因此，关西七部也没有真正服从于明朝，明朝的号令他们也不听，还经常截杀明朝的使者。在瓦剌强盛后，关西七部就纷纷投降瓦剌了。瓦剌衰落后，吐鲁番强盛，不断进攻哈密等部，明朝只派遣过一次军队来助战。最终到了1513年，哈密沦陷。明朝的势力范围至此退缩到了嘉峪关以内。
关西七部
2，吐蕃的丢失：250万平方公里1239年，窝端率领蒙古军进入了吐蕃地区，四分五裂的吐蕃势力土崩瓦解，纷纷投降蒙古。1247年，吐蕃宗教首领萨迦·班智签订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该协议规定了吐蕃隶属于蒙古汗国。1271年，忽必烈宣布继承为中国皇帝，建立了元朝。而吐蕃地区也归属于元朝的宣政院来管辖，并在西藏清查民户、设置驿站、征收赋税、驻扎军队、任命官员，统一历法和刑法。元朝在西藏设立了乌思藏宣慰司，下设13个万户府和若干个千户所。这些措施正式标志着西藏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纳入了中国的版图。
凉州会盟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不断派遣使者到吐蕃地区进行了招抚，希望继承元朝在吐蕃地区的管辖。开始，的确取得了一些效果，乌斯藏宗教首领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于洪武六年来到南京。明朝册封为“炽盛佛宝国师”。此后明朝又册封了乌斯藏和朵甘卫指挥使司等。1372年，朱元璋又册封帕木竹巴僧章阳沙加监藏为“灌顶国师”。由于这些宗教首领在明朝得到了大量的“回赐”，于是他们会吐蕃后，就有更多的“高僧”不远万里来明朝，请求册封。永乐时期，将这些高僧册封为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和闻教王，共八大法王。
永乐时期明朝版图
然而实际上，明朝册封的都是一些高僧，也就是所谓的“僧官”，明朝的册封还基本没有到达世俗层面。明朝对吐蕃地区的政治格局几乎不了解，也从未派遣过一官一职、一兵一卒到达西藏。为了获得吐蕃地区的马，明朝允许内部和吐蕃进行“茶马贸易”，为了茶马贸易能够通常，明朝还在川西修建驿站。除了茶马贸易之外，明朝和吐蕃的民间经济交流基本是被限制和禁止的，这个和明朝对外关西七部、兀良哈三部和女真族地区的政策是一样的。因而，吐蕃从未对明朝有过归属感。因此，吐蕃可以说从来没有纳入明朝版图。到了明朝后期，蒙古人在吐蕃建立了和硕特汗国，其大汗和宗教首领都直接臣服远在东北的皇太极，对明朝直接无视。
3，黑龙江流域的放弃：200万平方公里黑龙江流域，曾经是元朝辽阳行省的管辖之地，面积在200万平方公里左右。元朝还曾经在黑龙江入海口的特林设置了征东元帅府。在元朝灭亡后，这里的出现了一段权力的真空期。明朝建立后，辽阳行省的长官刘益投降于明朝，朱元璋于是在建立了辽东都司。为了控制黑龙江流域，朱元璋派遣使者不断到达女真族地区招抚。然而朱元璋只是招抚，朝鲜则直接出兵，将疆域北移到了鸭绿江—图们江沿线，设置“西北四郡”和“东北六镇”，朱元璋和朱棣也只好表示承认。
朝鲜北扩
永乐时期，对女真族的招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部落纷纷表示臣服于明朝。于是朱棣在1411设置奴儿干都司，位置就在元朝征东元帅府故地的特林，这明显是对元朝政策的继承。不过明朝对女真族地区的控制十分有限，到了1434年，明宣宗采取了全面收缩的战略，奴儿干都司就被撤回辽东了。这标志着明朝放弃了黑龙江流域。
在女真族表示归顺的时候，明朝就册封这些女真族为卫，后来明朝册封的卫越来越多，到后期高达384个卫。但实际上，明朝自从撤离奴儿干都司后，就没有派遣一官一职、一兵一卒到黑龙江流域驻扎，明朝的军事基本退缩在辽东。明朝还在辽东修建长达1900多里的辽东边墙以抵御女真族的进攻。明朝也严禁女真族和汉族的贸易，只准女真族首领来朝廷进行“朝贡”贸易。在明英宗时期，这些女真族就开始进攻辽东了，明朝和女真族的关系转为了敌对关系，此后打了100多年。
4，中南半岛土司被缅甸攻陷：100万平方公里元朝时期，忽必烈发动了两次对缅甸的战争。在战争中，恰好遇到缅甸蒲甘王朝，于是元朝在缅甸一带设置了许多土司，如设置了邦牙、云远、蒙光、木邦、蒙憐、蒙莱、通西、孟併、孟广等，归云南行省管辖，这是在东南亚第一次设置土司。除了缅甸以外，元朝设置的土司还分布在老挝和泰国北部地区，有彻里（车里）路军民总管府、蒙庆宣慰司、八百宣慰司、老挝设立老告军民总管府。元朝设置的这些土司，主要是泰族（在中国称为傣族，在缅甸称为掸族）聚居区，他们语言相通，文化相同，地域相连。到如今，缅甸的这些地区依然叫做“掸邦”。
明朝建立后，于1382年平定云南，于是派遣使者到中南半岛招抚，宣布继承元朝的土司政策，于是，这些土司纷纷接受了明朝的册封。到了永乐初期，于是形成了孟养、木邦、缅甸、大古剌、底兀剌、底马撒、麓川、车里、老挝、八百，共10个宣慰司。但是明朝依然没有派遣一兵一卒、一官一职到达这些地区。虽然这些土司名义上隶属于云南，但是却被称为“外夷”。明朝和这些土司以朝贡的方式的来联系，在民间联系上基本没有。因此，明朝对这些土司的控制远没有对云贵高原土司控制强度大，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控制。
中南半岛土司分布
在永乐时期，缅甸进入了南北朝时期，其南部为勃固王朝，其北部为阿瓦王朝，两大王朝相互混战，长达四十年。当时的缅甸除了这两大王朝之外，还有东吁、木邦、孟养、孟密、阿拉干等国，他们有些名义上接受明朝的册封，但是实际上是缅甸诸侯之一。而勃固王朝的兴起也使得大古剌、底兀剌、底马撒三个宣慰司直接和明朝断绝了联系，成为了勃固王朝的一部分。
明朝后期的云南
明朝后期，缅甸中部的东吁王朝崛起。1551年，东吁王朝又灭阿瓦王朝，至此，缅甸再一次宣告统一。1556--1557年，东吁王朝又攻克翁榜、孟密、孟拱、孟养、孟乃、良瑞、耀绍、孟别等地，当地掸人纷纷归顺。到了1581年，东吁王朝的属国多达51个。此后，东吁王朝不断向明朝的“外野”宣慰司进攻，明朝也派军来战，双方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606年，最终缅甸占据了木邦，标志着云南的“外野”土司全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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