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圣人
文圣孔子: 公元前551年9月28日生，属相狗，星座天秤座。
兵圣孙子: 公元前551年生，属相狗，星座约为狮子座。
智圣诸葛亮:公元181年7月23日生，属相鸡，星座狮子座。
史圣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农历二月初九生，属相猴，星座白羊座。
武圣关羽:公元160年8月13日生，属相鼠，星座狮子座。
诗圣杜甫:712年2月12日生，属相鼠，星座宝瓶座。
书圣王羲之:公元303年生，属相猪，星座约为天秤座。
画圣吴道子:约680年生，属相约为龙，星座约为天秤座。
医圣张仲景:约公元150年生，属相约为虎，星座约为白羊座。
酒圣杜康:约公元前1963年正月二十一日生，属相约为虎，星座约为摩羯座。
十大帝王
中国第一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年生，属相虎，星座约为天蝎座。
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56年生，属相蛇，星座双鱼座。
隋文帝杨坚:581年6月13日生，属相鸡，双子座。
唐太宗李世民:599年1月23日生，属相马，星座宝瓶座
唯一女皇武则天:公元624年2月17日生，属相猴，星座宝瓶座。
宋太祖赵匡胤:927年3月21日生，属相猪，星座白羊座。
元太祖成吉思汗:1162年5月31日生，属相马，星座双子座。
明太祖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生，属相龙，星座天秤座。
清太祖努尔哈赤:1559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生，属相羊，星座宝瓶座。
千古一帝康熙:公元1654年5月4日生，属相马，星座金牛座。
十大名相
西周名相周公:约公元前1080年生，属相约为鸡，星座约为座。
齐国名相管仲: 约公元前723年农历三月初三生，属相约为马，星座约为双鱼座。
秦朝名相李斯: 公元前280年生，属相蛇，星座约为双子座。
西汉名相萧何: 公元前257年6月15日生，属相龙，星座双子座。
三国名相曹操: 公元155年7月18日生，属相羊，星座巨蟹座。
大唐名相房玄龄: 公元578年生，属相狗，星座约为狮子座。
北宋名相王安石: 公元1021年1月18日生，属相猴，星座摩羯座。
元代名相耶律楚材: 公元1190年生，属相狗，星座约为双子座。
明朝名相张居正: 公元1525年5月24日生，属相鸡，星座双子座。
清代名相曾国藩: 公元1811年11月26日生，属相羊，星座射手座。
十大名将
战国名将孙膑: 约公元前379年阴历三月初三生，属相约为牛，星座约为宝瓶座。
大秦名将蒙恬: 约公元前248年农历3月16日生，属相约为牛，星座约为白羊座
西楚霸王项羽: 公元前232年生，属相蛇，星座约为狮子座。
西汉名将韩信: 约公元前231生，属相约为马，星座约为天蝎座。
东汉名将班超: 公元32年生，属相龙，星座约为射手座。
三国名将吕布: 约公元161年8月8日生，属相约为牛，星座约为狮子座。
唐朝名将李靖: 公元571年生，属相兔，星座约为狮子座。
宋代名将岳飞: 1103年3月24日生，属相羊，星座白羊座。
明代名将袁崇焕: 1584年6月6日生，属相猴，星座双子座。
清代名将林则徐: 公元1785年8月30日生，属相蛇，座。
十大才子
《逍遥游》庄子: 公元前369年农历二月初九生，属相猪，星座摩羯座。
《凤求凰》司马相如: 公元前179年生，属相狗，星座约为双子座。
《七步诗》曹植: 192年约10月15日生，属相猴，星座约为天秤座。
《桃花源记》陶渊明: 365年生，属相牛，星座约为双子座。
诗仙李白: 公元701年2月8日生，属相牛，星座水瓶座。
《长恨歌》白居易: 公元772年2月28日生，属相鼠，星座双鱼座。
大文豪苏轼: 公元1037年1月8日生，属相鼠，星座摩羯座。
爱国状元文天祥: 1236年6月6日生，属相猴，星座双子座。
风流才子唐寅: 1470年3月7日3时生，属相虎，星座双鱼座。
《红楼梦》曹雪芹：1724年6月17日生，属相龙，星座双子座。
十大佳人
第一妖姬妲己: 约公元前1084年生，属相约为蛇，星座约为摩羯座。
“千金一笑”褒姒: 公元前794年生，属相羊，约为双鱼座。
“第一宠妃”妹喜: 约公元前十八世纪生，属相不详，星座后人多说为摩羯座。
“倾晋之祸”骊姬: 约公元前688年生，属相约为蛇，星座约为天蝎座。
“沉鱼”之貌西施: 生于公元前512年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属相狗，星座天秤座。
“落雁”之姿王昭君: 约公元前52年八月十五日中秋节生，属相蛇，星座约为天秤座
“闭月”之容貂蝉: 约公元173年正月初二生，属相约为鼠，星座约为宝瓶座。
“羞花”之称杨玉环: 公元719年６月１日生，属相羊，星座双子座。
“能作掌上舞”赵飞燕: 公元前45年生，属相鼠，星座约为宝瓶座。
“洛水之神”甄宓妃: 公元182年12月18日生，属相狗，星座射手座。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这句耳熟能详的诗
出自北宋诗人王安石
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
《泊船瓜洲》
这里的钟山
说的就是南京的紫金山
王安石，公元1021年生，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王安石虽出生于江西，但他三任江宁知府，先后居金陵20余年，留下诗词作品达300余首，词作《桂枝香•金陵怀古》更是佳作中之翘楚，首开豪放词之先河，可谓是南京文化的重要“代言人”之一。
王安石（图片来自网络）
王安石出生于公元1021年
今年是他诞辰1000周年
11月20日，“王安石与南京”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办，由南京市社科联、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中山陵园管理局指导，南京钟山文化研究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南京文学之都促进中心、明孝陵博物馆主办，江苏、北京、上海、江西、河南、浙江、福建、湖北、河北等地的学者或积极撰写论文或与会。
近50位国内王安石研究知名学者及各界人士，在南京经历了与王安石千年等一回的“邂逅”。
回溯历史
历朝历代数以千计的
南京历史文化名人当中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
是非常重要的一位
他的人生起点、终点
均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
他的一生66岁
却先后在南京生活了20多年
王安石在南京度过青少年时代，入仕后曾三任知府、两度守孝、两度辞相，后居南京近20个年头，辞世后葬于钟山脚下。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培养了王安石博大的家国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而南京秀美的自然风光则陶冶了王安石的诗情画意和人文情怀。
王安石（图片来自网络）
景祐四年（1037），王安石随父王益迁居江宁。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入仕途。嘉祐三年（1058）曾上“万言书”，主张变法，未被采纳。嘉祐八年（1063）十月，因母归葬蒋山而居丧江宁，守制5年，并讲学。宋神宗继位后，历官江宁知府、翰林学士兼侍讲、参知政事。熙宁三年（1070）进为宰相。任上大刀阔斧实行改革，推行变法，因遭保守派激烈反对而受阻。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罢相，二任江宁知府。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再次罢相，三任江宁知府。次年辞官退隐，于江宁城东门至钟山半道上的白塘建宅居住，名“半山园”。元丰三年（1080），封荆国公。后又舍宅为寺，神宗赐额“报宁禅寺”，亦称半山寺。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当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病死，葬半山寺后，谥“文”。其散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歌清新俊逸;词虽不多却风格高峻。除诗词作品300余首外，另撰有《字说》《钟山目录》等，多佚，今存文集《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两种。
除了学术研讨会
2021.11.20 —— 2022.01.09
“王安石与南京——
纪念王安石诞辰
1000周年书画展”
在明孝陵博物馆举办
想要了解
王安石与南京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看
王安石诞辰1000周年，给后人留下了千年文脉。王安石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性人物，研究他的文化遗产，对当今的文化发展大有益处。
100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王安石，是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历史文化名城影响力，凸显世界文学之都、丰富南京学内涵的必要举措，特别有意义、有价值。王安石的家国精神、革新精神、敬业精神、自律精神以及卓越才学等，都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研究、传承和弘扬。
素材来源 | 方志南京
西周形势图
传说中，周王朝初建之时有“八百诸侯”。
目前经过文献和考古所证明存在的西周诸侯的确也有数百个。
各个邦国星罗棋布的列于华夏四围，而常用的汉字总共也就那么几个，自然就不可避免的出现许多远隔千里但国号如出一辙的国家了。
战国七雄形势图
01
首先，拿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说起。
周朝历史上一共有三个韩国，虽然年代相隔非常远，但是这三个国家受封的时候都是侯爵。
第一个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韩国。
这个韩国的开国之君，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西周第二位君主，公元前1043年——公元前1021年在位）的弟弟，封地在今天陕西韩城市附近。
根据【竹书纪年】记载，这个陕西境内的韩国在周平王年间被山西的晋国吞并。
第二个是西周末年受封“方伯”的韩国（方伯的意思不是伯爵，如果周王册封某位诸侯为他所属这一地区所有诸侯的领袖，就赐方伯号）；
至于西周末年受封“方伯”的那个韩国，在今天河北省的固安，也就是《诗经·大雅·韩奕》中的那个韩国。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指的是各地民歌，颂指的是宗庙祭祀时的舞曲歌辞，而雅指的是周王室宴饮朝会时候的正统乐歌。
因此《诗经》不仅是文学著作，而且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这首诗写的是韩侯受封韩地，朝觐周宣王（西周倒数第二个周天子，公元前827年—前782年在位），娶妻出巡，为周天子镇服北方少数民族部落的事情。
这个韩国的地位不低，因为《诗经》很明确的写了韩侯被周王册命为北方诸侯的首领“方伯”，甚至周王还下令和韩国相近的燕国出劳力帮助韩国修筑城池。
不过这个河北固安的”韩国“和那个陕西韩城的”韩国“的关系可谓众说纷纭，大概就是说这是两个因迁移而区分，实则是同一国，这里就不再细讲了。
后来这个河北的韩国在春秋时代就不见记载了，根据地理位置来说，很可能被燕国或者北方少数民族灭亡。
第三个是东周末年分封的韩国。
公元前403年，受周威烈王（东周倒数第6位天子，公元前425年——前402年在位）册封为侯。
这个韩国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就是瓜分了晋国的，也就是“三家分晋”的那个韩国，也就是战国七雄里的韩国。
后来到了公元前375年，韩国第四位君主韩哀侯出兵灭了在今天河南新郑市一带的中原古国郑国。
之后，韩国就把都城迁移到了郑国都城新郑。
因此，之后这个韩国也在古籍里常被写为郑国，例如《竹书纪年》就是这样。
02
至于魏国，有两个：
一个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魏国；
一个是东周末年分封的魏国。
西周把姬姓宗族的一支分封到了今天山西省的芮城一带，与晋国相邻。
因此，这个魏国到了春秋时代，也就是公元前661年，被晋国君主晋献公灭亡。（晋献公就是著名祸国殃民的美女骊姬的老公，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的父亲）
之后，魏国的土地就被分封给了晋献公的“车右”毕万。
所谓车右，就是战车上处于右侧的勇武之士，负责御敌，保护等职责。
后来毕万因为受封在原本魏国的土地，就改了魏氏。
他的孙子因为跟从晋文公有大功被封高爵，也就是魏武子。
之后魏家在晋国权势越来越大，最后就和韩赵二家联合瓜分了晋国。
并且和刚刚提到的那个韩国一样在公元前403年正式受周威烈王册封为侯，也就是战国七雄里的那个魏国。
魏国中后期定都大梁(今河南开封)，故别称梁国。
公元前403年地形图
03
最为我们熟知的周朝诸侯之一的楚国也是有重名的。
楚国和楚蛮，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一向很是扑朔迷离。
楚国受封在楚蛮之地，但是楚国公族与楚蛮的族源不同。
楚蛮大略是远古时期三苗族的后代，最早关于楚蛮的记载出现在夏末商初。
到了周朝初年，在楚蛮之地里分封了楚国。
开始时候，是楚国小而楚蛮大。
楚国是周朝的诸侯国，但是楚蛮不一定归附于周朝。
周昭王南征，所征的楚，其实很可能不是楚国而是楚蛮。
毕竟楚国受封时日尚短，如此快速的发展成为一个能和周天子对抗的国家，恐怕也不太可能。
西周末年，楚国在熊渠的治理下真正强盛了起来，也是大约从这里开始，楚蛮逐渐被楚国兼并融合。
到了春秋时代的楚成王时期，楚国和楚蛮已经基本融合了。
到了楚昭王时期，楚蛮最后的残余力量蛮子国被楚国吞并，自此只有楚国而没有楚蛮。
儒家思想曾经长期作为我国的正统思想，既是官方的政治指导思想，也是民间社会普遍奉行的思想。我们常常说的文化自信，与儒家思想文化是分不开的。过去，佛家和道家在官方和民间也有一定影响力，但终归没有像模像样地成为官方思想。儒家思想的形成，经历数千年的演化，走过几个重要的的发展阶段，我们来简要看看：
第一阶段，从西周到战国：儒家思想发端和初步形成体系儒家思想的积淀深厚，经历过漫长的变迁，到孔子（公元前 551年-公元前 479年）时代，也就是春秋晚期，算是已基本成为一种独立的学派，成为诸子百家的一员。早在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时，周公姬旦等政治家就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敬宗、保民，以及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等思想，儒家思想开始发端。周公等人认为，人君能握有天下，是来自上天眷顾。为了回报上天，人君必须以德治国、以德修身，善待祖宗、保护臣民，德在位在，无德则会被上天抛去。这个起步很高端，理论基础比较厚实，一开始就把个人命运与祖宗、上天勾连在一起，好理解。
大约过了五百年，先师孔子和他的弟子继承了前人学说，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派，一开始并不十分系统，也谈不上很精细，但是框架和脉络已经形成。我们今天见到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是这个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品。
不过，这些书并不像今天的学术论文那样条理清晰，结构分明，基本是语录体，鸡零狗碎地这一句那一句，有时还会重复，有的还举例子、讲故事。好在，它们的中心思想是比较突出的，说来说去，说的都是一件事：如何正心？如何处事？如何成才？
围绕这三个字，孔子和他的弟子总结出了最核心的内容“仁”。仁者爱人，爱自己也爱他人。这样才能成功，才能走得更远。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忠，一个是恕。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这两句话看似很好理解，一个人想要成才成功，就要理解别人、支持别人成才成功；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实际上，这两句话没有那么好把握，不好操作，姑且算是鸡汤。
孔子的弟子曾子对儒家思想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他写的《大学》是儒家最经典的著作之一，对人的成才首次提出了系统的、具体的路径：一是“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二是“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明德，修养德性；亲民，与人和谐相处；至善，做最好的自己。
格物，学习实践；致知，丰富自己的知识；诚意，诚恳做人；正心，端正心态；修身，修养心性；齐家，把家庭关系搞好；治国，治理好自己的小诸侯国；平天下，为天下太平做出贡献。
这个路径得到后世很多人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深远。后世儒家思想的各种流派，都绕不开这个路径。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一说约前385年-公元前289年，一说约前304年）是儒家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主张“性本善”，认为人皆可为尧舜。这就鲜明地涉及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问题了，他写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已谈到成才的具体方法：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句话流传甚广，给后世很多启发。
在孟子看来，人的先天是善良的，也是完备的，通过后天的努力，人人都能成才。这里讲的尧舜，并非专指尧舜二帝，而是指成才成功。
在这个基础上，孟子主张行“仁政”，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王也是人，性本善，应该按照善的标准去行政，行仁政，造福千千万万的民。
接下来的荀子（公元前 313年-公元前 238年），他主张以德服人，提出“君舟民水”的著名论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算是儒家学者对君臣的一种恐吓。
早期的儒家思想多是劝说性的，并无很规范、系统的教科书。但是，有悟性有经验的读者往往都能发现：孔孟的学说是健康的，展现的人格是健全的，提出的品行是端正的，符合人本主义的精神。他们的这种思想没有通过文字系统、完整论述，一般人的确难以理解通透，就像佛家说的“真法不能说”，也像道家说的“大象无形”。
第二阶段，西汉：儒家思想系统化并走上大一统的殿堂西汉初年，由于之前连年战争，民生凋敝，为安定人心，恢复生产，西汉统治者采纳道家“无为而治”建议，与民休息，创造了封建社会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公元前167年-前141年）。汉武帝（公元前 156年-前87年）时，汉朝已经是国富民强。汉武帝不想再无为而治，于是采纳儒臣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某些思想引入儒家思想，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体系。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是天地常理，要维护国家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必须强化皇权。为此，董仲舒提出了两个主要思想：
一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君权天授”观念早在西周就已提出，也认为天与君王存在某种道德联系，但是还只是笼统的表述。君权神授的目的是增强皇权的合法性和神秘性，提高皇帝的权威，这在当时确有必要；但是，皇帝权威树立后，若是不按套路出牌，大臣怎么应对？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天人感应学说，他提出，人与天是有感应的，人作恶多端，上天就会发怒。皇帝如果不好好履行职责，上天就会以各种灾害警示，皇帝就要反省，不然上天就会发更大的怒，选择其他人当皇帝。
这有科学依据吗？没有。有道理吗？有。一旦有雷雨冰雹、地震蝗灾等灾害发生，大臣们可以借题发挥，劝皇帝自省，劝皇帝要改正某种错误。如果皇帝没什么错误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防微杜渐，如履薄冰。背心当胸罩，有警示总比没有警示强。
天人感应学说确有积极意义，主要作用就是威吓皇帝，不要干坏事，否则会遭到天谴。天人感应对皇帝适用，对普通臣民也适用。
二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主要是确认国家和家庭内部的主要社会关系。君，也就是皇帝，应该是臣民的表率，是臣民的纲领；父亲是儿子的表率，是儿子的纲领；夫君是妻妾的表率，是妻妾的纲领。董仲舒的目的就是要分清主次，不要乱套，君臣、父子、夫妻之间都不是平等关系，是主宾关系，也不是主仆关系。处在上位的君、父、夫要以上率下，当好表率，带领臣民或子女、妻妾，搞好内部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君臣同心国运昌，家和万事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子，你的位子在这，他的位子在那，各就各位，那么国家和家庭的秩序就不会乱了套。这里有一点特别需要说明，之前孟子主张民为贵、君为轻，但董仲舒却反其道而行之，主张君为臣纲，突出君主的重要地位，这就是为了大一统的政治需要。
“五常”不是五常大米，也不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而是“仁、义、礼、智、信”。董仲舒在孔孟仁义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做人的道德准则，对人格的要求更为健全，基础扎实，维度更为周全。这五个字对后世影响巨大，至今不衰。
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建立大一统的体系、维护长期统治十分有利，因此同意照此实行。公元前136年，汉武帝钦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儒家经典成为皇帝钦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当官。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
第三个阶段，两宋：程朱理学将儒家思想进一步哲学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积极吸收儒学的有关精神，加速了本土化进程，大行其道。南朝梁武帝萧衍是虔诚的佛教徒，“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说他。道教的影响在这一时期也进一步扩大。唐朝初年，统治者奉行三教并行，儒学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大文学家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但势单力薄。儒学的大复兴是从北宋开始的。
程朱理学发端于北宋五子：周敦颐（1017年-1073年）、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我觉得司马光也算一个，但王安石（1021年-1086年）和他们不是一伙的。他们融合佛、道某些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理学”，到南宋的朱熹（1130年-1200年）时，经朱熹的进一步阐述，理学日臻完备，史称“程朱理学”。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
1.天理是唯一准则。天理是宇宙万物的存在的机理，人世间只有一个天理，这个天理简单地说就是道理，凡事都有个道理，有个原理，有个机理。这个理是客观存在的，不管你信不信。天理表现在具体要求上就是“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法则等等。你仁就是天理，不仁就是没天理；你义就是天理，不义就是没天理。等等。
2.通过“格物”去认识天理。怎么去认识天理呢？格物致知，通过亲身学习实践，才能认识天理。人的大脑、内心，原本是空空如也的，要想认识天理，就要通过学习实践去一一了解，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3.存天理、灭人欲。认识了天理，就要按照天理去办事。天理是人们的行动指南，人人都要按照天理办事，按照封建伦理纲常、法则处世，以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为标准处世。程朱理学的天理是狭隘的天理，举个例子说，吃粗茶淡饭是天理，吃大鱼大肉就是人欲；忠君是天理，否则是大逆不道。他们要将人的欲望消灭，如果人人都没有欲望，都无欲无求，那么社会就秩序井然，天下就长治久安。程朱理学还有个特点，特别强调气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退让、不妥协、不变通。
人要想成才，就要按照这个路径走。认识天理，按照天理为人处世、工作生活，不能贪图享受，不能有奇思乱想，规规矩矩。是龙得盘着，是虎得卧着，有尿先憋着。
此外，他们还热衷提一些高大上的口号，比如张载，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看似振奋人心，实际一文不值。试问，古往今来谁又能做到哪怕其中之一？不可能做得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当年秦皇嬴政计划建立赢家的万世江山，不想却是二世而亡。
朱熹的学说刚出来时，就受到一些清醒人士的批评。南宋名臣崔与之指责朱熹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而另一位名臣，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韩侂胄，他担任宋宁宗时期宰相时，对朱熹的学说进行了严厉打击，韩侂胄认为朱熹的学说是歪理邪说，是邪教，禁止传播，史称“庆元”。后来韩侂胄因主导“开禧北伐”失败，于开禧三年（1207年）被杨皇后和史弥远设计杀死。此后，朱熹的学说又开始流行，到宋理宗时期更是大行其道，宋理宗的“理”就来自程朱理学的理。韩侂胄后来成了《宋史》里的奸臣，因为《宋史》是朱熹的徒子徒孙编写的。我查了一下百度，韩侂胄现在已经是爱国者了。
从元朝开始，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官方科举考试的教科书。继元朝之后的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受程朱理学影响最大的一个朝代，终明之世共276年，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史称刚明。许多学者乃至普通历史爱好者对此津津乐道，殊不知人口众多的明朝，却最终让华夏族再次整体沦为少数民族异族之手。程朱理学对此负有重大责任。
第四阶段，明朝：阳明心学将儒家思想推向顶峰心学也是理学，理学的一个分支。南宋时期，理学家陆象山把“心”作为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即理”，认为天地万物的机理原理都在人的心中。明朝中期名臣王阳明（1472年－1529年）继承丰富了陆象山的学说。后世称这一学派的学说为陆王心学，其实我更愿意称为“阳明心学”。
王阳明出生在状元之家，天赋极高，文武双全。作为主帅扫平南赣匪患、平定宁王之乱，干了很多大事。他认为社会的根源是人心中有贼，“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只有去除人的心中之贼，才能让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句话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思：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心即理。人的内心就已经有一个意念中的世界，具备成为完人的一切条件。一次王阳明与朋友出游，友人指着岩中的野花树问：“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既来看此花，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简单理解一下，山野的一株花，当你没有看到它时，它只是寂静地藏在你内心深处，你心中本来就有这个花的样子，只是你自己没有察觉到，但不妨碍这花在你内心的存在。等你看到这颗花时，实物的花激活了你内心的花，实物的花好比密码，用密码能验证你内心里早有这株的花的存在。
王阳明和朱熹的冲突在哪里呢？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不同。朱熹认为，人的内心原本是空的，什么也没有，必须要通过“格”物来达到认知，通过努力学习实践，把空空如也的内心不断填满。王阳明另辟蹊径，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景象、原理、机理、道理都已与生俱来植入了人心，人为什么知道甘蔗甜？知道花香？味觉与生俱来。
再举个例子，你如果说王阳明不会开车，他肯定不答应，他会说开车的技术早已深藏在他的内心，他会驾驶，只是驾驶的技术有待通过实践来激活。王阳明的意思不是要把自己本没有的驾驶技术从外界学过来，而是要把自己已有的驾驶技术激活。比如，人可以通过实践去激活驾驶技术，而猪不可能会驾驶，因为猪心里没有预先设置这项技术。
朱熹断定人的内心一开始完全是空的。人要成长，要增加认识，就要将外界的知识和技能搬进内心。王阳明年轻的时候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进行了实验，亲自去“格”竹子的原理，格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格出什么原理。王阳明认为，人自己本身就具备了所有东西，只要去伪存真，只要通过实践激活，只要把不好的移出去，留下好的，留下良知，最终能成为为圣人。
比如镜子本身是可以照出东西的，但是如果蒙上了灰尘，就无法照出来，这时只要把污垢去掉，就可以照出来了。这样理解，是不是比朱熹没有镜子硬生生去造一个镜子出来容易得多？王阳明的办法，能让普罗大众感觉通往圣贤的路比之前容易了，减少了人们的畏难情绪。从鼓舞人心的角度看，王阳明的思想更有意思，更有想象空间。所以，近代以来，王阳明的思想比朱熹的思想更火爆，更受欢迎，原因就在这里。
知行合一。王阳明“知行合一”是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的。首先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就是行，不知不行，不行不知。这里的“知”就相当于是刚才说的先天为你设置好的东西，它是一种潜在的存在，比如“甜”的味觉、“酸”的味觉等等，都给你准备好了，但是倘若你一辈子没有吃过甜的东西，你就不会知道什么叫甜，尽管你有甜这个味觉，这个吃的过程就相当于是“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讲的就是这件事。
所以王阳明的知、行是不可能分离的，知和行看上去既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但是两者不可分割。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王阳明才强调行动、强调实践的意义和重要性，没有实践，一切都是徒劳。
致良知。致良知也建立在“心即理”的基础上。王阳明强调，人的内心是有规律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良知。良知和其他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一样，需要不断激活。良知深藏内心，被各种意念诱惑，稍不留神就会偏离良知。所以王阳明强调，要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内心不好的东西剔除出去，“存天理、去人欲”，留下良知，这个过程就叫致良知。致良知的过程也是知行合一的过程，所以王阳明强调人人都要学会守静反思，要在事上磨练，要在实践中体味真知，激活良知。
相比朱熹的思想，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更突出了人本主义，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王阳明主张的“存天理、去人欲”和朱熹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不是一回事。两个人说的“天理”意思不一样，朱熹的天理是封建纲常、法则等，王阳明的天理是人心。
王阳明强调，做事要以不违背良心为准则，强调问心无愧。只要不违背良心的事情，就可以做。朱熹要灭的人欲，是人的正常欲望；王阳明要去的人欲，不是人的正常欲望，而是“心中贼”，是人心中的邪念，是有违良知的邪念。
现实生活中，有的事情违法，有的事情缺德，但不一定违背良知。比如，有个人快饿死街头了，他不得已偷了吃的，在王阳明看来，这事可以原谅，并不违背良知。又比如，身为高级将领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在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自己的最高领导，逼蒋抗日。这事按照朱熹的思想来说是违法的，违背天理的。但是按照王阳明的思想则是可以的，因为在当时全民抗战才是良知，内战不得人心，因此张杨问心无愧。
明朝统治者从来没有把王阳明的学说作为官方思想，王阳明去世数十年之后的万历年间，王阳明心学在民间传播较广，这时有大臣上书万历皇帝，请求朝廷下令禁止民间传播阳明心学，万历皇帝不予理会。
阳明心学对人性解放、回归人的本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与西方文艺复兴有异曲同工之妙。将人当做人，回归人性，不提做不到的要求，保持良知范围内的宽容，那么人的成长、成才、成功问题就不难了。
王阳明之后，有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但是都是小打小闹，没有超出心学的高峰。
后来，清朝满族贵族统治者一开始是不太信程朱理学那一套的，当然，他们也不懂阳明心学。清初的满族贵族多数人不懂汉语，他们几乎都是原始的实用主义者，可以和蒙古人联姻，可以封异姓为王，可以放手任用异族人士担任要职。这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帮助满族人以少数兵力迅速占领全中国，甚至收复了汉人丢失千年的西域地区，建立起空前庞大的大清帝国。
清朝中期以后，满族贵族日益程朱理学化，到清末战争时，朝廷基本上成了明朝末年的翻版。他们不肯放下身段虚心学习洋人的长处，以倭仁（蒙古族）、翁同龢为代表的朝中大臣，满脑子都是程朱理学思想，阻挠革新，反对洋务，最终把清朝葬送。好在，满族贵族比明朝崇祯皇帝中毒轻一点，他们没有去煤山上吊，而是选择了和平谢幕。
程朱理学有其精华的一面，比如爱民思想、严于律己思想，等等，有积极意义。但是，其作为治国思想体系是封闭的、落后的，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祸国殃民思想，用程朱理学治国最后只有一个结果：国家蒙难，人民蒙羞，文明蒙尘。
1840年战争以来，无数仁人志士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思想，他们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必须要摆脱程朱理学糟粕思想的束缚。张之洞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陈独秀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再到“五四运动”，他们要打倒的其实不是孔孟，而是程朱理学。后来虽然提倡新生活运动，但又致力于恢复儒家的正统地位，比如大力倡导仁、义、礼、智、信等儒家思想，最后也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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