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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是一个古老的姓氏。

晋代方藏在创修《奉敕方氏谱》的《方氏历代谱牒序》上写道：“自伏羲后六姓，而方氏居其一”。文天祥《方氏谱序》曰：“方氏出于榆罔，榆罔之子曰雷，封于方山，后人因此为氏，比他姓为最先”。由此，古代史中撰写方氏谱系者认为，第八代炎帝榆罔长子名雷，后黄帝征雷为左相，封于方山，因得方姓。

依照一些更为科学的数据：方氏总人口在100个大姓中占63位，在《中国名人大辞典》中收入了243名，占总名人数的0.53%，并列排在名人姓氏的38位。构成当代方氏宗族主要有三大来源：即姜裔方氏（即传为方雷之裔，为方氏的主流)，他姓改为方姓和少数民族的方姓。他姓改为方姓者，主要有翁裔方氏、匡裔方氏、凌裔方氏、夏裔方氏、罗裔方氏等等。少数民族方姓的有南北朝梁时江西地区的山越族方姓；清代时贵州府上马桥长官司土司为方姓；清代云南元江地区直隶州新平县茄革里土把总结白巡检司巡检均姓方，系彝族；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塔甸镇瓦哨宗族均姓方，始祖方城南……

方氏在后世是怎样流传演变的，方氏文化有哪些组成，对方氏的讨论对于家族文化研究有哪些启示，最近，“方氏家谱与方氏文化研究”研讨会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举办。

华夏文化促进会方雷文化研究工作委员会会长方为民协同多位学者经20余年努力，编撰了《中华方氏全族统谱》，归统方氏宗支达551个，涉及人数约300万人。该丛书于2023年4月在方姓发源地河南禹州举办的活动中，有来自全国各地方氏代表千余人参会。

研讨会中，方为民介绍了方氏的名人，如唐末诗人方干，字雄飞，有“三拜礼让”之风，为人质野。事亲至孝，每食三拜，待人至礼，每接三拜，时人尊称为“方三拜先生”；《宋史》中记载了池州青阳有一名叫方纲的人，他家八世同爨，家中人口达到了七百人之多。每旦必鸣鼓会食，方纲也曾慷慨供谷五千担施惠赈民。宋景德初，诏旌门闾曰：“方纲七百口共爨，门闾堪旌”之大字。

除了散落于史籍中的个体的方姓名人，有时因为政治、战争等原因，氏族也会集体迁居，如南宋末年，由于支派蕃衍，人口增加，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再加上蒙古的入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居于莆田的方氏后人迁居广南东路，也有因任官而迁居广东的汕头、潮州等地，这一支系后裔人口众多，人才济济，当今分布在普宁、惠来及东南亚各国的方氏后裔达30余万。

研讨会中，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方朝晖即以《从桐城文脉看方氏文化》为题进行了分享，他总结道，桐城派经方苞（1668—1749）、戴名世（1653—1713）、刘大櫆（1698—1779）至姚鼐（1732—1815）而成熟鼎盛，桐城派的学术研究以文章寓义理、考据于一炉，是对明代理学的另一种和改革，他们并非只重文章，而是寓义理于文章，故出现方东树这样的大家；此外，也并非只重义理，亦注重事功，故出现曾国藩这样的实践家，清代桐城亦出过张英、张廷玉等重要人物。

南京大学原新闻学院院长教授方延明关注到明朝较有传奇色彩的方孝孺，方孝孺曾拜大儒宋濂为师，为同辈人所推崇。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死，惠帝即位后，即遵照太祖遗训，召方孝孺入京委以重任，先后让他出任翰林侍讲及翰林学士。后燕王朱棣誓师“靖难”，挥军南下京师，惠帝亦派兵北伐，当时讨伐燕王的诏书檄文都出自方孝孺之手。建文四年五月，燕王进京后，文武百官多见风使舵，投降燕王，方孝孺拒不投降，结果被捕下狱。

民政部中国地名学会地名与姓氏文化专业委员会专家组组长、吉林省委党校教授宛福成对家族文化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察，他认为，家谱，尤其是老家谱是家族的珍贵遗产。但是家谱都有局限性，甚至有与史书冲突之处，“研究家族文化，要靠‘谱’，但不能惟‘谱’至上，也要重视史书，既要尊重史书中的记载，也要顾及谱书的内容。”宛福成谈道。

以谱书为代表的家族文化产品，兴起于唐宋之后，并逐渐成为流行的民间文化。姓氏圈常说“史、志、谱”是民族文化三大支柱。宛福成认为，客观地说，“谱”的社会地位，是很难与“史、志”相提并论的。根本原因就是“民修”与“官修”在格局、视野、财力支撑、团队素质等多方面，两者是有很大差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