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网韶山市分站讯（全媒体记者 朱文 张楚红 罗逸瑾）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撼动另一个灵魂。韶山镇泰小学校长向燕在从教的27年里，用自己细致而持久的力量不断帮助有需要的学生，在教育管理的岗位上，不断探索管理方法，培养扶持年轻教师成长，使原本平凡的工作，变成了意义非凡的事业。
1994年，向燕从湘乡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韶山学校小学部任教。在这所由毛主席亲笔题名、有着红色基因的学校里工作，向燕暗暗下定决心，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到最好。任教第一年，向燕就勇挑重担，担任班主任，任教语文、音乐、美术等多个学科。
当时学校有个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学生需要做手术，但七八万元钱的手术费对于一个贫困家庭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作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向燕，除了自掏腰包资助、在校内发动献爱心外，还带着孩子的父母一趟又一趟到团市委、民政局、韶山管理局等单位争取爱心援助，终于凑齐了孩子的手术费。
从教的27年里，资助有智力障碍的学生在学校就餐，安排贫困学生在自己宿舍里吃饭，慧眼发掘“学习不赶趟”学生的个性潜力......像这样默默帮助学生的例子，在向燕身上不胜枚举。
向燕说，教师这个职业是要超出一般职业对人的要求的，作为教师要爱孩子，要无条件地接纳孩子的一切，去帮助他们、欣赏他们、培养他们。
1995年，向燕接手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工作。她立足韶山特色，将得天独厚的红色教育资源运用到少先队建设中，在全校12个班分别成立了以毛主席的六位亲人、韶山特别党支部五位烈士及白求恩、雷锋命名的“英雄中队”，组织开展“班班学英雄、个个做传人”“我向英雄学什么”“我与英雄找差距”等系列活动，将学英雄、追英雄、赞英雄的意识深深烙印在孩子们的心田。因为工作出色，1998年，向燕以韶山市杰出青年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共青团第十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来又接连当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委员。
2003年，向燕成为韶山学校小学部校长。当时学生在操场上做操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课桌椅也大都老旧摇晃，不少教室都得用篷布挡雨，学生用餐也没有食堂，硬件设施非常简陋。向燕便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并发动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对韶山学校捐款捐物，奉献爱心。
15年间，韶山学校小学部在党和政府及各界人士的支持下，不仅办学条件大大改善，“英雄中队”建设也逐步做成了享誉全国的德育品牌。向燕也在与学校共同成长的过程中，先后被评为“韶山市劳动模范”“湘潭市十佳校长”“湖南省先进工作者”等。
2018年，韶山市实行中小学校长竞聘上岗，向燕成为韶山镇泰小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镇泰小学是湘潭市示范性小学，不管是师生素养还是学校办学成绩，都有着更高要求。如何管理好110多名教师、2100多名学生，打造伟人故里的名牌小学，向燕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从2018年至今，三年来，在向燕的带领下，镇泰小学通过师德专题培训、党史学习教育、外出交流学习等开展“修师德、提师能、树形象”等活动，引导教师提升精神境界，真正做到爱岗敬业、乐于奉献，打造出了一支“德艺双馨”的教师队伍。学校有数十位教师在省市级活动和比赛中夺金斩银。
镇泰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孙盈说：“向校长为人非常亲和，支持关心青年教师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很广阔的平台。”
软件水平提升的同时，学校的硬件设施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教学楼提质改造，班级教室的信息化设备提质升级，较好地满足了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需要。
学校先后被评为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全国篮球特色学校，并获得湘潭市三八红旗集体、湖南省生态文明校园、湖南省文明校园、湖南省文明标兵校园等多项荣誉。
感谢武文君老师赐稿
原文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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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兵点将：辽朝行军体制研究
文丨武文君 向燕南
武文君（1991），女，河北石家庄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辽金史研究。向燕南（1955），男，湖南衡东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
摘 要：有别于唐、五代的严格区分，除去特殊时期的“南面行营”，“行军”与“行营”的含义在辽朝已基本无别，皆指出征的军队。辽朝行军的兵员主要包括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四个系统，禁军、群牧兵等专支军队作为补充。行军的编制以各系统征发的某部、某帐、某军等为基本军事单位。基本编制之上分为中军、左翼军和右翼军，分别由行军统帅、副帅、都监统领。行军统帅拥有行军最高指挥权，与副帅和都监共同组成行军指挥体系，并受后两者制约。战时行军统帅需不定期向朝廷汇报战况。在军情紧急或战场偏远的情况下，行军统帅才会被授予全部军权，是为“便宜从（行）事”。辽朝行军体制的发展与演变，与其军事制度、政治制度的发展密不可分，体现了辽朝统治者不断完善国家管理，力图将草原与农耕制度交融互通的过程。
关键词：辽朝；行军；兵员；编制；统帅
《辽史》纪、传屡见“行军”、“行营”之称，并载有行军都统、行军副都统、行军都监等行军长贰，《辽史·百官志》更专设“北面行军官”条[1]。可见辽朝军队出征，在当时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军队出征在周至唐代前期称为行军[2]，唐后期、五代为行营。目前学界关于周至五代出征制度的研究，以《唐代行军制度研究》为代表，已取得可观的成果。反观辽朝，则仅有王曾瑜《辽金军制》对辽朝军队的征集和编组情况所作的简要概述[3]，以及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对“北面行军”条进行考证[4]。基于此种情况，有必要深化对辽朝行军制度的研究。
辽朝行军的集中记载见于《辽史·兵卫志》“兵制”条：
凡举兵……乃诏诸道征兵。惟南、北、奚王，东京渤海兵马，燕京统军兵马，虽奉诏，未敢发兵，必以闻。上遣大将持金鱼符，合，然后行。始闻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自十将以上，次第点集军马、器仗。符至，兵马本司自领，使者不得与。唯再共点军马讫，又以上闻。量兵马多少，再命使充军主，与本司互相监督。又请引五方旗鼓，然后皇帝亲点将校。又选勋戚大臣，充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各一人。又选诸军兵马尤精锐者三万人为护驾军，又选骁勇三千人为先锋军，又选剽悍百人之上为远探拦子军，以上各有将领。又于诸军每部量众寡，抽十人或五人，合为一队，别立将领，以备勾取兵马，腾递公事。……[5]
“兵制”条描述了辽朝行军点集、编制和统帅任命的大致轮廓，而见于零散史料记载的辽朝行军亦较多地体现在这三个方面[6]。故本文结合诸方文献，围绕辽朝行军的兵员、编制、统帅进行论述，以厘清辽朝行军的基本面貌，进而反思辽朝行军体制与其军政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政治和文化上的意义。
一、辽朝行军的兵员
虽然按照《辽史·百官志二》所载，“辽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各自为军，体统相承，分数秩然。”[7]似乎辽朝的行军仅征集自宫帐、部族、京州和属国。但事实上，除这里明确记载的四个系统之外，辽朝行军还有一些征集自其它系统的兵员。综合各史料看，这些行军诸兵员，不仅因时因地多有差异，而诸类兵员在行军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往往多处于变化之中。关于这些征集自各系统的兵员，分别考述如下：
1.宫帐军
“宫帐”[8]指辽朝诸帝后、亲王所建斡鲁朵。斡鲁朵下属的部族民户被称为“宫分人”，由其组成的宫卫骑军是辽朝重要的军事力量[9]。因此，宫帐军就是宫卫骑军，即宫分军。
斡鲁朵最初由阿保机的亲信构成，负责守卫其安全和跟随外出征伐。就现有文献而言，宫分军作为单独的一支军队出外征伐的时间较晚。其中，辽圣宗统和四年（986年）五月，“诏遣详稳排亚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军赴应、朔二州界，与惕隐瑶升、招讨韩德威等同御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10]为出现最早的记载。排亚即萧排押，史载其又“总永兴宫分糺（军[11]）及舍利、拽剌、二皮室等军，与枢密使耶律斜轸收复山西所陷城邑。”[12]弘义宫为辽太祖斡鲁朵，永兴宫为辽太宗斡鲁朵，这表明最晚在辽宋战争之时，宫分军已编入行军外出作战。辽宋战争后，宫分军又先后三次随军出征[13]。到圣宗朝以后，宫分军出征已成为定制。如辽道宗大安八年（1092年），讨伐北阻卜时，“宫分等军具陷于敌。”[14]大安十年（1094年），讨伐敌烈等部，敦睦宫太师耶律爱奴及其子战死。[15]直至辽末女真起兵之时，仍有永兴宫使耶律佛顶和延昌宫使萧昂作战的记载。[16]
应该说，宫分军自圣宗朝开始频繁编入行军，与斡鲁朵的发展密切相关。辽代中后期，诸斡鲁朵已成为直属皇帝的庞大力量，成为契丹王朝维持统治的基础之一。[17]而宫分军至辽末也发展到“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18]的规模。宫分军编入行军的情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制度化的。
2.部族军
部族军指征发自部族的军队。《辽史·营卫志》记载，辽朝建国后的部族，有“辽内四部族”、“太祖二十部”、“圣宗三十四部”、“辽国外十部”。其中，“辽国外十部”应归属的征集对象。至于所谓“辽内四部族”，即遥辇九帐族，横帐三父房族，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和国舅别部，虽然出征，但从“太祖二十部，二国舅升帐分，止十八部”[19]的说法来看，“帐分”与“部”则有明显区别。且按《兵卫志》“众部族军”条，亦不含“辽内四部族”。故部族军的征集范围，应为太祖十八部和圣宗三十四部。
需要指出的是，《辽史》等史书，虽多见五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奚六部等大部族外出作战。然由辽太祖天显元年（926年）攻伐渤海[20]、辽太宗征伐后晋[21]、辽景宗援助北汉[22]、辽圣宗对宋战争[23]等记载可知，奚迭剌部（迭剌迭达部[24]）、突吕不部、品部亦曾出兵作战。由此可看出，辽朝诸部族皆有出兵作战的职责，只因《辽史》记载简略，小部族出征的情况，多被相关记载中的“等”字一笔带过了。
至于“辽内四部族”军，其中遥辇九帐族的兵马称为遥辇军，国舅帐拔里、乙室已族和国舅别部的军队称为国舅军，而横帐三父房，《辽史》未见横帐军之称，惟宋人路振所作《乘轺录》云：“契丹诸族曰横帐兵，惕隐相公统之。”[25]于此，王曾瑜认为，这里的横帐兵即横帐三父房族的部族军，其统兵官为惕隐相公，似即辽朝的大惕隐。[26]然辽朝虽有不少惕隐带兵打仗的记载，但并未指明其所带为横帐兵，故很难说横帐可作为一个军事单位出征。
作为独立军队出征的遥辇军出现较早，辽太祖天显元年征渤海之际，遥辇敞稳耶律海里即将遥辇糺从征。[27]直至辽圣宗开泰七年（1018年）十二月征高丽，仍有遥辇帐详稳阿果达战死的记载[28]，表明遥辇帐在出征时有义务从军。国舅军独立出征则出现于辽圣宗统和四年八月，据记载，当时有王六领国舅军参加对宋战争，同年十一月，又有桃畏权领国舅军伐宋。[29]此后还先后有5次国舅军出兵征伐或平叛的记载见于史书。[30]
3.京州军
此类军队，王增瑜认为是指五京道各州县征集汉族和渤海族等壮丁组成的军队，《辽史》卷36《兵卫志》“五京乡丁”应作“五京道乡丁”。[31]王氏的观点意为京州军即“五京（道）乡丁”。然根据《辽史·地理志》的记载，辽朝节镇皆有军号，绝大多数刺史州、防御州、观察州亦有军号，可知辽代京州中皆驻有军队。故《辽史·地理志》中所言某节镇、州“兵事”，一方面是继承唐末五代制度，指代节镇、州长官招募来的军队，如节度使下马军、步军[32]；另一方面则是指代“五京乡丁”[33]。按辽制，战时，节镇、州军跟随所隶地方军事机构出战，马军、步军补充野战部队，“五京乡丁”或为主力部队提供后勤辎重，或负责战时开路[34]，即战时“于本国州县起汉人乡兵万人，随军专伐园林，填道路”[35]。京州军参战的记载较多，如辽圣宗开泰七年（1018年）十月，东京留守耶律八哥率军参与征伐高丽[36]；圣宗太平八年（1028年）大延琳叛乱，时任贵德州宁远军节度使的耶律宗福“率部兵”参战[37]；天祚帝天庆四年（1114年）七月，女真起兵，辽朝“遣海州剌史高仙寿统渤海军应援”[38]。由此可知，所谓京州军，乃指征发自京府、节镇、刺史州、防御州、观察州的军队。《辽史·地理志》所载节镇、州的“兵事隶”或“兵事属”某统军司、招讨司、兵马司和都部署司，指的就是在战时跟随所隶地方军事机构出战。
4.属
《辽史·兵卫志》“属”条记载：“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39]本条是元朝史臣将旧本《辽史》出现的一些部族或罗列于此的结果[40]，实际上指的是向辽朝不定期朝贡的一些部族，多在战时或主动或被动编入行军行列。
“属”从征始于辽太祖时期。《辽史》有天显元年征渤海获胜，“以奚部长勃鲁恩、王郁，洎回鹘、新罗、吐蕃、党项、室韦、沙陀、乌古等从征有功……”的记载[41]。其中回鹘至乌古的部族即属。史称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十月，“女直进良马万匹，乞从征高丽，许之。”[42]又开泰四年（1015年）正月，辽朝讨伐高丽时，“总大军及女直诸部兵分道进讨。”[43]又辽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六月，“阻卜酋长乌八遣其子执元昊所遣求援使窊邑改来，乞以兵助战，从之。”[44]这些皆为自愿从征的部族。至于辽朝主动向属国征兵的记载，是辽圣宗太平六年（1026年）讨回鹘阿萨兰，时“征兵诸路，独阻卜酋长直剌后期，立斩以徇。”[45]可知这些不听从辽朝征兵指令的部族首领往往要受到惩罚，即《兵卫志》所言“不从者讨之”。
5.其它军队
除上述外，辽朝行军中还有一些其它军队，其中包括皇帝的宿卫军——皮室军和殿前都点检司的兵马。皮室军最初负责皇帝的宿卫，并随皇帝出征[46]，如太祖时耶律朔古为右皮室详稳，“从伐渤海”。[47]皮室军在进入辽景宗、圣宗时期开始编入行军行列。《辽史》记载的就有左皮室详稳萧排押征讨阻卜[48]，右皮室详稳耶律欧里斯“将本部兵，从东平王萧排押伐高丽”等[49]。殿前都点检在辽穆宗时期即已出现，其前身称为“禁卫长”。殿前都点检出现后，接替皮室军详稳担负宿卫职任，其所统辖的是皇帝的近侍官兵。[50]故较晚出现在文献中的“禁军”，应多指殿前都点检统领下的兵马。出现在行军中的禁军，如统和四年三月林牙谋鲁姑“率禁军之骁锐者南助休哥”[51]，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年）三月，西北路招讨使领禁军镇压阻卜叛乱等[52]，皆指殿前都点检下属兵马。
在这些“其它军队”中，辽太祖时有鹰军[53]、大小鹘军[54]、龙军[55]，太宗时有铁鹞军[56]，圣宗时有铁林军等[57]，皆时见载于史籍。按《辽史·国语解》解释鹰军时称：“鹰鸷，以之名军，取捷速之义。后托龙军、虎军、铁鹞军者，仿此。”[58]可见，鹰军、鹘军、铁鹞军、龙军、铁林军之类的军队皆为骑军。至辽道宗统治时期仍有“铁林、铁鹞、大鹰三军详稳”[59]的记载，推测这类军队可能后来被纳入禁军，战时随禁军编入行军。
此外，辽朝行军中还包括群牧兵。穆宗应历十五年（965年）五月平室韦叛乱时，有挞凛、苏二群牧兵[60]；大安九年（1093年）三月，讨磨古斯的行军中有特满群牧军[61]；保大元年（1121年），天祚帝曾在山西集群牧兵为行军[62]。此类兵员仅出现在游牧区的战争中。
以上即为辽朝行军兵员的大致构成，其主要包括宫帐、部族、京州、属国四个系统，另有皮室军、禁军、群牧兵等专支军队不定时编入行军。旨在根据不同的战争需要，将不同系统的军队编入行军之中，以保证辽朝应对战争的快速反应能力，保障辽朝的国家安全。
二、辽朝行军的编制
辽朝征集而来的诸系统兵员，按照平时编制作为行军时的基本军事单位，并不打乱重组。如统和四年五月，辽圣宗“诏遣详稳排亚率弘义宫兵及南北皮室、郎君、拽剌四军赴应、朔二州界，与惕隐瑶升、招讨韩德威等同御宋兵在山西之未退者。”[63]此处弘义宫军、皮室军、拽剌军即为基本军事单位。又史载当年四月，南征都统蒲领奏：“敌军引退，而奚王筹宁、北大王蒲奴宁、统军使颇德等以兵追蹑，皆胜之。”[64]其中南征都统下的兵马即包括了奚部、五院部、南京统军使[65]的兵马。就以上两则史料可以看出，奚部军、五院部军、弘义宫（宫分军）、皮室军、南京统军使兵马，皆为行军的基本军事单位。
征集自宫帐的军队，行军名称为诸宫帐名，如前述所列永兴宫分军、弘义宫分军。“辽内四部族”中的国舅帐和遥辇帐，以本“帐”军为编组，行军时称国舅军、遥辇军。这些军队通常是以其长官某宫使或详稳作为行军长官，特殊情况下则由他人代领出兵。如辽宋战争时，有“权领国舅军桃畏”[66]。
征集自部族的军队皆以本部族为军事单位。辽朝通过旗帜颜分部族，《辽史·礼志》载，辽朝在进行祭山仪时，“群臣在南，命妇在北，服从各部旗帜之色以从。”[67]《辽史·仪卫志》所记略同[68]。同样，在行军时，亦以不同颜色旗帜区分不同部族的军队，如五院部长官耶律奚底率领出征的军队即称为青帜军[69]。部族军的行军长官多为本部夷离堇或大王、节度使。有关记载，诸如辽太祖神册五年（920年），以迭剌部夷离堇汙里轸随皇太子进攻云内州和天德军[70]；辽景宗乾亨元年（979年）突吕不部节度使都敏战死等[71]，皆可以为证。偶也有行军长官非部族长官的特例，如景宗乾亨元年北院大王奚底兵败后，其下的五院部军队即由耶律休哥代领[72]。又圣宗平大延琳乱时，以国舅帐人萧拔剌代替北、南大王，率五院部和六院部军队参与作战[73]。部族节度使领兵之外，若一支部族军分兵作战，则另以部族都监作为“队帅”统军分兵作战。此见诸史籍者，有统和二十一年（1003年）奚王府监军耶律室鲁与奚王萧观音奴分领奚部兵作战等[74]。按编制，在行军列阵中，一“队”的兵力大概五、七百[75]。
考诸史实，京州军在行军时，多以京、府、州中的某某军为单位。如《高为裘墓志》记载墓主之孙高永肩曾担任“蔚州长清军指挥使”[76]。军之下的单位为营。如南京“城中汉兵凡八营，有南北两衙兵、两羽林兵、控鹤、神武兵、雄捷兵、骁武兵，皆黥面给粮，如汉制。渤海兵，别有营，即辽东之卒也。”[77]南京地区的汉兵和渤海兵皆以“营”驻屯。又如辽东京来远城有宣义军，其下设有八营。[78]营的规模大小不等，少有几百，多至几千人。至辽末，京州军以军统营的行军编制仍被保留，例如辽朝为抵抗女真人所募怨军，即以“营”为编制[79]。又如女真接连大败辽军，连克诸京州后，辽军“诸营败卒复聚上京，遣乙薛为上京留守以安抚之。”[80]被女真军击溃的京州军诸营败卒退守上京，亦证明至辽末，以军统营的行军编制仍然存在。
禁军、群牧兵也是各自作为一个行军单位。诸如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年），讨伐西北叛乱时，有“雅里斯以挞凛、苏二群牧兵”追击敌人[81]；辽道宗大安年间，耶律特么率禁军讨伐磨古斯[82]，都是明证。
从记载的情况看，一般行军的基本军事单位之上，设左、中、右三军（翼），由行军长贰分别率领。早在辽景宗乾亨元年（979年），耶律休哥即与耶律斜轸分左、右翼与宋朝作战[83]。辽圣宗时期，针对东京地区大延琳叛乱的军事部署中，辽朝以萧孝穆为都统、萧匹敌为副统（副部署）、萧蒲奴为都监；萧孝穆居中军，萧匹敌和萧蒲奴则以两翼进行夹击。[84]萧蒲奴本传言其“为都监，将右翼军。遇贼战蒲水，中军少却，蒲奴与左翼军夹攻之。”[85]萧蒲奴率领的军队为右翼军，相应地，萧匹敌应率领左翼军。辽朝左、中、右三翼的行军编制至辽兴宗重熙年间对西夏的征伐[86]、辽末与女真人作战时[87]依旧延续保持。辽朝行军作战通常设三军，行军都统率领中军、副都统和都监率领左翼或右翼军。一般在战争规模不大的情况下，也可仅设两军，副统和都监只设一人。左、中、右三军之外，辽朝又于诸系统兵员中选调兵马，组成先锋军、“远探拦子军”、“腾递公事”军，分别为先遣部队、侦察军和传递军令的兵。若辽朝皇帝亲征，则另外抽调兵马，组成“护驾军”，保护皇帝安全。[88]
值得注意的是，辽朝前期存在一类特殊的行军。撰写于辽景宗保宁十年（978年）的《李内贞墓志》称，辽世宗时期的耶律牒蜡为“故燕京留守南面行营都统燕王”。[89]撰写于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的《高嵩墓志》则言穆、景二宗时期的高勋为“枢密使、大丞相、秦王高公，兼南面行营诸道兵马都总管、燕京留守，绾彼全军。”[90]其中所谓“南面行营都统”、“南面行营诸道兵马都总管”，康鹏认为是南京留守兼任的军事职务[91]。然考诸史料，康说似存在可商榷之处。
关于南面行营事，据《辽史·圣宗纪》记载，乾亨四年（982年）十月，“北院大王、于越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奚王和朔奴副之，同政事门下平章事萧道宁领本部军驻南京。”[92]《辽史·奚和朔奴传》则云：“皇太后称制，以耶律休哥领南边事，和朔奴为南面行军副部署。”[93]二者记载应为同一事。因为由和朔奴担任“南面行军副部署”一职可知，耶律休哥所担任的应是“南面行军都部署”。史载统和元年（983年）正月丙子，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仍赐南面行营总管印绶，总边事”[94]。此处称“仍赐”南面行营总管印绶，说明此职与南面行军都统、南面行军都部署为同一职务的不同称呼。这一职务，还可称为南面行营都统[95]。然而，前任南京留守道隐任职的时间为乾亨元年十二月至统和元年正月甲戌[96]。由此可知，耶律休哥在未担任南京留守之前，就已经是南面行军（营）都统。耶律休哥在任时“领南边事”、“总边事”，表明南面行军都统的职能就是总领南边事。至于“南边”的范围，当指南京地区。这是由于当时山西诸州归耶律勃古哲统领，史称其曾于乾亨四年“总领山西诸州事。”[97]而南面行军（营）都统是可“便宜从事”的[98]，《耶律休哥传》记载其“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边境大治。”可证南面行军（营）都统应管辖驻扎在南京地区的军队。如是看来，则南面行军都统并非行军官，而为戍军长官。然揆之史实其实不然。唐代前期出征的军队称为行军，后期出境作战的军队称为“行营”。[99]五代的行营则有出征与常设之分，常设行营即长期集中屯戍在边境，兼具进攻和防御，随时处于机动进攻的军队[100]。这里辽朝的南面行军（营）都统所管理的即是常设行营。并且，五代的常设行营长官一般皆有招讨使、节度使等兼职[101]，辽朝与此亦有类似。只不过，辽朝通常是以南京留守兼任常设行军（营）的统帅职务。这种任命是为了方便南京留守治下的兵马与南京地区行军（营）兵马的整合。故在辽圣宗统和四年（宋雍熙三年，986年）三月，当宋军分雄州、飞狐、雁门三路出兵攻辽之时，辽统治者虽然以北院枢密使耶律斜轸为山西兵马都统、以北院宣徽使蒲领为南征都统防卫宋军，但仍以二人为时任南京留守兼南面行营都统的耶律休哥的副手[102]。
综上，辽朝行军编制是以各系统征发的军队作为基本的军事单位，如某部，某帐，某军。在此之上分为中军、左翼军和右翼军，分别由行军统帅、副帅、都监统领。辽代文献中的南面行军（营）与五代的常设行营类似，皆为可屯可战的军力。行军（营）长官通常由南京留守担任，特殊情况下，由皇帝委任有军事才能的重臣担任。这一军事组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主要是针对宋朝而设。故而，在辽宋和盟之后，便去掉“行军（营）”，转为地方军事长官。
三、辽朝行军的统帅
辽朝行军统帅早期的称呼多样，到后期才逐渐统一。不同规模的战争，行军统帅的选任有所差别。辽朝统治者为保证对军队的控制，对行军统帅的权责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约束。这些往往能从行军统帅的称谓、选任及权力的变动中透露出来。
首先是行军统帅的称谓。辽初建之时，行军体制尚不成熟，延续了部落首领带兵出征的部落兵制，多无行军官称，最早出现在辽代文献中的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如《辽史·太祖纪》记载，天赞元年（922年）十一月，“命皇子尧骨（耶律德光）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略地蓟北”。[103]同一事《辽史·太宗纪》载：“天赞元年，授天下兵马大元帅，寻诏统六军南徇地。”[104]关于这一名号，学界多将其与辽朝的皇位继承联系起来。近年，还有学者提出，这一名号在设立之初，只是单纯的军帅之号，后才逐渐成为荣誉性的虚衔，到辽后期，更是具有了皇位继承的象征意义。[105]这一说法，应该是符合事实的。再进一步分析，耶律德光所任天下兵马大元帅作为行军时的统帅，也符合唐朝“凡亲王总戎，曰元帅”[106]的传统。至于其后来演变为虚衔，则也是与唐朝最初以亲王出征才能号称元帅，后从行军元帅实授其职变为虚号遥领的史实相似[107]。
大概自太宗朝，辽朝行军官称谓开始出现“都统”。天显三年（928年）四月，辽朝派遣惕隐涅里衮、都统查剌带兵增援被后唐军队围攻的铁剌[108]。都统作为领兵将官最早出现于十六国时期，唐朝后期开始设置行营都统或招讨都统等，五代因袭唐朝，行军的统帅亦有都统之称。査剌所任都统可能即行军都统。文献中明确出现“行军都统”的称谓，是在辽穆宗时期。史载应历十五年（965年）正月镇压乌古叛乱时，“以枢密使雅里斯为行军都统，”[109]至四月，雅里斯等战不利，又“以秃里代雅里斯为都统”[110]平叛。大概是在穆宗朝以后，行军统帅称为行军都统便基本固定下来。
行军都统也有其它别称。史载穆宗应历十八年（968年），宋围攻辽朝，辽朝以耶律挞烈为“行军都统”[111]，此事亦见于《穆宗纪下》，但史文则云：“诏挞烈为兵马总管，发诸道兵救之”[112]。由此可知，兵马都总管应为行军都统的别称。同样的情况，亦见于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时后周攻辽，辽“以南京留守萧思温为兵马都总管击之。”[113]前文已考，南京留守自辽世宗时期即已兼任南面行军（营）都统，此处的兵马都总管，当即南面行军（营）都统。此外，行军都统还有“行军都部署”[114]、“都元帅”[115]、“将军”[116]等别称。然尽管如此，辽朝行军统帅的称谓自辽穆宗后仍是以都统为主。
其次，从行军统帅的选任看。辽太祖前期多由亲信领兵出征，不授予行军长官称号。后逐渐将“天下兵马大元帅”的称号冠之以行军统帅，并由耶律德光担任。辽太宗时，由皇太弟李胡所任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亦带兵出征，但频率已有所降低。太宗以后，“天下兵马大元帅”便逐渐不再具有行军统帅的含义。
辽朝早期多见北、南宰相担任行军统帅，如天赞年间，辽太祖西征，而南征的任务则交由北府宰相萧阿古只完成[117]。北、南宰相府是契丹建国后设立的管理部族事务的重要机构。行军统帅以北、南宰相担任，体现的正是辽早期对行军统帅身份的重视。之后，北、南宰相屡任行军统帅。其中，穆宗朝1次[118]，景宗朝1次[119]，圣宗朝3次[120]。圣宗朝以后，北、南府宰相则很少再担任最高行军统帅，若有时出征，也仅以副帅任。
辽朝与北、南宰相并存并代替其为最高行军统帅者为北院枢密使。北院枢密使始设于辽世宗大同元年（947年）[121]，最迟至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年）作为行军都统出征。是年正月，乌古部叛，“以枢密使雅里斯为行军都统。”[122]至辽圣宗时期，北院枢密使5次作为行军统帅出征[123]。圣宗朝以后，北院枢密使担任最高行军统帅最终固定下来。至天祚帝亲征女真时，仍是以枢密使萧奉先充御营都统。[124]按照辽朝皇帝亲征“驾必由中道”的惯例[125]，御营代指中军，则此御营都统当指中军的长官都统。因而知此役亦是以北院枢密使萧奉先[126]担任行军都统。北院枢密使在辽穆宗时期开始领军出征，至圣宗时，与北、南府宰相交替担任行军统帅，圣宗以后的行军统帅，则开始以该职任者为主了。
辽以殿前都点检任行军都统的情况亦是如此。辽禁军在圣宗时期开始被编入行军，其中在圣宗征伐高丽的战争中，殿前都点检曾先后3次分别担任了行军都监和行军副统[127]，但这时尚未有担任行军都统的记载。辽殿前都点检行军统帅出征事，首次见于史书记载，是在兴宗时。重熙十七年（1048年）八月，诏以殿前都点检耶律义先为行军都部署伐蒲奴里酋陶得里事[128]。此后，殿前都点检开始多次担任行军都统领兵出征。至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年）八月时，仍有“以都点检萧胡睹姑为都统，枢密直学士柴谊为副，将汉步骑三万，南出宁江州”的记载[129]
辽朝行军还偶有委任其他朝廷重臣为行军统帅例。除前文所言南京留守外，如统和十三年（995年）伐兀惹，以奚王和朔奴为行军都部署[130]；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年），以耶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赐鹰纽及剑，领禁军讨伐阻卜[131]；大康年间，以耶律赵三拜西北路招讨使，兼行军都统平定西北诸部[132]等，均属此类事例。
需要提及的是，若辽帝亲征，则位处中军，亲任行军的最高统帅，即《兵卫志》所言“驾必由中道，兵马都统、护驾军等皆从。”[133]具体如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兴宗亲征西夏，时任北院枢密使的萧惠即率先锋军从征。[134]同样，辽朝太后亲征亦是如此。统和四年十一月，“丙子，南伐，次狭底埚，皇太后亲阅辎重兵甲。丁丑，以休哥为先锋都统。”[135]耶律休哥本传载：“及太后南征，休哥为先锋，败宋兵于望都。”[136]前文提及，耶律休哥自乾亨四年至统和四年三月的对宋战争中皆为最高行军统帅，而此次皇太后亲征即改为先锋都统。可见，辽朝皇帝或皇太后亲征之时，常置行军长官则改任先锋军的长官。
以上事例均说明，辽除皇帝或皇太后亲征的情况外，大规模战争的行军统帅在圣宗以前以北、南宰相为主，圣宗朝时为北、南宰相与北院枢密使并行，至圣宗以后，基本以北院枢密使为主，偶有地方长官与禁军长官担任行军都统者。辽朝选任行军统帅的要求较为严格，如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年）九月，“以夷离毕延宁为兵马副都部署，总兵东征。”[137]由于耶律延宁的身份级别未达到担任行军都统的标准，而只能以副职总领行军。表明辽朝统治者为了保证对行军的掌控，若所任命的行军统帅级别不够，则只设行军副统帅。
再次是行军统帅的权力方面。辽朝早期行军统帅权力比较集中，并不设辅助职官，但在辽朝行军体制逐渐完善的过程中，行军统帅逐渐不再具有绝对的领导权。
辽朝统治者限制其权力的一种方式是设置副帅和都监。行军都监（监军[138]）的设置最早见于辽穆宗应历十五年（965年），据《辽史·穆宗纪下》记载，是年正月，“以枢密使雅里斯为行军都统，虎军详稳楚思为行军都监。”[139]此后，几乎每一次行军皆设都监。都监以外，又设有行军副都统，行军副都统较早见于统和年间。《辽史·圣宗纪三》记载，统和四年四月“以斜轸为诸路兵马都统，闼览兵马副部署，迪子都监。”[140]都统下设副都统（副都部署）和都监的领兵模式成为辽朝行军体制的常态化设置。即《辽史·兵卫志》所载：每出征“选勋戚大臣，充行营兵马都统、副都统、都监各一人。”[141]圣宗朝征伐高丽[142]，平定大延琳叛乱[143]；兴宗朝用兵西南[144]；道宗朝讨伐阻卜[145]；天祚帝与女真作战[146]，皆体现出这种统兵模式。
按辽制，行军都统在战时需与副都统、都监共同商议作战方针。如统和十三年（995年）征讨兀惹时，行军统帅奚和朔奴“知不能克，从副部署萧恒德议。”[147]其中副都统、都监的建议甚至对都统做出的军事决断有决定性影响。例如开泰七年（1018年），“上命东平王萧排押帅师伐高丽，八哥为都监，至开京，大掠而还。济茶、陀二河，高丽追兵至。诸将皆欲使敌渡两河击之”，时惟有都监八哥持反对意见，曰：“敌若渡两河，必殊死战，乃危道也。不若击于两河之间。”[148]最终都统萧排押采纳了八哥的建议，导致辽军惨败。由此可见，由于都监负有监督行军统帅的职责，都统在一些情况下不得不重视都监的建议。不仅如此，前文已述，副都统和都监还与都统分左、中、右三军各自作战，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分散行军统帅军权的作用。
辽朝限制行军统帅权力的另一种方式为，行军统帅领兵作战时，需随时向朝廷汇报前线战况。故当耶律仁先担任西北路招讨使，奉命讨伐阻卜叛乱时，辽道宗赐其鹰纽和剑，说道：“卿去朝廷远，每俟奏行，恐失机会，可便宜从事。”[149]鹰纽即杓窊印，是行军诏赐将帅专用。[150]正是因为行军统帅率军作战时事事皆需向朝廷请示，道宗为避免贻误战机，才特许耶律仁先“便宜从事”，全权处理一切行军事务。同样的事例还有圣宗统和年间，权西南面招讨使韩德威平定党项侵扰时，圣宗“赐剑许便宜行事，领突吕不、迭剌二糺军。”[151]将突吕不、迭剌二军及一切行军事宜全权授予韩德威负责。
综上所述，辽朝行军统帅拥有行军的最高指挥权，与副帅和都监共同组成行军指挥体系，并受副帅和都监的监察与制约。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行军统帅需不定期向朝廷汇报战况。只有在战场偏远，军情紧急的情况下，行军统帅才会被朝廷授予统兵权、调兵权、指挥权等诸项军权，可不经汇报做出决断，是为“便宜从（行）事”。
余 论
辽朝行军征集自宫帐、部族、京州、属国，皮室军、禁军等专支军队亦不时被编入行军。征集而来的行军按照其原来的基本军事单位，某宫、某部、某军成编制。在此基础之上，行军的主要部队分中军和左右翼，分别由行军都统、副都统、都监统领。行军都统为行军的最高统帅，其权力受到副都统与都监的制约。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不同于唐、五代的严格区分，除去特殊时期的“南面行营”，行军与行营的含义在辽朝已基本无区别，皆指出征的军队。辽朝行军的兵员构成较为复杂，涉及系统多样。诸兵员系统自身行政制度的发展影响着其军事制度。以部族系统为例，自辽朝立国以来，统治者一直致力于加强对部族的控制。从最初的“析部族”入斡鲁朵[152]，将部分部族人户纳入皇帝私人所有；到圣宗时期分斡鲁朵户为部族，并命新建部族与其它部族军以“户”的形式前往边疆镇戍[153]，以此来离散部落，“入”与“出”之间皆旨在加强统治者对部族的控驭。不仅如此，辽朝统治者还一直不断地削弱北、南宰相府对部族的控制[154]。至辽圣宗部族体制改革后，分镇边圉成为部族军的主要职能，部族戍军多隶属于地方军事机构。此种格局下，北、南宰相府已无力管理部族军事，必须有强有力的集权机构来代替其行使对部族的军事管理，北枢密院就此在新的格局中突显出来。因此，辽圣宗时期，北、南宰相与北院枢密使交替担任行军统帅，且北院枢密使的任职频次略高的表现，实际上是部族军事统辖权易主的反映。
部族系统自身的发展还影响着其他系统。部族前往边疆镇戍，使得除去五院、六院、乙室、奚四大部族之外的大多数部族有了固定的镇戍地和对应隶属的地方军事机构。与此同时，部族长官正式改称节度使，部族军的管理模式趋同京州军。在此影响下，部族军跨区作战减少，机动性亦相对降低。故而，在面临区域性战争时，颇具规模的皮室军、宫分军和禁军首选成为补充行军的重要兵员。这也正是三军在辽圣宗时期被频繁编入行军的原因之一。
部族系统的军政改革，及其引起的系列变化，一方面是统治者通过引入中原制度等方式，以达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契丹民族的草原因素呈减弱趋势。另一方面，统治者对部族的改革又仅限于借鉴中原制度，部族维持其传统部落单位，部族行军的征集与编制以各部族为基本单位，仍具有明显的草原因素。辽朝为兼有北、南两种体制的国家，无论是部族系统发展之一隅，还是行军诸系统协同之全貌，皆是辽朝统治者在加强中央集权的过程中，力图实现草原制度与农耕制度的融合与互动的过程，借此来达到国家治理的理想模式。
注 释
[1] 脱脱等：《辽史》卷46《百官志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842页。
[2] 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4页。
[3] 王曾瑜：《辽金军制》（增订本），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5-90页。
[4] 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中华书局，2015年，第148-156页。
[5] 脱脱等：《辽史》卷34《兵卫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451-452页。
[6] 有关辽朝行军的动员、补给、仪式等其它方面，亦可归于广义的行军体制。然鉴于相关内容《辽史·兵卫志》已有较集中记载，但限于本文篇幅，本文将只集中论述行军体制密切者，而将这些内容从略，拟以另文结合其它有关问题单独论述。
[7] 脱脱等：《辽史》卷46《百官志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825页。
[8] 刘浦江认为“宫”指斡鲁朵，“帐”指辽内四部族，亦称帐分、帐族。（《辽朝“横帐”考——兼论契丹部族制度》，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北大史学》（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页）《辽史·营卫志》中“辽内四部族”被列在“部族”条下，编纂者应是将其视为部族。
[9] 杨军：《辽代斡鲁朵研究》，《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5期。
[10] 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131页。
[11] 糺即军。（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56页）
[12] 脱脱等：《辽史》卷88《萧排押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75页。
[13] 脱脱等：《辽史》卷13《圣宗纪四》、卷89《耶律韩留传》、卷15《圣宗纪六》，中华书局，2016年，第157页、第1488页、第194页。
[14] 脱脱等：《辽史》卷94《耶律何鲁扫古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23页。
[15] 脱脱等：《辽史》卷25《道宗纪五》，中华书局，2016年，第341页。
[16]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政宣上帙二十一》，引史愿《亡辽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
[17] 杨军：《辽代斡鲁朵研究》，《学习与探索》，2015年第5期。
[18] 脱脱等：《辽史》卷35《兵卫志中》，中华书局，2016年，第458页。
[19] 脱脱等：《辽史》卷33《营卫志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436页。
[20] 脱脱等：《辽史》卷2《太祖纪下》、卷73《耶律斜涅赤传》、卷33《营卫志下》、卷73《耶律欲稳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24页、第439页、第1352页。
[21] 脱脱等：《辽史》卷3《太宗纪上》、卷75《耶律图鲁窘传》、卷4《太宗纪下》、卷77《耶律吼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40-42页、第1370页、第62页、第1389页。
[22] 脱脱等：《辽史》卷9《景宗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109-110页。
[23] 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128-132页。
[24] 《辽史》卷33《营卫志下》记载，迭剌迭达部，“本鲜质可汗所俘奚七百户，太祖即位，以为十四石烈，置为部。”同书卷1《太祖纪上》载，“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户，徙饶乐之清河，至是创为奚迭剌部，分十三县。”（第440页、第2页）两部当为同一部。
[25] 路振：《乘轺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1页。
[26] 王曾瑜：《辽金军制》（增订本），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5页。
[27] 脱脱等：《辽史》卷73《耶律海里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53页。
[28] 脱脱等：《辽史》卷17《圣宗纪八》，中华书局，2016年，第207页。
[29] 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132-134页。
[30] 脱脱等：《辽史》卷15《圣宗纪六》、卷93《萧惠传》、卷17《圣宗纪八》，中华书局，2016年，第184页、第1511页、第191页、第195页、第230页。
[31] 王曾瑜：《辽金军制》（增订本），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1页。
[32] 脱脱等：《辽史》卷48《百官志四》，中华书局，2016年，第907页。
[33] 脱脱等：《辽史》卷36《兵卫志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473-485页。
[34] 陈俊达：《辽朝节镇体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第146页。
[35] 脱脱等：《辽史》卷34《兵卫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453页。
[36] 脱脱等：《辽史》卷16《圣宗纪七》，中华书局，2016年，第206-208页。
[37] 《耶律宗福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2页。此处“部兵”指节度使（节镇）辖区内的军队。（陈俊达：《辽朝节镇体制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第147页）
[38] 脱脱等：《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中华书局，2016年，第366-367页。海州南海军是迁渤海国南京南海府所置（《辽史》卷38《地理志二》，第524页），故渤海刺史所领渤海军应为其辖区内军队。
[39] 脱脱等：《辽史》卷36《兵卫志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485页。
[40] 武文君：《<辽史·兵卫志>的史源与史料价值》，载杨共乐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118页。
[41] 脱脱等：《辽史》卷1《太祖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24页。“洎”原为“自”，据本卷校勘记[六]修改。（第28页）
[42] 脱脱等：《辽史》卷15《圣宗纪六》，中华书局，2016年，第184页。
[43] 脱脱等：《辽史》卷15《圣宗纪六》，中华书局，2016年，第192页。
[44] 脱脱等：《辽史》卷19《兴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263页。
[45] 脱脱等：《辽史》卷93《萧惠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11页。
[46]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24-226页。
[47] 脱脱等：《辽史》卷76《耶律朔古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74页。
[48] 脱脱等：《辽史》卷88《萧排押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75页。
[49] 脱脱等：《辽史》卷81《耶律室鲁传附子欧里斯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16页。
[50] 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32-235页。
[51] 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128-129页。
[52] 脱脱等：《辽史》卷22《道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304页。
[53] 脱脱等：《辽史》卷1《太祖纪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4页。
[54] 脱脱等：《辽史》卷1《太祖纪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8页。
[55] 脱脱等：《辽史》卷77《耶律安抟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90页。
[56] 脱脱等：《辽史》卷4《太宗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60页。
[57] 脱脱等：《辽史》卷12《圣宗纪三》，中华书局，2016年，第143页。
[58] 脱脱等：《辽史》卷116《国语解》，中华书局，2016年，第1691页。
[59] “年十九，为本班郎君。历铁林、铁鹞、大鹰三军详稳。乾统元年，由乌古敌烈部屯田太保为易州刺史。”（《辽史》卷82《萧阳阿传》，第1426页）。乾统元年为天祚帝第一个年号，表明萧阳阿任三军详稳在辽道宗时期。
[60] 脱脱等：《辽史》卷7《穆宗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91页。
[61] 脱脱等：《辽史》卷25《道宗纪五》，中华书局，2016年，第339页。
[62] 脱脱等：《辽史》卷114《萧特烈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667页。
[63] 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130页。
[64] 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129-130页。
[65] 统和二年（984）十二月，以耶律颇德为南京统军使。（《辽史》卷10《圣宗纪一》，第122页）
[66] 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134页。
[67] 脱脱等：《辽史》卷49《礼志一》，中华书局，2016年，第928页。
[68] 脱脱等：《辽史》卷56《仪卫志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1008页。
[69] 脱脱等：《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卷83《耶律斜轸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21页、第1434页。
[70] 脱脱等：《辽史》卷2《太祖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18页。
[71] 脱脱等：《辽史》卷9《景宗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109页。
[72] 脱脱等：《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31页。
[73] 脱脱等：《辽史》卷88《萧敌烈传附弟拔剌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74页。
[74] 脱脱等：《辽史》卷81《耶律室鲁传》、卷14《圣宗纪五》、卷85《萧观音奴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15页、第172页、第1446页。
[75] 脱脱等：《辽史》卷34《兵卫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453页。
[76] 《高为裘墓志》，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610页。
[77] 路振：《乘轺录》，赵永春辑注：《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页。
[78] 脱脱等：《辽史》卷36《兵卫志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490-491页。
[79] 脱脱等：《辽史》卷28《天祚皇帝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376页。
[80] 脱脱等：《辽史》卷101《萧乙薛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82页。
[81] 脱脱等：《辽史》卷7《穆宗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91页。
[82] 脱脱等：《辽史》卷95《耶律特么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30页。
[83] 脱脱等：《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31页。
[84] 脱脱等：《辽史》卷87《萧孝穆传》、卷17《圣宗纪八》，中华书局，2016年，第1465页、第230页。
[85] 脱脱等：《辽史》卷87《萧蒲奴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69页。
[86] 脱脱等：《辽史》卷96《萧韩家奴传》、卷96《耶律仁先传》、卷93《萧惠传》、卷93《萧惠传附子慈氏奴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39页、1536页、第1513页、第1514页。
[87] 脱脱等：《金史》卷2《太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6-28页。
[88] 脱脱等：《辽史》卷34《兵卫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451-452页。
[89] 《李内贞墓志》，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3页。此方墓志录文注⑥有《潜研堂文集》载：“燕王者，耶律牒蜡也。”（第54页）目前所见文献中，耶律牒蜡在辽世宗时期称燕王，并曾担任南京留守。
[90] 《高嵩墓志》，向南、张国庆、李宇峰辑注：《辽代石刻文续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8页。
[91] 康鹏：《辽代五京体制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8页。
[92] 脱脱等：《辽史》卷10《圣宗纪一》，中华书局，2016年，第116页。
[93] 脱脱等：《辽史》卷85《奚和朔奴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50页。
[94] 脱脱等：《辽史》卷10《圣宗纪一》，中华书局，2016年，第116页。
[95] 《耶律元妻晋国夫人萧氏墓志》，向南辑注：《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12页。
[96] 脱脱等：《辽史》卷9《景宗纪下》、卷10《圣宗纪一》，中华书局，2016年，第111页、第116页。
[97] 脱脱等：《辽史》卷10《圣宗纪一》，中华书局，2016年，第116页。辽穆宗至辽圣宗前期，以南、北大王兼领山西诸州军事是非战时体制下的惯例。（武文君、杨军：《辽代山西诸州一体化》，《古代文明》，2018年第2期，第87页）
[98] 脱脱等：《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32页。
[99] 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页。张国刚：《唐代藩镇行营制度考》，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史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6页。
[100] 贾垚：《五代北面行营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第8页。
[101] 贾垚：《五代北面行营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102] 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128页。
[103] 脱脱等：《辽史》卷2《太祖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20页。
[104] 脱脱等：《辽史》卷3《太宗纪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29页。
[105] 邱靖嘉：《再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兼谈辽代皇储名号的特征》，《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106] 刘昫等：《旧唐书》卷43《职官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835页。
[107] 孙继民：《唐代行军制度研究》（增订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02-104页。
[108] 脱脱等：《辽史》卷3《太宗纪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31页。
[109] 脱脱等：《辽史》卷7《穆宗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90页。
[110] 脱脱等：《辽史》卷7《穆宗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91页。
[111] 脱脱等：《辽史》卷77《耶律挞烈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93页。
[112] 脱脱等：《辽史》卷7《穆宗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94页。
[113] 脱脱等：《辽史》卷6《穆宗纪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83页。
[114] 脱脱等：《辽史》卷20《兴宗纪三》，中华书局，2016年，第273页。
[115] 脱脱等：《辽史》卷84《耶律善补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42页。
[116] 脱脱等：《辽史》卷3《太宗纪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35页。
[117] 脱脱等：《辽史》卷73《萧敌鲁传附第阿古只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349页。
[118] 脱脱等：《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31页。
[119] 脱脱等：《辽史》卷9《景宗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109页、第110页。
[120] 分别为统和二十年（1002）南伐；统和二十八年（1010）、开泰四年（1015）伐高丽。（脱脱等：《辽史》卷14《圣宗纪五》、卷15《圣宗纪六》，第171页、第184页、第193页）
[121] 大同元年八月癸未，“始置北院枢密使，以安抟为之。”（《辽史》卷5《世宗纪》，第72页）
[122] 脱脱等：《辽史》卷7《穆宗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90页。
[123] 统和三年（985）八月，统和四年三月，耶律斜轸先后担任行军都统；圣宗开泰年间有耶律化哥、耶律世良、萧合卓分别担任行军统帅的记载。（脱脱等：《辽史》卷10《圣宗纪一》、卷11《圣宗纪二》、卷94《耶律世良传》、卷15《圣宗纪六》，第123页、第128页、第1524页、第196页）
[124]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政宣上帙二十一》，引史愿《亡辽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
[125] 脱脱等：《辽史》卷34《兵卫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452页。
[126] 天庆二年（1112）九月，女真赵三、阿鹘产向咸州详稳司控诉阿骨打，“详稳司送北枢密院，枢密使萧奉先作常事以闻上。”（第365页）《辽史》卷102《李处温传》称其与“北院枢密使萧奉先友旧。”（第1586-1587页）说明萧奉先为北院枢密使。
[127] 脱脱等：《辽史》卷15《圣宗纪六》、卷16《圣宗纪七》，中华书局，2016年，第193页、第196页、第206页。
[128] 脱脱等：《辽史》卷20《兴宗纪三》，中华书局，2016年，第273页。
[129] 脱脱等：《辽史》卷28《天祚皇帝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372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1《政宣上帙二十一》，引史愿《亡辽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0-151页。
[130] 脱脱等：《辽史》卷85《奚和朔奴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51页。
[131] 脱脱等：《辽史》卷21《道宗纪一》、卷96《耶律仁先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304页、第1537页。
[132] 脱脱等：《辽史》卷93《耶律那也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22页。
[133] 脱脱等：《辽史》卷34《兵卫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452页。
[134] 脱脱等：《辽史》卷19《兴宗纪二》、卷93《萧惠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263页、第1513页。
[135] 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133页。
[136] 脱脱等：《辽史》卷83《耶律休哥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33页。
[137] 脱脱等：《辽史》卷16《圣宗纪七》，中华书局，2016年，第209-210页。
[138] 都监有时亦称监军。《辽史》卷20《兴宗纪三》记载，重熙十七年八月讨伐蒲奴里时，“以殿前都点检耶律义先为行军都部署，忠顺军节度使夏行美副部署，东北面详稳耶律术者为监军，伐蒲奴里酋陶得里。”同书卷91《萧术哲传》则记载，“蒲奴里部长陶得里叛，术哲为统军都监，从都统耶律义先击之，擒陶得里。”（第273页、第1501页）
[139] 脱脱等：《辽史》卷7《穆宗纪下》，中华书局，2016年，第90页。
[140] 脱脱等：《辽史》卷11《圣宗纪二》，中华书局，2016年，第129页。
[141] 脱脱等：《辽史》卷34《兵卫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451页。
[142] 脱脱等：《辽史》卷15《圣宗纪六》，中华书局，2016年，第184页、第193页、第196页。
[143] 脱脱等：《辽史》卷17《圣宗纪八》、卷87《萧孝穆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230页、第1465-1466页。
[144] 脱脱等：《辽史》卷20《兴宗纪三》，中华书局，2016年，第273页。
[145] 脱脱等：《辽史》卷25《道宗纪五》，中华书局，2016年，第341页。
[146] 脱脱等：《辽史》卷27《天祚皇帝纪一》，中华书局，2016年，第367页。
[147] 脱脱等：《辽史》卷85《奚和朔奴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51页。
[148] 脱脱等：《辽史》卷80《耶律八哥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12页。
[149] 脱脱等：《辽史》卷96《耶律仁先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537页。
[150] 脱脱等：《辽史》卷57《仪卫志三》，中华书局，2016年，第1017页。
[151] 脱脱等：《辽史》卷82《耶律隆运传附弟德威传》，中华书局，2016年，第1423页。
[152] 脱脱等：《辽史》卷31《营卫志上》，中华书局，2016年，第410页。
[153] 武文君：《辽代部族军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30页。
[154] 辽朝改造北、南宰相府的主要举措有三：其一，剥夺世选北、南宰相家族的世选资格，改由皇帝直接任命；其二，将北、南宰相府变为管理全国部族事务的中央部族管理机构；其三，新设北枢密院分割北、南宰相府的政治、经济职权，改由北枢密院、方面性军事机构主管部族的军事。（张宏利：《契丹建辽前后北南宰相府职能转变与地位变迁》，《保定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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