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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如同织网。理出一个线头，系上一个结，把线抻出去，系结、抻线……如此反复，一点一点铺开，在烟波浩渺的往事中试着缚获些什么。祁新龙的新作《宣和四年》，把结系在了“宣和四年”，并由此发散，尝试用崭新的视角来审视时代大变局的全貌。
宣和，北宋徽宗的最后一个年号，始于公元1119年，终结于公元1125年。宣和四年即是公元1122年。这一年，史册记载中并无大事发生，不像是个适合织网记事的节点。用作者的话说，这一年“比起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份，都要普通，都没什么值得历史记住的”。
没什么值得记住，并不意味着可以忽略。就像一张网的每一个结都不可缺漏，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年头，无论怎么波澜不惊，都有其独特意义。祁新龙以他独特的历史眼光，捕捉到了宣和四年青萍之末的异动，用细腻的笔触记述了巨变来临之前的各方动向和事态走势，在探寻历史规律的同时，带着读者进入了“没什么值得记住的”宣和四年，一起等风来。
接棒“宣和”年号的，是耻辱的“靖康”二字，宣和四年与之距离也只有四年时间。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这四年不过如白驹过隙，倏然而过。但是对身处其中的每一方势力、每一位人物而言，时间无疑是非常漫长的。对于关注这一段历史的人来说，这四年时间也恰是各方势力发生转折变化的关键，正如作者所说：宣和四年，拉开了两宋分割的序幕。
这一年，北宋宣和四年，同时也是辽保大二年，是金天辅六年，是北辽建福元年，是西夏元德四年……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方，有的暮气沉沉，有的蓄势待发，有的岌岌可危，有的虎视眈眈。大家都觉得要发生点什么，却又无法预知何时发生、如何发生，因此相互揣摩、相互猜忌、相互试探，交织错落成一片复杂混沌。这为祁新龙的创作提供了足够开放的空间，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最难梳理脉络的挑战。
祁新龙以宣和四年系结，为宋、金、辽国、西辽、蒙古等势力一一作章，凭借丰富的史料积累，追溯政坛往事，品鉴人物更迭，评判事件得失，将一部历史大散文写得跌宕起伏。作者的这张网，织成了。
《宣和四年》这张网铺得够开。从宋到金，从辽国到蒙古，各方的兴衰更替以及他们相互间剪不断、理还乱的角力较量，书中逐章细述。在客观记叙历史的同时，又让读者得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同一件事件的发生演变。孰是孰非，孰功孰过，每个人读后大概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宣和四年》这张网织得够密。皇帝、宰相、佞臣、叛将、诗人、武夫……书中描绘的不只是粗糙轮廓的历史群像，而是通过合理的想象和丰富的细节，还原了历史事件中一个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的饱满形象。他们是父子、母子、兄弟，是君臣、伙伴、死敌，人与人的连结和争斗，构建了时代，也重塑了历史。
《宣和四年》这张网放得够长。作者自言关注历史背后看起来似乎不相干，却内在相互影响的小事件。这让作者在叙述别注重探寻一件事的来龙去脉或一个人的前世今生，试图展现事件之间的关联性。这种娓娓道来的记述方式，让阅读有了一种闲坐对谈的奇妙感觉。
白居易曾有诗云：
世途倚伏都无定，尘网牵缠卒未休。
祸福回还车轮毂，荣枯反覆手藏钩。
龟灵未免刳肠患，马失应无折足忧。
不信请看弈棋者，输赢须待局终头。
读罢祁新龙《宣和四年》，在他织起的这张历史之网中看明白了过往，同时也想到，后人与古人也在不同时代面临过困局。
作者：木火山（书评人）编辑：许旸责任编辑：范昕
在越南和中国一样，每年结束后十二生肖就会重新进行新一轮的“排序”。那么越南的十二生肖有什么特点呢？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在越南的文化中，十二生肖的来源是来自于干支历。这个历史起源于中国商朝（公元1766-1122年）。根据这些资料，十二生肖跟十二支干有着密切的联系。十天干（庚，辛，壬，葵，甲，乙，丙，丁，戊，己）创造出了五元素：金，木，水，火，土。每个元素相对应阴历和阳历，然后由阴历和阳历相互形成了每10年一个周期的规律。而十二生肖的形成跟十二支干和五元素有着密切关系。它可以对应五元素中的一个或者对应阳历或者阴历，从而形成了60年的不同组合，一般这个叫法叫六十甲子，又或者叫干支。
根据安之的《东西方故事》一书中有提到，生肖其实是一种南部语言的说法，要这种语言里，生肖就是代表着12周期，就是从地支子到亥。这个算法从第一年起计算到周期最后一年，就是12年。比如1832年的壬辰年到1844年的甲辰年就是12年。而根据当地的口语。每个地支又对应着每一种动物，相对应的生肖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中国的十二生肖分别是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这是中国的十二生肖，那么越南的十二生肖又有什么不同呢？
中国和越南的十二生肖中只有一个动物是不同的，那就是越南用猫来代替了兔子。根据越南汉越文化研究学者表示虽然猫在十二干支中没有相应的对应猫的位置，但是由于在古代越南语中，猫和兔子的发音几乎相同，因此越南人就用猫代替了兔子。而且在越南的气候生活中，越南是属于草木文化，不是草原文化，所以越南地区并不适合兔子的生存，因此兔子这个动物形象对越南人来说是很模糊的。所以说越南也是有十二生肖，不过和中国有所不同，没有兔子却有猫。
尽管越南接受了中国十二支干的文化，中华文化影响着越南文化，但是这种中华文化在越南本土的发展中，越南融入了自己的文化特性，结合越南的习惯，同时保留了中国兔子所对应的卯，所以越南就用猫来代替了兔子。这是越南的十二生肖跟中国的十二生肖中的不同，其它的生肖就跟中国的一样了。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越南在文化发展中也有自己的观点。
武王伐纣，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个大事件。当时，周武王姬发与姜子牙率领数万虎贲杀到商朝首都朝歌之外。当时，商朝主力正在讨伐东夷，国都十分空虚。因此，纣王子受被迫武装17万奴隶，出城迎击周军。
然而商朝人对待奴隶一向严苛，动辄将他们杀死祭祀祖先和神明。很明显，这些奴隶绝不会为商朝卖命。因此到了战场上，奴隶们倒戈相向，带着周军杀入朝歌，纣王被迫自焚，而500年的大邑商就此灭亡。
为何说武王伐纣是一场开天辟地的事件？这是因为周朝全面改革了商朝残酷的制度，开始重视人的价值，不再进行大规模的人祭活动。可以说，这场战役是一场奴隶的解放运动。
另一方面，商朝的灭亡，代表着周朝礼制文明的建立。以血缘和周礼为纽带，周朝将大小贵族分封到全国，形成了夏君夷民的局面。随后，这些分封的诸侯不断向外扩张，最终连成一片，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基本版图。可以说，直到今天，中国仍可以看到武王伐纣所带来的影响。正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然而，有一个问题却困扰了中国很久，牧野之战的确切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根据史书，中国有确切纪年的开端，是公元前841年。当年，发生了著名的“国人暴动”时间，周人不满周厉王的，并将之逐走。而国政有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行政”。而共和行政，也是中国确切纪年的开始，从此以后，中华文明的记载就再也没有断绝过。
然而武王伐纣的确切时间在什么时候，大家就不是很清楚了，毕竟年代太久远，很多文献都散失了。同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项羽的火烧咸阳，史料更是所剩无几。因此在编纂历史时，司马迁只能将确切时间追溯到共和行政。再往前推，就无能无力了。
但是早在西汉时期，中国人就通过星相学，推算过武王伐纣的时间，应该是公元前 1122 年。近代学者梁启超则提出公元前 1027 年的说法。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提出武王伐纣应在公元前 1066 年。此外，还有唐兰的公元前1075 年说、丁山的公元前1029 年说、章鸿钊的公元前 1055年说。据不完全统计，对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 44 种结 论，最早的为公元前 1130 年，最晚的为公元前 1018 年，前后相差 112 年。
由此可见，武王克商，到底在何时，已经困扰中国人多年。
但从刘歆以来，时间过了2000多年，事情却发生了转机。1976年，陕西省临潼县一个村民在耕田时，挖出一件精美的铜器。随后，这件事很快报备给了国家，考古专家立即赶到。经过现场检验，此物正是如今中国九大国宝之一——利簋，又名“武王伐纣簋”。
虽然时间过去了3000多年，但是利簋上的铭文仍然隐约可见，最终学者们释读如下：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师，赐有事（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宝尊彝。”
看到这里，学者们发出惊呼声，此物居然是武王伐纣的直接证物，简直是国宝中的国宝。将金文翻译为现代文就是:
“周武王征伐商朝，在甲子日那天早上，天上有岁星的时候，咱们打了大胜仗，一晚上就占领了商的地盘。辛未（8天后），王在管这个地方劳师上次，并将上好的青铜赐给右史，制作了礼器以纪念檀公。”
这里的“有事”其实指的是官名——右史。按照周朝官制，右史在君王身边记事，而这个右史名叫“利”，因此这个簋，也被称为利簋。至于所要纪年的檀公，指的是周朝祖先古公檀父。
除此之外，天文学家还从这短短的33个字中，解读出一个重大信息，那就是牧野之战的确切时间。
所谓“岁”，也就是“岁星”——木星的意思。“岁鼎”，也就是木星中天这一现象，这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天文现象。经过1996年国家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测算，商周之际的“岁鼎”，大概在公元前1046年。甚至，这个时间还可以精确到天，也就是1月9日。根据当时最先进的碳--14测定，也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由武王伐纣所引起的，长达2000多年的猜测终于画上了句号。而中国也由此得到了一个世界领先的纪录，那就是信史时间纪录。中国确切的信史时间，由公元前841年推到了公元前1046年。
反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文明，他们没有我们中国人这样异乎寻常的“纪录癖”，导致他们的信史时间始终难以确认。此外，古埃及、印度、巴比伦文字很多都已无法释读，导致信史确认的时间变得更加困难重重。
而古希腊文明就太悲惨了，其文明只能追溯到公元前800年，还得加个“约”字。反观中国，即使在利簋研究实现重大突破前，信史时间就是公元前841年。直到公元前499年，希腊才有确切的文字记载。
即便如此，西方学者还曾倨傲地否定中国文明，在甲骨文发现以前，甚至连商朝都不承认，更何况夏朝和三皇五帝时期。而利簋的发现，无疑打了西方学者的脸，狠抽了所谓西方中心主义。
如今利簋存放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是禁止出境展出的文物。因为它不仅仅只是个做工精美的国宝，而且还是一个记录中国重要时间节点的“日历”。它的存在不停地提醒着我们，咱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有多么伟大，中华文明有多么源远流长。
除了利簋，司母戊鼎、四羊方尊等国宝何尝不是一件“日历”呢？每一件国宝，实际都记录着我们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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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西欧王权与教权是此消彼长的。两者相斗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教皇格利高利七世于德皇亨利四世的斗争从十一世纪起德皇的势力就日渐衰落，教会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世俗的软弱涣散，促使了教阶中人加强教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十一世纪中叶，一批激进的克吕尼派修士强调教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全西欧范围内向世俗和国王进攻。1059年的拉特兰宗教会决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但这时的枢机主教多属激进的克吕尼派，德皇再难扶持傀儡教皇。
格里高利七世
教皇还同意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北部的米兰、威尼斯等城市在政治上结盟，德皇的统治地位受到严重威胁。1075年，格力高利七世召开宗教会议，规定世俗国王不得有主教授职权，指责德皇亨利四世属下的几位贵族和主教又买卖圣职罪。次年二月。教皇又下诏将拒步退让并谋废黜教皇的亨利四世开除教籍，废止其统治“德意志王国和意大利”的权力，宣布任何教徒对亨利的效忠宣誓无效。
亨利四世
11月，德国反皇帝一派要求亨利放弃帝位，迫于形势亨利于1077年1月赤足冒雪哀求三天后，教皇表示同意恢复亨利四世的教籍和统治权力。亨利一回国就同反对派发生战争，获胜后进军意大利，教皇离开罗马，客死他乡，后来的教皇继续煽动德国的教俗封建主反对皇帝。1122年，教皇与皇帝达成协议订立了有利于教皇的“沃尔姆斯协议”，规定德国主教一律按照教会法选举高级教士的会议选举。皇帝或者他的代表出席选举会议，新教主由教皇授予象征世俗权力的权节，由教皇或其他高级神职人员授予象征宗教权力的牧杖或指环。皇帝的神职授予权力大为削弱。
英诺森三世在他任教期间，教皇权势达到顶峰，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央集权性质，有利于教皇的教会管理制度。他即位后首先大力制服罗马城和教皇国的意大利贵族。1215年，又主持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宗教会议”，确定了七圣礼教阶制度，还鼓吹太阳于月亮理论使西欧教徒的宗教生活大为规范。规定派枢机主教监督各地教会，各地主教随时撤换不称职的神父和修院院长这一制度为教皇干预地方教会事务和主教的任命开了方便之门。
英诺森三世
1199年，英诺森三世曾向各地教会征税，教皇在全西欧范围内的征税权自此始。他还曾迫使英王约翰纳贡称臣，干预德皇的皇位继承组织发动了第四次，并号召支持封建主镇压南法的阿尔比异端。
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与腓力四世的斗争早期的加佩王朝与教皇及法国教会的关系长期比较好一心伸张王权的法王需要教会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教皇则需要法王帮助他反对德国皇帝、但随着法王的权势扩大以后，对法国教会就逐步实行政治上控制，经济上剥夺的政策。法王腓力四世开始向教会征税，并派人到意大利囚禁为此同他发生激烈冲突的教皇卜尼法斯四世。
腓力四世
1305年选出的新教皇是法国人，他宣布取消卜尼法斯加于法王的一切罪名，并移居靠近边界的阿维农，连他在内的连续七任教皇都是法王控制下的傀儡都住在阿维农，史称“阿维农之囚”。这是继1054年教正式为天主教和东正教的第二次大从此教皇权力日渐衰落，国王压倒了教皇，教会属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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