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3年是清仁宗嘉庆18年，癸酉年。这一年的9月14日，发生了以林清为首天理会200多教众闯进紫禁城，准备谋杀嘉庆，如若无人之境，史称"癸酉之变"。嘉庆皇帝称其为“亘古未有之事，竟出大清朝！”。
但是对于林清的天理教起义，并不是毫无征兆。实际上早在1812年的夏天，清朝的底层官员就知道这个刺杀行动，而且这个行动方案并不缜密，连十八线的天理会外围人员都知道这个计划。
但诡异的是，几乎所有通向嘉庆皇帝的渠道都被有人刻意阻断，大清的官员们都对这个事情保持了沉默，最终使其变成了现实。
最早知道这个计划的人是台湾淡水同知查廷华。在大清官员的序列里，是一个极其微小的角色。
起初他抓住了一个到台湾传播天理教的人，几乎没有经过太严格的审讯，这个人就竹筒倒豆子，供述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明年中秋节，天理教徒要攻打紫禁城，目标是干掉嘉庆皇帝，建立新王朝。头子叫林清，突击队长名叫祝现……
这个计划的目标、策划、执行、时间、地点，几乎所有要素都非常明确。知道这样的计划，对于查廷华而言，是祖坟冒了青烟。只要如实上报，朝廷根据线索抓人，破获这起阴谋，查廷华必得重赏，甚至青云直上。
所以查廷华一刻没有耽误，深夜就将台湾知府汪楠叫醒，汇报了此事。结果查廷华没有想到的是，他被汪楠痛骂了一顿。
“犯人为了保命，肆意攀扯。你报上去查无实据，如何自处？亏你当了这么多年的官。”查廷华一身冷汗，想想是有道理，秘密收押了人犯，不让其胡说，给自己惹麻烦。这个“预警”到这里，再未向更高层反应，直接被掐灭在襁褓里了。
转年到了1913年的5月份，“预警”再一次近距离接近了嘉庆。豫亲王裕丰的管家祝现的弟弟祝富庆偷偷跑到豫王府，面见了裕丰，举报自己的堂兄祝现谋反。
而此刻祝现已于几天前请假后一直未归。关键是祝富庆提供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线索，那就是“林清在宣武门租房子卖鹌鹑，其实是在打造枪械。”按照正常逻辑，此刻只要汇报朝廷，派兵马去宣武门彻查林清租的房子，至少可以得出一些结论，或者可能会阻止"癸酉之变"的发生。
但是豫亲王裕丰一听就跳了起来，立刻让准备轿子，进宫汇报。但是轿子还没出王府大门，裕丰又回去了，反而好声劝起祝富庆来：“你跟你堂兄有嫌隙，不能出此举。谋反是诛灭九族的事情，你这样会把你们祝家人都害了的。你不要乱说了，回去吧！”
这个“预警”按说已经到了亲王级别了，只要裕丰进宫多一句嘴，就可以直接被嘉庆本人获知了，但是依然到了这层又断了。
到了8月份的时候，“林清天理教要闯皇宫”的事情，竟然发展成了在京城里沸沸扬扬了，几乎不能叫秘密了。
京城卫戍司令吉伦将军不止一次地接到线报，甚至就差点拿到了林清的行动计划。但是这个“预警”再一次与嘉庆错过。吉伦给出了一个看似荒诞，但是却非常正当的理由。
“紫禁城内又不归我管，我操这个闲心干啥？我的职责范围是九个城门，加强巡逻就是了。”
即便责怪吉伦的本位主义，也没有任何意义。他的眼里，只要自己的管辖范围内不出事，皇宫里就是被炸了也跟他没关系，管了闲事，得到不好处不说，还得罪侍卫处的人。
然而到了9月初，“预警”最后一次给了嘉庆机会，但是此刻吉伦再次封闭了上达天听的渠道。
嘉庆帝从开木兰围场回京，路经蓟县白涧的时候，吉伦出城迎驾。在路上得到了“天理教徒混入京城”的消息。其实这一刻，如果吉伦当机立断，立刻封锁京城，捉拿乱贼，一切都还可以挽回。
但此刻吉伦认为自己难得有机会亲自接驾，所以任何事情都没有接驾重要。如此忠心接驾，必然会给嘉庆留下深刻印象，自己的鸿途指日可待。而此刻如果告诉嘉庆有刺客已经混入城内，必然龙颜大怒，嘉庆必然将怒火牵扯到自己，自己又何必呢?如果真的发生，发生在内城，与自己也无关。于是最终吉伦决定严密封锁消息。
9月14日，陈爽、陈文魁等人带领第一批天理教徒潜入北京，在永定门外与前门外鲜鱼口庆隆戏园等处住下。15日晨，第二批天理教徒从直隶的固安、雄县混进北京城内。幸亏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对宫内路线也不熟悉，但即便如此也打的清廷侍卫们措手不及。
而这些本来都是可以避免发生的，但最终仍然还是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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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木刻初版《白雨斋词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数度重版的《白雨斋词话》，影响最大
陈廷焯编选《词则》手稿本影印书影
其《白雨斋词话》与王国维《人间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并列为“晚清三大词话”
陈廷焯（1853－1892），晚清著名词学评论家。原名世焜，字亦峰，又字耀先、伯与。室名白雨斋。镇江丹徒人，幼时随父陈铁峰流寓泰州。少为诗歌，宗奉杜甫，年岁三十，尤邃于词。为清光绪十四年（1888）江南乡试举人。光绪十五年（1889）应京都会试，不第而归。平素以著述、课徒为务，兼在其父署中帮办文案。又潜心医理，颇能济人。光绪十七年（1891）撰成后期常州词派的重要论著《白雨斋词话》十卷，后经其父审定成八卷，于光绪二十年（1894）由其门人许正诗、王宗炎等监刻刊行，内附《白雨斋诗钞》《白雨斋词存》。又著《词坛丛话》，编著《词则》《云韶集》《骚坛精选录》。
2013年9月，中华书局将孙克强主编的《白雨斋词话全编》三册，列入“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出版；2014年3月，凤凰出版社将彭玉平纂辑的《白雨斋词话》，列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出版；2014年6月14日的“中国文化遗产日”，陈廷焯的嫡孙代表陈氏后裔，把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词则》两部手稿本和《骚坛精选录》誊清残稿本无偿捐赠给了南京图书馆——陈氏稿本团聚南京图书馆，众媒体争相报道。故人去后一百二十余年，空前的“陈廷焯热”降临盛世。
说到陈廷焯，必然要说到泰州。陈廷焯籍贯镇江丹徒，但他长大成人直至辞世，基本上是在泰州度过的。作为著名的词学评论家，他一生的撰编之著也都完成于泰州。
为学精苦
毕生慨然尚气节
清朝咸丰三年（1853），陈廷焯出生于镇江丹徒，后随父流寓泰州。陈廷焯后人、新加坡著名历史学家王赓武据先辈回忆，陈廷焯一家时住泰州城中八字桥的乔园左近。
《丹徒县志摭馀·儒林文苑》《续丹徒县志·文苑》《续纂泰州志·人物流寓》中皆有陈廷焯简传。陈廷焯“天资颖异，博览群书，尤致力诗词，温柔敦厚，上溯《风》、《骚》，时论推服。”“性磊落，敦品行，素有抱负，尤能豪饮。尝念朝政不纲，辄中宵不寐，痛饮沉醉。”陈廷焯的亲家王夔立之兄王耕心也说，陈廷焯与人交在，表里洞然，没有萦纡的习气。
有轶事一则，可见陈廷焯“敦尚气节”之一斑：“己丑（1889年）赴礼闱试罢，归经山东途次，闻某妇哭声哀，询悉：夫浙江人，棺久停，无力归。慨然赠资，雇舟伴回。有侠客某，伺旁密侦之。嗣见廷焯公正不苟，始吐实情以谢。”
资料显示，陈廷焯平素以著述、课徒为务，此外，他还“精研歧黄，悬壶问世。”“歧（岐）黄”乃我国中医学术的代称，也就是说，陈廷焯还是一名擅长“望闻问切”的中医。京都会试不第而归后，又“在乃父署中帮办文案”，可见陈廷焯的父亲陈铁峰是当时泰州州府中的官员。
寓泰州间的清光绪十年（1884）秋，陈廷焯曾过靖江，并作《路出靖江怀亡友王竹庵》，《白雨斋词话》有记：“余友王竹庵工诗词，而未造深厚之境。余赋《秋怨》诗有云：‘鸡鸣欲曙天未曙，此夜知君在何处。红灯如雾纱如烟，凉月沉沉梦中语。’竹庵叹为幽绝，以为不厌百回读也。癸酉年与余唱和甚多，余时年二十一，竹庵长余九年。后闻其游楚粤间，援例得县丞，大吏荐擢知县，与某公不合，惝恍抑郁，年未四十下世。可哀也已。甲申秋，余过靖江，怀以诗云：‘云水空濛欲化烟，眼前风物似当年。黄芦苦竹秋萧瑟，肠断江楼暮雨天。’（竹庵著有《江楼暮雨诗钞》）”
陈廷焯平素交游甚广，曾涉足浙江、山东、广东等地，每到一处便有纪游之作。长期寓泰的陈廷焯，也为泰州留下了作品。《金缕曲·九日登岳墩感怀》云：“四壁龙蛇走，卷春潮，灵旗飒杳，风驰雨骤。旧垒荒凉馀战气，落日寒山影瘦。望峰火隔江隘口。不斩楼兰终不还，恨未能，痛饮黄龙酒。追往事，空搔首。丝丝惨结秋阴候。抚危阑，生平细数，侭多僝僽。三十男儿仍落拓，何论中年以后。况又值西风重九。破帽多情偏恋我，问何人，印佩黄金斗。中原望，悲风吼。”
从陈廷焯的作品中，可见其常怀一种忧郁之情，但在世间境遇中，他又是一位不避困苦的担当之人。王耕心在《白雨斋词话·序》中说其“父兄之劳，靡不肩任；宗族之困，莫不引为己忧……每昼营家事，夜诵方策。”
王耕心又说：“同治之季，予始识亦峰于泰州，切劘道义既久，因得附为婚姻，迄今二十余年，莫渝终始。”此处所述婚姻，当如《先考艺初（王宓文）公家传》中云：“考讳允成（王允成，王耕心之侄）府君，博雅渊懿，精岐黄……妣陈太君，为丹徒陈廷焯亦峰先生女，先生为近代词坛之健，所著《白雨斋词话》，极为士林所重。是为公外王父。”（王赓武所编其父《王宓文纪念集》）
陈廷焯为学精苦，“对经史根究义理，贯穿本原；对诗文取法乎上，标格甚高，早年作诗更是不屑于杜甫以外之人物。”（彭玉平：《白雨斋词话》导读）他平生研治诗词，同时潜心医道。其《感遇》诗云：“淮南多悲风，之子在北岑。登高望千里，平原莽荆榛。众趋贤所避，穷愁何所论。先师远垂训，忧道勿忧贫。至人贵藏辉，抱朴藏其真。”这似是陈廷焯生活与志向的自述，他又“尝言四十后当委弃辞章，力求经世性命之蕴。”
温厚沉郁
建立词学新主张
“清词素称中兴，其中词学之发达，乃是其中之关键……迄晚清之时，词学理论的门户之争渐趋消歇，而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相继而起，蔚然而成有清一代词学之璀璨结响。其中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不仅在三本词话中时序最早，而且其涉猎范围最广，篇幅最富，在以核心范畴为主，持以批评词史，总结理论方面，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都堪称是导夫先路之作。”词学家彭玉平在《白雨斋词话》导读中如是说。
词兴于唐，盛于宋，词话则盛于清。清代词论以两派为主：一为以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一是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派。浙西派尊南宋，追求清灵醇雅，字句修洁，声韵圆转。常州派宗北宋，倡比兴，主张以艺术形象反映人生现实的喜怒哀乐。
陈廷焯21岁时致力词学：“癸酉、甲戌之年，余初习倚声。”起初他是浙西词派的拥趸，其编著《云韶集》、《词坛丛话》即为浙西派鼓吹的产物。24岁时，陈廷焯与常州派词人庄棫相遇，词学大进。庄棫，字希祖，号中白，著有《蒿庵词》，是陈廷焯的姨表叔。陈廷焯有云：“自丙子年（1876）与希祖先生遇后，旧作一概付丙，所存不过己卯（1879年）后数十阙，大旨归于忠厚，不敢有背风骚之旨。过此以往，精益求精，思欲鼓吹蒿庵（庄棫），共成茗柯（张惠言）之志。”
陈廷焯因为自身忧郁气质使然，加之庄棫的启发，最终他归诸常州派门下。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实践，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杀青，“沉郁”之说悄然派生。《续修四库全书·〈白雨斋词话提要〉》云：“清初说词者，尚承明季之风，喜为河汉之言，而无益于词学。嘉、道以来，议论始精。廷焯受词学于庄棫，而接迹于常州二张（张惠言、张琦兄弟）之派也……此以沉郁之说，广二张之旨也。”
“沉郁”说一般认为发源于杜甫。杜甫在《进雕赋表》中用“沉郁顿挫”概括了自己的诗歌艺术风格，这也成了后人品评杜诗的依据。由对杜甫诗的推崇，到把杜甫的诗说移诸说词，陈廷焯建立起自己“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的词学主张。陈廷焯认为：“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薄。”
陈廷焯为此具体阐释道：“诗词一理，然亦有不尽同者。诗之高境亦在沉郁，然或以古朴胜，或以冲淡胜，或以巨丽胜，或以雄苍胜。纳沉郁于四者之中固是化境，即不尽沉郁，如五七言大篇畅所欲言者，亦别有可观。若词则舍沉郁之外，更无以为词。”“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飞卿词如‘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无限伤心，溢于言表。又‘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凄凉哀怨，真有欲言难言之苦。又‘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又‘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皆含深意。此种词，第自写性情，不必求胜人，已成绝响。后人刻意争奇，愈趋愈下。安得一二豪杰之士，与之挽回风气哉！”（《白雨斋词话·卷一》）
青年学者张晓环评论说：陈廷焯认为沉郁的艺术风格，以忧怨哀愤的心理意绪为其内部特征，而以含蓄、顿挫和比兴的格调与技法为其外在形态。前者侧重于“意”，后者侧重于“笔”，两者有机结合，浑然天成，才能构成完美的沉郁风格。《白雨斋词话》对沉郁风格的阐发，提示了以忧怨哀愤的因素为其内部构成，并说明这种风格来自诗人对社会上种种不平等现象的感受和理解，有其合理的一面；以委曲婉转的格调为其表现特点，确实道出了沉郁风格不同于其他风格的地方……因之说，陈廷焯的“沉郁”说对发展词的创作理论和批评实践是很有贡献的。
《白雨斋词话》因持论精审，成了后期常州派的重要论著。更有评语说：“《白雨斋词话》对清代的词论影响极大。此编一出，清代词论、词话顿见逊色。清末及间诸多词选家，多以陈氏之论为准绳，可见其影响之大。”上世纪三十年代，词曲大师吴梅在北京大学教授时，所著《词学通论》名动一时，而书中许多观点即采撷于《白雨斋词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的意义和价值由此也可见一斑。
英年早逝
魂系泰州归桑梓
清光绪十八年（1892）秋，陈廷焯39岁时因病在泰州去世。陈廷焯患了什么重病？去世后是否安葬于泰州呢？
从一份极为难得的海外早年剪报图片中，可见如下信息：“一八九二年光绪十八年（泰州）当地白喉流行，死者日以百计，由于接触病者，感染病毒，（陈廷焯）于是年八月十一日即第五子兆馨出世之次日猝故，葬于镇江咫近的山上。”
剪报透露的陈廷焯染病、辞世、安葬的信息，为今见陈廷焯生平之外的仅有说法。
白喉是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严重时全身呈现中毒症状。可以想见，同时身为中医的陈廷焯，是为病人看病时被感染了白喉而英年早逝。
陈廷焯被安葬在“镇江咫近的山上”，照其老家丹徒说来，陈廷焯墓应该在镇江和丹徒之间的九华山方圆内，这里有书法家米芾墓、昭明太子读书台。陈廷焯墓今安在，则不得而知。
这份剪报为繁体中文，剪报文章题为《谈陈廷焯——兼及他的〈词则〉和〈白雨斋词话〉》，根据剪报另文透露出的信息，可以判断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海外出版的报纸。
以陈廷焯的短暂一生看来，正如其弟子包荣翰所说，陈廷焯“著作林立”。而以王耕心所言其“遗书委积，多未彻编”，而且大都散佚说来，则甚为可惜了。包括更多“率意之作”以及与当时名流的大量往来书札等，亦鲜有存世。
所幸的是，由陈廷焯生前“历数十寒暑”、“稿凡五易”而成的《白雨斋词话》，在其去世两年后由他的父亲陈铁峰审定，交与既是陈廷焯门人同时又为亲家之弟的王宗炎，以及受业甥包荣翰等识者数人安排付梓。
《白雨斋词话》自1894年木刻本首版以来的一百二十几年中，该书以十多种版本持续与数代读者见面。
陈廷焯编著的《词则》，作为“稿本丛刊”之一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4年影印出版。近几年间，陈廷焯在上海和苏州的后人陈昌、陈光远将《白雨斋词话》和《词则》两书的完整稿本，报送有关部门参评，先后被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上海地区入选藏品”、“江苏省珍贵古籍名录”，直至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另陈廷焯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21岁时编著的《云韶集》手稿，早在1930年前后柳诒徵主持南京国学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时，由陈廷焯四子陈兆鼎（1890－1970）捐赠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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