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日成为抹黑新疆棉花“强迫劳动”的主力军。然而它们散布的这些谎言,却是西方按照当年自身黑历史编造出来的,人们可以从中看到美国黑奴手工采摘棉花的血泪历史,以及英国救济院中隐藏的“强迫劳动”残酷制度。
“以国家力量强迫劳动”
救济院,又称济贫院,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由英国设立的所谓“社会福利机构”。虽然救济院的中文译名听起来像是慈善机构,但实际上它的英文名称是Workhouse,直译就是“工作院”。顾名思义,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穷人可以得到施舍的地方,本质上是一种尽力剥削劳动力的管理制度的延伸。考虑到恶劣的劳动条件和微薄的报酬,以及其强制劳动的性质,或许称之为劳动营更为合适。
救济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4世纪中晚期,当时黑死病造成欧洲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力价格随之上涨。从1349年开始,英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规定劳动力不得自由迁徙,也不得随意变更自己工作的内容,所有工种都有各自工资上限,并动用军队强制执行这一系列法令。它的本质是强迫当时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不得离开自己的领主,以维护封建领主利益。这些法令打开了英国以国家力量强行管理劳动力的先例。
救济院制度的雏形出现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无数农民四处流浪,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当时执政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于1601年颁布《救贫法》,建立“救贫院”,对于有劳动能力者,给予亚麻、羊毛、生丝等原料,强制他们在“救贫院”中工作。这项法令明确规定:在“救贫院”中工作的劳动者,获得的报酬不得高于“救贫院”外的普通劳动者。这成为后世济贫制度的核心思想。
伊丽莎白一世的《救贫法》颁布200年后,英国迎来工业革命。机器的大规模使用,使无数农民和手工业者失去工作,社会再一次面临冲击。为缓解矛盾,1795年英国政府颁布法令,以面包价格为基准,规定最低生活补助制度。但这一制度遭到资本家及其代言人的猛烈抨击,认为是在“养懒汉”。
更重要的一点是,此时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工厂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微的工资待遇,导致许多工人连35岁也活不过。失地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宁可流浪乞讨,也不愿进入工厂工作。
在经济、社会和劳动力“短缺”等多方面压力下,维多利亚女王于1834年颁布“新济贫法”,1795年的最低生活补助制度也随之废止。在“新济贫法”中,救济院正式成为济贫制度的核心。按法令规定,救济院之外的人员救济全部终止,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进行劳动,违者将受到严厉惩罚。
“穷人的监狱”什么样
根据“新济贫法”成立的救济院,不久就被称为“穷人的监狱”。这不仅是因为它的管理制度极为严酷,而且建筑格局也与真正的监狱相去不远。这些新建立的救济院被厚厚的高墙包围,院内是长方形的广场,广场中央是交叉的四栋作为居所的三层楼房。这四栋楼房刚好把院子分割成四个互相隔断的区域。人们根据自身的性别、年龄和劳动能力等7个标准被安排到不同的区域居住。进入救济院后,私有财产将被没收,个人的政治权利也被剥夺。如果一家人都进入救济院,父母、子女、夫妻都要被分开,并且不能再见面,甚至连哺乳期的婴儿也只有在哺乳时才能与母亲相见。
住进院内的人们每天只能在自己居住区域所属的广场中工作和生活,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砸石子、剥线和制作绳子等。他们获得的报酬与1601年《救贫法》一脉相承甚至更为恶劣。人们所得的食物几乎无法糊口,而且完不成工作定额,就不能得到规定的食物,有时甚至会受到体罚。当然,英国官方的说法是,这正体现了救济院的目的:既收容了流民,防止社会动荡,又将流民逼入工厂。因为工厂待遇虽然恶劣,好歹比救济院的生活好得多。从这个意义来讲,将流民逼入工厂可以说是救济院的主要目的。
正因如此,救济院的负责者们在实际操作中,把院内原本就低微的生活待遇一压再压。其中最著名的丑闻是发生于1845年的安多弗事件。安多弗镇救济院院长麦克道格不仅克扣院中贫民食物,还骚扰院中的女性贫民。当时将骨头砸碎做成肥料也是许多救济院的重要工作内容,安多弗救济院也不例外。麦克道格强令院中贫民完成极大的工作量,完不成者就会被扣除本就不多的食物或是会被鞭打。贫民因此饥肠辘辘,啃食骨头上的腐肉成为常见现象,甚至人们还为争夺这些腐肉大打出手。这桩丑闻曝光后,虽然英国舆论大哗,但最后的处理结果居然只是取消救济院中砸骨头这项劳作。
当时的文学作品也对救济院的生活进行揭露,最著名的就是狄更斯的名著《雾都孤儿》。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雾都孤儿》的主角奥利弗生活在孤儿院里,但确切地说,奥利弗成长的地方就是救济院。著名的“奥利弗要添饭”场景正是救济院中生活的真实反映。
狄更斯之所以能写出如此真实的情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家曾距离伦敦的克利夫兰街救济院不远。据考证,小说中奥利弗生活的救济院中的各种制度,与克利夫兰街救济院极为相似。这家救济院只在周日、周二和周四提供一份面包,周一、周三、周五则以汤为食,周六既没有面包也没有汤,只有一小块奶酪。这样的饮食对于10岁的男孩来说完全不够,无怪乎院中的男孩们会冒死提出添饭的请求。
引发抵制运动
由于救济院制度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英国各地陆续掀起反“济贫法”运动,抵制建立救济院。英国政府虽然没有停止这一制度的实施,也不得不采取措施改善救济院中的生活条件。
从19世纪后期开始,英国救济院开始一系列改革,包括将院中的医疗所分离出来,成立公立医院,向国民开放。儿童也不再由救济院收容,改由其他机构进行收容。随着19世纪中后期英国国力达到顶峰,救济院内的待遇也逐步好转,反对救济院的浪潮逐渐平息。
20世纪初,随着贫困救助机构逐渐细分化,笼统的救济院开始解体。1929年,英国颁布了地方自治法,宣布自1930年4月1日开始,废止国立的救济院,现有的救济院改名为生活保障设施,转归地方政府所有。1948年,英国政府颁布《国民救助法》,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救济院正式废除。绝大多数救济院的建筑被改为养老院存在至今。
黄骅血案发生在抗日战争最惨酷的一九四三年。望子岛是位于海兴沿海一个方圆不足3公里的小岛,但当时它却是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机关和115师教导六旅旅部所在地。
1943年6月中旬,冀鲁边区党委在望子岛召开会议,商讨如何发起夏季攻势。会议由冀鲁边区党委书记、冀鲁边军区政委王卓如主持,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副司令员黄骅及区党委的成员全部参加。
会议最后决定,军区司令部负责筹备召开一个侦察会议,以配合我军即将发起的夏季攻势。
为保证安全开好侦察会议,区党委还决定:1、会议规模一定要小,参加人员要精;2、为不暴露目标,开会地点既不要在军区司令部驻地的望子岛,也不要在区党委机关驻地的邢王文村(现属海兴县),而应选一个离党委和军区不远的普通小村,具体事项由邢仁甫和黄骅去定。
邢仁甫却借故一再推辞,最后改由黄骅和参谋处主任陆成道筹备召开军区侦察会议。黄骅根据区党委的意见,把会议地点选在离区党委不远的大赵村(现属黄骅市),会议时间定在6月30日。
6月30日傍晚,天正下着小雨。在大赵村东南角的一个大院的东腰房开会。
参会者有9人,有的盘腿坐在炕上,有的坐在地下,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小圈。
会议的主持者、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坐在正对着屋门的板凳上。
6点20分左右,三分区司令部参谋迟林兆开始汇报情况,由于阴天下雨,屋子里显得有些昏暗。黄骅放下手中的笔记本,朝门外喊道:“小李子!”
“有!”黄骅的警卫员小李子应声进屋,问:“副司令员有什么事?”
“天快黑了,你去隔壁房东家,借盏油灯来。”
“是!”小李子掩上门走了。
黄骅朝迟林兆点了点头说:“你接着说吧。”
大约过了七八分钟,门“呀”的一声被推开了,随着一声“报告!”走进一个人来。
大家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周云峰。他给副司令员黄骅敬了一个礼,站在门边问道:“邢司令员岛上有信来吗?”
“有,上午刚送来的,他说你没有去山东学习,要回来。”黄骅说。
“是呀,我刚到狼坨子就病倒了,一直躺在炕上,等病好了学习期也过了。邢司令员说让我回来工作。”
“那好吧,我们这里正在开会,你先去管理股休息,回头我再找你。”
“行,我这就去,”周云峰嘴里答应着,可并没挪脚,同屋里几个熟人打起招呼来、
黄骅见周云峰扯个没完,打断他,说:“好了,好了,你快去休息吧!”
“就走,就走,”周云峰收住话头,往门外看了看,当他看到门边晃动的黑影时,突然提高嗓门说:“这天也真是……”。
随着他的话音,门边突然闪出几个穿蓑衣的人。黄骅已感觉情况有异,正要掏枪,但已经来不及,四、五支短枪向屋内猛射。
与会人员来不及反抗都被打倒在血泊之中。
为首的匪徒见阴谋得逞,得意地狂笑着,走过去踢了黄骅尸体一脚,挥舞着手枪说:“走。”
这伙匪徒拥挤着从东腰房走进院子,正遇上10多分钟前被黄骅派去找煤油灯的警卫员小李子和范为民。他们听到枪声,急忙往回赶,在大门口与匪徒发生了枪战。
范为民扔出一颗日本造手榴弹,当场炸死一名匪徒,其余的见势不妙,冲出大院,边打边向村外跑去。
警卫战士顾不得追捕逃犯,赶快跑进东腰房,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幅悲壮的惨景。
黄骅副司令员前额被打穿,倒在血泊之中已经停止了呼吸。但他的右手还紧紧攥着插在腰间的手枪柄。同时遇难的,还有精明强干的军区参谋处长陆成道、司令部侦察股副股长崔光华、政治部锄奸科科长陈彪、一分区司令部作战参谋董兴根。
这时,司令部机关干部和警卫连也闻讯赶来,身负重伤的军区司令部作战股股长池田、侦通站站长齐耀亭、二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刘金才、三分区司令部侦察参谋迟林兆用断断续续的声音喃喃着:“快!快抓冯冠奎!”
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几十秒钟,警卫连立即出动两个排向匪徒逃窜的方向追击。
由于天已擦黑,又在下雨,匪徒们钻进青纱帐,未能抓获。只是从搜寻时发现的滴滴血迹判断,有的凶手被机枪打伤。
当时,由于形势非常紧迫,未能为烈士们召开追悼会,也没有举行其它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只有黄骅烈士的妻子顾兰青到场。她从大赵村护送烈士的遗体到小山,临葬前把仅有的一条毛毯盖到黄骅烈士的遗体上。黄骅、陆成道、陈云彪三位烈士就这样静静地被安葬在小山下。其他四位烈士遗体由曹庄子村(现属海兴县)党支部负责抢运出大赵村并安葬在曹庄子村旁。
1953年,黄骅烈士遗骨搬迁至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重新安葬。2014年,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距离黄骅市区东南40华里的羊二庄回族镇大赵村
临时行政委员会和军区发出通缉令,旅长兼司令员邢仁甫指示:一定要尽快捉拿凶手当晚,军区政治部主任刘贤权、新青县委书记叶尚志闻讯最先赶回大赵村,紧接着,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宣传部长李启华也陆续从各地赶回来。他们一面指挥处理后事、抢救伤员,调整部署,防止敌人利用我们内乱搞突然袭击,一面向一一五师师部发出急电。
一一五师领导罗荣桓、黎玉、肖华等接到边区党委的电报,十分震惊。
两年前,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皖南事变后,历尽千辛万苦突出重重包围,却被军部副官、叛徒刘厚总刺死。而黄骅、陆成道的遇难,是抗战以来我军高级领导遭内奸行刺的第二起严重事件。这一惨案引起了、八路军总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的高度重视。
根据中央和总部的电报指示精神,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罗荣桓、黎玉、肖华联名给冀鲁边区党委和军区发出回电,告诉他们。不要把这一事件看成一般的,要组织力量,尽快破案。
探路的内奸周云峰很快就被捕,他供认了受冯冠奎指使探路的事实。
但是,直接制造惨案的罪魁冯冠奎却杏无踪迹。于是,边区领导向全区发出了通辑令:
冯逆冠奎于6月30日晚7时许率]0余人叛变,刺死我边区领导人黄骅、陆成道等同志,凶残万状……边区军民,无论男女老幼、皆应协力同心、缉拿凶手归案法办。
签署人是教导六旅旅长、军区司令员邢仁甫,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以及边区党政军领导周贯五、刘贤权、张永逊、张耀增、王边芳等7人。
许多人看到,司令员邢仁甫得知黄骅遇难的噩耗,悲痛万分,对冯冠奎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并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尽快捉拿凶手归案,为烈士报仇。
但是,军区机关和熟悉情况的一些同志却在冷眼观察着司令员邢仁甫。
在冀鲁边,谁都知道冯冠奎的老底,鼻孔朝天,荒草似的胡子,一张血盆大口,两只眼睛射着凶光,活象一头从笼子里跑出来的饿狼,他原先是杀人越货的土匪,后来实在混不下去,跑到新青县冯家堡投奔我们的海上特务团。
当时,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收留这样的人,但是,教导六旅旅长、军区司令员邢仁甫说:“抗战不分先后嘛!要允许别人进步。”不仅把他收留下来,不久还提拔他当了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队长。他曾屡犯军纪,但都被邢仁甫保了下来。可以说,冯冠奎是邢仁甫最宠信的干部,最得力的臂膀。
在一一五师师部,罗荣桓、肖华等领导同志也在反复思考着这个问题,很明显,这是一个策划得相当周密的阴谋,不是冯冠奎这样的人所能想出来的。
那么,这背后的人是谁呢?来军区参加山东分局5年工作总结会议的冀鲁边军区政委周贯五曾经汇报过的一个情况,又在罗荣桓、肖华同志脑海中浮现出来。
那是3月,周贯五来师部汇报冀鲁边区的情况。在谈到军区司令员邢仁甫结党营私,培植个人势力、消极避战等情况时,说了这样一件事——
在周贯五前来师部的头天晚上,黄骅去看他,黄骅的脸上显得忧心忡仲,一个劲地抽着旱烟,似乎有许多心事。周贯五感到奇怪,前两年边区的形势那么恶劣,他都一“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性格,现在难关已经过去了,形势正在好转,他为什么反倒更忧愁呢?
过了很久,黄骅轻轻咳了两声,望着周贯五缓缓地说:“我不知怎的,总担心我们的个别同志……唉!”
周贯五一听,就知道他说的“个别同志”是指邢仁甫,连忙问道:“怎么,邢仁甫最近又搞什么名堂了?”
黄骅摇了摇头说:“这倒没有听说,他再对我个人搞些什么,我都不在乎,我担心的是他总有一天要走上邪路,给我们部队造成损失。”
两人沉默了很久,直到月牙儿已经爬到房顶,周贯五对黄骅说:“这样吧,你把这些情况向卓如同志谈一下,我到了师部也尽快向上面汇报。”
想到周贯五汇报的这一情况,想到邢仁甫对师部调他去延安学习的安排百般推脱,一拖再拖,迟迟不肯动身的事实,几位师首长都为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而感到内疚和不安。
7月8日,罗荣桓、黎玉、肖华发出《训令》,训令中说:
6月30日晚,被收编之伪军冯冠奎带数人窜入会场。开枪刺杀我军区副司令员黄骅、参谋处长陆成道等同志,全军必须接受这一事件的严重教训。
一、我们的少数干部对土匪流氓的两重性认识不足,对土匪的政策运用上犯了原则的错误;二、对敌后斗争的尖锐性及敌人特务活动的严重性认识不够;
三、机关保卫工作表现松懈,给敌人及内奸分子以空隙。
训令要求:
一、必须使全体指战员认识敌特、国特对我破坏的严重性;
二、加强机关保卫工作;
三、对现已改简之土匪部队应进行政治上艰苦的改造工作,不允许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四、对一般的伪军土匪成份,在目前不应求其反正,要使他们长期理伏。
7月上旬,师部接连给边区党委发出电报,要求厂泛深入发动群众,抽调得力人员组织侦破,捕获凶手,务必弄清事件真相。
一一五五师首长收到一份急电,司令员邢仁甫拉人叛变十几天过去了,凶手冯冠奎既未抓到,又没有投敌消息,案件的侦破没有新的进展。这更说明了冯冠奎背后隐藏着一只巨大的黑手,说明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案。
分局和师部的领导急切地盼望着来自冀鲁边区电台的消息。
突然,与冀鲁边区相邻的清河军区电台发来急电。师部机要科的译电员刚刚译出两行,不禁大吃一惊,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对几个关键性的字码重新进行了核对,没错!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很快译出了这份急电,一溜小跑送到了师首长手中。
电报是以教导六旅独立团团长冯鼎平、政治委员姚昌洲两人名义打来的,报告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
军区司令员邢仁甫派人给独立团团长冯鼎平送信,叫他到望子岛议事。
冯鼎平去后,邢仁甫和他老婆宋魁玲又倒茶,又递烟,显得格外亲热,尔后对冯鼎平说:“黄骅、王卓如、李启华他们排挤咱们当地干部,你回去后把独立团拉到岛上来,准备和我一块走,有我带着,日本人和老蒋都不会亏待咱们的。”
冯鼎平为难地说:“哎哟,你不知道,独立团那么好拉?姚昌洲、贾乾瑞、辛易之、潘大可、刘虎臣……要他们反过来,我可指挥不动。”
邢仁甫给他出点子说:“咱们部队都是农民出身,地方观念很重,你去试试看,就说师部要调咱们南下集训,大家如果起哄,就趁机把部队拉过来,干部中有人顶牛,先崩了再说!”
冯鼎平没办法,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回到垦区。他支开政委姚昌洲、副团长贾乾瑞、政治处主任辛易之、党总支书记潘大可等同志,把3个直接带兵的营长、教导员王之斌、刘仁桂、刘虎臣私下叫去开会。
他把邢仁甫的话学说了一遍,然后,吞吞吐吐地说:“邢司令要我们把部队拉到岛上自卫,你们看——————”
话还没说完,二营营长刘虎臣呼地站了起来,手按着枪把说:“这不是要叛变吗?”
冯鼎平一听,脸刷的红了,两眼直发愣。
刘虎臣紧接着说:“冯团长,你太糊涂了,我们怎么能背叛革命背叛党呢?”
冯鼎平结结巴巴地说:“那我怎么办呢?眼下,要么跟着他跑。要么开小差溜掉,否则只好去投案自首。你们说,我该怎么办好呢?”
刘仁桂、王之斌说:“当然,自首好。”
冯鼎平说:“那好吧,我去自首。”
这时候,贾乾瑞、辛易之、潘大可3个同志进来了,原来他们听说冯鼎平悄悄找几个营里领导开会。觉得事有蹊跷,便约定一起去探探风声。
事已如此,冯鼎平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都说了出来,并问大家:“邢仁甫要我明天再去望子岛,商量接部队的事,你们看我去还是不去。”
经过研究,大家认为还是去,暂时不要惊动邢仁甫,如能了解到详细情况更好。
这个意见,得到了刚刚回到团部的政治委员姚昌洲的赞同。考虑到冀鲁边区电台都用统一的密码,一旦对外联络,势必要惊动邢仁甫控制的军区电台,为了防止泄密,姚昌洲决定亲自到邻近的清河军区,通过他们的电台,直接向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汇报这一情况。
当晚,他来到清河军区,找到了清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其人,并顺利地向一一五师发出了电报。
情况来得突然,但又在预料之中,罗荣桓、黎玉、肖华等领导同志当机立断,电令清河军区刘其人同志立即携带一部电台赶赴独立团驻地,协助独立团和冀鲁边区党委处理好这一突然事件,并沟通独立团、冀鲁边党委与一一五师师部的联系。
根据师领导命令,刘其人同志率领一支小分队和电台迅速赶往独立团驻地,半路上,遇到准备再到清河军区向师部汇报情况的冯鼎平。
原来,这一天早晨,冯鼎平按团党委决议,乘船到望子岛向邢仁甫表“忠心”。当邢仁甫听说大家都很愿望跟他走,高兴得不得了,叫独立团做好准备,等和日本人联系好就拉到无棣去,到时候日本人会派船来接。并得意忘形地告诉冯鼎平,黄骅是他派冯冠奎的,
现在冯冠奎已被他接到望子岛上,边区党委和军区有天大本事也找不到这来。
电台就地架起来了,随着“滴滴嗒嗒”的声音,这一十万火急的情报传到了师部,又把师首长的指示传到了刘其人的手中。
在独立团驻地,刘其人代表分局和师部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首先由冯鼎平介绍了邢仁甫密谋投敌和杀害黄骅的内幕。刘其人作了四条指示:
第一、要保密,不能让叛徒们有所察觉;
第二、把张河的两条船沉掉作河障。并派部队把守,以防敌人里应外合;
第三、电台照常与岛上联系;
第四、迅速对部队进行革命气节、军队纪律教育,增强执行党的指示、师首长指示的自觉性。并根据冯鼎平的请求,暂时免去了他的团长职务,但仍然由他负责与邢仁甫的联系。
一只小船从垦区悄悄启程,乘船人是一位精心挑选的女性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但是,直到此时,冀鲁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同志还不知道邢仁甫投敌叛变的消息和师首长的指示精神,电话没有,电台不能用,唯一的办法是派人去送信。可是,派谁去通报情况呢?
这是十分危险的任务,送信者不但要穿过邢仁甫死党控制的区域,而且还要通过日伪的重要封锁线。
这又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使命,它关系到能否彻底粉碎邢仁甫投敌叛变的阴谋,关系到冀鲁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机关的安全,关系到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这个情况又是那样的令人震惊,所以送情报的人必须能得到边区党委主要领导的绝对信任。
终于,决定了!有一个人,可以信赖!
船在茫茫夜色中行进,一位奉命送信通报情况的女干部睁着大眼睛,随时准备应付不测,并不时催促船夫加快速度。她叫朱凝,是冀鲁边区党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当时正在垦区养病,是一位忠于党、忠于革命、立场坚定、久经考验的优秀干部。
当然,之所以选拔她挑这副重担子,还因为她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她是冀鲁边区党委书记王卓如的爱人。
小船沿着海边经过沾化、无棣等县。穿过层层封锁线,终于安全抵达边区党委和行署所在地——邢家王文村。
当朱凝出现在眼前时,王卓如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妻子竟肩负这样一个重要的使命。
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张耀增、张永逊等领导同志听取了朱凝传递的情报和师领导的指示。
在这之前,保卫部门也了解到,冯冠奎在行凶之后逃到了海边,到处骂娘说:“邢司令叫我杀死黄骅,说事成之后给我银子,给我官做,老子挨了一枪,他也不管了……”闹得冯家堡一带人人皆知。这事传到岛上以后,邢仁甫马上把冯冠奎接走了,据说在岛上很受优待。边区党委、行署和军区的领导对邢仁甫十分怀疑,但还没有抓到确凿的证据,所以,正组织人员继续调查。
几方面情况汇合,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惨案的幕后操纵者不是别人,正是军区司令员邢仁甫。
一个旧军官拒绝思想改造,在冀鲁边军区内部结成了一个帮派集团邢仁甫,盐山县人,曾在军队马鸿逵部当过副官、参谋。1929年春天加入中国,1933年脱离军队,在平津一带做党的工作,人有一定的军事素养,活动能力也比较强,但这个人品质不好。入党后,他的旧思想并没得到很好改造,他在平津一带结交的大都是当地的土豪劣绅、青帮头子、惯匪,为此,受到党组织的批评。
“七七”事变爆发后,津南党组织在盐山县旧县镇召开会议,决定立即着手组织抗日武装。
7月15日,正式宣布成立“华北民众抗敌救国总会”和“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从建立抗日救国、团结对敌的统一战线大局出发,救国总会的会长是周砚秋,军事委员长就是邢仁甫。
1948年7月,冯国瑞和曾国华支队、孙继先支队到达乐陵,与三十一支队(救)会师。为加强边区统一领导,7月8日,在乐陵成立了冀鲁边区军政委员会,马国瑞任书记.曾国华、孙继先、李启华、李宽和、潘寿才、杨靖远、邢仁甫为委员。
根据徐向前的指示,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以乐陵为中心,向北发展建立津南;然后向南发展,建立黄河以北的鲁北根据地。所以,由马国瑞、李宽和主持,在乐陵召开了三十一支队及各部队负责人会议,决定取消“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番号,改编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后改为平津支队)。
就在这时,邢仁甫开始暴露了他的“山头主义”。他借口部队中有一部分人成份不纯,须待工作成熟后再说,拖延整编。由于绝大多数同志都坚决拥护这一决定,邢仁甫不得已又提出留一部分人仍用原来的番号,由王昭明统率,以照顾与的关系。结果,没多长时间,他的这个“第二武装”就投敌了。
说公道话,邢仁甫也曾领导部队打了一些胜仗,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山大王”思想却使他不能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他在平津支队站稳了脚,就采取种种卑劣手法压制和排挤员。与此同时,又把很多地痞流氓、旧军官拉入部队,委以重任,不久,就在平津支队形成了一个帮派集团,特别是在肖华、符竹庭率领挺进纵队主力南下,杨靖远、马振华同志相继牺牲以后,他认为权力在手,便可以无法无天了。于是在部队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已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看中了宣传队的女队员宋魁玲,经常约宋魁玲到他的住处陪他玩乐,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将宋魁玲公开纳为主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对于邢仁甫的问题,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的领导有所察觉。1941年1月,冀鲁边区的部队扩编为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兼冀鲁边军区,任命邢仁甫为旅长兼司令员。但实际上,此时,邢仁甫尚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周贯五同志以政委身份兼旅长和司令员,1941年6月,又调黄骅同志任教导六旅副旅长兼军区副司令员。
黄骅对邢仁甫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邢仁甫专权投敌的障碍,邢仁甫决心杀害黄骅作为投敌的见面礼
黄骅原名黄金山,1911年2月2日出生在湖南省阳新县良上村一个雇农家庭。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当过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参谋长、总支书记等职。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黄骅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深造。结业后,留任红军大学干部二团政委,和皮定钧团长合作共事。抗战爆发后,组织上调他到晋西南任游击支队支队长、晋西南边区党委军事部长,同时兼任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副支队长。晋西支队当时负责联系和指导当地决死队的工作。为便于做决死队的工作,他改名为黄骅。1940年4月,他被调任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兼
三分区司令员。
他一到冀鲁边,就显示了他的勇敢精神和指挥才能,在张大庄突围战中,掩护突围的机枪发生了故障,黄骅随手拔出20响匣子枪,弹无虚发,打得故人抱头鼠窜。在他的指挥和掩护下,我军胜利突出重围,特别是在齐庄、杨庄伏击战中,他指挥十六团和新海县大队,消灭日军70余人.伪军400余人,俘虏伪军11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6挺,小炮4门],步枪500支,手枪30余支,子弹和军需物资不计其数。这一仗极大地威慑了敌人,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黄骅
在多次的战斗中,教导六旅的干部战士了解了自己的副司令,爱戴自己的副司令,加上他艰苦朴索,严于律已,平易近人,学识渊博,所以,很快成为教导六旅最有威信的干部。
1942年4月,由于邢仁甫本人的一再要求,师首长考虑到冀鲁边区本地干部较少,从大局出发,同意他回来任教导六旅涂长兼军区司令员。
邢仁甫回到边区的第一件事,就是重建他以前经营的那个宗派集团、此时的邢仁甫对抗战胜利已经失去了信心。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美、英对日宣战。这本来是日寇走向灭亡之前的猖狂一跳,而邢仁甫却认为,、八路军不行了,国际反法西期同盟不行了,迟早要投降日本人,共同对付,他积极要求回冀鲁边区,就是为了在万一抗日失败的时候,手里抓一支部队投降日寇、靠老蒋都有点资本。
邢仁甫回边区才两个月,就赶上日寇对冀鲁边区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扫荡”。这次“扫荡”由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坐阵德州指挥,日寇出动两个旅团及伪军共两万多人,从德州、连镇、泊镇等铁路沿线据点出发,以多路奔袭的战术,对我东光、宁津、南皮、庆云一带实行“拉网包围”,所到之处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
一分区的党、政、军机关和原冀中三地委书记翟晋阶率领的冀中参观团被敌人包围在东光县四柳村一带,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杜子孚、专员石景芳、地委组织部长邸玉栋、边区文救会主任吕器、翟晋阶、当地开明土绅杨万和、兰桔波,以及其他干部战士300多人全部壮烈牺牲。
邢仁甫被这次大“扫荡”吓破了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要选择最佳”时机投敌,就必须首先保全好自己的性命=。为此,他不顾黄骅、王卓如、周贯五等同志的一再劝阻和批评,用一个冬春时间,在新青县的一个荒岛——望子岛上修建了所谓“后方基地”,并运去大批食物,带着老婆、亲信和警卫部队躲进了“安乐窝”。
签于这种情况,1943年初,山东分局和师部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党校学习,并计划由黄骅接任旅长和司令员。但邢仁甫拒不执行组织决定,赖着不走。同时,加快了投敌叛变的准备步伐。第一步就是杀害冀鲁边区战将黄骅同志。按邢仁甫的算盘,杀掉黄骅可以说是一石击三鸟:第一、投降日本人有了见面礼;第二、便于自己控制和拖走部队;第三、边区没有军事干部,便可以拖延和阻止师部调他受训的决定。
在大赵村凶杀之前,邢仁甫曾三次组织对黄骅的,都没有得手。
黄骅对于邢仁甫组织的虽不知情,但已闻出邢仁甫味道不正。他寄希望于周贯五政委向师首长反映情况后能很快采取措施,而山东分局和师部的颂导对此预料不足,调离邢仁甫的决心不大,一拖再拖:黄骅对自身的安全也未引起足够警惕,这就给了叛徒们以可乘之机。
部队包围了邢仁甫的驻地,但是内奸鸣枪报警,邢仁甫逃跑了在查清邢仁甫的罪行之后,边区党委在王卓如主持下开会,大家根据朱凝传达的师领导关于“不要操之过急,尽可能避免刀戈相见,否则斗争公开,容易被敌人利用、引起混乱,妨碍大局”的指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开会为由把邢仁甫调出望子岛,实行拘捕。
这时,邢仁甫还打着他的如意算盘,准备再多拉拢和蒙骗一些干部和部队投敌,以增加资本,所以,接到区党委开会的通知以后,就乘船离开了望子岛,但是,他没有直接去邢家王文村,而是住在了10里以外的毕家王文村。
狐狸已经出洞,怎么办?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和特务团副政委赵德修、新海县委书记叶尚志、县长刘冠英、回民支队副政委刘济民等经过紧急磋商后决定,由赵德修和刘济民带两个连,悄悄将毕家王文村包围起来,在逮捕邢仁甫时,尽可能避免动刀动枪。
两连经过紧急动员,于黄昏出发,逼近毕家王文村时,天已经接近拂晓。部队在晨雾的掩护下,向村子包抄过去,不料,就在这时,隐藏在特务团的内奸、4连连长王爱芝突然“叭!叭!叭!”朝天连开3枪。部队跑步散开,包围毕家王文村。
邢仁甫一听到枪声,连衣服也没穿,光着脚就跑出了村庄,一头钻进高粱地,拼命向海边跑。在一个交叉路口,正碰上军区一侦察员骑驴回村,邢仁甫欺骗说:“快下来!有情况!”
侦察员不知邢仁甫叛变,跳下毛驴,对邢仁甫说:“你骑驴快走,我来掩护”。
当侦察员知道邢仁甫叛变逃跑的真相时,后悔莫及,但为时已晚。
邢仁甫就这样侥幸逃脱了追捕,但是,却留下了许多来不及带走的文件,其中有他写给沧州日酋谷川的一封信的底稿。他在信中向谷川详细介绍了新青县的战略地位,我军在该县的兵力,以及边区领导机关在该县的常驻地点。建议谷川予以充分重视,尽快解决新青县的和八路军。
边区党委向全区宣布事情真相,邢仁甫众叛亲离,成了“光杆司令”斗争已经公开了。区党委紧急商议后认为,当务之急是赶快把邢仁甫叛变的真相通告全区党组织和部队,防止邢仁甫混水摸鱼,拉走部队。
7月17日,边区党委决定:一、向全区宣布邢仁甫的罪行,号召全区军民同邢仁甫作斗争;二、撤销邢仁甫的一切职务,通缉捉拿;三、由刘贤权代理军区司令员,张耀增代理行政委员会主任。
由边区战时行政委员会发出的《告全区》,揭露了邢仁甫的真面目:
黄骅、陆成道同志于6月30日被叛徒冯冠奎刺死……。事实真相是由已经叛变仍隐蔽在抗日阵营之中邢仁甫所指使。……邢贼此等行为确系叛变国家、民族,故决定除将邢仁甫所兼各职撤销外,并通令各级政府、军队、团体机关及边区人民,将邢贼捉拿归案,依法惩办。
同时,边区党委决定由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刘应扬抢在邢仁甫行动之前赶到海边冯家堡一带,把驻在那里的部队带回来。并通知全区党组织和部队,没有王卓如签署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调动部队和财物。
刘应扬接受任务后,带着王卓如给几个连队干部的亲笔信,连夜出发,驻冯家堡的一个连和驻沙头的特务营两个排接到命令,跟着刘应扬回到邢家王文村。
邢仁甫经呈子河逃回望子岛以后,严密封锁消息,不让岛上的机关、部队获知他叛变的真相,同时,派人到处散发《告全区群众书》,造谣说:托匪王卓如、李启华、刘贤权等南蛮子杀害黄骅后,又要杀害我……
在到处散发《告全区群众书》的同时,邢仁甫给各地、县干部都写了信,四处策反,煽动部队和群众起来骚乱,并阴谋建立所谓“肃托支队”。
许多同志在接到邢仁甫的煽动信以后,都立即把信交给了党组织,揭发了邢仁甫的阴谋。
7月20日,邢仁甫的亲信、原军区政治部科科长孙长江写了《向区党委的声明》,反戈一击,揭露邢仁甫从谋害黄骅同志到投敌叛变的全部经过情况,还把邢仁甫先后给他的几封亲笔信都交了出来,邢仁甫在最后一封信上写道:“事已如此,宜派人王卓如、李启华,就可挽回危局……想法把部队拉出来.”
区党委一边向各级党组织和部队公布这些材料、证据,一边发出《为邢仁甫叛变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全区党员积极投入反叛斗争。
至此,除了望子岛上人员还被蒙在鼓里,全区党政军各级机关、部队、群众团体以及人民群众都已经识破了邢仁甫的真实面目。
为了进一步加强冀鲁边区的领导,消除邢仁甫叛变带来的影响,山东分局和师部研究决定,改变原来调周贯五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决定,让周贯五立即赶回冀鲁边区。
这天晚上,罗荣桓、肖华召见了周贯五,向他宣布了分局和师部的决定。罗荣桓满怀感情地说:“边区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全知道了,在这场斗争中,事实证明,边区的部队和人民是经得起考验的。但是,现在边区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你要抓紧准备,尽快赶回去,把这场特殊的斗争搞好,使根据地更加巩固、发展和壮大!”
肖华又具体指示,要派人到望子岛,把邢仁甫叛变投敌的真相告诉大家;要尽量争取文斗,防止矛盾扩大,被敌人利用。
根据区党委和军区的决定,海上特务团政委傅炳翰以“送给养”为名,亲自到望子岛上去做工作。傅炳翰曾是“华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秘书长,在冀鲁边区干部、战土中有很高的威信。
傅炳翰一上岸,就被邢仁甫的亲信杨铮候、陈二虎、潘特、冯冠奎等人软禁,审问他来岛的目的。
傅炳翰说:“周政委回来了,他要我带个信给大家,请大家回去,以前的事可以既往不咎。”
杨铮候说:“这话信不得!”
陈二虎也在一旁跟着附和,冯冠奎自知罪恶深重,把头摇得拨郎鼓似的,连声嚷嚷:“不信!不信!就是不信!我可不上当!”
傅炳翰看这几个家伙都是花岗岩脑袋,就转了一个话题问:“邢司令怎么不在,我找他有事。”
杨铮候抢先说:“邢司令有病,去海堡休养啦!”
傅炳翰见他老向其他人使眼色,知道里边有文章,等到只剩下陈二虎这个炮筒子的时候,就悄悄向他打听。原来,邢仁甫开始跟日本人谈判投降条件时,吹嘘自己有四千人枪,可是闹来闹去,除了望子岛上这百十来人,别的部队都拉不动,鬼子又坚持要派人来先点验人数,再委以官衔,发放军饷,邢仁甫觉得鬼子信不过他,又决定投靠。
他老婆有个干妈叫韩重仪,是天津救济院院长,与特务系统有联系,邢仁甫就和宋魁玲去了天津。
傅炳翰听说邢仁甫不在岛上,决心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先把部队拉下岛,但是,杨铮候等人每天一步不离地监视着他,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
终于,在一次解手的时候,他瞅空子和特务团文化教员李相轩说:“邢仁甫叛变了,你快叫大家下岛。”
李相轩马上把话传给其它人,不到一天,岛上的人就少了三分之一。
正在这时,邢仁甫突然回来了。他在天津等着和特务联系,一直没有结果,又怕岛上出事,急忙赶了回来,一看岛上已不足百人,气得七窍生烟,下令把傅炳翰干掉。谁知一找,傅炳翰也逃跑了。
邢仁甫此时已六神无主,他唯一的希望是韩重仪快与特务组织打通关系。
消息终于来了,他的亲信周保成和两个特务到洛阳同第一战区挂上了钩,但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和他的参谋长都不太相信,对周保成说:“这样大的干部叛变是极少见的,如果是真的,你叫他自己来。”没办法,邢仁甫只好亲自到洛阳去,表示自己叛变革命的决心。
了解到以上情况,周贯五、王卓如决定,再派大赵村惨案中的幸存者齐耀亭去望子岛做工作。
齐耀亭划着小舢板,刚一上小岛,就被岛上的部队围住了。齐耀亭一眼看见冯冠奎也挤在人群之中,灵机一动,立刻大声说:“啊,冯大哥!你可是好枪法呀,打死了黄骅、陆成道不说,还给了兄弟这么一家伙,我可躺了几个月的炕啦!”说着扒开胸前的衣服,露出块很大的伤疤。
冯冠奎不知是计,脱口而出:“这不怪我,是邢司令叫我干的,你受伤也是活该!”旁边的杨铮候想要制止,已经来不及了。
冯冠奎不打自招、使蒙在鼓里和不相信李相轩传话的干部战士彻底醒悟过来,岛上的人马上分成两方,一方是邢仁甫的死党,一方是醒悟过来的干部战士,双方荷枪实弹,气氛十分紧张。
齐耀亭看到除了邢仁甫的死党,剩下的干部战士已全部争取过来,连电台的同志也和邢仁甫决裂了。想到临行前,周政委和王卓如同志要自己设法把受蒙骗的干部战士安全带出海岛的嘱咐,于是,一边向杨铮候等一伙死党宣传区党委既往不咎的政策,一边派人找船组织登船离岛。杨铮候、陈二虎等人开枪吧,怕打不赢;阻拦吧,又怕齐耀亭等人把他们的死党也策动走,只好眼睁睁地看着齐耀亭带着人和电台离去。
此刻,岛上只剩下杨争候、陈二虎、潘特等七、八名死党和陈二虎的三十来个把兄弟了。
秋风落叶、冷风习习,眼见天气渐渐寒冷,海岸即将被冰冻封锁,去洛阳的邢仁甫又杳无音信,于是,他们也下岛投敌了。
几天后,邢仁甫拿着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的委任状,兴冲冲地从洛阳赶回岛上,迎接他的是死一般的寂静,他精心策划的率部集体投敌阴谋最后落得个众叛亲离,成了地地道道的“光杆司令”。
凡是走狗都没有好下场邢仁甫投敌以后,就积极为派和日寇献计献策,他编写《剿共灭匪计划》送给日本人,日本人委任他为沧县、南皮等津南六县“剿共司令”。
9月底,日寇根据邢仁甫的建议,首先集中重兵“扫荡”。我驻新青县的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我边区领导接到情报,立即作了周密部署,派出一支精干的小部队东放一枪、西放一枪,吸引敌人追来追去。几天后,敌人跑得精疲力竭,活象害了一场大病,特别是东洋兵和东洋马,喝了海边的苦水,大都上吐下泻,一个个元气顿丧,战斗力急速下降。
敌人无计可施,只好下令撤退。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在他们返回的路上,我冀鲁边区回民支队已给他们挖好了死亡的坟墓。当敌人撤至韩村附近时,埋伏的回民支队突然一齐开火,倾刻之间,几百名日伪军见了阎王,一场“扫荡”就这样被粉碎了。
1944年1月,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决定,冀鲁边区和清河两个边区合并为渤海军区,以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冯鼎平重新担任了四个主力团之一的垦利独立团团长。
而叛逆们却是另外的下场。
走投无路的杨铮候、陈二虎离开望子岛以后,逃到无棣县投靠军张子良。
张子良记恨陈二虎过去杀过他的亲信,假意答应,暗中却设下埋伏,叛逆们刚进城门,城门两侧突然弹雨齐发,陈二虎和几十个把兄弟大部被打死。剩下的几个叛逆虽然当时死里逃生,但也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1945年9月12日,无棣县城解放,杨铮侯、邢朝兴被我军俘获后处决,刘永生解放后躲在广西,被查获后押回边区处决。
最有趣的是潘特的落网。潘特原来是冀鲁军区后勤部长,1938年9月至1939年9月。肖华率领挺进纵队转战冀鲁边区时,潘特在挺进纵队下属的平津支队后勤部工作,断不了去纵队开会。肖华记忆力很强,对下面的干部往往见一次面就能记住名字。邢仁甫叛变投敌,潘特是死党之一,这样,潘特在肖华脑子里又最后打了个烙印。
1948年,冀鲁边区全境解放,潘特一看势头不妙,逃窜到北京。1949年2月,北京和平解放,潘特改名换姓,挎个篮子,在前门卖起了香烟。他以为,这样一来,就没人认识他了。
事也凑巧,一天,刚调到北京就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肖华从前门路过,人多车速慢,肖华一眼瞥见路边卖香烟的小贩十分面熟,他脑子里立即闪现出潘特的面孔。
车缓缓停在路边,肖华和警卫员走到潘特身边,喝问:“潘特,你还认识我吗?”
潘特抬起头来,一双明亮、冒火的眼睛正盯着他。潘特认出来了,这是当年挺进纵队的司令员兼政委肖华。
潘特的腿软软的,不由地跪了下来。
10年时间,肖华竟然能从人头攒动的前门,认出这个可耻的叛徒,可见肖华对黄骅怀念之深和对叛徒切齿之恨。
至于那个反复无常的惯匪冯冠奎则是死在日本人手里,一碗毒酒把他送上了西天。
邢仁甫比他的爪牙们都更能干一些,日寇投降后,他摇身一变,又当上了军统特务,任天津站中校组长,还被委任为河北省第二专署保安司令兼专员。
1949年1月5日,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我军抓获了一个名叫“罗镇”的专员兼保安司令。经过甄别,“罗镇”正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恶贯满盈的大叛徒——邢仁甫。
1950年9月7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发出给德州专署的158号法字令:
经本府决定,处该犯邢仁甫死刑,特押解你处,希依据材料、罪状,召开代表性会议,宣判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群众反映报告本府。
德州专署将邢仁甫押至当地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公审完毕,邢仁甫被枪决。
1945年,为纪念黄骅烈士,山东分局和115师决定,将原新海县更名黄骅县。
据初步考证,过去在全国曾有28个以员英名命名的县份。其中,现在仍以英雄名作县名的只有7个,即黑龙江省的尚志县、吉林省的靖宇县、山西省的左权县、陕西省的志丹县、子洲县、子长县和河北省的黄骅县。
民政部颁发的黄骅同志烈士证明
终于找到黄骅的后代1985年春天,黄骅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王新华要写黄骅烈士的故事,他找到原渤海军区政治部主任辛国治,获得了一个线索:黄骅牺牲时,任新海县委第一任书记的叶尚志在上海,他可能知道黄骅妻子的下落。
1991年5月,王新华辗转到南京、上海,走访了黄骅当年的老战友。在上海,叶尚志书记回忆说,黄骅牺牲的第二天,他去处理黄骅的后事,黄骅的妻子顾兰青怀里抱着一个非常小的孩子。黄骅的妻子怀孕时,县妇联主任李慧负责照顾她,而李慧也在上海。
王新华好不容易找到原新海县第一任妇女救国会主任李慧,老人讲起了自己与顾兰青的友谊。
原来,1943年她怀孕的时候,顾兰青也怀孕了,组织安排她们一同在望子岛(今黄骅港所在地)休养。黄骅牺牲时,顾兰青刚刚生下小女儿。黄骅牺牲后,李慧负责照顾顾兰青,组织安排顾兰青带着女儿住在韩村附近的一个村子里。
李慧还提供了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后来顾兰青随大军南下到了杭州,并改嫁了。王新华又立即赶往杭州,他先后到浙江省委、杭州市委、市妇联以及一些部门寻找,可是都没有找到顾兰青这个人。
一晃十多年过去,2005年夏天,王新华通过黄骅市政协与黄骅烈士原籍湖北省阳新县政协取得联系,对方反馈过来的信息说,他们也找过,黄骅没有后人了。这个消息让王新华很失望。
黄骅 子顾兰青
王新华决定再到黄骅烈士的故乡看一看。
2007年6月初,70多岁的王新华再次来到黄骅烈士的故乡湖北,他遇到了一个同样关注黄骅烈士、搜集黄骅资料的老人陆泉生。
陆泉生给王新华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顾兰青后来改名王毅,改嫁给了曾在冀鲁边军区司令部机要科担任黄骅贴身秘书的战士刘良民,刘良民解放后在浙江省机械厅工作。
得到这一消息,王新华如获至宝,马上赶往杭州。
在浙江省老干部局,查了电脑资料,但没有“刘良民”,有个“刘良明”,曾任浙江省机械厅厅长。
一看“刘良明”和自己找的“刘良民”从岁数等各方面都相似,王新华马上意识到,这个“刘良明”就是自己要找的“刘良民”。后来,王新华弄明白了,陆泉生是南方口音,告诉他的是刘良明,他听成了刘良民。
刘良明虽然找到了,但他已经于2001年去世,顾兰青也早于1977年就去世了。
王新华恳求老干部局的同志帮忙联系刘良明的后代。
老干部局的同志经过多方联系,终于拨通了刘良明儿子刘鲁新的电话,说有他父亲的老战友来看望他。
刘鲁新说,他正在江西上饶办事,马上往杭州赶。
半天之后,刘鲁新和她姐姐刘鲁彬敲响了王新华在宾馆的房门。
一见刘鲁彬王新华在心里点头,这女人的长相很像黄骅,眉眼和黄骅简直是一个模子刻的!王新华刚说明来意,刘鲁彬马上激动地说:“我就是黄骅的女儿!”一旁的弟弟刘鲁新很诧异:“姐姐,你怎么成了黄骅的女儿?”
刘鲁彬吐露了多年来埋藏在心里的秘密:她原来叫王鲁滨(“王”、“黄”当地同音,“鲁”黄骅市旧属山东,“滨”是海滨之意,现在看也是顾兰青为纪念黄骅为她取名),上小学时,父母却给她改为姓刘,滨改为彬。
刚有记忆时,乡亲曾带她在一个小山坡下,明确的说是给爸爸上坟(黄骅牺牲后曾在小山山坡上埋了10年)。她母亲后来曾常说起:有时说你爸爸、有时又说黄叔父牺牲在山东一个县,后来改为黄骅县,叫她长大去黄骅县看看。
1953年,组织上把寄养在山东的姐姐找回来,叫王延冰(冬季生于延安),两年后因恶性肿瘤去世。她和姐姐长得一样,和四个弟妹都一点也不像,和小妹妹刘新南血型都不一样。
“”期间,母亲被诬出卖黄骥,遭到毒打,1967年就半身不遂,病重时曾明确暗示她“你是黄骅的女儿”。刘鲁彬也理解过去之所以不告诉她,是怕影响与继父和弟弟妹妹的关系。
1977年,母亲去世,刘鲁彬把这个秘密深埋心中,因为她是四个弟妹的姐姐,也怕继父不高兴。2000年继父去世,她还是没有说出来。只是电视报纸上一有黄骅市的消息,她就激动。但因为年事已高,而且经济上比较拮据,北上黄骅的愿望几次搁浅。
她也担心,自己找去,黄骅市是不是认可?
刘鲁彬初中毕业后,曾下乡8年,后随丈夫到青海一家工厂当工人,为照顾杭州生病的母亲,她不得不退职在杭州经商,但被骗得血本无归。后来,她在饭馆包过包子,当过钟点工,有一子一女。儿子现在青海当工人,曾下岗。女儿在杭州一家银行,生活尚可。目前,她和老伴在杭州生活,自己没有养老保险,依靠丈夫每月1500元退休金租房过活。
刘鲁彬说,如果不是黄骅来人,她也许一辈子都不能到父亲牺牲的地方看看了。
在得知刘鲁彬的情况后,黄骅市领导表示,42万黄骅人民都在惦念着英雄的女儿,黄骅市委、政府要帮助她,以告慰黄骅烈士的英灵。
2007年6月27日,65岁的刘鲁彬终于回到了黄骅。刘鲁彬一下车,泪水就涌流不止,她说:“我在这里找到了叶落归根的感觉。”
当地以最隆重的礼节欢迎她,黄骅市万人空巷,黄骅人奔走相告,像找回了一位久违的亲人。
6月29日上牛,黄骅市隆重举行了黄骅烈士牺牲地遗址修复工程落成仪式。黄骅市的领导、烈士故乡湖北阳新县的领导和黄骅烈士的女儿刘鲁彬出席了典礼仪式。
刘鲁彬来到当年父亲遇难的院子,当她亲眼看到父亲牺牲那天屋里摆的桌椅板凳时,这位老人再也止不住自己的泪水。她抚摸着屋里的那张桌子,深情地说:“爸爸,我来看你了。”
78岁的村民孙炳怀家是当年黄骅和战士们经常落脚的地方,黄骅烈士开会、遇难的地方正是孙炳怀家前院的屋子。孙炳怀拉着刘鲁彬的手说:“像!和你爸长得真像!”当年只有14岁的孙炳怀仍旧记得那天的情景。他介绍说,那天下着雨,黄骅和同志们在屋里开会,他先在外面玩,后来回了家。不久,他听见屋里传来了枪声,等他和母亲出去时看见一位伤员,他与母亲急忙将伤员扶到了屋里。惨案发生后,顾兰青领着队伍很快赶过来了,但黄骅已经不幸牺牲了。
刘鲁彬说:“父亲已经牺牲60多年了,没想到这里的父老乡亲提起他时还是这样充满感情,这让我很感动,也很感谢。我终于回到了父亲身边,对九泉之下的父亲,也应该是个安慰吧。”
黄骅烈士之女黄鲁滨
2008年12月,74岁的王新华撰写的传记文学《英雄黄骅》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久,王新华又把《英雄黄骅》改编成电影剧本,由河北电影制片厂、河北电视台、黄骅市政府等联合摄制成电影。
《英雄黄骅》剧照
2012年,黄骅市政府动员黄鲁滨(刘鲁彬)到黄骅定居,她毫不犹豫地举家迁到这里。黄鲁滨说:“这里才是我的家,我想了她几十年才回来。”
2015年,黄鲁滨受邀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阅兵当天,黄鲁滨特意将父亲黄骅、母亲顾兰青的照片带在身上,经过广场。
黄鲁彬一直在不遗余力传播父亲的英雄事迹,到黄骅烈士陵园、黄骅牺牲的大赵村等地为学生们讲解,参加各种纪念活动等。每年4月清明节前后和9月中国烈士纪念日前后,是黄鲁彬最忙碌的时候2019年,八旬高龄的黄鲁彬开始利用网络直播的方式,为大家讲述父亲的故事。很多粉丝听到黄鲁彬讲述黄骅烈士的故事,感慨颇深,纷纷留言。“没有烈士,就没有我们今天。”“感谢黄骅烈士!感谢老一辈革命先烈!…直播过程中,屏幕上弹出的留言都让黄鲁彬感动。
参考资料:《血染疆场英名永存——黄骅》《实践(党的教育版)》2019-05-15
《65载不知父姓一朝得见终慰英灵--为黄骅烈士寻女记》华夏《文史月刊》2010-01-01
《5军区司令员邢仁甫叛变前后》李兆新《文史春秋》2005-02-10
《一个曲折的悲壮故事一场惊心的特殊较量—一黄骅被害与平叛始末》晓凌《炎黄春秋》1994-11-15
依据史书记载,评出中国历史上十大断案高手,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独到计策——赵广汉 宽大教化——黄 霸 断案如神——狄仁杰 专职法官——徐有功 刚毅清正——寇 准 法医鼻祖——宋 慈 为民伸冤——况 钟 刚直不阿——海 瑞 正直敢言——袁可立 廉吏第一——于成龙
Top1 独到计策——赵广汉 【人物简介】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涿郡蠡吾县(今河北博野县)人,一代名臣.执法不避权贵,生活的年代大致在汉昭帝后期及汉宣帝前期(公元前73年前后)。《汉书》说:“广汉为人强力,天性慧于孝职。”他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权贵,嫉恶如仇,以强有力的手腕治理地方治安,处置豪门权贵,深受百姓爱戴,同时,善于思考,非常讲究策略和方法,他的一些办案和惩恶计策独到而有效,深得百姓赞颂。赵广汉身为京兆尹,清正廉明,威制豪强,由此得罪了皇亲贵戚。后来,赵广汉又因办案得罪了当朝丞相和司直,他们罗织罪名,诬陷赵广汉,最终使得赵广汉惨遭腰斩。临刑时,长安的无数百姓和官员,自发聚集在皇家宫殿前,齐齐跪下,他们有的神情肃穆,有的低泣,有的则大哭,前来送别广汉,出现了万人集结为之送行的动人场面。其最终遭朝廷腰斩处死的结局,更为其不平凡的经历增添了一层迷离的色彩。
赵广汉年轻时做过郡吏、州从事,以廉洁和礼贤下士出名,先被推举为秀才,担任管理物价的平准令,后又被察廉为阳翟县令,因政绩突出,迁为京辅都尉,不久擢升为守京兆尹(代理京兆尹),之后调任为颍川都的郡守,约两年后调回长安任守京兆尹、京兆尹,直至被朝廷腰斩。
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
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赵广汉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资治通鉴》所记“京兆政清,吏民称不容口”,是对赵广汉最好的评价。
【断案经历】 宣帝登基的第一年(公元前73年),赵广汉被调往颍川郡担任太守。颍水郡治所大致在今河南省范围,因境内有颍水而得名,阳翟为郡治所,赵广汉曾做过阳翟的县令,对那里的情况较熟悉。颍川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需要一位政绩优良、作风凌厉的官员前去治理整顿,赵广汉无疑是一位合适的人选。
诛杀首恶,峻邢立威。初到颍川任上,便着手调查研究,发现不少豪强贵族势力交结庞大,官员与地方富豪结为朋党,社会乌烟瘴气。恶名昭著的原氏、褚氏两大家族,更是结为姻亲,胡作非为。赵广汉经过明察暗访,搞清了本郡豪门大族的基本情况,果断采取“擒贼先擒王”的方法,把原氏、褚氏两大家族中作恶的头领抓了起来,在公布了他们行盗全贼、为害一方的罪状后,立即斩首。赵广汉诛杀首恶,一时威震全郡。赵广汉手下的官员杜建,资格老,根基深,为人一向霸道。他参加昭帝陵墓的预建工作,指使门客从中非法牟取暴利。赵广汉根据举报掌握了这些事实,他先是警告杜建悬崖勒马,但杜建当面唯唯诺诺,背后不思悔。赵广汉见规劝无效,便将杜建逮捕归案。这下为杜建说情的人便纷至沓来,其中有宫廷太监,有豪绅官员。赵广汉知道处置杜建会有很大的阻力,但为了维护国家法纪,他毫不留情。赵广汉通过内线掌握了杜家人劫狱的密谋,先派出手下官吏去警告主谋者:“如果你们真的想这样干,将依法把你们灭门!”然后,赵广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果断将杜建斩首弃市。此招震慑力不言而喻,百姓交口称赞。
发明了中国最早的举报箱。据《后汉书》记载:“又教吏为缿筒,及得投书……吏民相告讦,汉得以为耳目。”。为了有效地抑强惩恶,为民除害,赵广汉受“存钱罐”的启发,他令手下人制成瓦质的“缿筒”,奖赏告密。“缿”筒,类似古代储钱或接受告密信件的器具,形状如瓶,有小孔,口很小,投放简牍,可入而不可出,谓之“受吏民投书”,这种“缿筒”,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举报箱。有了这种举报箱,官吏、民众相互揭发,赵广汉扩大了视听,社会上各种消息都能很快地传到他的耳朵里,根据得到的线索,组织力量及时查处,极大地稳定了社会治安。
巧用“离间”法,瓦解强豪。颍川的豪强既与官府勾结,又互相连姻,结成帮派。赵广汉巧用离间之法,分化瓦解豪强权贵,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后汉书》中所说:“厉使其中可用者受记,出有案问,既得罪名,行法罚之,广汉故漏泄其语,令相怨咎。”赵广汉奖励一些可利用之人,让他们接受自己的指令举告不法,在收到告发信以后,一经核实,便依法治罪。赵广汉还故意泄漏一些揭发材料,同时故意隐去揭发者的姓名,一旦有人投书揭发,就削去揭发者的名字,而假装成某一豪强大族子弟所写,让大族间互相猜疑埋怨,相互告发,以引发他们的内讧。自此后,豪强内部果然出现了,这样,一个个地击破,从而使奸党散落,风俗大改。由于赵广汉实施了各种强有力的监管措施,一些不法分子也因此再不敢顶风作案,因为一旦作案,赵广汉也很快就能把他们抓获。
公元前72年,宣帝重新任命赵广汉为守京兆尹,一年后,转为正式京兆尹。赵广汉声名在外,这次复任京兆尹,京城百姓很是高兴。赵广汉精力充沛,办事认真,接见百姓废寝忘食。赵广汉治理京兆六年,执法如山,连皇亲国戚对他也有所畏惧,不敢造次,因而辖区内豪强敛迹,治安状况良好,政清民和,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官员及百姓皆称他“发奸摘伏如神”“以为自汉兴,治京兆者莫能及”。
运用“钩距”法推问破案。他善于运用“钩距法”寻找线索、灵通信息。据《汉书·赵广汉传》记载》:“﹝广汉﹞尤善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设欲知马贾,则先问狗,已问羊,又问牛,然后及马,参伍其贾,以类相準,则知马之贵贱不失实矣。”,所谓“钩距”就是旁敲侧击,辗转推问,被问的人都稀里糊涂的了,赵广汉却脑子转得飞快,马上就判断出打听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合理准确。运用这种方法,使赵广汉对不轨之人的来历、根基、巢穴都清楚了解,对官吏收取、贪污的不义之财的来历和数量,都细致掌握。别人都想学他这一招,但没有一个人能学得像他那样精通。
赵广汉最让人吃惊的是他的信息非比寻常地灵敏。经常能把藏匿的坏人坏事揭露出来,就连一些隐藏得很深的情况也能了解得非常清楚,上上下下对此都非常佩服。
【断案故事】 运用“钩距”法推问,蛛丝马迹破绑架案 有一次京城发生了一起绑架案:有两个劫贼了解到宫中侍卫苏回很有钱,便在半路将他劫持,接着向他的家人敲诈勒索
接到报案,赵广汉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线索,最后找到了劫贼的住处,马上带着官兵赶去。他想到硬冲进去抓人可能使人质受伤,为了稳住罪犯,赵广汉自己在庭院站下,叫长安丞龚奢敲门通告。龚奢敲门后对里面的劫贼说:“里面的人听着,京兆尹赵君要我传话,劝你们千万不要杀害人质。他是皇帝的侍卫,杀了他,你们也完了。如果你们现在自首,将得到良好的待遇,万一有幸碰到大赦的机会,说不定还可以获得宽大!”两个劫贼素闻赵广汉威名,想想也没其他出路,知道无法逃脱,被迫放了人质,开门叩头请罪。赵广汉也有礼貌地说:“幸好你们让人质活了下来。”他们被关进监狱后,赵广汉实现诺言,叫看守好好对待他们,并送酒肉给他们吃。
按当时法律,犯这种大罪的人要被处死,行刑时间在冬天。赵广汉就为他们预先安排好了棺材以及安葬用品,并派人告诉他们安心服刑。两个劫贼被赵广汉的举动所感动,叹服:“死无所恨!”表示死后决不怨恨。
Top2 宽大教化——黄霸
【人物简介】 黄霸(公元前51年~公元前130年)西汉宣帝时大臣。字次公,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生活于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时代。因为通晓文法、明察秋毫、为官清廉、文治有方,性情又温良懂得谦让,为政外宽内明,力劝耕桑,推行教化,治为当时第一。少学律令,醉心仕宦,武帝末补侍郎谒者,任河南太守丞。宣帝时,任扬州刺史、颖川太守。后为御史大夫、丞相,封建成侯。
黄霸为人精明聪敏,熟悉文法,性温良有智谋,善于领导,议处合法,受到吏民的尊敬。武帝末年地方官吏多以严酷为能,而黄霸独以宽和知名。宣帝时任扬州刺史、颖川太守,在任期间,“使郵亭乡宦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然后为条教,置父老师帅伍长,班行之於民间,劝以为善防奸之意,及务耕桑,节用殖财,种树畜养,去食谷马。米盐靡密,初若烦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见《汉书·本传》)。后为太子太傅,迁御史大夫。宣帝五凤三年(前55)代丙吉为丞相,封建成侯。黄霸长於治民而不善为朝政,任丞相时多不称意。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卒,谥曰定侯。
后世将他与龚遂作为“循吏”的代表,称为“龚黄”。“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
【断案经历】 汉武帝后期,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制定了极其严酷的法令,同时建立了察举制度,并任酷吏,以严刑法。昭帝继位后,朝中严格遵循武帝时期的法律制度,以严刑峻法来控制各级官员。于是一些世俗官吏为迎合皇上旨意,就以在执法上能尽量采用严刑酷法作为一种有才能的表现,以能吹毛求疵作为衡量能力的标准。
反观黄霸断案却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受人称颂,并处理了不少疑案,因此官位屡屡上升,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
黄霸为治理天下,多次颁发刑律均告之于民,达到家喻户晓,使犯罪率大大降低。同时他还制定安民条款,规劝黎民遵章守法,弃恶从善,勤事农桑,节约资财,就连平民的家常琐事,他也考虑得周到得体。他常派官员微服私访,并亲自以平民身份,深入民间,了解官吏情况,关心百姓疾苦。
在颍川仼职八年期间,政治较为清明,故一时间,颍川出现了“太平盛世”。朝廷下诏赞扬:“黄霸能上达圣意,下顺民心,加强教化,孝子,悌弟,贞妇,顺孙增多,耕者让垄,家庭和睦,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赡养孤寡,赞助贫困,八年内无重大案犯。”朝廷下诏称黄霸可作“国家栋梁之材”,然后给他加俸禄,御史大夫。
【断案故事】 智断争儿案 前汉时期,颖川郡有一家富户,兄弟俩在一起生活,他们的媳妇都怀孕了。兄长的媳妇生了个死胎,但是一直隐瞒着不告诉别人。弟弟的媳妇生了个男孩,兄长媳妇便生了恶念,将孩子强夺过来并声称是自己所生。双方各执一词,一直论争了3年都未能断决。
颖川太守黄霸听闻此事后,派人把孩子抱到法庭中间,命令她们妯娌俩上去争夺,表示谁能把孩子抢过去,便将孩子判给谁。兄长媳妇争夺时用力很猛,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反观弟弟媳妇,既想把孩子争回来,又恐怕会伤着孩子而不敢使劲儿用力,表情极为悲伤。看到这里,黄霸顿时明白了其中缘由,斥责兄长媳妇说:“你只想得到儿子,怎么会顾虑到用力争夺会使孩子受到伤害呢?孩子是谁所生,这件事已经非常明白了。”随即把孩子归还给了弟弟媳妇,兄长媳妇只得认罪。
Top3 断案如神——狄仁杰 【人物简介】 狄仁杰(630-700年),字怀英,号德英,唐代并州太原府阳曲县(今山西太原阳曲县)人。为唐朝武周时的著名宰相,刚正廉明,执法不阿,以身护法。死后葬于神都---国都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白马寺中,立有一碑,上书“狄公仁杰之墓”。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内史。
狄仁杰为官,正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先后举荐了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窦怀贞及姚崇等数十位干练的官员,皆为唐朝中兴之臣,朝中政风为之一变。狄仁杰曾犯颜直谏,力劝武则天续立唐嗣,李唐得以维系。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可谓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之一。一生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为国贡献卓著。
久视元年(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凄恸,武则天闻讯泣言之:“朝堂空也!”赠文昌右相,谥曰文惠;唐中宗继位,追赠司空;唐睿宗即位之后又封之为梁国公(所以后世称其为:狄梁公)。狄仁杰墓地在今孟津老城西二公里的邙山脚下,梁周村。
【断案经历】 因为狄仁杰在地方工作出色而勤恳,特别判案方面才能十分突出,在地方上积累了将近20年的断案经验后,上元二年(675年),也被调到中央,当上了大理丞。这个官职品级不高,只是从六品,但地位重要,负责京师案件拘审判断罪,同时也复核全国各地的判案。
狄仁杰刚到大理寺上任的时候,积压的案件已经非常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笔不停批,整整奋战了一年,就把积压案件全都清理了,涉案人员达17000人之多,事后竟然一个喊冤的都没有。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在当时传为佳话,在今天看来也堪称神奇。他明察善断,循律准确,拆诉冤狱,颇得时人称赞,一时名声鹊起。狄仁杰的这段传奇经历,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荷兰汉学家高罗佩更是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经后世文人的艺术创作,成就了狄公的“神探”之名。
唐高宗仪凤元年(676年),狄仁杰当上了“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官员,属于监察系统。狄仁杰非常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侍御史,也是负责审讯案件的,只不过对象不是普通人,而是百官。可以说,御史就是官员中的“宪兵”,御史的别称就叫“宪衔”。在任职期间,狄仁杰很不客气地弹劾了高宗的两个宠臣、权臣。一是司农卿韦弘机,此人为高宗修了很多宫殿,都特别宽敞壮丽。狄仁杰上奏章弹劾韦弘机引导皇帝追求奢泰,韦因此被免职。另外左司郎中王本立因为受宠,恃恩用事,也被狄仁杰毫不留情地揭露弹劾,而且狄仁杰对皇帝的说情也一点不买账,最终将他拉下了马,“一时朝廷肃然”。从六品的狄仁杰,硬是为朝廷整了一回风。当然,这也仰赖高宗对他的支持和宽容。
这时期的狄仁杰,给世人的印象是能力超强,判案如神又铁面无私,很像后来人们心目中的包公形象。这大概就是狄仁杰会被认为是“神探”的重要原因。
今天很多人把狄仁杰当做“神探”,这有一定的基础。据史料载,他长期在政府司法部门工作,主持过很多案件的审理。此外,狄仁杰确实爱民如子,也得到老百姓极大的爱戴,是人们心中的青天大老爷。最后就是他性格刚强,不畏权贵,在“危机”面前既有智慧,又善于灵活应变。以上种种,都是“神探”的潜质。
狄仁杰具备的破案的天赋。敏锐细致的观察力、严谨科学的思考力、精巧缜密的推断力、超乎寻常的想象力、负责认真的态度。
【断案故事】 断指案 据载,狄仁杰任官期间,屡破奇案,惩凶雪冤,在民间广为传颂。 传说,狄仁杰早年在洛阳任洛州刺史,一次他带着马、乔二人外出微服私访。途中经过一个松滕交织、群猴嬉闹的山坡,他发现一只猴子在摆弄一只戒指。出于职业敏感,狄仁杰留心察看,在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一具男尸。验尸结果发现:男尸左手四指均被切断,其中一指上留有戴过戒指的痕迹。狄仁杰断定:那只猴子弄的戒指,必与这具男尸有关。
为查明案情,狄仁杰一行三人沿山路继续前行。不久他们到了洛阳城外,狄仁杰猛然看到路边一家药材店正在加工药材。他看到一名药工正在用锋利的切刀切药,心里一动就走过去,想试用一下切刀,老板董掌柜立刻说:“别动它!一不小心,就会把手指切断的!”狄仁杰一惊,直觉告诉他,这切刀可能刚刚切断过指头,很可能与男尸的断指有关。
于是狄仁杰就在药店附近展开调查,逐渐使案情大白:原来,一位在东都卖艺的女艺人,被从长安来的后生贾公子爱上了。她要求贾公子断去小指一截,以表真情。正在两人谈情之时,恰恰药店老板董掌柜的公子经过这里。董公子也看上了这位女艺人,便上去调戏纠缠,贾公子见状,怒打董公子一顿,两人从此成了死对头。
几天以后,贾某来到药店,请董掌柜为他断去一截小指,以表达对女艺人的忠心。这时恰巧被董公子撞见,出于报复。他抓起药杵从背后猛击贾公子头部。不想,一下子竟把贾公子打死了。黄掌柜在惊慌之中,一刀下去切断了贾公子的四个手指。他们父子为了掩盖罪行,连夜抛尸山洞中,抛尸中,贾公子所戴的戒指掉到地上,被玩耍的猴子拾到。
最后,黄公子在人证物证面前认罪伏法,被斩首示众。
漆屏案 传说,狄仁杰在御史任上,曾审理过一个发生在江夏的奇案。故事是这样的。巡按御史狄仁杰到江夏时,正好碰到衙门血案交接审理。案情是:江夏县令滕侃,酒后人室内休息时,忽觉头晕目眩,昏倒在地,醒来后发现,夫人的胸口插着自己的雕花匕首,惨死在床;而外间的丫环对此情此景却全然不知。滕县令见狄御史后,就请他代理自己审理夫人被杀一案。
狄仁杰接案以后,就到滕夫人墓地祭奠。在墓地,狄仁杰觉得案情复杂,就决定先和县令谈谈关于夫人的情况。在县令的书房内,滕侃向狄仁杰讲述了自己书房内四扇漆屏的故事。第一扇是一位书生梦见四位仙女,他想娶其中最美丽的一位为妻;第二扇是书生赴京赶考;第三扇是书生考中进士,衣锦荣归,路过一座阁楼,楼上小姐与他梦中的美丽仙女一模一样,后来后俩成了亲;第四扇是洞房花烛。这四漆屏就是县令生活的写照。后来,第四扇漆屏被修改了。书生手中的笔换成了一把匕首,直插夫人的前胸。县令解释说,他患有一种癫狂症,第四扇是他病发时亲手修改的,他极害怕这一切成为现实,但最终还是在他病发时出现了“衙内血案”。
狄仁杰发现案情中有很多疑点,就开始围绕疑点开展调查。他首先查清,县令所说全是谎言,是在为自己开脱,因为他知道,根据唐代法律,精神病者杀人不偿命。接着,他慢慢查清了真凶,真凶孔三猫见案情即将败露,就前来行刺,被乔泰擒获。
大堂上,孔三猫招供了犯罪经过,原来孔三猫一天夜里去县衙行窃,先吹迷倒夫人和丫环,在偷窃时又想夫人,夫人反抗,孔三猫就抓起床头匕首刺死夫人后逃后。此时,县令酒后回房,闻到而晕倒。醒后见夫人被杀,就误以为是自己酒后所为,便向狄仁杰编造了“四漆屏”的故事。
Top4 专职法官——徐有功 【人物简介】 徐有功(640—702年),名宏敏,字有功,唐洛州偃师(今偃师)人,徐有功是国子监博士徐文远的孙子,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历经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大理)寺丞、秋官(刑部)郎中、侍御史、司刑寺少卿等。长期在司法任上,是唐武则天时期与酷吏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一位以死守法、执正的法官、清官。《新唐史》对他有“虽十岁未见其比”之赞誉。卒年62岁。时人论日:今有功断狱,天下无冤枉人。新旧唐书有传。他死后武则天追赠他为大理寺卿。唐中宗李显登位后加赠他为越州都督(一品)头衔,并特下制书表彰:“节操贞敬,器怀亮直,徇古人之志业,实一代之贤良”和“卓然守法、虽死不移。无屈挠之心,有忠烈之议。”
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断案经历】 武则天当政时,徐有功历任蒲州司法参军(地方司法官员)、左肃政台侍御史、司刑少卿(大理寺司法官员)等官职。
在蒲州任司法参军期间,其政绩已十分突出。史书上称赞他“为政宽仁,不行杖罚”。当地百姓和官吏都称他为“徐无杖”。那么“徐无杖”又是什么意思呢 ? 徐有功审判一切案犯时,都“力求宽仁,从不轻易动用刑讯,也不轻易判人笞杖刑”,而用传统的仁义道德去教育启迪案犯悔悟自新。在他的感化下蒲州各地民风大改。徐有功3年任满,竟没有一次在审判案犯时用了杖罚的。因而“徐无杖”之名也就越传越响,传到了京城长安。永昌元年 (689 年) 徐有功就被宣诏进京,担任起了司刑寺丞的重要职务,负责复核司刑寺的判决,并能参与大案的审理。
永昌元年唐高宗去世,武则天以皇后身份临朝执政,继而她又“革唐命” 自称“圣神皇帝”。徐有功就是在这一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上任至司刑寺的。当时,酷吏恣横,构陷无辜,严刑峻法,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独徐有功犯颜护法,三次被罢官,但矢志不渝,由此蒙他护救的百姓有数十多家,许多死刑重罪,常获免死,天下称颂他为仁人。又曾经力争李行褒案,罪不应诛及亲族,酷吏周兴奏有功故意救出反叛众囚,应当处斩,武后只免其官,不久因念有功用法公平仁恕,擢升为殿中侍御史,朝野远近闻知,莫不相贺。
他在司法任上约15年,审案卓然守法,虽死不移。其就有三次被控告死罪( 其中一次改为流放) ,而他却泰然不忧;三次被赦也不阿谀奉迎,仍然矢志不渝,二次罢官,复出后仍又一心执法守法,“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连武则天也被他的忠贞和勇气所折服,待她坐稳了帝位后,又将在流放的徐有功召回起用任司刑寺少卿)。他任法官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人数以万计。他既不为己谋利,也不为君主之私欲所动摇,他守的是公天下之法,无私念之法,正因为他是一位守正不阿清官,才能在种种诬陷冤告中傲然挺立,使频频弹劾、推审他的酷吏,在他身上也找不到他与案犯有什么特殊关系。公正、忠诚、无私、才干和勇气,是徐有功成为古代最优秀法官的主要原因,因此受到了历代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时人赞颂徐有功“听讼惟明,持法惟平”。
【断案故事】 秉公断冤案 当时,皇后武则天称帝,因怕大臣不服和谋反,信用酷吏周兴、来俊臣、邱神绩等人。他们罗织罪名,构陷无辜,将相豪杰、公卿大夫被捕入狱、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一时冤狱四起,朝野震恐,人人自危,无敢言者。这时唯徐有功无所畏惧,仍持平守正,秉公执法。对诏下大理寺(最高法院)审讯的案件,都依法处理,前后救活了数十百家。他常常在朝廷上与武则天面争曲直,力主秉公办案,依法量刑。武后色厉辞严地诘问他,左右大臣莫不为之惊心,而徐有功神色不变,持论益坚。
博州刺史琅琊王李冲,永昌元年(689年)受其父越王李贞谋反事件的牵连而被诛。都尉颜余庆因与李冲有交往,被诬告与李冲有预谋。武后命来俊臣审问,加颜余庆以反叛罪。在朝廷上议论这一案件时,主管官员认为颜余庆仅为支党,依法当判流刑。武后已表示同意,而侍御史魏元忠却说:“颜余庆为李冲讨还债务,快信来往,合谋造反迹象很明显,不应是支党,请处以极刑,并没收全部家产。”徐有功不同意说:“永昌事件之后所发生的赦免令中曾说,魁首已经伏诛,支党未被发现者饶恕其罪过。颜余庆地赦免令下达后被告发的,应该属于支党。现在以支为首,以生入死,赦而复罪,生而复杀。我以为朝廷处事要取信于民,不当如此,”武后听了大怒道:“什么叫魁首?”徐有功答说:“魁者,大帅﹔首者,主谋。”武后又问:“颜余庆为什么不是魁首?”徐有功神色自若地回答:“永昌之乱的魁首是虺而已,而虺贞早已伏诛,余庆现在才判罪,不是支党是什么?”武后也只好压下怒气,说:“你再好好想想。”颜余庆因此而免于一死。当时,在场议事的大臣、廷陛之下的卫士、仪仗等共数百人,看到武后发火,都低头缩颈,屏息敛气,唯恐大祸临头,而徐有功气定言详,从容自如,众人无不叹服。
润州刺史窦孝谌妻子庞氏被家奴诬告,武后命薛季昶审讯。薛歪曲事实,庞氏即当问斩。徐有功据理力争,说明庞氏冤枉。薛季昶反回来诬陷徐有功与逆党合谋,罪当处死。当时徐有功还在处理公务,令史哭着把消息告诉了他。有功听后,冷静地说:“难道只我一个人会死,而他们就长命百岁不死吗?”慢慢起身,安步回府。武后看到薛秀昶的奏章,召有功诘问道:“近来你断案为什么多有失误?”徐有功回答说:“失误,是我的小错﹔好生,是陛下的大德。我正是按陛下的好生之德办事啊!”武后听了,默然不语。庞氏终于免去死刑,而有功也为此被削职为民。为民请命,不惜身家性命,作为法官,这种高尚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后徐有功又被起用作司徒少卿,与皇甫文备共同审案。文备曾诬陷有功犯有非法释放逆党罪,可是后来文备自己犯罪入狱时,徐有功却以实办案,拯救了他。有人问徐有功:“过去他曾陷你于死地,今天你却救活了他,这是为什么呢?”徐有功回答说:“你所说的是私怨,我所要遵守的是公法。我不能因私害公啊!”
他曾对亲近的人说:“大理寺是关系人们生命的所在。作为法官,要依法办案,不能为了自己免于灾祸,就按上峰的旨意,冤枉好人。”所以他在审案时,重证据,重事实,为不少人昭雪了冤情。而为了这个他自己就三次被判为死刑。面对死,他泰然自若,被赦积怨,也不因而喜不自胜。这一点,很受时人尊重。吏民中有“遇来(来俊臣)侯必死,遇徐(有功)杜(景俭)必生”的谚语。
Top5 刚毅清正——寇准 【人物简介】 莱国忠愍公寇准(961-1023年),字平仲。汉族,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寇准以甲科进士入仕,先授大理寺评事、知县事,后多次擢升,直至参知政事、同平章事。为官清廉,不拘节微而善谋大事,在地方以民为本,政绩卓著;寇准辅佐宋太宗、宋真宗两朝,以刚毅清正之风垂范后世,以拯时救世之才报效国家,是一位洞察密机、善断大事的良相,为北宋著名政治家、彪炳青史的名相。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淳化五年为参知政事,其政治才能深受宋太宗赏识。为人刚直,因多次直谏,渐被皇帝重用。太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因他刚直不阿,敢于向皇帝犯颜直谏,所以宋太宗就称赞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真宗即位后,先后在工部,刑部,兵部任职,又任三司使。景德元年(1004),与参知政事毕士安一同出任宰相(同平章事)。当年冬天,契丹南下犯宋,包围了瀛洲等河北地区,朝野震惊;寇准力主真宗亲征,反对南迁。真宗抵达澶州(今河南濮阳)后,军心渐渐稳定,后射杀辽军先锋挞览,于是订立了“澶渊之盟”。
景德二年,升任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三年,因王钦若等人排挤,辞去相位。天禧元年(1017)又恢复宰相职务,后因参与宫廷权力斗争,被丁谓等人排挤。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衡州(今衡阳),天圣元年(1023)闰九月七日病死于衡州(今衡阳)任上。留有《寇莱公集》,现有《寇忠愍公诗集》三卷留世。
【断案经历】 太平兴国五年(980),寇准19岁,考中甲科进士,殿试得中,诏授大理寺评事,先后任巴东(今湖北省巴东县)知县、成安(今河北省成安县)知县。
寇准因德才兼备,政绩突出,受到宋太宗赏识,22岁便升任成安知县。当时漳河不断泛滥成灾,宋辽战争频繁,丁役、赋税日益繁重,蝗灾时有发生,地主豪绅对百姓敲诈勒索,民不聊生。他到任后,诉状如雪片飞来。寇准目睹现状,决定对多年积案尽快处理。
任知县期间,对属下衙役要求严格,不准他们横行乡里,搜刮民财,鱼肉百姓,严格按照朝廷的明文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为了防止属下不法之徒巧立名目,额外增收,以饱私囊,他令人把县中应当纳税、服役者的姓名、住址等项,写在纸上,张贴在城门中,公布于众。老百姓见寇准执法公正,为政清廉,体察民情,爱民如子,都深受感动。凡是应该缴纳赋税者,无不如数按时送交,从不拖延时日。
真宗即位以后,寇准不久即得到了升迁,任尚书工部侍郎。后来,又出任地方官,去凤翔做知府,治理一方百姓。当然,寇准又以出众的才能,刚直的个性,方正的为人,赢得了当地民众的一致称赞。有一年,真宗巡察民情来到大名府,听说寇准在民间声望很高,爱民如子,断案如神。就把寇准召到行在,真宗问及当地的政事民情,寇准如数家珍,对答如流,而且很有政治眼光。真宗很满意,就调寇准进京并且权知开封府。
开封府掌管京师的民政、司法、捕盗捉贼、赋役、户口等政务。历来以公正无私闻名。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宋钦宗赵桓三位皇帝登基前均曾执政于开封府;寇准、欧阳修、范仲淹、苏轼、司马光、苏颂、蔡襄、宗泽等一批杰出的宋代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及军事家均曾先后主事开封府。他们公正廉洁、不畏权贵,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和传说。在宋代,平民有冤无处申的时候,往往想到开封府。因此,这次让寇准权知开封府,既是对寇准的磨练,以期有更大的作为,更是对寇准的信任。寇准到任以后继续发扬自己的长处,捕盗抓贼,办案如神,公正廉明,被人誉为“寇青天”。
【断案故事】 清水断案 一日,寇准像往常一样正在县衙处理公务。忽然,有两个人拉拉扯扯、争吵不休地来到大堂告状,其中一个的手里还拿着一个袋子,里面盛着铜钱。寇准一拍惊堂木,问大堂上跪着的两个人:“你们谁是原告,谁是被告?状告所为何事?快快与本官讲来”。寇准话音还没未落,两人就嚷嚷着说:“青天大老爷,我是原告,他是被告”。寇准再拍惊堂木,呵斥道:“真是岂有此理,怎么你们两人都会是原告呢?你们不要争,一个一个慢慢地说”。
这时,只见其中一个向前走了两步,说:“我是本地一个专卖羊肉的屠夫,他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我们两人都是单身汉,同住在一起。我辛辛苦苦卖了一年多羊肉,攒了两千铜钱,让他替我保管,原准备是用这钱娶个老婆的。这几日,媒婆给我说了户人家,我急等着钱用,就让他把钱给我,不料他竟想吞掉这些钱,说钱是他的,还说是我敲诈他。青天大老爷在上,请您为我评评这个理”。
接着另外一个来告状的人忙不迭地说:“大老爷,别停他胡说。我天天上山砍柴卖掉,好不容易才积攒了这么多钱,今天早晨,他硬是要把这些钱全部拿走,说是他的。小人冤枉啊!这确确实实是我卖柴挣来的钱。请大老爷为小人作主”。这时,卖羊肉的与砍柴的两人又在大堂上争吵起来。寇准明白事情的原委了,他又拍惊堂木,转向卖肉人问:“你说钱是你的,可有什么证据”?
卖肉人一听寇准问这样的话,跪在地上又磕头又是作揖,口里说道:“大老爷,我们两人是亲戚,平时吃住都在一起,我每天卖肉的钱都是他替我保管的,虽然没有什么证据,但这是实情啊”!砍柴的人大声申辩说:“他是胡说,他挣的钱怎么可能会让我保管呢?他怎么自己不保管呢,大老爷,别听他的,没有这回事”。卖肉的已经气得说不出更多的话,只是喃喃地说:“你,你,你昧了良心……”
寇准看到这里,心中已经有了主意,他沉思了一会,然后对一个衙役说:“去拿个盆来,里面要盛满清水”。又对另一个衙役说:“你去找个火炉子来”。两个衙役马上出去奉命办事。片刻功夫,他们就把火炉和盛满清水的一个盆弄到了大堂上。众衙役和告状的两个人都很奇怪,猜不透寇准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这时只听寇准命令两个衙役:“把钱袋子里的两千铜钱全部放水中,把水盆放到火炉上”。不一会儿,盆里的水冒出了热气。寇准起身离坐到水盆边看了看,扭身又回到座位上。这时他用劲一拍惊堂木,厉声说道:“这些钱是卖肉的钱,大胆刁民,你拿人家的钱,反说是自己的,该当何罪”?砍柴人不理解,还想狡辩,寇准命令一个衙役把他带到水盆边,让他亲眼观看盆里的铜钱。堂上所有人都伸长脖子看盆里的钱。只见盆里的水上浮着一层厚厚的油花,一股羊膳味也从盆里散发出来。
这时真相已经很明白了,砍柴人也不敢说什么了,低下了脑袋,就差没有地缝钻进去了。所有的人都点头称赞寇准聪明,砍柴人再也不敢狡辩了,跪在地上浑身只打哆嗦,口中叫道:“是小人一时贪财,请大老爷饶命!请大老爷饶命”!
最后,为了严肃县风,砍柴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两千铜钱分文不少地归卖肉人。从此寇准机智断案的名声也越传越远了。
Top6 法医鼻祖——宋慈
【人物简介】 宋慈(1186-1249年),字惠父,汉族,建阳(今属福建南平地区)人,中国古代法医学家,中外法医界普遍认为正是宋慈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因此宋慈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宋慈所著《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专著,在中国元、明、清三朝是刑、法官必读之书,先后被译成法、英、荷等多种文字。
宋慈出身在一个朝廷官吏家庭,父名巩,曾做过广州节度推官。宋慈少年受业于同邑吴稚门下,吴稚是朱熹的弟子,因此,宋慈有机会与当时有名的学者交往。宋慈二十岁进太学。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中进士乙科,先后任浙江鄞县任尉官(掌一县治安),长汀县知县,邵武军通判(州府长官的行政助理)、南剑州通判、提点广东刑狱(主管司法刑狱和监察)、江西提点刑狱兼赣州知县、知常州军事、直秘阁提点湖南刑狱并兼大使行府参议官、直宝谟阁奉使四路(宋分天下为各路,等于现在的省份),皆司臬事。淳祐九年(1249年),拔直焕阅知广州、广东经略安抚使(掌管一路之军事行政)。
宋慈一生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中,先后担任四次高级刑法官,后来进直宝谟阁奉使四路,也是“皆司臬事”。期间,宋慈在处理狱讼中,特别重视现场勘验。他对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加以综合、核定和提炼,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完成了《洗冤集录》这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
宋慈64岁死于广州经略安抚使的任所,宋理宗亲自为其书写墓门,凭吊宋慈功绩卓著的一生。刘克庄在墓志铭中称他:听讼清明,决事刚果,抚善良甚恩,临豪猾甚威。属部官吏以至穷闾委巷,深山幽谷之民,咸若有一宋提刑之临其前。后来宋慈的墓地迁至今福建省建阳市崇雒乡昌茂村西北。
《洗冤录》(又称《洗冤集录》),是宋朝法官宋慈所著,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著作,它比国外最早由意大利人菲德里写的法医著作要早350多年。《洗冤集录》内容非常丰富,记述了人体解剖、检验尸体、勘察现场、鉴定死伤原因、自杀或谋杀的各种现象、各种毒物和急救、解毒方法等十分广泛的内容;它区别溺死、自缢与假自缢、自刑与杀伤、火死与假火死的方法,至今还在应用;它记载的洗尸法、人工呼吸法,迎日隔伞验伤以及银针验毒、明矾蛋白解砒霜中毒等都很合乎科学道理。
【断案经历】 嘉熙三年(1239年)升任司农丞知赣州。次年,提点广东刑狱,发现所属官员多不履行职责,有拘押数年的案犯,都未理清曲直。于是制订办案规约,责令所属官员限期执行,仅8个月,就处理了200多个案犯。移任江西提点刑狱,为赣民作主,严办违法的盐贩。
淳佑五年(1245年),转任常州知州,议重修《毗陵志》,开始编辑洗冤录资料。任满,转任广西提点刑狱,巡行各部,雪冤禁暴,虽偏僻恶溺处所,亦必亲往视察。宋慈廉政爱民,执法严明。尤其是“于狱案,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心”。
淳佑七年(1247年),任直秘阁、湖南提点刑狱使。是年冬,撰成《洗冤集录》。 南宋淳佑八年(1248年),任宝谟阁直学士,奉命巡回四路,掌管刑狱。听讼清明,决事果断。 宋慈廉政爱民,执法严明。尤其是于狱案,‘狱事莫重于大辟(死刑),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这是《洗冤集录》序里的开头语。告诫一切司法人员都要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职业。因为法医的检验决定人的死生,一定要‘审之又审,不敢萌一毫慢易之心’。一切公务,犹亲自审察,一丝不苟,慎之又慎。
民命为重,实事求是。当时州县官府往往把人命关天的刑狱之事委之于没有实际经验的新入选的官员或武人,这些人易于受到欺蒙;加之其中有的人怕苦畏脏,又不对案情进行实地检验,或虽到案发地点,但“遥望而弗亲,掩鼻而不屑”,因而难免判断失误,以至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冤狱丛生。
身为刑狱之官,宋慈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强烈反对。他在听讼理刑过程中,则以民命为重,实事求是。他说:“慈四叨臬寄(执法官),他无寸长,独于狱案,不敢萌一毫慢易心。”他尤为重视对案情的实际检验,认为:“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盖死生出入之权舆,幽枉曲伸之机括,于是乎决。”意思是说,“大辟”即杀头是最重的刑罚,这种刑罚则是由犯罪事实决定的,而犯罪事实必须经过检验才能认定,所以检验的结果往往是生死攸关的。唯其如此,对待检验决不能敷衍了事,走走过场,而必须认真负责,“务要从实”,一定要查出案件发生的真实情况,“贵在审之无失”。而要做到这一点,宋氏认为当检官员必须“亲临视”。无论案发于何处,也要“躬亲诣尸首地头”,“免致出脱重伤处”。否则,应以失职罪杖处之。即使案发于暑月,尸味难闻,臭不可近,当检官员也“须在专一,不可避臭恶”。
宋氏不拘于师教的另一突出表现是对待尸体的态度,特别是能否暴露和检验尸体的隐秘部分。按照理学“视、听、言、动非礼不为”、“内无妄思,外无妄动”的教条,在检验尸体之时,都要把隐秘部分遮盖起来,以免“妄思”、“妄动”之嫌。宋慈出于检验的实际需要,一反当时的伦理观念和具体做法,彻底打破尸体检验的禁区。他告诫当检官员:切不可令人遮蔽隐秘处,所有孔窍,都必须“细验”,看其中是否插入针、刀等致命的异物。并特意指出:“凡验妇人,不可羞避”,应抬到“光明平稳处”。如此检验尸体,在当时的理学家即道学家看来,未免太“邪”了。但这对查清案情,防止相关人员利用这种伦理观念掩盖案件真相,是非常必要的。宋氏毅然服从实际,而将道学之气一扫而光,这是难能可贵的。
宋氏的求实求真精神还表现在对尸体的具体检验方面。检验尸体,即给死者诊断死因,技术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难于为活人诊病。不仅要有良好的思想品德,而且必须具备深厚的医药学基础,把握许多科学知识和方法。儒者出身的宋慈,本无医药学及其他相关科学知识。为弥补这一不足,他一方面刻苦研读医药著作,把有关的生理、病理、药理、毒理知识及诊察方法运用于检验死伤的实际;另一方面,认真总结前人的的经验,以防止“狱情之失”和“定验之误”。在多年的检验实践中,力求检验方法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在此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仅从流传至今的《洗冤集录》一书来看,其中所载检验方法之多样、全面,其精确度之高,都是前无古人的。这也是书中科技含量较高的、最精彩的内容。
【断案故事】 晒镰刀的故事 一位男子被人杀死,浑身有伤十余处,都是镰刀斫伤。检官发现财物无损、衣物俱在,断定这是一桩仇杀案。经过调查探访,检官锁定了嫌疑犯。他让附近居民交出家中所有的镰刀,分别排列地上,总共有七八十张镰刀。当时正值盛夏,苍蝇聚集在其中一把镰刀上,停留不去,检官揪出了这把镰刀的主人。检官说,苍蝇嗜血,这把镰刀杀人后血腥气仍在,导致苍蝇聚集,而其他镰刀则无此状况,可以推断这把镰刀的主人曾经杀人的事实。在证据面前,杀人者低头认罪。
鉴别意外还是他杀 在某种特定的状况下,一个男人是失足落水还是死后抛尸,取来他的头骨就能得到答案。将头骨弄干净,放在盆中,用热水从头顶浇灌,如果盆中有泥沙,证明落水时曾挣扎呼吸,泥沙进入五官内,又在热水的冲洗下进入盆底。如果盆中没有泥沙,往往是死后抛尸,因为被害人呼吸已停,气息已止,所以泥沙不入。在某个已经火焚的现场,要找到杀人凶手曾经作案的证据,可以将被害人伏尸的地方打扫干净,先用酽米醋浇泼,然后用酒浇泼,土质地面上很快就会显现被害人流淌过的血迹。一个人死于意外还是他杀,在检官的抽死剥茧中会冲破重重迷雾。
Top7 为民伸冤——况钟
【人物简介】 况钟(1383-1442年),字伯律,号龙岗,又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人(今高湖镇)。况钟小时候家庭贫困, 7岁丧母,从小聪颖好学,秉心方直,律己清严,习知礼仪,处事明敏。宣德五年出任苏州知府,他是明代一位受百姓尊敬的清官,苏州人民称他“况青天”。昆剧《十五贯》,以歌颂况钟而使其妇孺皆知。其功绩《明史.况钟传》有较详细记述,著述有《况太守集》、《况靖安集》等。
二十四岁被县令俞益选用为礼曹吏员。宣德五年(1430年)又特选他担任当时“天下第一剧繁难治”的苏州知府之职。况钟治苏9年任满,例应上调朝廷,而苏州府士民张翰等一万三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抚按察使张文昌上书,恳请转奏朝廷,乞求况钟连任。有儒生为歌谣曰:“况青天,朝命宣。早归来,在明年。”明英宗朱祁镇准奏。
况钟为官清廉,三餐佐饭,仅一荤一素;身居简室,未铺设华糜之物。他在饯别苏州父老诗中写道:“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正统七年(1443)十二月,况钟卒于苏州任所,享年60岁。他死后,苏民痛哭罢市。他的灵柩从运河运回故里时,十里苏堤之上站满了祭送哭奠的人,运载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以后,1府7县都建况公祠,百姓家中均立况钟牌位祭祀。
【断案经历】 苏州是一个繁华富庶的地方,是江南巡抚的治所。这里主办织造的太监,往来于沿江沿海的卫所军官,地方的乡宦豪富,都是权势显赫、违法害民的豪强。况钟刚正不阿,不向宦官、豪强低头,对欺压人民、横行不法的宦官、豪强,均予以坚决的打击。他到任勤俭州后,忠实地执行了明宣的旨意,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当众处死了六个贪污不法的胥吏。又对苏州府管辖下的官吏进行考核,“出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余人。郡中不寒而栗”。他这种不畏权势,伸张正义的行为为世人所称颂。《明史》记载:“兴利除害,不遗余力。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周述说他“击锄豪强,赈恒穷困。”
况钟在任苏州知府前,前任知府对讼案“累年莫决,囚多死于淹禁”。况钟上任后,着手处理这些案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苏州府管辖七个县,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况钟一个县一个县地轮流审问案件,不到一年,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勘部过轻重囚一千一百二十余名,吏不敢为奸,民无冤抑,咸颂包龙图复生。”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有一篇《况太守断死孩儿》,赞扬“况青天折狱似神”,也是一个佐证。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
况钟在苏州任内,勤于政事,忠于职守,除奸革弊,为民办事,深得苏州人民的爱戴。宣德六年,况钟的母亲死了,按照礼制,他必须回靖安原籍守丧,这叫“丁忧”,这一去,要三年孝满才能出来做官。于是苏州二千多人向巡按御史请愿,“请求夺情起复”。明政府接受了人民要求,下旨况钟缩短“守孝”期,重回苏州做官。宣德十年(1435年),况钟进京述职,苏州人民怕他因政绩优异,升官离去。况钟起程时,“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舆卧辙”,舍不得他走。第二年(正统元年),况钟在苏州人民的一致要求下,终于再次回到苏州。
正统四年(1439年),况钟任苏州知府已九年,要赴北京考绩,朝见皇帝。况钟赴京后,因任期满要升官。苏州人民八万人又上书挽留,要求况钟再次回苏州,明英宗接受人民的请求,升了况钟的官,赐正三品,但仍回苏州做知府。
【断案故事】 顺藤摸瓜断“偷梁换柱”假冒知县案 大明宣德年间,况钟奉来吴江县调查案件。到吴江县便发现这里县衙和当地的鸿泰客栈发生许多离奇的事件。况钟在居住鸿泰客栈的时候,屡次被刺客行刺。根据刺客所遗留的线索顺藤摸瓜,悬疑贯穿,最终发现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有一位臭名昭著的县令,成天只顾着鱼肉百姓,冷落了自己的夫人莫遇春,这位夫人忍受不了寂寞,终于红杏出墙,与一位商人相好。没有不透风的墙,终于一日被县令发现了夫人与商人的。于是,心生歹念想除掉商人。就在危急的时刻,夫人出手相救,帮助商人逃到吴江县,拿着贪官的一笔赃款开了一个客栈。从此生意红红火火。谁想到没过几年,县令因贪得无厌,东窗事发,被降职调任。没想到世上真有那么巧合的事情,县令被调到吴江县,此时,这夫人再次与情人相遇,旧情复燃。二人怕再次被发现,于是密谋除掉县令。夫人为了保全自己的身份能继续搜刮民脂,于是就想出了一招“偷梁换柱”。可是到哪里去找和县令如此相似的人呢?
正在二人一筹莫展之时。天降奇福,发现一穷书生常住自己客栈。经一打听,这穷书生是外地人士,多年参加科举考试从未考中,虽然书生家境贫寒,但自幼志向远大,立志为官,为百姓谋福,此人实在是长相与知县极其相似。二人大喜,于是密谋决定找此书生顶替县令……于是夫人找到他,说自己虽为知县夫人,但经历凄惨,骗得了书生的同情。夫人说知县突然患了疯病,提出让书生假冒知县。因为朝廷要是知道知县已疯,肯定会派人来接替县令,没准是一个更贪的官,百姓的生活仍然会处于水深火热。其实真正打动书生的原因是,吴江县连年水灾,书生可以利用知县的身份修堤筑坝,解一方百姓的疾苦,实现自己的报国之心。于是这个“假冒知县”的阴谋就在真正的知县上任一个月之后开始了,其实那位知县没疯,他一直被关在县府后院的一个小屋里。
最后,一切真相大白,这时莫遇春后悔已经晚了,而假的知县本意善良得到了圣上开恩,既往不咎,考取功名。 Top8 刚直不阿——海瑞
【人物简介】 海瑞(1515-1587年),字汝贤,号刚峰,汉族,广东琼山(今属海口)人。少年从教时被称为海笔架。身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一生刚直不阿,清正廉明著称于世,被后人誉为“海青天”、“南包公”,与宋代包拯齐名。以直廉刚正著称,人称“海青天”。
海瑞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清官。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任诸暨知县;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曾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户部主事海瑞买棺材,别妻子,散童仆,以死上书,劝说世宗不要相信陶仲文这帮方士的骗术,应振理朝政,因而激怒世宗,诏命下狱论死。嘉靖最初把这篇奏章留中不发,但最后还是气愤难平,下令将海瑞逮捕到东厂禁锢。首辅徐阶力救海瑞,黄光升则把海瑞上书比拟儿子骂父,以减轻罪责,并乘机把海瑞留在狱中,营护海瑞甚力。直至同年十二月世宗驾崩,穆宗即位,才奏请释放海瑞出狱。海瑞隆庆四年曾前往福建晋江潘湖黄光升尚书府拜谒黄光升,以表营护之恩,有“潘湖海瑞歇马庙”可证。
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深受百姓的爱戴。后被排挤,革职闲居16年之久。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海瑞及闻潘湖黄光升卒,悲伤至极,带病前来晋江奔丧。后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死于南京。
【断案经历】 明世宗嘉靖二十八(1549)年举人,参加会试时上书《平黎策》,欲开道置县,以靖乡土。授南平教谕(无品级),升淳安知县(正七品)。
海瑞在淳安的一项被人称颂的政绩,就是重视刑狱,办案注重调查研究。因为他断判了许多冤案,在严州府属县颇负青天之名。因此,严州府各县遇有疑难案件,也移到淳安县处理。如《徐继人命参语》、《邵守愚人命参语》、《胡胜荣人命参语》、《吴万人命参语》等多件记录,说明海瑞办案十分认真,人命关天的案件,绝不敢疏忽从事。
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浚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深受百姓的爱戴。后被排挤,革职闲居16年之久。
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
【断案故事】 胡胜荣人命案 海瑞刚到淳安上任,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案子。说这个案子很棘手,是因为它跟大宋提刑官宋慈遇到的案子一样,是需要杰出的验尸技巧的凶杀案。说这是凶杀案,是因为这是前任知县已经判定了的。前任知县刚断了这案就调走了,海瑞紧接着来接任,其实对他来说,这就已经算是个旧案了。换了别人,既然是前任断的案,根本不用管他,直接往上呈报就得了,反正对错都跟自己无关。可海瑞不一样,他一到任就发现这个案子有蹊跷,因为凶手虽然画了押了,但那供词读起来怎么都像是屈打成招。因为前任知县才结了案还没上报,于是海瑞打算重审此案。
这个案子的凶手叫邵时重,而被害人叫胡胜祖。说邵家和胡家向来不和,因为两家的地挨着。后来两家因为争山地,闹了很多次,两家矛盾很大,这一点当地人都知道。就在半个月前,胡胜祖到山上去看自己的山地,不巧就碰到邵时重,而邵时重看当时别无他人,就在山坡上拿根棍子一下子打在胡胜祖的头上,就把胡胜祖给打死了。胡胜祖的两个弟胡胜荣和胡胜佑找到了哥哥的尸体,还在现场找到了凶器,并得知是邵时重打死的哥哥,就在事发两天后到县衙把邵时重告了。而邵时重在案发当天,也确实一个人到自家的山地上去过,而且连个不在案发现场的目击证人都没有。所以邵时重因土地纠纷打死了胡胜祖一案也就落实了。
说起来案情也很简单,所以前任审这个案子的时候也审得很顺溜。海瑞细审此案卷宗,第一个起疑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胡家兄弟在案发后两天才来报案呢?虽然可以说,是他们两天后才找到失踪的哥哥的,但一来胡胜祖失踪的地方离村子并不远,两天才找到未免太过离谱,二来既然两天后才找到,他们怎么就知道一定是邵时重杀的人呢?虽然杀人的凶器,那根木棍可以作为证据,但我们知道那时候并没有指纹学,没法在凶器上提取凶手的指纹。可海瑞在读完卷宗找到疑点后,还是先不审案,而是先提取了这根凶器仔细地琢磨了半天。他对着这根沾满了血迹的杀人凶器端详了半天,突然眼睛一亮,给他看出了个关键的破绽。于是海瑞下令,开棺验尸。
这时候胡胜祖的尸体已经放棺材里了,就等着案子一了,就下地埋了。可海瑞不管这个,他带着县丞、仵作亲自来到胡家验尸。因为胡胜祖是被木棍打中了头部死的,所以海瑞让人把胡胜祖伤口处的头发剃掉,然后就蹲下来仔细地看这个致命的伤口。只见这个伤口很深,足见这几棍用的力气之大,头部的颅骨都给打开了,血迹一直沾到了骨头上。海瑞看了半天之后,突然拿了个磁片,在那个骨头不停地刮,又把尸体的嘴巴撬开察看,然后还让人脱下尸体的衣服,又仔细察看了半天之后,才下令回衙,开堂审案。
这一下一干人等带到之后,海瑞让胡胜祖的弟弟胡胜荣又重复了一遍案情之后,就开口问他,说你哥哥出事之前,是否生了重病?胡胜荣听了一愣,然后想了想说,这倒不假,哥哥是病得很重,要不然也不会被邵时重几下就打死了。海瑞接着就问,那你们为什么两日后才来报案?胡胜荣想都不想就说,我们两日后才上山找到哥哥的尸体,所以才两日后来报案的呀。海瑞听了点点头,又让人拿出那根沾了血的木棍,让胡胜荣再次辩认,说你看清楚了,这是不是就是你们在发现尸体的现场找到的杀人凶器?胡胜荣一看,说当然就是了,大人你看血迹还在上面呢!海瑞听了这话,突然一拍惊堂木,大喝了一声:“撒谎!”他让仵作拿着这根沾了血的木棍放到胡胜荣的面前,说:“你再仔细看看!”仵作把木棍放到胡胜荣的面前,把木棍击打头部的位置指给胡胜荣看。因为是用木棍打死的人嘛,再加上打的力度很大,头骨都打裂了,所以木棍击打的地方也有木屑断裂。现在胡胜荣只见仵作把沾了血的地方轻轻撬开来一些,只见外面有血的地方,里面却一点血迹也没有。这一下,胡胜荣的脸刷地就变了颜色。
这时候,只听海瑞大声地说:我打开尸体的伤口看,见血是一直渗到了头骨上,但骨头断裂的地方,包括缝隙的表面都有血迹,可我拿磁片刮了几下,刮去表面的血迹之后,下面的骨头居然连红都不红。这说明了什么呢?而且,伤口周围的肉也呈两种颜色,一种很红,就是沾了血的颜色,另一种很暗,海瑞称之为打伤色,就是打归打了,但当时并没出血的颜色,这两种颜色一种是血液凝结之后,也就是血不流了之后打出来的颜色,一种是正常的鲜血颜色,这绝对是清晰可辨的。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所以,不论是从骨头上的血,还是肉的颜色,还是木棍上的血迹看,种种迹象表明,尸体上的血,包括伤口上、骨缝里,还有木棍上的,都是后来涂上去的血,而尸体头部所受的重击,则是在死后、在血液凝固后才被打上去的!
海瑞分析了一大通之后,冷冷地看着开始发抖的胡胜荣和胡胜佑兄弟俩,大喝一声,说“胡胜荣、胡胜佑,毁亲兄之尸而嫁祸他人,还不从实招来!”这一嗓子喊出来,胡家兄弟俩扑通一下就跪下了,然后把整个过程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原来,胡胜祖根本就是得病死的,但死了之后两天,胡胜荣突然想起来,两天前在山坡上见过邵时重,当时邵时重只有一个人,而且也没发现胡胜荣。而胡家跟邵家争地正是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不仅胡胜祖跟邵时重争地,胡胜荣和胡胜佑跟邵时重都分别另有土地和财产的纠纷。胡胜荣脑筋一转,跟弟弟一商量,就打算拿哥哥的尸体二次利用一下,来陷害邵时重。邵时重一入狱,一判刑,邵家的地自然也就可以被胡家争过来了。于是他们俩私下把哥哥尸体作了番手脚,然后诬告邵时重。眼看着前任知县已经结了案,他们就要如愿以偿。哪知道来了个法眼如炬的新知县,洞烛观火,条分缕析,居然靠着神乎奇技的验尸技巧,就把这桩几乎是天衣无缝的冤案给翻了个底朝天。
胡家兄弟认罪伏法,邵时重被平冤昭雪。这一下整个淳安县都轰动了,大家纷纷传说,说淳安新知县是个断案如神的海青天。
Top9 正直敢言——袁可立
【人物简介】 袁可立(1562—1633年),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今睢县)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立朝不阿权贵,敢于为民请命,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和军事战略家。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四朝元老”之臣,诰“五世恩荣”之赏。
万历十九年,他出任苏州府推官,二十八岁弹劾炙手可热的应天巡抚,平反苏州太守石昆玉冤案。万历二十三年九月,疏上,触怒神宗皇帝,于万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将袁可立削职为民,沉冤达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史称“震门之冤”(钱谦益《牧斋全集》)。
泰昌元年(1620),沉冤得以昭雪,起袁可立尚宝司司丞,历太仆寺少卿,升左通政。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六年(1633)十月,袁可立卒,大宗伯董其昌言于帝,帝谴使至睢州祭葬,并在尚书府第前街衢之中修东西临街二石坊,左曰“三世司马”,右曰“宫保尚书”(《河南通志·睢县采访稿》),可谓盛典矣。
袁可立做事干练果断,是晚明少见的既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并尽量远离党争多做实事,为清流在朝堂上争得宝贵席位,能在群阉环伺的情况下主持辽务多年,成效颇丰,十分难能可贵。董其昌说:“公护名节,胜于功名”。
【断案经历】 苏州自古江南重地,是明代万历年间两任当朝首辅申时行和王锡爵的故乡,背景不是一般复杂。万历十九年,袁可立出任苏州府推官。时“苏当轮蹄之冲,财富刑狱甲于他郡,公徐而理之。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爰书无只字出入。”袁可立“平反疑狱无葁,扬贞汰垢”,知府“倚公如左右手”(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太守石昆玉因为廉洁刚正而得罪应天巡抚(李涞)。巡抚公开对石昆玉进行弹劾陷害。查问的公文下到江南四郡,四郡的理刑官公推袁可立来主审这件棘手大案。袁可立按状依法为石昆玉洗雪冤狱,同僚们十分害怕齐往后退缩。袁可立说:“万事由我一人承担,我为什么要因为上台官员的淫威来诬陷我们的贤太守呢?”案件调查完毕,袁可立对李巡抚宣读,声音铿锵有力。巡抚十分羞愧,拿起屏风遮住颜面。袁可立宣读法令更加严厉,巡抚无地自容自己弹劾自己而去职。朝野一齐称颂袁可立是一个刚正不阿的好官。
袁可立执法如山,凡有案件,皆刚毅持正,不避权贵,“至犯令抵罪者,虽宠近必行,似欧阳永叔。”(《节寰袁公墓志铭》)
董份,浙江乌程县(湖州)人。明嘉靖进士,官终礼部尚书。给事中欧阳一敬劾其党严嵩,诏黜为民。董份为人贪险,在官攀附权贵,居乡广占良田。万历二十二年,董份之孙董嗣成提出惩戒家奴。言行一出,立即引起湖州民众抗议。同时有乌程县祭酒范应期也称霸一方,遮上诉状者千人。右副都御史浙江巡抚王汝训和巡按御史彭应参激于义愤令乌程知县张应望将范应期拘捕。范不堪其辱自缢而死,范妻吴氏赴京诉冤。万历帝怒,命将彭应参、张应望下狱,谪知县张应望戍烟瘴之地,王汝训、彭应参等俱削籍为民,连举荐王汝训、彭应参的吏部尚书孙丕扬和都御史衷贞吉等朝中大佬广受牵连,案件震惊朝野。所涉大小衙门无敢过问,而百姓告状不止,大有酿成更大民变的危险。
在此情形下,上台命苏州府推官袁可立审理这一棘手大案,袁可立走访了因处理此事而刚刚辞职的同乡前湖州知府刘涣,首先“博收讼牒下各县以杀其势”,他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董、范两家田产多以抵债或低价收购、接受投献而来。但董、范两家也势不让人,要求官府严惩所有参与的人。袁可立顶住压力,左右,竭力保护弱势民众一方,除了将少数为首施暴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节寰袁公传》),其余均以民事案件分发到各县衙门从轻发落,使这一轰动京城的事件很快得以平息。经过退还,董、范两家田产所剩已十不及其三,而贫民获益颇多。
巡海问琉球,断案奇如神。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处以极刑的一时竟多达数十乃至上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妇女儿童。于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千余名无辜百姓和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一些贫困不能归家者还发给路费。“公尝查盘海上兵饷,一武弁遗公三倭刀,…公疑,而代诸夷求缓死,权系县狱。未几,琉球贡使至,始知为本国良民,而以输粮失风者也,悉纵之还。夷感其德,民服为神五载。”(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
万历二十二年,太宰(吏部尚书)上其事,“以治行异等”擢袁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吴民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
自袁可立巡城,无论皇亲国戚,还是朝中重臣,凡有贪纵不法,袁可立一并弹劾论处。并亲自审理有重大影响的疑难刑民案件,理雪伸冤,惩治奸吏无数。一时京城“贵戚敛手”,但由此触怒权贵,为日后的罢官埋下了祸根。
【断案故事】 涉倭案 明万历二十二年,袁可立在查办涉倭案件时,发现被指为倭寇同党处以极刑者一时竟多达数百人之多,有些案件甚至殃及妇女儿童。于是他不惜得罪一些急于邀功的高官权贵,对案件进行重审,先后使千余名无辜百姓和渔民免遭屠戮而获释。
一次,袁可立奉命巡海琉球(今日美所谓冲绳者,向为中国藩属),一个李姓千总邀袁可立共饮,席间出赠三把倭寇“武士刀”,袁可立审视之,见刀面光洁如玉,十分精美,但谢绝了千总将刀退还,袁可立凭经验发现这不是倭刀,而是来源于琉球之物。不数日,海上传来战报,说军队打了胜仗,击毙倭寇数百,擒获20名俘虏和大量物资及船舰。但在审验时却没有战俘的口供,也没有证据,案件一筹莫展,但急于报功的军方要求草草结案将犯人处死。巡按感到棘手,交给推官袁可立查办。袁可立接手时,有两人已毙死杖下,另外的十八人也被以毒药致哑,即便不哑也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辩冤。袁可立据理力争,上奏朝廷将人犯缓死暂系狱中。袁可立仔细地查验了所有缴获的物品,惊讶地发现自己曾经见过的三把“倭刀”竟然也在其中,又被当作“战利品”上报。顿觉案件大有蹊跷,马上找来李姓千总对质,但千总死不承认诬良为盗,并一不做二不休一口咬定说就是在海上俘获的倭寇。
不久,琉球贡使来中国,胸有成竹的袁可立请他们过来指认,贡使辨认出这些全都是琉球良民,是一次在海上运输粮食时因风失舵而漂流海上才不幸被官兵捕来冒充倭寇的。后来这十八个琉球国民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为感谢袁可立救命之恩,在琉球建庙塑像奉祀,敬若神明。
抗旨斩弄臣万民呼青天 袁可立以御史巡视京都西城,时有皇帝弄臣仗势杀人,百官皆不敢问,可立即重捶抵罪,将弄臣的罪行张榜于五都衢。“公一日视西城,有内珰杀人者,公辄按捶问抵罪。”
这时便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黄道周《节寰袁公传》)遂将说者驱之门外,众阉知道后恨之切齿。
同僚们都为袁可立捏一把汗,奉劝道:“以近臣怵,公宜纵之”,“斯寺未必过切,足下何与之深隙兮?且弄臣也,其如此辈人自明,将降祸蝎公矣。”(王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节寰袁公神道碑》)
“已而,果得中旨赦之,可立不为动。”(汤斌《睢州志·袁可立传》) 袁可立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命案和王法面前并没有给皇上留面子,毅然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相跪,呼“袁青天”。
Top10 廉吏第一——于成龙 【人物简介】 于成龙(1617-1684年)字北溟,号于山,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帝亲自召见,赐予他白银千两、御马一匹,亲自赋诗一首表彰其廉能,并称赞他为“清官第一”。
于成龙一生勤政廉洁,多行善政,无论在穷乡僻壤的小城,还是在富庶繁华的江南,他始终不改节俭作风,“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日食粗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人称“于青菜”;深得百姓爱戴,史书评价:“于成龙得民心如此,古史罕见。”。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
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精于从细节上发现问题,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秉公处理地方上的疑案、悬案,使许多错案得到平反,于是百姓称呼他为“于青天”。
去世时替他办后事的官员看到寝室“皆见床头敝司中惟绨袍一套。堂后瓦瓮米数斛,盐豉数器而已,无不恸哭失声。”“士民男女无少长,皆巷哭罢市。持香楮至者日数万人。下至莱庸负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康熙感叹道:“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
【断案经历】 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时年44岁的于成龙,接受清廷委任,到广西罗城担任县令。当时罗城地处偏远,加上久经战乱,县城人口稀少。于成龙在当地建立保甲制度,严惩盗贼,治安逐渐稳定后,由于当地的人力不足,招募流民以恢复生产。另外还动员百姓修建民宅、学校和养老院、救济院,使百姓接受教育,穷人和孤寡老人能有所养。深得民心后,又以刚柔并用的方法,解决地方豪强欺压百姓的行为。三年内,罗城出现百姓安居乐业的景像,于成龙因为政迹卓著被举荐为“卓异”。
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龙升任为湖广黄府同知,当时黄州治安问题严重,影响地方安定和居民生活。为了了解盗情,他多次微服访查,了解情况后,将地方上的盗贼一举抓获,对待案犯,于成龙主张慎刑,以教育为主,采取“宽严并治”和“以盗治盗”的方法,成效明显。于成龙在词讼、断狱方面,精于从细节上发现问题,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秉公处理地方上的疑案、悬案,使许多错案得到平反,于是百姓称呼他为“于青天”,于成龙因为政迹卓著再度被举荐为“卓异”。
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龙出任福建按察使。当时清廷为了对付台湾郑氏的抗清势力,实行“海禁”政策。地方官员不顾连年兵祸,时常以“通海”罪名屡兴大狱。他得知此事后,对这些案件提出重审,在他的力争和主持下,先后有千余名无辜百姓获得释放,于成龙因为此事第三度被举荐为“卓异”。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任职之初仅辖江南两省,江西总督由董卫国担任,据悉于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南京布价急速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鸟兽窜”。
【断案故事】 智破命案 于成龙任县令时,一天他有事路过邻县,发现两个男子用担架抬着一名女子在前面急急赶路。女子头上戴着发钗,旁边跟随的几个人,不时用手整理女子盖的被子,似乎是怕她着凉。走了一段时间,抬担架的人又进行了交换,并放下担架进行休息。
于成龙觉得蹊跷,就派人去询问,他们回答说是妹妹生病了,要把她送到婆婆家去。走了一会儿,于成龙又派人去查看,发现他们把人抬到一户人家去了。
于成龙怀疑这伙人是窃贼,就向当地县令反映,但该县令否认本地发生过案件。于成龙不甘罢休,他在当地找个旅店住下,派手下人员外出打听,究竟谁家发生了案件。经过多方查找,终于得知一富户遭到强盗洗劫,富翁遭到炮烙而死。于成龙命人将富翁的儿子传唤来,问他家中是否发生了案,那人亦矢口否认。对此,于成龙早有预料:因为当时规定,发生案件不能侦破,要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因此,人们大多因为案件不能侦破而瞒案不报。富翁的儿子之所以否认家中遭盗,极可能是怕说了真话被官府找麻烦。于成龙心生一计,他说强盗已经抓到,只是需要核实有关情况。那人顾虑全消,一五一十地将家中遭到洗劫,父亲被炮烙而死的惨案全盘托出。
案情已经核实,于成龙又将情况通报当地县令。经过策划,县令派出精干捕役在于成龙锁定的农舍缉拿了罪犯,人赃俱获,一伙强盗全部被抓获,一桩抢劫杀人大案被于成龙侦破。
那么,于成龙究竟是怎样破获此案的呢?其实也很简单,只是一般人没有留意。男女授受不亲,一般的良家女子,躺在担架上时是不会让多个男子掩盖被子的,几个男子时不时为女子掩盖被子,不是怕其着凉,而是怕漏出财宝。抬着一个女子而频频换人,多次休息,也证明上面藏着金银财宝。如果女子得病,应该有女眷迎送,而他们到达时,却是两个男子来迎接,也没有焦急担忧的表情。可见,他们不是迎接突然发作的病人,而是进行预谋已久的犯罪。案件的侦破完全印证了于成龙的推断,担架上睡的的确不是良家女子,而是他们为掩人耳目,花钱雇来的。人们感叹于成龙的断案如神,更佩服他的认真负责。
智破盗劫案 于成龙巡视高邮。恰好有一个富绅家即将嫁女儿,嫁妆非常多,夜里被盗贼穿墙打洞席卷一空。当地刺史束手无策。于成龙命令关闭各个城门,只留一个城门放行人出入,派公差头目把守,严格搜查行人的装载。又出告示告知全城百姓各自回家,等候第二天仔细搜查,务必找到赃物。于成龙暗地里叮嘱公差头目:如果有人从城门出入两次的就把他抓起来。过了中午抓获了两个人,全身之外,并无其他随行物品。于成龙说:“他们是真正的盗贼。”这两个人不停地诡辩。于成龙命令脱掉两人的衣服搜查,发现外衣里面套着两身女装,都是富绅家嫁妆的衣物。原来盗贼们担心第二天大搜查,急于转移赃物,物品太多,难以携带,所以秘密地穿在身上,多次带出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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