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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即权力，女性总是处在“失语”状态中，这种失语不仅仅是很多女性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还体现在女性作品被淹没、被误读、被篡改，甚至翻译时也存在广泛的厌女症。
然而讽刺是，翻译是一项非常“女性”的创作。
女人是天生的“双语者”，要从生命经验里找到自己的、女性的语言（但不被允许轻易表露），还得习得“他”的、父权的语言，在破碎的主体里，理解权力的运行逻辑。
于是去揭露“翻译中的厌女症”，是女性的使命。除了我们去做，别无他法。
最女权的《芭比》
最无语的翻译
今天她姐想要郑重其事地“翻译中的厌女症”，其实源于个人的小小的激愤。
我第一时间去电影院看《芭比》，却发现院线字幕翻译得云里雾里。
这可是2023年最伟大的电影啊，感觉翻译人员对电影内核与女性意识都缺乏了解，甚至出现把“总统女士”翻译成“总统夫人”的重大错误。
类似的厌女症翻译，豆瓣小组总结出二十多处。
上下滑动查看院线错误翻译
我说一个也不算大错、但很可惜的点——
《芭比》有个带着女性赋权又充满幽默感的结尾，就完全没有翻译出来。
影片最后，芭比衣着休闲西装、脚踏勃肯鞋、脸上既兴奋又紧张，仿佛要干件大事，当我们都在期待一个大女主爽剧时，结果她见的是妇科医生。
由于文化习惯上的差异，国内还没有形成定期妇科检查（未必因为生育）的普遍观念，观众很难直观理解这其实是个笑点，对爽剧结尾的预期违背，最后的底不是她成了女高管，而是她成为了有的人类女子。
《芭比》结尾芭芭拉检查妇科
类似的喜剧效果可以是芭芭拉满脸骄傲地说“我是来检查我的浦西的”，字幕直译成“妇科医生”在中文语境里反而造成误解，很多观众表示困惑“她怀孕了吗？"
这个底还call back了芭比初次来到现实世界闹出的笑话。
令人遗憾的是，翻译同样没有译出精髓。
芭比被建筑工人性骚扰，他们开黄腔说：“想把脸埋在天使宝贝儿的内裤里。”
芭比没完全听懂这个黄腔，她的回答带着没吃过现实的苦的天真：“但我提醒你们一下，我内裤里没有vagina，他（指着肯）也没有penis。”
院线都翻译成了“”
结果都笼统翻成了“”，又书面又生硬，关键是本部电影里区分男女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还痛失冒犯性，要知道现实里女人直接讲出“”“”就足以把性骚扰犯吓一大跳。（更俚俗一点的翻译可以是：“但是我没有逼，他也没有屌哦。”）
估计院线翻译也听不得“”，得吓死。
影片中的生硬翻译还有很多，甚至出现“娘娘腔”“娇妻”这种明显带贬义、不符合女性主义气质的词，这很让人痛心。
院线把“女性装扮”翻译成“娘娘腔衣服”
最女权的电影，翻译也太不女权了吧。
而这样的厌女翻译在电影里、在书中、甚至在女性主义著作中还有太多太多。
这就很离谱了，本来阅读女性主义学术著作是一个排毒的过程，结果看了厌女翻译，约等于又摄入了封建遗毒。
当然我不认为全都是译者有意为之，而很可能仅仅出于对女性主义毫无敏感的无知。
但最可怕的就是这种“不假思索”。
厌女翻译之——
加深刻板印象
《芭比》上映后掀起的讨论热潮，至今还未熄灭，在社交媒体上，无数女孩接力指出各类译作中的翻译错误。
最令人们出离愤怒、无法忍受的厌女症翻译，不外乎两种。
之一便是“画蛇添足”式的改写——
译者对原作添油加醋、施以润色，导致语义的坍塌扭曲。
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芭比》中，梦幻的、虚假的barbieland难以落地，彰显女性可能性的“总统女士”在译者那里无法想象，于是“总统”被矮化至性缘关系中，改写为“总统夫人”。一下子《芭比》被拉回父权制的世界。
图源：《芭比》
每当一个女性莫名成为“夫人”，便是刻板家庭分工、女性附属地位的再度强化。
翻译中的《芭比》，还存在对女性外貌与装饰性的非必要渲染。剧情前期，芭比们是barbieland的主宰，她们于舞会上“尽情舞蹈”，院线版却改写为“摇曳生姿”，凝视的目光宛如实质。
舞动的芭比们
普遍情况，除了类似的刻板印象，还有对女性“性关联”上的过度想象。
流俗一点的，如前不久沸沸扬扬的爱泼斯坦事件，犯罪实施地点被扭曲命名为“萝莉岛”。
而文学一些的，如博主@WowDaikon发现不同性别译者对《布鲁克林有棵树》的翻译差异。
女译者笔下倾泄出的，是对自然身体的白描——“硕大、下垂的”；男译者则添加了意淫空间——“胸口波涛汹涌”，一秒幻视男频网文。
图源：新浪微博
《翻译中的性别差异及女性身份认同》指出：“在翻译, 尤其是文学翻译活动中性别语言是客观存在的。”
文中提到，塑造女性形象时，男译者往往会将中性词译为贬义词，以弱化、蔑视女性角色，而女译者则会避免这种倾向。
《翻译中的性别差异及女性身份认同》摘要；刘霞敏
作者选择了两版《简爱》来做比较。
这句面向女角色的对白——
“How very easily alarmed you are”，译者黄淑仁选择忠实直译为“你可真容易受惊吓”，而男译者则发挥为“你可是胆小如鼠”。
这不是孤例。
行文措辞中对女性暗戳戳的贬损太过常见。
影视剧中，“你们不合适”的说法，被扭曲为“她配不上你”。
“她不好”被译成“她超贱”。
图源：网络
文学作品中，王科一将《傲慢与偏见》中正式的“女士”翻译成，毫无尊重意味的“娘们儿”。
《幽灵诡计》游戏汉化，角色吐槽母亲“ワガママ”（直译为自私），被润色为“母老虎”。
而其他网友截取的部分，则更令人作呕。
图源：新浪微博
豆瓣小组@动漫番剧 中发现的性别偏见例子也不少有。某部动漫中“别像小团体一样闲聊天”，被译为“别像女人一样闲聊天”。
图源：豆瓣
知名的《月刊少女野崎君》中，将“没出息的话”译为“娘娘腔的话”。
图源：豆瓣
更不要说，一些人凭着主观爱好，硬加上去的无数秽语了。
图源：豆瓣
我们生活在厌女词构成的信息海洋里，而这一切本不该存在。
或有意无意，人们内化了父权制的规训，以贬损女性作为笑料。
女性在这种不假思索之中，成为二等公民。
厌女翻译之——
抹去女性存在
翻译中的“画蛇添足”，往往强化了性别刻板印象、加强“性关联”的想象以及完成对女性的社会性蔑视。
另一种令人不适的翻译错误，则更加无耻，即“无中生有”——
译者凭空捏造，彻底抹去女性的痕迹。
不胜枚举。
譬如很多时候，人物性别混杂，却全部用“他”作人称代词；哪怕女孩人数更多，仍以“他们”作指。这种错误，是翻译乃至各类创作中的常见现象——
“他”的过度使用。
图源：豆瓣
无所不在的“他”侵占了太多文本。“生个健康的孩子”，被本土化追男宝“生个大胖小子”。
图源：新浪微博
“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mother”被篡改为父辈，“祖父母”只剩下了“祖父”。
图源：豆瓣
图源：
而关于女性的故事呢？一代传奇玛丽安托内特，被译为《埃及艳后》《拜金女》，失去了自己的名字。
这般讲述，让女性仿佛被开除“人籍”，明明存在，我们却无法看见她、知晓她、跟随她。
而无中生有的更进一步，便是对女性人生的覆盖。
前不久她姐刷到一则豆瓣网友的纠正贴，指出《This Is Going to Hurt 》的中译作品《绝对笑喷之弃业医生日志》中，存在许多厌女错译。
令人如鲠在喉。
原文中对产妇分娩的疼痛描写被删除，改成轻飘飘的“顺利生产，一切正常”。原文中孕妇因疼痛而气喘吁吁，到了这变成了莫名其妙的“大呼小叫”。
图源：豆瓣
这位译者先生简直堪称厌女症的具象化身。主角想喝酒（俚语），被翻译成“想要边喝龙舌兰边摸女孩的胸部”——译者不管角色是gay的事实，只想在文中留下自己的下流。
本是出彩的医院观察实录中，记录着珍贵的女性生命经验，最种却被错误的臆想覆盖。透过这套路数，仿佛可见千百年来女性的痛苦与愤怒是如何被粉饰成岁月静好的“母亲”“太太”。
而更有甚者，将女性超越时代的主体性一并抹去，装点成五光十色的揽客招牌。
《无耻之徒》中颇具气势的一段台词，“你本是狂风骤雨”，被胡编乱造为——“你为何不享福？”
彰显女性主体性的角色，摇身一变成了向下自由的代言人。
图源：
连最为人熟知的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的内容也逃不过恶意篡改。
《第二性》被翻译成了一团烂泥，无论英文版还是最初的简中版。尤为讽刺的是，当女性写作——哪怕是女性主义著作，“性”话题都会被放大，成为流行的出版策略，也讽刺地成为现实与作品的微妙互文。
如今这样的事件还在变体上演。
反性别叙事的《戴洛克小镇》，作为难得一见的女性主义佳作，却曾被译为八竿子打不着，内核相悖的《小镇警花》。
图源：豆瓣、网络
去年的作品《化学课》中讲述了一位女性化学家遭受的结构倾轧，剧中借主角之口质问：“除了玛丽·居里，你还知道哪个女性化学家的名字？”，以此控诉学术奖对女性的排斥。
但幽默的是剧名词条，疑似曾被改为“居里夫人”。
图源：豆瓣
这些翻译不仅对作者、读者皆不忠实，与作品而言也毫无尊重，只是映照观念水位的镜子。
而无中生有的程度从浅至深，也仿佛逐步对应了女性“失语”的不同境遇。
剥削总是类似的。
一开始，看不到她的存在，听不见她的声音。接着，否认女性生命经验，抹去她的个体肉身。最终，连隽永存世的精神意志，也被涂改。
而当下我们不断地谈论女性主义、谈论女性，所做的正是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以一种公正的视角，归还她的故事，正视她的一生。
这么较真
有必要吗？
有必要。这对我而言，太重要了。
女性在历史里的很长一段时间不被允许写作，因为创作被视作是一项高级的劳动，女性不配驾驭。但女性翻译家却出现得很早，因为翻译被视为是辅助性的工作，是一个从属的“女性”的地位。
维多利亚时代，勃朗特三姐妹要披着男性作家贝尔兄弟的马甲才能发表作品，彼时男性作家普遍认定女人写作是不淑女的，是prostitute（像一样出卖自己灵魂）的行为。
勃朗特三姐妹被劝告，写作不是女人该做的事
三姐妹的作品广受赞誉，可惜作者并没有从中获得丰厚的报偿，人们对《简爱》的评价很高，但随着时间推移，开始有人怀疑作者是女性之后，舆论风险立刻转变。
简奥斯汀开始书写的时候，会在手稿上面盖一层吸墨纸，以便随时覆盖。
这层吸墨纸像那时女性写作的隐喻，都藏在假面之下，有一个表层故事（嫁人）和暗流涌动的底层叙事（女性意识探索）。
简奥斯汀一生未婚，笔耕不辍，她也没有从写作中获得名望，侄子甚至评价她为“快乐平淡的简姑姑，没有历史值得书写”，但很可能是为了保护她的隐私，因为张扬的女性写作者还是不受待见。
最伟大的简奥斯汀，被侄子认为平平无奇
虽然简奥斯汀已经被广泛类比为“可与莎士比亚平起平坐”，但依然不乏批评的声音，马克吐温表示“没有简奥斯汀的图书馆就是好图书馆”。
这一切全都发生在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之前，那时女性写作就是这般艰险、充满迷雾，打捞女性书写的过程也注定布满了隐晦的、有待破译的密码。
20世纪到来，现代主义文学涌动，女性主义浪潮袭来，女人终于可以大书特书了。
然而一切都变得扩然开朗了吗。很难讲。
记得伍尔芙《一间自己的房间》引进国内后，被男性评论家评价为“伍尔芙的屋子不住女人，住女诗人”，好似女人只有足够优秀才配有房间，还表示“最好的作家并不会将性别带入自己的文字中”。
伍尔夫的女性身份不容抹去
看到这般误读，我内心在咆哮：人家都已经写在了标题里，“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间”，这还不算性别视角吗，是哪个字不理解，这都能抹去女性的存在。
波伏娃的法语原著《第二性》第一次翻译到英文世界时，译者是一个男性动物学家，霍华德·帕斯里，他非常“好心地”删减了原文超过10%的内容。
包括78名历史上杰出女性的名字（她们是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诗人），还有女性视角对性生活、性幻想、以及女性同性关系的阐释，只因他觉得这是女性毫无必要的唠叨。
波伏娃不只是萨特的情人
这一度让英文读者觉得波伏娃的文字前言不搭后语、尽说些陈词滥调、延续了父权系统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中文翻译同样出现了偏差，很多读者抱怨男性译者郑克鲁翻译的版本太晦涩难懂了，后来才发现女性译者邱瑞銮的译本好读多了，原来不是波伏娃本身文字晦涩的锅。
《第二性》的厌女排版至今依然可见
也就是说半个多世纪以前，女性先驱就已经洞察了父权的真相，就因为文字在时间中折损，在转译中销蚀，真相就被父权的语言覆盖，被男性译者硬生生篡改。
结果一辈子白干，下一代女性又得重来，这种挫败就像西西弗斯推同一个石头，徒劳无功、周而复始。
气人的是，厌女翻译时至今日依然正在进行时，还在将女性麻痹、催眠、失忆，她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醒来。
女性学者切瑞斯·克莱莫雷提出“群体失声理论”，她指出，对经验命名是一种权力，女性失声和父权语言是一体两面的。
打捞女性叙事的过程如此艰难险阻，一方面是女性文字藏在父权语言的编码之下，另一方面不进行交流的记忆无法被集体保存，就会被压制，被遗忘。
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暴力。
女性作为天生的双语者，有责任斩断这层暴力，不让下一代女性还生活在迷雾之下，找不到同行者的声音。
女性译者们发起过一场女性主义翻译的思潮，就是要打捞女性记忆，修正性别偏见，并在文化实践中赋予女性更有主体性的内涵。
更理想的是，女性文字工作者们组成“她写作，她翻译，她编辑”的更广阔的生态。
让女性语言更加可见，女人的声音汇成河流，不再是稍纵即逝的光点。
而是灯塔，照亮彼此，是利刃，刺破父权语言。
我们拒绝沉默，巴别塔方可建立，那时候连上帝也无法阻止女人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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