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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俞平伯《打橘子》中的“小时候吃的蜜橘都是成篓成筐的装着，瞪眼伸嘴地白吃”，又恰逢父亲从老家寄了二十几斤的柿子过来，便想起，小时候吃的柿子何尝不是这样呢？一篓一篓的装着，随放一角，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大部分人家都种着一棵柿子树，门前，屋后，随处可见。在已凄清尚未寒冽的深秋，树头柿子渐渐由绿变黄。国庆节前后，我们已经等不及了。即便远望过去软柿还是一片青绿色，我们也催促父亲赶紧上树去摘。
“熟都没熟，能吃吗？”父亲嘀咕着。我也有些犹豫了，毕竟此时的柿子怎么看上去都不像能吃的样子。“能，能，能，”母亲却底气十足，“放两个苹果在里面，扔炕头上，用被子一捂就熟了。”
柿子树栽在屋后，紧挨墙角。十几年长成的身躯高大粗壮，个头已远远越过屋顶上的天台。父亲拿一把梯子立在屋瓦上，连到天台上。天台原本是用作农忙时晾晒麦粒、花生之类的农作物，打了水泥台阶通往上面。后来，农作物越种越少，父母干脆砌掉台阶，在外围打造一处厨房出来。
爬梯子，我也爬过，胆战心惊地爬过，仗着五岁男童赐予的勇气。他依凭“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猛劲，一溜烟就爬了上去，我因为担心他，也只能闷头上去。父亲站在天台靠近柿子树的一角，用手掰住树枝，把柿子一个个摘下来。“姥爷，那有个红柿子，”孩童欢呼大叫。树上总有几个早熟红透的软柿，父亲摘下给我们，待不及去洗，皮一剥，鲜美的汁液顺手流下来，什么叫甜到心里去，咬一口就知道了。软柿个头不大，和孩子的拳头仿佛，母亲说这是一种牛心柿品种，果似心脏形，味极甜，两三口就可吞掉一个。
见母亲仰头看我们，喊一声“接住了”，就把熟柿往下扔。接住了，让她尝个鲜；跌破了，管它呢，再扔一个就是，反正有的是。
高处的柿子，手已没法够到，只能擎竹竿将枝干拉到跟前，再一一摘取。然而一树太多，即便分摊给别人也仍旧吃不了。因而，高处的柿子也就任由它风吹雨淋，鸟雀啄食，再不然落地腐烂，化作春泥。
很多时候，母亲是不舍得浪费这柿果的。摘下来，和两三只苹果混在一起，放在塑料袋里，勒紧，一袋袋地放在炕头的一角，再盖一层衣布。一两周的时间，一个个青黄的硬柿，变成通红的软柿，到嘴还带有苹果的清香。
母亲更爱吃脆柿。对门家的柿树个头不足我们家的一半高，但在我们家柿子还是一片青绿时，他家已经变成橙黄色。母亲说他们家的品种是那种甜脆柿，只需削掉一层薄皮，咬上去“咯吱咯吱”，从中切两刀，内现如苹果中的冰糖心，清甜脆爽。母亲并不开口去要，她自己动手用白酒漤柿子。把青柿一一洗净，在盛有白酒的碗中滚一圈，再放入塑料袋抓紧，一周左右就可吃了，既不涩也不软又脆甜。
霜降过后，柿子转为分明的通红，到了最佳的品尝时候。随手摘一个，一碰汁液就要流出来似的，催促你赶紧吃掉。往往吃不光，便做起了柿饼。削皮留蒂，用网线拴住蒂把，一条条晾在院子里，日晒夜露一两个月左右，柿子会析出一层白霜，即成柿饼。
嚼着柿饼时，秋已经过去了。想起摘柿子前前后后的一段，恰是弥漫了整个秋季的初始和结束，像是把我整个童年的味觉都填满了，又掺杂着青春的欢愉。三十几年过去，当在异乡还能吃到家乡的柿子时，我又怎能不好好怀念和感激那段时光呢？（朱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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