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多大年龄2024 1936年多大岁数

1952年，被囚禁在台湾的张学良，那年他51岁，头发凌乱，目光呆滞

张学良在台湾

1952年春夏之交，张学良在台湾新竹县五峰乡的井上温泉住所拍下一张照片。照片拍摄时，51岁的张学良已经被囚禁16年了，他坐在门前的石墩上，双手环抱，头发凌乱，而且还掉发严重。

同时，张学良表情尽显无奈，目光呆滞，似乎对自己能否获得自由身已经不抱有任何期待，给人的感觉就是任凭处置的“犯人”，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我们再也无法知道照片拍摄时，张学良究竟在想什么，他会后悔当初坚持要送回南京的决定吗？

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要求抗日。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在不顾部下强烈反对，坚决要送回南京。美国人伦纳德是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他亲眼看到了张学良在南京下飞机后被带走。伦纳德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飞至南京的一个军事机场，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少帅。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迈开几步，又回头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我的手。我目送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穿过了阻隔着他的一道人墙。他走过那些曾经是朋友的面前，而这些朋友现在已变成敌人了。”

从那一刻开始，张学良失去了人身自由，他被秘密囚禁起来，先后更换了多个关押的场所。1946年11月，张学良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台湾关押，自此两人再也没有回到大陆，而且未能回到东北给父亲张作霖扫墓，成为他最为悔恨的一件事。

初到台湾后，张学良被送到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在这里生活了10年时间。据当年的资料显示，当时井上温泉非常偏僻，这里附近有一排日式木造平房，因为有温泉，一度成为日本警察招待所，再后来又辟为招待游人和旅客疗养的场所。

张学良和赵一荻

张学良来到这里时，因为房屋年久失修，居住环境颇为恶劣，冬天阴冷潮湿，夏天稍遇暴雨便四处漏水。张学良在日记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写道：“井上温泉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损坏严重，如果遇到暴风雨，人和车都无法通行。”

井上温泉当地都是原住民，当局严禁他们帮助张学良，也不能越过特务设置的警戒线。当年张学良四弟张学森女儿张闾蘅来到台湾后，她虽然不能直接去看望大伯，可也从侧面了解到一些关于张学良的情况。张闾琳后来说：

“其实他们那10年过得很苦，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购困难。大伯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简单的营养。本是大家闺秀的大妈也能熟练用缝纫机自己缝衣被，以抵御山中寒冷。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几年里，大伯听力、视力大为减退。他的精神也很苦闷，有时只能逗弄着小猫打发时间。那十年完全与世隔绝，没人知道他的生死。”

张学良

要知道张学良没有被囚禁前，可是名震全国的少帅，一时风光无限，所以张学良内心苦闷就不难理解了。转眼时间来到1990年，和蒋经国已经先后去世，而张学良也已经是耄耋之年，这时他基本上获得了自由。

当年6月1日，台湾当局官员、张学良好友等人齐聚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学良举行九十岁生日寿宴，这正式宣告张学良获得了人身自由。2001年10月，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病逝，享年101岁。

张学良和赵一荻

自1990年获得自由身后，张学良没有踏上大陆一边，这让他抱憾终身。同时，张学良去世后也没能实现叶落归根，他跟妻子赵一荻合葬在夏威夷。张学良去世后，中国大陆方面第一时间给他的亲人发去唁电，称：

“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张学良和赵一荻墓地

对于自己的一生，张学良是这样评价的，“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这句话确实是张学良发自肺腑，他从36岁后确实没有了自由，人生坠入谷底。

1952年，被囚禁在台湾的张学良，那年他51岁，头发凌乱，目光呆滞

张学良在台湾

1952年春夏之交，张学良在台湾新竹县五峰乡的井上温泉住所拍下一张照片。照片拍摄时，51岁的张学良已经被囚禁16年了，他坐在门前的石墩上，双手环抱，头发凌乱，而且还掉发严重。

同时，张学良表情尽显无奈，目光呆滞，似乎对自己能否获得自由身已经不抱有任何期待，给人的感觉就是任凭处置的“犯人”，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我们再也无法知道照片拍摄时，张学良究竟在想什么，他会后悔当初坚持要送回南京的决定吗？

张学良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要求抗日。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在不顾部下强烈反对，坚决要送回南京。美国人伦纳德是张学良的私人飞机驾驶员，他亲眼看到了张学良在南京下飞机后被带走。伦纳德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飞至南京的一个军事机场，一大群士兵马上围住了少帅。从少帅脸上听天由命的表情来看，他有预感可能会被……迈开几步，又回头再一次默默地握了我的手。我目送少帅。他身着黑色制服，头戴黑色碉堡式帽子，昂着头，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穿过了阻隔着他的一道人墙。他走过那些曾经是朋友的面前，而这些朋友现在已变成敌人了。”

从那一刻开始，张学良失去了人身自由，他被秘密囚禁起来，先后更换了多个关押的场所。1946年11月，张学良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台湾关押，自此两人再也没有回到大陆，而且未能回到东北给父亲张作霖扫墓，成为他最为悔恨的一件事。

初到台湾后，张学良被送到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在这里生活了10年时间。据当年的资料显示，当时井上温泉非常偏僻，这里附近有一排日式木造平房，因为有温泉，一度成为日本警察招待所，再后来又辟为招待游人和旅客疗养的场所。

张学良和赵一荻

张学良来到这里时，因为房屋年久失修，居住环境颇为恶劣，冬天阴冷潮湿，夏天稍遇暴雨便四处漏水。张学良在日记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写道：“井上温泉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损坏严重，如果遇到暴风雨，人和车都无法通行。”

井上温泉当地都是原住民，当局严禁他们帮助张学良，也不能越过特务设置的警戒线。当年张学良四弟张学森女儿张闾蘅来到台湾后，她虽然不能直接去看望大伯，可也从侧面了解到一些关于张学良的情况。张闾琳后来说：

“其实他们那10年过得很苦，井上温泉远离城镇，采购困难。大伯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简单的营养。本是大家闺秀的大妈也能熟练用缝纫机自己缝衣被，以抵御山中寒冷。那里连电灯都没有，几年里，大伯听力、视力大为减退。他的精神也很苦闷，有时只能逗弄着小猫打发时间。那十年完全与世隔绝，没人知道他的生死。”

张学良

要知道张学良没有被囚禁前，可是名震全国的少帅，一时风光无限，所以张学良内心苦闷就不难理解了。转眼时间来到1990年，和蒋经国已经先后去世，而张学良也已经是耄耋之年，这时他基本上获得了自由。

当年6月1日，台湾当局官员、张学良好友等人齐聚台北圆山饭店，公开为张学良举行九十岁生日寿宴，这正式宣告张学良获得了人身自由。2001年10月，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病逝，享年101岁。

张学良和赵一荻

自1990年获得自由身后，张学良没有踏上大陆一边，这让他抱憾终身。同时，张学良去世后也没能实现叶落归根，他跟妻子赵一荻合葬在夏威夷。张学良去世后，中国大陆方面第一时间给他的亲人发去唁电，称：

“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张学良和赵一荻墓地

对于自己的一生，张学良是这样评价的，“我的事情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这句话确实是张学良发自肺腑，他从36岁后确实没有了自由，人生坠入谷底。

到底是谁先说的明年2024年是“寡妇年”不适合结婚的啊？？？

到底是谁说的明年不适合结婚的，给我站出来讨打。今年仙女听到好多人都说 2024 年是寡妇年，说不适合结婚，然后我就去网上查了查。

首先寡妇年指的是这一年当中没有立春这个节气，最早的时候叫寡年。人家这个寡是少数的意思，但是不知道怎么传着传着，硬是把寡跟寡妇联系到一起了。

其实寡年农历当中是很常见的，就比如从 1936 年到 2024 年，就这还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面，一共就出现了 48 次。如果按照现在这些人传的，说寡年是不可以结婚的话，那这 48 年期间岂不是都没有人结婚了？

但是之前咱们也没有听到过有这个说法，就是今年身边人陆陆续续结婚，都说明年是什么寡妇年，不适合结婚，争先恐后的都抢着在今年必须把婚结了。你说如果每隔几年就有这么一个寡年，刚刚好就是那年碰到合适的人，啥都满意。就因为一个所谓的寡年不能结婚，这不是扯淡呢吗？

如果因此错过了机会还让不让人活。

所以别搞这些封建迷信的玩意，现在两个年轻人能结婚都很难了，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你情我愿，合适就行，无论是哪年哪天都是最好的。今年都不知道是谁开始传的寡妇年，搞得一开始仙女也这样以为。如果谁再跟你说明年不适合结婚的，你就让他回去好好了解一下中国 5000 年的文化，再来跟你说话。

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2023年12月26日同志诞辰130周年纪念日 让我们缅怀伟人

#实话实说#

，字润之，笔名子任。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一个农民家庭。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

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也是伟大的诗人和书法家。

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毛家族的六名烈士献身于革命，最年轻的只有19岁。

从1929年，小妹妹毛泽建牺牲到1950年，同志的儿子毛泽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毛家族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个亲戚。除了毛泽建和毛泽英，同志的妻子杨开辉烈士、大哥毛、小弟毛泽秦和侄子毛楚雄。

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怎样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什么是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也是无私奉献的一生，近亲八烈士为国捐躯，就是最好的诠释！

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前夕，他与蔡和森和其他组织革命团体的新人学会接触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在湖南成立了一个主义组织。

1921年7月，出席中国成立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湘区委书记，先后领导了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

1928年，与朱德领导的起义部队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不久改名为红军)第四军，担任党代表、前敌委书记。

自1930年底以来，与朱德领导的红军一方面击败了军队的许多“包围和镇压”。1934年10月，他参加了红军的长征。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甘肃境内，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同年12月，和周恩来促进了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成为从内战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局势转变的枢纽。

抗日战争开始后，以为首的中央坚持统一战线的独立原则，努力动员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多个抗日基地。

1942年，带领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纠正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进一步把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为抗日战争和全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1945年，毛主席主持了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了关于联合政府的报告。在这次会议上，的思想被确定为中国的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试图消灭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与谈判，表明中国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并作重要报告，决定将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规定了全国胜利后党的基本政策，呼吁全党保持谦虚、谨慎、傲慢、傲慢的作风，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主持召开，提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改善的总体任务。同年10月，由于美军进入朝鲜主义人民共和国，威胁中国东北部，以为首的中央决定抗美援朝。

1953年，根据的建议，中央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生产数据私有化的社会主义转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直到1959年。

“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于1958年启动。于1959年主持召开庐山会议。他想纠正他已经意识到的错误，但在会议后期，他错误地批评了彭德怀。在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并在全党 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从1960年冬至1965年，在以为首的中央领导下，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丰富、完善”的政策，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纠正了农村工作和其他方面的“左倾”错误。

1966年，由于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极端估计，发动了“文化革命”运动，由、两个集团操纵，变得特别暴力，大大超出了他的预期和控制，甚至持续了十年，使中国在许多方面遭受了严重的损害和损失。

后来制止和纠正了“”中的一些具体错误。他领导了粉碎集团的斗争，不让、张春桥等赢得最高领导权的野心成功。

在外交政策方面，他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中国永远不会统治的重要思想，并开始开放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

1976年9月9日，主席因病在北京去世。在他的一生中，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带领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创建了新中国，这是他的最伟大的历史性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他，他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并永远受到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他去世五年后，中国以中央委员会决议的形式对他的所有革命活动和革命思想进行了全面评价。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思想仍然是中国的指导思想。

今天是2023年12月26日，是伟大领袖主席诞辰130周年纪念日。让我们一起缅怀伟人！

听说毛主席领导了红军，鲁迅关切地询问道：他现在有多大岁数了？

有人说近代中国诞生了两个伟人，一个是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开国领袖毛主席，另一个则是以笔为刀鞭笞黑暗的文坛巨匠鲁迅先生。

两人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和斗争精神，并且相互钦佩、神交已久。

但遗憾的是，毛主席和鲁迅却未曾有过面对面交流的机会，甚至连一封私人信件也没有留下。

1931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大获全胜。

鲁迅听闻红军领导人正是当年的书生，连忙找到好友茅盾询问，第一句话便是“他现在多大岁数了？”

得知答案后，鲁迅唏嘘不已，久久不能平静。

那么，毛主席和鲁迅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听到茅盾的回答，鲁迅的反应为何如此激动？

在中国古今文人中，毛主席对鲁迅最为景仰，对他的评价也一直颇高。

1937年10月19日，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毛主席在大会上发表的《论鲁迅》演讲中表示，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毛主席为人向来严谨，评古论今时言辞也相当克制，但唯独对鲁迅，他的评价从未更改。

不仅如此，到晚年时，毛主席对鲁迅的评价更进一步，直接将他放在了孔夫子之前，称鲁迅为中国的“第一个圣人”。

毛主席还自谦道，自己只是“圣人的学生”。

可以说毛主席对鲁迅可谓不吝溢美之词，鲁迅在他心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毛主席对鲁迅的敬仰由来已久，早在长沙就读师范学院期间，他便对《新青年》杂志青睐有加，而鲁迅正是这本杂志的编委之一。

在《新青年》上，鲁迅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和小说，言辞犀利、针砭时弊，对旧中国黑暗的社会现状进行剖析，毛主席每次读罢都热血沸腾，大呼过瘾。

1918年，鲁迅发表了第一篇现代体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一时间洛阳纸贵，鲁迅这个笔名也传遍了大江南北。

这一年，毛主席凭借着自己的卓越表现，在爱国中脱颖而出，随即受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邀请，前往北京游学。

在两人的介绍下，毛主席与一众文化名人、爱国人士结识，如胡适、蔡元培、梁漱溟、周作人等等。

但毛主席最想见的，还是鲁迅。

周作人

一天，毛主席前往周作人住所，想要请教他有关“新村运动”的问题，顺便拜访与周作人同住的鲁迅。

可惜的是，毛主席与周作人相谈甚欢，但鲁迅却因事外出，迟迟没有归来。

后来，鲁迅也听说了毛主席的名字，知道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在前往北大时，鲁迅特意赶去图书馆，想要见一见担任管理员的毛主席。

不过，毛主席此时已经离京返乡，两人再次擦肩而过。

这段时间的经历成了毛主席永远的遗憾，建国后回忆起此事，他还叹息道，

“五四运动前，我在北京见了很多搞新文学的人，但没见到鲁迅。”

懊悔之情，溢于言表。

五四运动后，主义思想如星星之火在中华大地上越烧越旺，毛主席和鲁迅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轨道。

毛主席先是在湖南家乡领导农民起义运动，后来又参与创建了中国，在革命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鲁迅先生则笔耕不辍，陆续发表了《风波》《呐喊》《彷徨》等作品，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舆论影响力也开始水涨船高。

两人，一个用“批判的武器”，一个用“武器的批判”，共同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真正令他们殊途同归的，便是对统治的反抗。

1927年，毫无征兆地发动了“四一二”，对员大肆逮捕、，大革命就此宣告失败。

遭到迫害的员中，不乏青年学生，其中有不少正在鲁迅门下就读。

为了营救他们，鲁迅公然与当局唱反调，还邀请教育界的好友写了一封联名信，要求释放这些进步学生。

可是，举起的屠刀岂会轻易放下，鲁迅恳切的信件石沉大海，而他本人也遭到针对，在政府的施压下，他还被迫辞去了教职。

在此之前，鲁迅一直对心存幻想，但经过此事以后，他逐渐心灰意冷，果断地站到了的一边。

得知在南昌打响了武装起义第一枪后，鲁迅心情大好，特意搜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仔细阅读后又不辞劳苦地将其翻译成中文。

不过，革命历经艰难险阻，在湘赣闽建立革命根据地，1930年开始又遭到了的多次“围剿”。

1931年7月，亲率30万大军，以德、日名将为军事顾问，开始向中央苏区进发，发动第三次“围剿”。

这一战，势在必得，他采取了多路围攻的战术，想要将红军逐一击破。

从兵力、武器装备上来看，比红军似乎要好一点，然而，毛主席却果断提出了“避其锋芒”、“以实打虚”等作战技巧。

并且一个回马枪从福建千里赶回赣南，途中多次与敌人，将耍得团团转。

红军反围剿

最后，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红军诱敌深入，连续取得三次大捷，将的30万大军彻底击垮，3万余人在80天内毙命，第三次反“围剿”赢得酣畅淋漓。

得知此事后，鲁迅也非常兴奋，他听说红军的领导人叫，当年在北京的回忆不禁涌上心头。

于是便出现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一幕，鲁迅对毛主席非常好奇，找来茅盾，第一句话便是“他现在多大岁数了”。

毕竟，在鲁迅眼中，毛主席只是一介书生，而且非常年轻，怎么会运筹帷幄，成为军事领袖呢？

后来，茅盾回答了鲁迅的疑问，详细介绍了毛主席那段时期的经历，并且告诉鲁迅，毛主席只比自己大两三岁。

得知毛主席果真如此年少，鲁迅更是赞叹不已，他表示，五四运动后，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毛主席不畏困难，拿起笔杆子与敌人搏斗，实在是难能可贵。

此后，鲁迅与毛主席惺惺相惜，在公开的社论中，常常互相辉映，多年后，毛主席追忆往事，唏嘘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

两人如此契合，其实源自于他们在对待历史与现实时有着深深的共鸣。

首先，两人对中国当时的国情有着同样透彻的分析。

清王朝覆灭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困局，前路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浓雾。

对此，鲁迅总结为几千年封建压迫带来的顽疾，并将其称作“吃人”的社会。

而毛主席的看法与鲁迅类似，他认为是“三座大山”阻碍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只有推翻三座大山，在中国进行思想启蒙，才能将国家从困顿中拯救出来。

正因如此，鲁迅总是以斗士的姿态，致力于改造国民性，毛主席也认为改造学术和人心至关重要，早年间他创办的新民学社便一直努力在这一领域耕耘。

显而易见，毛主席和鲁迅对旧中国的见解是相通的，他们都认识到，想要实现解放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因此，两人在批判和建设时都十分谨慎，从不冒进，但也出于这个原因，两个人都曾遭遇过不同程度的误解。

土地革命早期，毛主席扎根中国实际，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与作战时，也提倡游击战战术，不与敌人硬碰硬。

他这些想法，后来都被验证是非常成功的，但在当时却遭到一些人的不解。

鲁迅的经历同样坎坷，在上海期间，他提出新文化建设要立足社会实践，不能照搬苏维埃的经验，于是上海的诸多文人对他口诛笔伐，还称他为“堕落文人”。

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在艰难探索的过程中，毛主席和鲁迅都是孤独的，所以，他们也能更深入能理解彼此的斗争精神和政治远见。

当然了，针对具体问题上，有时他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例如，毛主席和鲁迅都对中国农民十分关切，但鲁迅着眼于挖掘旧时代农民身上的消极面。

通过《阿Q正传》《祝福》等小说，塑造了大量生动的农民形象；而毛主席则提出，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充分论证农民身上的积极面。

不过，两人虽有分歧，但精神底色是一样的，鲁迅一生都未加入过，但一直对马克思主义推崇备至。

都说“君子之交淡如水”，毛主席和鲁迅既是君子，更是伟人，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两人的联络方式也颇具浪漫主义色彩。

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毛主席和鲁迅并无私人信件来往，在他们之间牵线搭桥的，是一个叫做冯雪峰的人。

冯雪峰既是进步文人、鲁迅先生的挚友，又是一名坚定的员，在党内承担着重要的工作，由他来“传话”自然再合适不过。

通过冯雪峰，毛主席和鲁迅之间交换了很多文章、诗词，两人相隔数千里，但革命友情反而与日俱增。

那段时间，鲁迅遭到迫害，无奈租住在上海租界里，靠着微薄的稿费养家糊口，发表文章也无法用自己的真名。

冯雪峰

冯雪峰便向毛主席提议，不如将鲁迅接到中央苏区，既能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也能让他为革命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毛主席思忖良久，还是摆了摆手，拒绝了这个提议，

“难道你不认为，鲁迅留在敌占区，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吗？”

后来的事情无疑验证了毛主席的想法，在上海期间，鲁迅的创作灵感有如泉涌。他用犀利的文字，毫不留情地揭开了派的虚伪面纱，在海内外爱国人士之间引发了强烈共鸣。

用毛主席的话说，鲁迅就像“一把敌人心脏的尖刀”。

毛主席了解鲁迅，鲁迅也非常关心毛主席。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等人的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踏上了艰难的长征之旅。

那段时期，鲁迅身体已经抱恙，但还是整日为红军、为毛主席担忧，每天一大早，他都起来翻阅报纸，了解红军的现状。

冯雪峰与鲁迅两家合影

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他还多次冒险和冯雪峰取得联系，托他送去对毛主席的问候。

历经一年之久，红一方面军终于抵达陕北，暂时解除了危机，鲁迅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鲁迅当时已病入膏肓，但他还是强忍病痛，用最后的力气，亲手给毛主席打了一封电报。

不仅如此，鲁迅知道陕北条件艰苦，红军战士常常吃不饱穿不暖，毛主席也以身作则，过起了苦日子。

为了给毛主席改善一下伙食，鲁迅买了8只金华火腿和一条围巾，托冯雪峰送往延安。

但是在漫长的路途中，火腿全部遗失，只有围巾送到，鲁迅先生竟然又买了4条火腿，这一次终于顺利送到了毛主席手中。

鲁迅的关怀，毛主席一直铭记于心。

正因如此，在鲁迅先生不幸去世的噩耗传来后，毛主席悲痛万分，一度泪洒当场，还连拍了四封电报，要求将其厚葬。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仍不时阅读鲁迅的著作，一套《鲁迅全集》他不知道翻看了多少次，甚至到了手不释卷的程度。

1958年，毛主席在观看劳动模范演出时被邀请题词，他欣然应允，挥毫写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引用他人名言题词，这在毛主席身上还是头一回，足见他对鲁迅先生的尊敬和怀念。

为了纪念鲁迅，晚年间毛主席还一手推动创建了鲁迅艺术学院、鲁迅图书馆和鲁迅师范学院等单位，使得鲁迅精神至今仍在中华大地上回荡。

由于平台规则，只有当您跟我有更多互动的时候，才会被认定为铁粉。您如果喜欢我的文章，可以点个“关注”，成为铁粉后能第一时间收到文章推送。

鼠年，十代“太行”属鼠人的故事

◎刘红庆

中国人都有个属相，12年重复一次，而鼠排在第一位。属鼠人也成了所属时代的代表，裹挟在时代里，也记录了时代的脚步。

1996年是20世纪最后一个鼠年，我在山西太行山区和晋中榆次，采访了一群属鼠人。2020年又逢鼠年，而“属鼠人”的故事在延续。我重访他们，在新的鼠年讲一讲120年来“十代属鼠人的旧事与新事”。

●牺牲精神·上世纪初属鼠的人

“敢死队”立功受伤，保住一条腿回到家来

1944年，一块写着“组织能手”的大木匾挂在太行废村——水坡村的残巷门头，落款是左权独立营营长左奎元、政委杨蕴玉。“组织能手”大木匾颁发给水坡村的一对“模范夫妇”，丈夫叫张玉清，妻子叫赵春花。

有资料显示，赵春花1900年出生，当属鼠，不过也有村人说她属牛。《左权县人物志》载：赵春花是太行区纺织英雄，中国党员。曾任水坡村村长，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村党支部书记。1943年春开展大生产运动，她组织起20名妇女参加纺织小组。不到半年，一个仅有45户的小村，就有91名妇女参加了纺织运动，23名妇女既能纺纱又会织布；全村拥有纺车82部，织布机3台，不仅解决了全村用布穿衣问题，还支援了部队。1944年秋，赵春花在左权县首届劳模大会上被选为一等纺织英雄；同年11月出席了太行区首届群英会，荣获太行区“纺织英雄”称号。

而同样出生在1900年的张开喜是四川广元人，红军路过他家乡时他参加了红军，经过长征，改编成八路军后，他随军在太行山参加了多次战役。

1912年，又一个鼠年，李和生出生在江西省瑞金，陈富德出生在陕西省扶风，陈子曲出生在陕西省礼泉。这些属鼠人后来都成了永远的太行人。李和生1931年参加红军，陈富德1934年参加红军，陈子曲1936年参加红军。抗战期间，他们都在太行山对日作战，负伤退伍落户山西省左权县。

在赵春花红遍太行的1944年，张开喜负伤致残，被评为“二等乙级伤残军人”，1947年退伍落户左权县范家庄村。2019年笔者采访他的女儿张改江，见到了张开喜的退伍证。而今的范家庄村已被夷为平地。

1924年，20世纪的第三代属鼠人出生了。1996年笔者采访了出生于1924年的任小明、贾贵明、赵丙堂三位老兵。笔者曾写下：“步行走过大半个中国的任小明今天逢客就捧出那一堆载满炮火记忆的纪念章，它们来自淮海战役、解放西南、渡江胜利、解放华中南、华北解放血与火的战场。任小明说，还有好些，孩子们玩丢了。他1943年参加刘邓129师，从副班长一直做到通讯连连长，最后打到云南昆明。行伍11载，任小明说自己在战争中没有起过很大作用，唯一的一次用自己的身体接通了电线，算是个小贡献。战争结束后，他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太行。

而贾贵明19岁便成了刘邓129师769团里的一员，在盘龙、洪水、关家垴、安阳、老爷山等一系列战役中出生入死，最后在上党战役中负伤，领了200公斤小米回到阔别8年的家乡。

在三里庄，1996年笔者采访了只剩一条腿的赵丙堂。他1943年入伍，1944年跟随刘邓129师769团离开家乡，1945年在长治老爷山战役中负重伤时年仅16岁。赵丙堂回忆：“围攻老爷山，我军整整攻了三日三夜，死伤惨重也没拿下。第四天精选12名战士组成敢死队，冒死踏雷深入虎穴。因为危险性大，上级有令，凡是在完成这一任务中牺牲的敢死队队员，将全部被追认为‘优秀中国党员’。”赵丙堂正是这12名敢死队员里的一个。

行动开始不久，7名队员殒命，其余5人身负重伤，赵丙堂等人硬是靠毅力和一颗手榴弹，将敌军的机关枪打哑，为我军最终占领老爷山扫清了障碍。

战斗结束后两腿都已血肉模糊的赵丙堂成了特重病号，辗转几个医院都没人敢收，最后被安排到大南庄医院。

正在这时，部队首长询问几位敢死队队员的情况，知道有生还者被收留在医院，立刻下命令：“从医院出来，只能是活的不能是死的。”赵丙堂被转入中央后勤部野战医院治疗，这是当时我军最好的医院。

入院后，时任部长的钱信忠亲自查看了赵丙堂的伤情，以商量的口吻和赵丙堂说：“按伤情，两条腿都不能留了，但两条腿全截掉，你以后没法生活，我们尽最大努力截一条留一条，并保证一星期后见效，保证你在不久的将来能平安回家，怎么样？”16岁的赵丙堂从死亡线上逃生，还有什么奢望？面对救星，他感动得只会哭，泣不成声……

赵丙堂第二天接受手术，钱信忠高超的医术，使他的病痛压到最小限度，愈合率达到最高极限。

20世纪50年代，左权县城盖起一个院子，取名“红军幸福院”，张开喜等散落在村庄里的50多位老红军集中居住。

1963年，张开喜去世。1985年，李和生73岁去世。1991年，陈富德79岁去世。1996年之后，散居在乡村的“老八路”任小明、赵丙堂、贾贵明等也陆续离世。到2020年，出生于1900年、1912年、1924年的属鼠人，在太行山越来越少了。

●理想主义·上世纪中属鼠的人

有的心存诗和远方，有的成了“弄潮儿”

“老狗”是的好朋友王锁才的绰号。他属鼠，在桐峪镇上，王锁才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叫“大狗”“二狗”“三狗”“四狗”，于是，他们的爹就成了“老狗”。他是我朋友里心中最有“诗和远方”的人。

老狗出生在丙子年十一月十二，一查，这天是1936年12月25日，是西方的圣诞节。不过，老狗一辈子过阴历生日，从来没过过圣诞节生日。他上大学读美术专业，毕业返乡教书，收入少，而家庭用度多，老狗辞职给人画像谋生，结果生意不好，重修回去做代教，再转正。一直有“诗和远方”的老狗在小镇上待了一辈子。1996年恰好60岁，有了份退休工资安度晚年。

1948年的属鼠人我写的是“李书林”。他是以我的同事为原型塑造成的“革命小将”一代，不过，他只是顺潮流而动，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会儿，只是给别人做个伴而已。”

田青出生于1948年4月7日，和“李书林”一样，串联是他青春岁月里最重要的一课。他在《“长征宣传队”琐记》中说：“我属于‘理想主义的一代’中最理想主义的一群。”

1966年，他和同学们步行串联成立了“红前哨中学思想长征宣传队”，去为贫下中农演出革命文艺节目。出发地是天津，目的地是井冈山。不过，边走边唱到了兰考焦裕禄墓前，他们的长征也到了终点。田青是一名音乐工作者，到2006年，田青58岁，距离通常意义上的退休只剩两年时间，却获得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的任命，他的朋友感慨：“书生老矣，机会方来！”田青借助这个平台，让“原生态民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世人皆知的概念。

近些年，田青为当地民间文化的拯救做了很多工作。2002年夏天，我邀请田青到左权县，他和“羊倌”石占明结缘，带领后者成为“全国原生态歌王”；他和左权盲人宣传队结缘，誉后者为“活着的阿炳”。其实，我的母亲也是1948年的鼠，和田青同龄。可惜她天生双目失明，到太原上盲校的理想也付诸东流。1965年，母亲17岁生了我，1969年21岁生了二弟，家里又多了个盲人。当2003年田青带二弟在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厅演出时，我带母亲到了现场，田青第一次见到我母亲，他说：“伯母，你生了两个好儿子！”

当时在现场的，还有一位属鼠的人——左权县文化局局长石湘涛。他1960年出生，生在左权县北乡清河店村，祖上是从河南林州逃荒上来的。曾祖兄弟四人在清河店村开油房、办磨房、发展畜牧养殖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了清河店首富。曾祖石家栋在家行三，却是“大掌柜”，当家，又被推举为村长，掌管村务。石湘涛说：“曾祖父在土改时是被镇压对象，听说在驴圈房梁上吊了几天。”

因为有这样一个“不光彩”的家族背景，石湘涛初中毕业无法上高中，只能回乡种地。后来上了平定师范，毕业后返乡教书，是清河店村走出来的不多几个文化人中的一个。直到给县委书记写的稿子选成省里的典型，他有了晋升的机会，当了县文化局长，干了八年。在他任上，邀请田青到左权县，推出了“羊倌歌王”石占明和左权盲人宣传队。

老狗2017年初夏死了，活了81岁。活着没能拥有“诗和远方”的老狗，死后一定可以去诗国。因为他嗜诗如命，别的地方不想要他。

1936年、1948年、1960年出生的三代属鼠的人，“理想”色彩浓郁，葆有传统文化的余绪，又有自己的思想。机缘合适，就成了国之栋梁，如田青；机缘不合适，在一个小地方默默畅想，如老狗，如我的母亲……

●务实潜行·上世纪末属鼠的人

依然勤恳努力，朴实无华

24年前在桐峪，我和李伟兵、薛芙蓉相遇，他们是我的母校——晋中师专数学系23班的顶岗实习生。在我教书的桐峪中学工作生活了半年。

前两年，我到长治巧遇李伟兵，他和薛芙蓉各自成家了。2019年10月，李伟兵被任命为长治市上党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局长。

我在桐峪教书时，宋二孩是我班里的一名学生，1972年出生，属鼠。二孩的祖上是从河北省涉县关防乡逃荒来的，住在几乎没人家的山上。农业社时，他的父亲才从山上下户到桐峪村。二孩的母亲祖上是河南林州市横水镇太平庄的，姓杨。我在桐峪工作的那些年，经常去二孩家，家里只有他母亲，很少见到他父亲。现在才知道，他的父亲“住山”，就是统领一群羊，常年住在山上。据二孩说，他爹是桐峪方圆百里有名的羊倌。

家里有一群羊，算是了不起的事。尤其近年，羊肉涨价，放羊的收入很好。但是，二孩初中毕业就离开了学校，他喜欢开车，18岁先跟师傅学会开车，19岁考了驾照。我开始带上新一茬学生。有天晚上，他突然带着我班里的女生赵俊仙到我宿舍。俊仙说：“刘老师，不好意思，我不想来，二孩说没事。”他俩已悄悄确立了恋爱关系。

俊仙不久就不上学了，二孩来叫我陪他去俊仙家。他说：“有你在，他们家人反对，也不至于把咱打出来。”我陪二孩去了。1994年1月13日他俩结婚了，年底生了长子宋旭波，2000年生了次子宋旭升。等二孩的爹不能再“住山”了，家里的羊卖了几万块钱。一度，跑运输不好干，二孩试图捡起家传的养羊业，干了半年，没干成。

二孩给一家采矿企业开车，天天在山上，俊仙也在山上，夫妻俩一月能拿5000块钱，这在乡村算不错的收入。但是，二孩有压力。第一，长子旭波大学毕业在乡政府工资不高，事情不少，成家又需大笔开销。次子旭升读书成绩不好，但喜欢练拳。我曾劝二孩培养儿子走武术专业道路，未果。旭升职业中学毕业后，回乡和二孩也在山上“动弹”。现在20岁的小孩，肯吃苦干活，我觉得非常难得。不过旭升交了女朋友，要在城里有房子。这给二孩提出了新挑战。

我在桐峪曾经有过四个与二孩年纪相仿的朋友，徐庆华、贾永强、原彦龙、申俊杰。1996年我写他们时评价说：“他们性情豪侠，个个皆情种，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惜。”而今，他们有的发了财，有的掌了权。是否还配得上“乡村侠士”的称谓呢？二孩说：“人随时变。”

1996年2月19日，晋中地区妇幼保健站，榆次市供电局孙晓东和太行小学教师李宝珍这对夫妻喜得千金。孙晓东告诉我：“宝贝看上去挺灵，手指挺长的，将来弹个钢琴什么的。一生只这一个宝贝女儿，我们肯定会重点培养。”晋中第一人民医院，什贴村35岁的焦贵明喜得双凤。焦贵明说：“村里条件有限，大投入培养怕顾不过来，孩子们只要愿意学习，尽量让她们念书。”54岁的晋中化工厂工人李文秀做了奶奶，她说：“孙女的培养主要是她父母的事，现在社会稳定，家里收入可以，孙女赶上了好年头，我人老了，不为孩子们发愁。”

2020年，笔者找到了“双胞胎”的父亲焦贵明。1996年，即丙子年正月初一生的二胎，生肖鼠，即双胞胎女儿，她们名鹏丽、鹏媛。两个女儿都没有读成大学，嫁了人。鹏丽嫁了聂村的王志超，鹏媛的男人李鑫是清徐县山里的，鹏媛不想进山里，就和父母、男人商量，李鑫来到焦家。贵明没儿子，把小女婿当儿子待。三个月前鹏媛生了儿子，姓了焦，贵明告诉我：“到正月初三，孙子就整三个月了！”

●火种不灭·新世纪初属鼠的人

21世纪第一代鼠宝宝，踢好足球是他们的梦想

足球进入“左权县示范小学”是杨志华当了校长以后的事。学校创建于1948年，原来是北街村办小学，后来逐渐成了全县最好的小学。而发展少年足球是学校特色。为何发展校园足球？杨志华校长说：“一是政策支持，想利用政策图学校发展；二是左权有一个‘足球俱乐部’，并且有对足球特别热爱的教练；三是要办学校特色，想在体育方面有发展。”他说：“学校足球走到今天离不开田甲教练对足球的一片痴情，他和孩子们不怕苦不怕累，坚持训练，效果很好。遗憾的是没有社会的支持，一路走来非常艰难。”

田甲，1984年8月25日出生，属鼠。田甲的父母都是教师，从小家教好，人良善而典雅。南京艺术学院毕业返乡后，在足球、公益、佛学三个方面坚持十多年，不求有成绩，但求唤醒更多人的良知。

1998年10月18日，当时在读的一群左权中学学生成立了一个足球俱乐部，取名“1018足球俱乐部”。那年，田甲还是初中生，对足球有兴趣。他升入高中后，就成了“1018”的骨干。20年后，“1018”的初创者分别在北京、云南、晋城等地工作和生活。而田甲返乡后就担当起了培养、呵护山里孩子足球梦的重任，延续“1018”的荣光。他告诉笔者：“就是一份责任吧！让这个火种不灭，再难也干！”

目前，在拥有17万人口的太行山区左权县，本地踢球的成年人只有三五人，在左权工作的外地人还有三五人踢球。如果组队比赛就得到榆次、太原唤些老乡，否则九个人也凑不够。

2015年岁末，在“1018足球俱乐部”旗下的球员只有六七个，他们模仿“粤港贺岁杯”组织了“左权县贺岁杯足球比赛”，人少，只能是两三制、三人制足球，但开心。

这几个人自掏腰包组队到外地打比赛。2016年底，凑钱参赛回来还剩下五百块钱，他们没有分钱，用这笔钱举办了“2017年左权县少年贺岁杯足球比赛”。把他们各自影响着的一批少年球员组织起来，五人制足球居然凑足四个队，都是小学四五六年级的学生。他们花钱在网上购买了“金球奖”奖杯，虽然是塑料的，但涂得金光闪闪。田甲高兴地说：“非常好，比省里比赛的奖杯还牛！”

“1018足球俱乐部”努力培养的足球少年，可以组队到外地打比赛，甚至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他们的小球员参加了广东恒大、山东鲁能足球学校的选材，虽然没有最终入围，但是各俱乐部花钱买机票请孩子们参加选秀，说明这些孩子具备了相当的能力。

在左权县示范小学杨校长支持下，孩子们每天下午坚持练球。俱乐部的前辈们帮助孩子们出主意，孩子们自发在校园操场上举办“示范小学超级联赛”，完全模仿职业联赛的模式，每周五下午都踢比赛。孩子们自己组织，自己裁判，自己计分，搞得有声有色。

2008年，北京奥运年，那年出生的孩子是不是就该踢球？反正，目前足球鼠教头田甲带着的一群足球“鼠宝宝”，都非常出色。

2020年1月20日结束的比赛已经是“左权县少年贺岁杯足球比赛”的第四届了，初高中8人制球队有四支，球员来自左权中学、左权二中、左权宏远学校。而小学五人制足球4支队伍，球员来自宏远学校小学部和示范小学。参赛球员总数达到36人。

田甲认为，在太行山小县成长为足球明星，太难了。而田甲不着急，在魅力的虚幻和残酷的真实之间，他愿意做一个种梦人，和现实相互包容，把梦种向未来！

供图/刘红庆

作者刘红庆，传记作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推广者，中国昆曲古琴研究会理事，中国导盲犬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盲人协会音乐与艺术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星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出版作品有《向天而歌》《佛心学侠》《沈从文家事》《左权将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