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兰‘红天鹅’组织培养及快繁技术
王 勇
蝴蝶兰（Phalaenopsis spp.）属兰科蝴蝶兰属，具有“兰中皇后”的美称，其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较高，近年来颇受消费者的喜爱 。目前，蝴蝶兰新品种大部分依旧是引进自台湾，因此，推广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对提高我国蝴蝶兰产业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蝴蝶兰‘红天鹅’是以‘宝岛玫瑰’和‘超群火鸟’为亲本，通过杂交育种方法选育出的新品系，于2015 年通过了福建省林木品种审认定。该品种具有花瓣质地厚，花色深红，开花早，花期长，耐低温，适合中国大陆年销市场等优点，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由于蝴蝶兰的后代易分离、生长不同步，并且随种植年限的增加，品种容易产生退化，因而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蝴蝶兰的组织培养的文献较多 [2-6] ，组培技术比较成熟，但不同蝴蝶兰品种的组培条件差别较大，该文以自主研发的蝴蝶兰新品种‘红天鹅’为诱导材料，开展组织培养技术研究，优化其外植体诱导、继代增殖、生根诱导、移栽驯化等条件，以期建立高效的组培快繁技术体系，为蝴蝶兰新品种‘红天鹅’的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蝴蝶兰‘红天鹅’为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自主研发的新品种，栽培于试验中心的温室大棚中。
1.2 方法
1.2.1 外植体诱导。将蝴蝶兰‘红天鹅’的花梗用剪刀剪掉花朵，用洗衣粉溶液浸泡 20 min，在流水下冲洗 20 min，之后放于超净工作台上待消毒。消毒步骤：先用 75%酒精轻轻摇晃处理 30~45 s，再用 HgCl 2 分别消毒 10、15、20、25 min，最后用无菌水清洗 4~5遍，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中。诱导培养基为 1/2MS+6-BA6.0 mg/L+NAA 0.2 mg/L+ 蔗糖 30 g/L+ 琼脂 7.5 g/L。不同 HgCl 2 消毒处理接种 30 瓶，每个培养瓶接入 1 个腋芽，试验重复 3 次，放置在培养室中培养20 d 后，统计污染率和萌发率。
污染率（%）= 污染瓶数 / 接种总瓶数×100，
萌芽率（%）= 萌发瓶数 / 未污染瓶数×100。
1.2.2 增殖培养。在以 MS+AD 5.0 mg/L+ 香蕉 50 g/L+土豆 50 g/L+ 蔗糖 30 g/L+ 琼脂 7.5 g/L 为基础培养基上，添加不同浓度 6-BA 和 NAA，设置 6-BA 浓度分别为 5.0、6.0、7.0、8.0 mg/L，NAA 为 0、0.1、0.2、0.3 mg/L（表 2），分析不同浓度 6-BA 和 NAA 对不定芽增殖系数及不定芽生长情况的影响。培养基代号分别为P1~P9，每种培养基接种 30 瓶，每个培养接种 5 丛不定芽，试验重复 3 次，放置于培养室中培养 45 d 后，观察不定芽生长情况并统计增殖系数。
增殖系数 = 不定芽数 / 接种的不定芽数。
1.2.3 生根诱导。以 1 /2MS+ 香蕉 50 g/L+ 土豆 50g/L+C 1.0g/L+ 蔗糖 15 g/L+ 卡拉胶 7.0 g/L 为基础培养基，分析比较不同浓度 NAA 对不定根诱导的影响，NAA 浓度分别设置为 0、0.4、0.6、0.8 mg/L。不同培养基代号分别为 R1~R4。每个处理号接种 30 瓶，每个培养瓶接入 5 个芽，试验重复 3 次，放置于培养室中培养 45 d 后，观察生根情况并统计生根率。
生根率（%）= 生根苗数 / 接种芽数×100。
1.2.4 炼苗与移栽。蝴蝶兰组培生根苗长到 3~5 cm，且有 3~4 片叶及 3 条以上粗壮的不定根时，可进行炼苗与移栽 。将培养瓶的盖子打开，使组培苗逐渐适应外界的环境，从而增强其对外部环境的抗性。移栽时，用水先清洗掉粘在不定根的培养基，之后用高锰酸钾溶液（0.1％）浸泡 10 min，最后，将其晾干并定植。移栽的基质选择 5 种不同基质，代号分别为S1~S5，基质选择松散，且通气和透水性较好的基质（表 5），每种不同基质移栽 30 株，重复 3 次，温室大棚栽培 30 d 后观察移栽苗生长情况，统计移栽成活率。
1.3 培养条件
以上用到的培养基 pH 均为 5.80；组培培养温度为 23±2℃，光照强度为 3 000 Lx，光照周期为 10h/d。 移 栽 时 白 天 温 度 控 制 在 25~28℃ ， 夜 间20~22℃，相对湿度为 70%~8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 HgCl 2 消毒时长对花梗诱导的影响
蝴蝶兰‘红天鹅’的花梗经诱导培养 20 d 后，开始萌发出不定芽（图 1）。由表 1 可见，随着 HgCl 2 消毒时间的延长，污染率由 75.5%下降至 27.2%，当消毒处理时间由 20 min 延长至 25 min 时，污染率有所上升，但在 0.01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而萌芽率则显著降低。表 1 中也可看出，消毒时间控制在 20 min 内，蝴蝶兰花梗的萌芽率高达 92.2%，但当消毒时间延长，萌芽率则开始下降。综合考虑消毒时长对污染率和萌芽率的影响，该试验选择 HgCl 2 消毒时长为 20 min。
表 1 HgCl 2 消毒时长对蝴蝶兰花梗诱导的影响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方差分析差异显著（P<0.01)。
图 1 蝴蝶兰花梗的诱导
2.2 激素浓度对不定芽继代增殖的影响
将蝴蝶兰的花梗诱导出的不定芽接种到继代培养基中，观察不定芽生长情况并分析增殖系数。由表2 可见，当培养基中添加一定浓度的 6-BA 和 NAA 时，有利于蝴蝶兰‘红天鹅’的继代苗增殖培养。当 6-BA浓度增加时，增殖系数也随着提高。当 6-BA 为6.0 mg/L 时，增殖系数为 3.80，芽粗壮（图 2）；当 6-BA为 7.0 mg/L 时，增殖系数达到 4.20，但是苗变得细弱；随着 6-BA 浓度增加到 8.0 mg/L 时，增殖系数降低，继代苗成团状，苗单株不明显，不利于后续的生根培养，这是因为高浓度的 6-BA 反而不利于继代苗的增殖，因此该试验选择 6-BA 浓度为 6.0 mg/L。由表 2 所示，添加低浓度的 NAA 对蝴蝶兰的继代增殖有促进作用，不添加 NAA 时，增殖系数较低，但添加0.1~0.3 mg/L 差异不显著，因此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该试验选择 NAA 的浓度为 0.1 mg/L。
图 2 蝴蝶兰继代培养
2.3 不同生长素浓度对‘红天鹅’生根诱导的影响蝴蝶兰‘红天鹅’不定芽长到 3~5 cm 时，并且有3 片叶子以上，将其切下并接入生根诱导培养基中，15 d 后开始长出白色根原基，45 d 后不定根长成（图 3）。由表 3 可知，在添加 NAA 的生根诱导的培养基中，蝴蝶兰‘红天鹅’生根率均能达到 100%。在R1~R4 培养基中，NAA 浓度的变化对蝴蝶兰生根时间的影响效果显著。当 NAA 浓度为 0.4 mg/L 时，生根时间短至 15 d，根数 3~5 条，适合移栽。NAA 浓度增加到 0.6 mg/L，生根时间反而开始延长，因而选择蝴蝶兰的生根诱导培养基为 1 /2MS +NAA0.4 mg/L +香蕉 50 g/L+ 土豆 50 g/L+C1.0 g/L+ 蔗糖 30 mg/L+琼脂 7.5 g/L。
图 3 蝴蝶兰生根诱导
2.4 不同移栽基质对‘红天鹅’生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由表 4 所示，经方差分析表明，蝴蝶兰组培苗移栽在不同的基质中，其成活率之间的差异在 0.05 水平上显著。通过对不同移栽基质的成活率的比较，以水苔为基质，成活率最高，达 90.1％，苗粗壮，根系良好，叶片展开（图 4）；其次是以蛭石为移栽基质，成活率达 80.9％；以草炭：珍珠岩为 1∶1 作为移栽基质时的成活率最低。这可能是由于蝴蝶兰的根是肉质的气生根，其适于在疏松、透气且具有保肥保水性能的基质中生长。在表 4 中的基质中，水苔尤其具有柔软并且保水和肥力强的特点，适合作为蝴蝶兰组培苗的移栽的基质。
图 4 蝴蝶兰移栽
表 2 激素浓度对不定芽继代增殖的影响
注：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方差分析差异显著（P<0.05)。
表 3 不同生长素浓度对‘红天鹅’生根诱导的影响
注：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方差分析差异显著（P<0.05)。
表 4 不同移栽基质对‘红天鹅’生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注：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方差分析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红天鹅’是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和漳州森晖兰花有限公司共同自主研发的新品种，于 2015 年通过了福建省林木品种审认定，这个品种具有花瓣质地厚、花色深红、开花早、花期长、耐低温、适合中国大陆年销市场等优点，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目前还未在市场上大量推广，因此其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对蝴蝶兰新品种‘红天鹅’甚至其他蝴蝶兰品种的组织培养及快繁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该试验以‘红天鹅’的花梗作为外植体，用 0.1％的 HgCl 2 进行消毒，摸索出适合外植体消毒的方案，使污染率降低到了 27.2%，大大提高了蝴蝶兰无菌外植体系建立的成功率，这与其他文献报道的指标相比有一定的提高 [2-6] 。通过培养基的优化试验，不定芽增殖系数达到 3.80，生根率达 100%，满足了蝴蝶兰‘红天鹅’产业化生产的要求，为蝴蝶兰新品种优质种苗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蝴蝶兰‘红天鹅’组织培养及快繁技术
王 勇
蝴蝶兰（Phalaenopsis spp.）属兰科蝴蝶兰属，具有“兰中皇后”的美称，其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较高，近年来颇受消费者的喜爱 。目前，蝴蝶兰新品种大部分依旧是引进自台湾，因此，推广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对提高我国蝴蝶兰产业竞争力具有重大意义。
蝴蝶兰‘红天鹅’是以‘宝岛玫瑰’和‘超群火鸟’为亲本，通过杂交育种方法选育出的新品系，于2015 年通过了福建省林木品种审认定。该品种具有花瓣质地厚，花色深红，开花早，花期长，耐低温，适合中国大陆年销市场等优点，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由于蝴蝶兰的后代易分离、生长不同步，并且随种植年限的增加，品种容易产生退化，因而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有关蝴蝶兰的组织培养的文献较多 [2-6] ，组培技术比较成熟，但不同蝴蝶兰品种的组培条件差别较大，该文以自主研发的蝴蝶兰新品种‘红天鹅’为诱导材料，开展组织培养技术研究，优化其外植体诱导、继代增殖、生根诱导、移栽驯化等条件，以期建立高效的组培快繁技术体系，为蝴蝶兰新品种‘红天鹅’的推广应用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
蝴蝶兰‘红天鹅’为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自主研发的新品种，栽培于试验中心的温室大棚中。
1.2 方法
1.2.1 外植体诱导。将蝴蝶兰‘红天鹅’的花梗用剪刀剪掉花朵，用洗衣粉溶液浸泡 20 min，在流水下冲洗 20 min，之后放于超净工作台上待消毒。消毒步骤：先用 75%酒精轻轻摇晃处理 30~45 s，再用 HgCl 2 分别消毒 10、15、20、25 min，最后用无菌水清洗 4~5遍，接种到诱导培养基中。诱导培养基为 1/2MS+6-BA6.0 mg/L+NAA 0.2 mg/L+ 蔗糖 30 g/L+ 琼脂 7.5 g/L。不同 HgCl 2 消毒处理接种 30 瓶，每个培养瓶接入 1 个腋芽，试验重复 3 次，放置在培养室中培养20 d 后，统计污染率和萌发率。
污染率（%）= 污染瓶数 / 接种总瓶数×100，
萌芽率（%）= 萌发瓶数 / 未污染瓶数×100。
1.2.2 增殖培养。在以 MS+AD 5.0 mg/L+ 香蕉 50 g/L+土豆 50 g/L+ 蔗糖 30 g/L+ 琼脂 7.5 g/L 为基础培养基上，添加不同浓度 6-BA 和 NAA，设置 6-BA 浓度分别为 5.0、6.0、7.0、8.0 mg/L，NAA 为 0、0.1、0.2、0.3 mg/L（表 2），分析不同浓度 6-BA 和 NAA 对不定芽增殖系数及不定芽生长情况的影响。培养基代号分别为P1~P9，每种培养基接种 30 瓶，每个培养接种 5 丛不定芽，试验重复 3 次，放置于培养室中培养 45 d 后，观察不定芽生长情况并统计增殖系数。
增殖系数 = 不定芽数 / 接种的不定芽数。
1.2.3 生根诱导。以 1 /2MS+ 香蕉 50 g/L+ 土豆 50g/L+C 1.0g/L+ 蔗糖 15 g/L+ 卡拉胶 7.0 g/L 为基础培养基，分析比较不同浓度 NAA 对不定根诱导的影响，NAA 浓度分别设置为 0、0.4、0.6、0.8 mg/L。不同培养基代号分别为 R1~R4。每个处理号接种 30 瓶，每个培养瓶接入 5 个芽，试验重复 3 次，放置于培养室中培养 45 d 后，观察生根情况并统计生根率。
生根率（%）= 生根苗数 / 接种芽数×100。
1.2.4 炼苗与移栽。蝴蝶兰组培生根苗长到 3~5 cm，且有 3~4 片叶及 3 条以上粗壮的不定根时，可进行炼苗与移栽 。将培养瓶的盖子打开，使组培苗逐渐适应外界的环境，从而增强其对外部环境的抗性。移栽时，用水先清洗掉粘在不定根的培养基，之后用高锰酸钾溶液（0.1％）浸泡 10 min，最后，将其晾干并定植。移栽的基质选择 5 种不同基质，代号分别为S1~S5，基质选择松散，且通气和透水性较好的基质（表 5），每种不同基质移栽 30 株，重复 3 次，温室大棚栽培 30 d 后观察移栽苗生长情况，统计移栽成活率。
1.3 培养条件
以上用到的培养基 pH 均为 5.80；组培培养温度为 23±2℃，光照强度为 3 000 Lx，光照周期为 10h/d。 移 栽 时 白 天 温 度 控 制 在 25~28℃ ， 夜 间20~22℃，相对湿度为 70%~80%。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 HgCl 2 消毒时长对花梗诱导的影响
蝴蝶兰‘红天鹅’的花梗经诱导培养 20 d 后，开始萌发出不定芽（图 1）。由表 1 可见，随着 HgCl 2 消毒时间的延长，污染率由 75.5%下降至 27.2%，当消毒处理时间由 20 min 延长至 25 min 时，污染率有所上升，但在 0.01 水平上差异不显著，而萌芽率则显著降低。表 1 中也可看出，消毒时间控制在 20 min 内，蝴蝶兰花梗的萌芽率高达 92.2%，但当消毒时间延长，萌芽率则开始下降。综合考虑消毒时长对污染率和萌芽率的影响，该试验选择 HgCl 2 消毒时长为 20 min。
表 1 HgCl 2 消毒时长对蝴蝶兰花梗诱导的影响
注：同列数值后不同大写字母表示方差分析差异显著（P<0.01)。
图 1 蝴蝶兰花梗的诱导
2.2 激素浓度对不定芽继代增殖的影响
将蝴蝶兰的花梗诱导出的不定芽接种到继代培养基中，观察不定芽生长情况并分析增殖系数。由表2 可见，当培养基中添加一定浓度的 6-BA 和 NAA 时，有利于蝴蝶兰‘红天鹅’的继代苗增殖培养。当 6-BA浓度增加时，增殖系数也随着提高。当 6-BA 为6.0 mg/L 时，增殖系数为 3.80，芽粗壮（图 2）；当 6-BA为 7.0 mg/L 时，增殖系数达到 4.20，但是苗变得细弱；随着 6-BA 浓度增加到 8.0 mg/L 时，增殖系数降低，继代苗成团状，苗单株不明显，不利于后续的生根培养，这是因为高浓度的 6-BA 反而不利于继代苗的增殖，因此该试验选择 6-BA 浓度为 6.0 mg/L。由表 2 所示，添加低浓度的 NAA 对蝴蝶兰的继代增殖有促进作用，不添加 NAA 时，增殖系数较低，但添加0.1~0.3 mg/L 差异不显著，因此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该试验选择 NAA 的浓度为 0.1 mg/L。
图 2 蝴蝶兰继代培养
2.3 不同生长素浓度对‘红天鹅’生根诱导的影响蝴蝶兰‘红天鹅’不定芽长到 3~5 cm 时，并且有3 片叶子以上，将其切下并接入生根诱导培养基中，15 d 后开始长出白色根原基，45 d 后不定根长成（图 3）。由表 3 可知，在添加 NAA 的生根诱导的培养基中，蝴蝶兰‘红天鹅’生根率均能达到 100%。在R1~R4 培养基中，NAA 浓度的变化对蝴蝶兰生根时间的影响效果显著。当 NAA 浓度为 0.4 mg/L 时，生根时间短至 15 d，根数 3~5 条，适合移栽。NAA 浓度增加到 0.6 mg/L，生根时间反而开始延长，因而选择蝴蝶兰的生根诱导培养基为 1 /2MS +NAA0.4 mg/L +香蕉 50 g/L+ 土豆 50 g/L+C1.0 g/L+ 蔗糖 30 mg/L+琼脂 7.5 g/L。
图 3 蝴蝶兰生根诱导
2.4 不同移栽基质对‘红天鹅’生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由表 4 所示，经方差分析表明，蝴蝶兰组培苗移栽在不同的基质中，其成活率之间的差异在 0.05 水平上显著。通过对不同移栽基质的成活率的比较，以水苔为基质，成活率最高，达 90.1％，苗粗壮，根系良好，叶片展开（图 4）；其次是以蛭石为移栽基质，成活率达 80.9％；以草炭：珍珠岩为 1∶1 作为移栽基质时的成活率最低。这可能是由于蝴蝶兰的根是肉质的气生根，其适于在疏松、透气且具有保肥保水性能的基质中生长。在表 4 中的基质中，水苔尤其具有柔软并且保水和肥力强的特点，适合作为蝴蝶兰组培苗的移栽的基质。
图 4 蝴蝶兰移栽
表 2 激素浓度对不定芽继代增殖的影响
注：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方差分析差异显著（P<0.05)。
表 3 不同生长素浓度对‘红天鹅’生根诱导的影响
注：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方差分析差异显著（P<0.05)。
表 4 不同移栽基质对‘红天鹅’生根苗移栽成活率的影响
注：表中不同小写字母表示方差分析差异显著（P<0.05)。
3 讨论
‘红天鹅’是福建省林业科技试验中心和漳州森晖兰花有限公司共同自主研发的新品种，于 2015 年通过了福建省林木品种审认定，这个品种具有花瓣质地厚、花色深红、开花早、花期长、耐低温、适合中国大陆年销市场等优点，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目前还未在市场上大量推广，因此其组织培养技术的研究对蝴蝶兰新品种‘红天鹅’甚至其他蝴蝶兰品种的组织培养及快繁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该试验以‘红天鹅’的花梗作为外植体，用 0.1％的 HgCl 2 进行消毒，摸索出适合外植体消毒的方案，使污染率降低到了 27.2%，大大提高了蝴蝶兰无菌外植体系建立的成功率，这与其他文献报道的指标相比有一定的提高 [2-6] 。通过培养基的优化试验，不定芽增殖系数达到 3.80，生根率达 100%，满足了蝴蝶兰‘红天鹅’产业化生产的要求，为蝴蝶兰新品种优质种苗的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记录我的2024#
大家好，我是唐长老，最近有肉友问：“精控”多肉和“非精控”多肉有什么区别？分别适合什么样的环境养？养护上有什么不同？
精控的冰玉
多肉“精控”多肉和“非精控”有什么区别？养多肉根据养护环境不同可以分为露养和非露养，前者顾名思义就是将多肉放在能直接晒到太阳和淋到雨的露天环境中养护，而后者跟其恰好相反——也许多肉能直接晒到太阳，但绝对是淋不到雨的，比说一些肉友在阳台或室内等环境中养多肉，那就都属于非露养了。
我露养的初恋
既然多肉有露养和非露养之分，那根据养护的精细程度，自然也可以分为“精控”和“非精控”。其中“精控”从字面来理解咱们就知道是精细控养的意思，而“非精控”差不多就是让多肉自然生长，只是在配土的时候做出一些调整，以及在养护的过程中适当地控制水分而已。
精控桃美人
我入坑这么多年，多肉都只能算是“非精控”。而根据我的观察来看，“精控”的多肉都十分小巧，而且特别的干净和精致，同时它们的观赏性也非常高。只不过因为其叶片颜值一年四季变化不大的关系，再加之它们大部分分枝较少，所以看的时间长了难免会出现审美疲劳（对我来讲是如此）。
非精控赫拉
“非精控”的多肉虽说看起来比较粗犷（也可以说有点脏兮兮的），但跟“精控”的多肉比起来它们有一种历经风雨的沧桑感。另外“非精控”的多肉（大部分）分枝多且一年四季叶片颜色都在不断地变化，这让它们看起来更接地气且充满灵气，所以除了少数肉友之外，大多数肉友还是更喜欢“非精控”的多肉（我即是其中之一，所以我一直不喜欢用小盆来控养多肉）。
肉友“武汉妞”精控的蓝龙
“精控”多肉和“非精控”多肉分别适合什么样的环境养？现在咱们入手多肉几乎都是网购，而各个平台不仅可以买到“非精控”的多肉，一些“精控”多肉同样也可以买到。若是你打算入手“精控”多肉的话，那我必须告诉你它们更适合非露天的养护环境，比如说室内阳台。同时还需要给它们使用补光灯（配合空调来调节温差效果会更好），这样才能控制它们的生长速度和维持状态。
肉友“狐仙”露养的美杏锦
至于入手“非精控”的多肉，那咱们自然不用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养护——只要它们正常服盆了，直接放在露天环境中养护即可。此外因为它们本身“块头”较大，生命力也更加旺盛，若是放在室内或阳台等小环境中养护的话，那它们不仅特别占地方，而且也极难维持状态，稍不小心它们就长成“张牙舞爪”的模样了。
精控红天鹅
“精控”多肉和“非精控”多肉养护上有什么不同？“精控”多肉跟“非精控”多肉在养护上差异不大，都是充分补光或给足光照（平均每天10个小时左右），同时浇水的时候保持“干透浇透”的频率。不过“精控”多肉和“非精控”多肉的配土略有不同，前者通常用8成颗粒或全颗粒，而后者配土时颗粒占比一般在5-7成左右（具体视品种和地区而定）。总之多肉“精控”和“非精控”既是两条不同的养护之道，但又殊途同归。
肉友“李芸”家自然生长的蓝苹果
本文由“养多肉的唐长老”原创（部分图片来自网络），欢迎关注，带你一起长知识！▼文末长按点赞，送3连哦！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张德明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外对中国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的历史始终保持着高度关注，先后出版了一大批相关研究论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交流日渐加强，国外的当代中国研究成果异常丰富，从目前国内出版的译著看，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观点上都有颇多创新之处。
关注当代中国史的事件与人物时，强调注意中国发展的特殊性
国外人士在关注当代中国史的事件与人物时，强调注意中国发展的特殊性。如美国李侃如在《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中指出：“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经验，所以了解中国就更具挑战性。例如，中国既是都市的，又是乡村的，既是工业化北半球，又是非工业化南半球的一员。在国家的一些地方已经现代都市化，而另外一些地区则欠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深受政府的介入；而不是像在西方，中产阶级是作为国家权力的对立面而成长的。这个空前巨大和多样的国家，正不可避免地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态度和条件的混合体。”
德国韩博天在《红天鹅：中国独特的治理和制度创新》中则分析了中国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灵活性，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策制定过程靠的是一种实践经验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与历史上其他执政的国家相比也是少有的。但是这种学习却是严格工具化的、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随时可以中止并受到控制。这种学习不涉及权力结构的改变，不影响中国的领导。”
对于中国外交的特殊性，澳大利亚费思芬在《中国与世界》中称：“因为我们需要一种远为有效的分析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础。‘中国特性’的动力受到的注意无疑比应该要得到的少得多，而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动力比人们认为的要重要得多。我以为，如果我们和各国政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不能恰当地估价中国外交政策中的具体问题，而各国政府则不能有效地应付这些问题。”
论述了当代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多肯定了中国模式
国外人士在著作中论述了当代中国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未来发展寄予了厚望，多肯定了中国模式。如美国奈斯比特等在《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中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认为：“越来越多的事情都要求有自下而上的参与，政府官员的任职资格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就是中国政治体系成熟的体现。中国的自豪感还将继续增强，塑造出一个基于中国价值观和中国人需要的纵向体系。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西方的观念，只是西方人才关心的问题。中国有自己的目标和梦想。如何实现？中国和中国人民会自己决定。”
英国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中则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绝不会变成一个西方式社会，它将保持高度鲜明的本国特色；西方发达国家代表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目前主导世界，但将受到中国所代表的‘另类发展模式’的挑战，直到有一天‘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模式主导世界；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将丧失文明操纵权，世界将按照中国概念重新塑造。”
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异常关注，对中国经济模式多有分析
国外人士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异常关注，对中国经济模式多有分析。如日本顾琳的《中国的经济革命：20世纪的乡村工业》通过河北高阳分析了中国乡村工业区模式，指出：“与大多中国乡村工业区一样，高阳从事的是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的小规模生产。与许多乡村加工业一样，它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与唾手可得的技术和原料结合起来。一旦某个企业带头成功建立了一种工业模式，不久就会有其他的企业家和地区纷纷效仿。结果是，过度的投资和生产，这又增加了原料和销售市场的竞争，利润压力加大，导致该行业的许多企业倒闭。”
邹至庄的《中国经济转型》则关注中国经济运行情况，全面涵盖了当代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正如作者在该书第3版序言中指出，“本书对于中国经济成功发展所基于的历史、体制和理论方面的贡献因素做了深入和全面的分析，揭示了对市场机制功能、中国人力资本、私有制、政府组织形式、政治环境，以及官僚经济体制等众多方面的新发现，而且涉及一系列重要问题:环境制约、收入分配、农村贫困、教育体系、医疗保健、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以及金融监管。”
特别重视中国某一地区的微观个案研究
有国外研究者特别重视中国某一地区的微观个案研究，通过以小见大来讨论当代中国的宏观问题。如德国艾约博的著作《以竹为生：一个四川手工造纸村的20世纪社会史》即专门关注一个四川夹江的手工造纸村，关注了造纸技能这一资源20世纪在该村的分配与争夺，并以此技能为切入点，讨论了革命、建国以及市场化等现代化进程如何改变中国农村。
傅高义的《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则考察了改革开放先行的省份广东改革开放，对广东在全国改革中的先锋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全书突出了“在中国先行一步”这一主题，把广东称为新体制的实验室。他还关注了1949～1968年的广州的规划与政治研究，指出：“在这二十年中，党建立了强大的政治体系控制社会、改造社会，重要的经济、文化、教育、农村的活动都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社会主义改造使经济事务牢牢地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政治决定取代了市场机制，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决定因素，政治指挥经济。”
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除了传统历史学方法外，还有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方法
国外人士在著作中经常利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除了传统历史学方法外，还有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方法。如罗丽莎的著作《另类的现代性：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性别化的渴望》以当代中国女工群体对工作、政治、性别文化的态度为研究对象，“借鉴了后结构主义和后殖义理论的研究成果，对跨文化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精良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典范。”
法国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在研究上山下乡运动时，因其属于复杂现象，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人口学及词汇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指出：“如果不提及中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不触及有关城市及农村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就业问题，那就不能进行研究……另外，下乡运动实际上是一次重大的人口迁移，那么它的结果，就像其原因一样，应该以人口学的观点来分析。最后，不要忘记，这么重要的一场社会运动自然孕育出一批丰富的特殊语汇，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那就该是词汇学家们的研究范围了。”
还有国外研究者从心理学视角重视分析领袖个人性格对其命运的影响。如英国威尔逊的《周恩来传》关注了周恩来人物性格、气质对其工作影响，指出：“周恩来由于他那精细而又西方都市化的作风，自然而然地在中国主义运动中显得与众不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从不勉强自己对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至少在公开的场合如此。”
重视比较研究，如当代中国与的比较、中美比较、中国领导人物内部比较等
国外译著还重视比较研究，如当代中国与的比较、中美比较、中国领导人物内部比较等。有学者注重、新中国发展的贯通研究，很多成果是研究20世纪的中国发展，注重两个阶段的比较。如鲍大可的《中国西部四十年》研究中国西部，关注问题与中国改革的广度、性质和连续性有关。他指出：“自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末，40年来的现代化对这些边远地区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们是否从根本上开始改变这一地区？如果是，是怎样改变的呢？或者中国西部还像40年代那样基本上停留在‘前现代阶段’？现在新旧问题如何混杂？对这些问题的判断，我主要依靠1948年所观察到的情况。”
国外学者普遍关注中美两个大国的对比，德国赛茨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中曾指出：“美中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他们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保持这种关系的平衡，要求双方要有冷静的理智和均衡的利益。美国不仅要把中国‘纳入’世界政治和世界经济的现存体系中，而且要赋予她领导地位。中国也要承认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区域的大国地位，并且要在平等的基础上解决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冲突。”
在人物比较上，美国张大卫的《中流砥柱、各有千秋：周恩来与》则是选取党史上的重大事件来分别叙述比较了周恩来与的经历，认为两人都为讲求实效的稳健人物，但又将周恩来称为爱国主义的革命家和忠诚的主义者，将称为讲求实效的马克思主义者。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海外中国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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