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民网-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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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他工作中始终保持着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无论是在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十分重视各种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在这里，笔者把自己在采访中记下的几个相关的小故事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这个饭店离我们的住地太近了，不利于保密”
1997年，由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刚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离休的郑淑芸同志引领，笔者在北京拜访了黄玠然和他的夫人杨庆兰。这对革命夫妻，当年都曾在上海的中央从事革命活动。周恩来任中组部部长时，黄玠然是他的秘书，而杨庆兰则是邓颖超在中央妇委工作时的内交通。
那年92岁的黄老告诉我：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好几年，特务们想尽一切办法抓他却从未得手，原因是他坚持昼伏夜出，即晚上9点前从不外出，早上5点前必定要回到住地。只有一次例外，当时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周恩来指示红色特工黄慕兰实施营救。营救需要一些经费，周恩来只好化装成上海滩上的三轮车夫，破例白天前往“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那里借钱(那时杨度已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等他借到钱踩着三轮车往回赶时，看到一辆从法租界里开出的汽车把一名正在正常通行的工人撞倒了。那责任本来应该是汽车驾驶员的，可是巡捕们不仅不秉公执法，相反还无理指责被撞的工人。周恩来见了十分生气，真想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教训教训那些洋人和巡捕。可他转念一想：如果那样做了，不仅营救任弼时无望，甚至可能把自己也暴露了，那我们党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压下一腔怒火，蹬着三轮车离开了现场。
黄玠然和杨庆兰一起在中央机关工作久了之后，两人产生了感情。经周恩来批准，他们打算结婚。黄玠然认为，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想办一个朴素而又热闹的婚礼。他特意租下了一个小饭店，准备结婚那天请大家一起聚一聚，喝上几杯喜酒。为了避开特务们的眼睛，黄玠然事先和饭店方约定好，喜宴订在晚上9点后才开始。可是当他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并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考虑良久，最后没有同意黄玠然的做法。他对黄玠然说：“这个饭店离我们的住地太近了，不利于保密，这种违背保密制度的做法我们不能做。”就这样，他让黄玠然退掉已租好的饭店，并适当赔偿了饭店的损失。黄玠然和杨庆兰就在上海的秘密住地悄悄举行了极其简单的结婚仪式。
“他不应该给你看这种机密的文件呀!”
周恩来有个侄孙叫周国镇，是著名的数学教育家。他比笔者年长4岁，也是笔者的好朋友。1951年，周恩来的六伯父、晚清举人周嵩尧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1951年，他的独生子周恩夔不幸去世。周恩来考虑到伯父老年丧子，一定十分难过和痛苦，便特意将周嵩尧最疼爱的重孙子周国镇接到北京陪伴他。进京后，周国镇进入中学读书，开始时，生活费和学费等都是由周恩来负担的。周国镇参加工作后，谈了恋爱，女朋友是武汉军区一位主要领导家里的千金。
有一次，周国镇去武汉见女朋友。由于早就知道未来的女婿是周恩来的侄孙，女友的父亲在与周国镇的交谈中，就毫无顾忌地把一些中央文件拿出来给他浏览。在这些中央文件中，有关于中央七千人大会的，也有其他方面的，其中有一份文件，是关于中央成立一个由27人组成、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两弹(原子弹、氢弹)一星(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周国镇看了特别兴奋。他回京后，有一次见到周恩来，就迫不及待地问：“七爷爷，我们国家也要造原子弹和氢弹了？真是太棒了!”谁知周恩来一听，马上浓眉紧锁，一脸严肃地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你听谁说的？”“我是看到文件的。”周国镇在回答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这时，周国镇才注意到他的七爷爷神色很凝重，显然是生气了，只好老实地告诉他事情的经过。周恩来听了很生气，说：“他怎么能把这个文件给你看呢？这个文件只发到省军级，到现在还没发到县团级，他不应该给你看这种机密的文件呀!”
当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刚好在场，就给周国镇打圆场说：“总理，国镇是不会传出去的。”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是传不传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保密制度能不能落实执行的问题，是组织纪律的问题。”
周恩来后来还就这件事在中央有关会议上批评了那位把文件给周国镇看的领导同志，要大家引以为戒，要将党的保密制度执行到位。
“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
1997年秋季，笔者进京拜访周恩来卫士乔金旺时，他深情地回忆说，我们国家在准备进行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时，气象监测显示新疆罗布泊上空刮起了罕见的西风。这意味着氢弹爆炸后，大量的爆炸尘埃和辐射物将会随风向东边人口稠密的地区漂移，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因此，周恩来就没有批准引爆。
那天夜间，周恩来无法入眠。天亮以后，他本该上床休息，却仍然聚精会神地守着电话，毫无倦意地在等待风向改变。邓颖超见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七八个小时，非常心疼，就踱到总理办公室门前的卫士值班室，问正在值班的乔金旺：“老乔呀，我的那口子都快工作20个小时了，怎么还不上床休息呀？”乔金旺声音很低地回答说：“听说风向不对，试验难以进行。”
邓颖超关心的是周恩来的身体，这样长时间工作他怎么吃得消？于是，她转身走到总理办公室，对正在工作的周恩来说：“恩来呀，听说什么风向不对，你先休息吧，风向总有对的时候嘛!”
邓颖超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一下激怒了周恩来，他抬起头，严厉地责问邓颖超：“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邓颖超没想到周恩来会向她发火，只好照实回答：“刚才老乔说的。”“你把老乔喊来。”周恩来仍然一脸严肃。
原来，周恩来对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有严格的保密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自己知道的谁问了也不许说。因此，乔金旺来到周恩来办公桌旁后，周恩来严肃地对乔金旺说：“老乔啊，我是中央常委，小超大姐是中央委员，她是做妇女工作的，搞‘两弹一星’和她没关系。所以，这件事我没有对她说，我带回来的文件她也不能看，也不能问，这是纪律问题，也是执行制度的问题。”乔金旺知道自己错了，向周恩来作了深刻检讨。
周恩来对各项保密制度，从不含糊，并且都坚决维护和执行。
原载：《党史纵览》2021年第2期
2018-04-10 21:56 | 红网
2017年10月31日，总书记在瞻仰一大会址纪念馆时，曾问及馆内珍藏的1920年9月版的中文全译本《宣言》的来历。它是由早期党员张人亚的父亲在为张人亚假造的衣冠冢中保存下来的。同时保存在衣冠冢中的还有中国首部党章等30多件珍贵史料。张人亚是谁？为什么在党史上鲜有记载？为什么他会以如此特殊的方式保护党的文件？神秘守护背后又埋藏着怎样的故事？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宁波北仑广电中心联合制作的连续报道《不忘初心——寻找张人亚》，今天推出第二集：神秘守护。
我是记者曹美丽，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霞南村，张人亚家的老宅是一座典型的南方院子。院子里住着几户人家，张人亚家是西边的一户，上下两层，每层两间。从正门进入，沿着破旧的木楼梯走上二楼，低矮的西厢房是张人亚曾经住过的地方。一层的一间被辟为“张人亚事迹陈列室”，如今还住在老宅的侄子张志成被聘为陈列室的文保员，闲暇时在院子种种花草、晒晒鱼干，关于叔父张人亚他知之甚少。
张人亚故居二楼陈列室
“小白菜，嫩艾艾，丈夫出门去上海，十块十块带进来，邻居么事分点开，嘎好老公阿里找……”这首宁波民谣唱的是：满怀期待去上海，风风光光回家来。别人或许如此，张人亚则不是。1927年那个冬天，他从上海回来，是悄无声息地从后门溜进来的。
张人亚的另一个侄子张时华，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张人亚的下落，他记得母亲回忆过，192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看见离家多年的张人亚悄悄回来了。
这时的中国，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王菊如一直都无法想象，张人亚是怎样突破封锁检查，安全地将这么多资料带到宁波的。“1927年那个政治气候，你可以走动？在码头马上给你抓住。宁波的白色恐怖是最严重的一个地区，不比上海差。”
张人亚雕像
我迫切想要找寻这个答案。通过查阅大量的资料，我想到了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受我党早期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黄玠然的回忆录启发。黄玠然回忆说，在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要想尽办法应付的盘查。其中，陈云同志别具一格，把文件放在胡琴内。因为上海的琴师都有将胡琴藏在身上的习惯，设卡士兵一般不会去查。可是，胡琴这么小，张人亚保管的资料有36件之多，而且其中大部分是书籍，那得带多少胡琴呢？
第二种可能，我想到了当时担任宁波旅沪同乡会理事长的李征五。霞浦街道党工委书记胡斌曾在一张旧报纸中，发现了张人亚与他的交集。“宁波帮里其中有一个叫李征五的人，是上海大亨里面的第一个。杜月笙是他的孙辈，黄金荣是他的子辈。张人亚在组织工人大罢工的时候，最后是28天。为什么是28天？后来没搞下去了呢？因为大家一起做工作，坐下来谈，我也是宁波人，你也是宁波人，工资涨了，还有什么要求，也给你实现了。”
由张人亚牵头、震惊中外的上海金银业工人俱乐部罢工都是李征五出面调停的。两人又是老乡，张人亚会不会求助于他？
李征五：人亚阿弟，你也遇到麻烦了？
张人亚：阿哥，我弟静茂这次被抓，全是因为我办的《平民日报》。虽然多亏了阿哥你的同乡会大力帮助被放了出来，可是肯定对我起疑心了。
李征五：你在上海做事高调，还是赶紧避避风声吧。
张人亚：所以啊，就想请阿哥帮我离开上海。
李征五：去哪里？
张人亚：宁波老家。
李征五：你疯了！那里的风声不比上海这里松。
张人亚：霞浦乡下，应该好点吧？再说，我离家多年，也想念家里阿爸了。
李征五：好吧，我就派人送你到十六铺码头上船，到了穿山再趁夜色回家，路上千万要注意安全！
张人亚：阿哥，谢谢你了。
张人亚故居正门
“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四一二”后，开始了对的疯狂杀戮。这时身边带着的绝密文件，无异于带着一颗定时炸弹。张人亚为什么会想到让自己的老父亲来保管这些资料呢？张时华曾经听父亲张静茂讲，“他(张人亚)知道这些东西肯定有用，他相信主义一定会胜利。他就想到他父亲，因为他每次回去都会跟他父亲讲在上海怎么搞，他父亲都赞成。他父亲也是进步的、爱国的，他说这样好啊。”
当父亲张爵谦看到儿子突然归来，还带回来一包棘手的资料，惊喜的同时，恐怕更多是忧虑。一直默默支持儿子事业的他，面对这样事关生死的抉择，经历了怎样的内心煎熬？
张 父：泉儿，我听说静茂刚刚被抓了，是不是跟你有关？
张人亚：是。
张 父：你带回的这些是不是要掉脑袋的东西？
张人亚：是。
张 父：赶紧烧了吧？
张人亚：这些可是珍贵的文件，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张 父：你不会还要随身带着吧？
张人亚：不，现在外面到处都在抓人。
张 父：泉儿，把东西留下吧，阿爸替你保存。
张人亚：阿爸，你不怕吗？
张 父：怕，当然怕了！你和你弟在上海，阿爸没有一天不担心受怕的。阿爸也一把岁数了，就怕你们有个意外啊。
张人亚：(落泪)儿子不孝，让阿爸受累……
张 父：可是阿爸知道，你做的是神圣的事业，是为天下穷苦人做的大事，阿爸不能反对你，阿爸拎得清……
张人亚：(心声)原谅我，阿爸，此生我已跟定，革命成功儿再回来！
收下材料后，张爵谦连夜将它们埋在了离家不远处的菜园里。菜园里停放着张人亚过世的妻子顾玉娥的棺材。霞浦当地有个风俗：先过世的女子不能单独下葬，需等丈夫过世后才能一同埋入坟墓。
几天后，张爵谦伤心地对邻居说，上海大革命死了这么多人，他的泉儿恐怕也不在了。很快，长山岗的半山腰，砌起了一座坟。只是，除了张爵谦老人，没有人知道，这座衣冠冢里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他(张爵谦)知道这个事情又重要又危险，所以没跟任何人讲。闷在心里，就闷了二十多年。一个人有一件事，闷了二十多年，你去闷闷看。”说起这段往事，张时华对自己的祖父张爵谦充满了钦佩。的确，能想出这样出人意料的方法且半生守口如瓶，足以见老人是何等的心思缜密。但有个疑问在我心里盘旋许久：如果张爵谦等不到新中国成立的那天就撒手人寰，这些绝密文件会不会永远就尘封在衣冠冢里？
“他就是专心专意，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保存好。我哥哥讲，他身体好，憋着这口气，解放以后身体就不好了，五六年就过世了。”张时华说。
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的党章学堂，展示着张人亚的生平、事迹
张人亚家老宅一楼的卧室，是张人亚的父亲张爵谦生前住过的。床头挂着一幅长达1米4的黑白照片，照片上的人多到数不清。张时华说这幅照片也是伯父张人亚1927年带回家的，祖父觉得照片没有危险，便一直挂在床头，直到1956年去世。1960年，照片原件被家人上交给一大会址纪念馆。
这张“巨幅照片”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1913年，15岁的张人亚离开家乡到上海当学徒，到1927年带回这些珍贵材料，在上海的14年里张人亚究竟经历了什么？下一站，一起到上海寻找答案。
（原标题《作为“党章神秘守护人”，他的人生究竟有多传奇？》。编辑程阳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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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一生都在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他工作中始终保持着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无论是在革命斗争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都十分重视各种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在这里，笔者把自己在采访中记下的几个相关的小故事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这个饭店离我们的住地太近了，不利于保密”
1997年，由周恩来的保健护士、当时刚从中央文献研究室离休的郑淑芸同志引领，笔者在北京拜访了黄玠然和他的夫人杨庆兰。这对革命夫妻，当年都曾在上海的中央从事革命活动。周恩来任中组部部长时，黄玠然是他的秘书，而杨庆兰则是邓颖超在中央妇委工作时的内交通。
那年92岁的黄老告诉我：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地下斗争好几年，特务们想尽一切办法抓他却从未得手，原因是他坚持昼伏夜出，即晚上9点前从不外出，早上5点前必定要回到住地。只有一次例外，当时任弼时在上海被捕，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周恩来指示红色特工黄慕兰实施营救。营救需要一些经费，周恩来只好化装成上海滩上的三轮车夫，破例白天前往“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那里借钱(那时杨度已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等他借到钱踩着三轮车往回赶时，看到一辆从法租界里开出的汽车把一名正在正常通行的工人撞倒了。那责任本来应该是汽车驾驶员的，可是巡捕们不仅不秉公执法，相反还无理指责被撞的工人。周恩来见了十分生气，真想站出来说几句公道话教训教训那些洋人和巡捕。可他转念一想：如果那样做了，不仅营救任弼时无望，甚至可能把自己也暴露了，那我们党损失就大了。于是他压下一腔怒火，蹬着三轮车离开了现场。
黄玠然和杨庆兰一起在中央机关工作久了之后，两人产生了感情。经周恩来批准，他们打算结婚。黄玠然认为，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想办一个朴素而又热闹的婚礼。他特意租下了一个小饭店，准备结婚那天请大家一起聚一聚，喝上几杯喜酒。为了避开特务们的眼睛，黄玠然事先和饭店方约定好，喜宴订在晚上9点后才开始。可是当他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并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考虑良久，最后没有同意黄玠然的做法。他对黄玠然说：“这个饭店离我们的住地太近了，不利于保密，这种违背保密制度的做法我们不能做。”就这样，他让黄玠然退掉已租好的饭店，并适当赔偿了饭店的损失。黄玠然和杨庆兰就在上海的秘密住地悄悄举行了极其简单的结婚仪式。
“他不应该给你看这种机密的文件呀!”
周恩来有个侄孙叫周国镇，是著名的数学教育家。他比笔者年长4岁，也是笔者的好朋友。1951年，周恩来的六伯父、晚清举人周嵩尧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1951年，他的独生子周恩夔不幸去世。周恩来考虑到伯父老年丧子，一定十分难过和痛苦，便特意将周嵩尧最疼爱的重孙子周国镇接到北京陪伴他。进京后，周国镇进入中学读书，开始时，生活费和学费等都是由周恩来负担的。周国镇参加工作后，谈了恋爱，女朋友是武汉军区一位主要领导家里的千金。
有一次，周国镇去武汉见女朋友。由于早就知道未来的女婿是周恩来的侄孙，女友的父亲在与周国镇的交谈中，就毫无顾忌地把一些中央文件拿出来给他浏览。在这些中央文件中，有关于中央七千人大会的，也有其他方面的，其中有一份文件，是关于中央成立一个由27人组成、周恩来任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负责“两弹(原子弹、氢弹)一星(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周国镇看了特别兴奋。他回京后，有一次见到周恩来，就迫不及待地问：“七爷爷，我们国家也要造原子弹和氢弹了？真是太棒了!”谁知周恩来一听，马上浓眉紧锁，一脸严肃地问：“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事情的？你听谁说的？”“我是看到文件的。”周国镇在回答时仍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你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这时，周国镇才注意到他的七爷爷神色很凝重，显然是生气了，只好老实地告诉他事情的经过。周恩来听了很生气，说：“他怎么能把这个文件给你看呢？这个文件只发到省军级，到现在还没发到县团级，他不应该给你看这种机密的文件呀!”
当时，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刚好在场，就给周国镇打圆场说：“总理，国镇是不会传出去的。”周恩来回答说：“这不是传不传的问题，而是牵涉到保密制度能不能落实执行的问题，是组织纪律的问题。”
周恩来后来还就这件事在中央有关会议上批评了那位把文件给周国镇看的领导同志，要大家引以为戒，要将党的保密制度执行到位。
“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
1997年秋季，笔者进京拜访周恩来卫士乔金旺时，他深情地回忆说，我们国家在准备进行第一次氢弹爆炸试验时，气象监测显示新疆罗布泊上空刮起了罕见的西风。这意味着氢弹爆炸后，大量的爆炸尘埃和辐射物将会随风向东边人口稠密的地区漂移，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因此，周恩来就没有批准引爆。
那天夜间，周恩来无法入眠。天亮以后，他本该上床休息，却仍然聚精会神地守着电话，毫无倦意地在等待风向改变。邓颖超见周恩来已经连续工作了十七八个小时，非常心疼，就踱到总理办公室门前的卫士值班室，问正在值班的乔金旺：“老乔呀，我的那口子都快工作20个小时了，怎么还不上床休息呀？”乔金旺声音很低地回答说：“听说风向不对，试验难以进行。”
邓颖超关心的是周恩来的身体，这样长时间工作他怎么吃得消？于是，她转身走到总理办公室，对正在工作的周恩来说：“恩来呀，听说什么风向不对，你先休息吧，风向总有对的时候嘛!”
邓颖超不经意的一句话，却一下激怒了周恩来，他抬起头，严厉地责问邓颖超：“什么风向不对？你听谁说的？”邓颖超没想到周恩来会向她发火，只好照实回答：“刚才老乔说的。”“你把老乔喊来。”周恩来仍然一脸严肃。
原来，周恩来对西花厅的工作人员有严格的保密要求：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自己知道的谁问了也不许说。因此，乔金旺来到周恩来办公桌旁后，周恩来严肃地对乔金旺说：“老乔啊，我是中央常委，小超大姐是中央委员，她是做妇女工作的，搞‘两弹一星’和她没关系。所以，这件事我没有对她说，我带回来的文件她也不能看，也不能问，这是纪律问题，也是执行制度的问题。”乔金旺知道自己错了，向周恩来作了深刻检讨。
周恩来对各项保密制度，从不含糊，并且都坚决维护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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