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陕北地区商古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清涧县寨沟遗址成为陕晋高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遗存最为丰富的商代遗址，尤其是所发掘的后刘家塔长梁墓地，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发掘了甲字形大墓1座、竖穴土坑墓3座，并出有铜、金、陶、玉石等各类随葬品二百余件，信息量大，令人瞩目。引起笔者注意的是M1所出土的镶绿松石铜八角形器。
八角星纹在新石器时代便开始流行，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八角星纹见于高庙遗址下层出土的一件陶器上，环带状纹饰中，有一八角星纹，系为戳印蓖点连缀而成（《洪江高庙》，科学出版社，2022年），该八角纹的构图和制作技术简单原始，年代约距今7800年（图一，1）。而进入青铜时代后，八角星纹的流行年代主要集中于晚商至西周早期，分布时段与地域均具有一定特点。本文将对商周青铜器上的八角星纹做一简单梳理，以求教于方家。
首先，根据形制与表现技法，可将收集到的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八角星纹分为两型：
A型 八角星纹中间为两重凸弦纹同心圆。主要包括安阳小屯M20中出土的数量众多的八角星纹圆铜泡，铜泡形制为中间两层同心圆，外围为八角星形，其内用各种样式的绿松石填平，出土时多数绿松石已脱落（图一，7），这些铜泡结合出土位置判断应为车上的装饰品，此外，M20中出土的车軎和轭首饰的器顶也见到了镶嵌绿松石装饰的八角星纹（图一，4、5），M20还出土了一件弓背上饰八角星纹的弓形器（《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安阳大司空村车马坑M175中出土的两件弓形器，弓背中部饰八角纹（《考古学报》，1955年第1期）。
此外，大司空M303也出土了一件弓身中部上饰两重同心圆、其外饰八角星形纹的弓形器（《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安阳市殷墟范家庄东北地M4出土1件弓形器，弓背有八角星纹，中部有两重圆圈（《考古》，2009年第9期）。滕州前掌大墓地出土了三件弓背饰八角星纹的弓形器，其中M132:6的八角星纹呈凹形，纹饰内填绿松石片，星纹中央有一梯形圆台，台中饰有圆形孔（《滕州前掌大》，文物出版社，2005）。以及寨沟遗址出土的镶绿松石铜八角形器（图一，6）。年代为殷墟二期至西周早期。
B型 八角星纹中间为一凸圆点纹、外有一重凸弦纹同心圆。主要包括安阳殷墟郭家庄M160的1件弓形器，弓身中部有一圆形凸泡，其外饰八角星纹（《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安阳市梅园庄东南的车马坑M41出土1件弓身中部有八角星纹的弓形器（《考古》1998年第10期）。灵石旌介墓地M1、M2各出土两件弓身中部外侧饰八角星纹、八角星纹中间为圆形凸起的弓形器（图一，2、3），其中M1:38弓形器上的八角星纹饰可以说是B型八角星纹饰的进一步简化，中间的凸圆点纹已不见，仅剩一重凸弦纹同心圆（《灵石旌介商墓》，科学出版社，2006年）。宝鸡石鼓山M3出土1件弓形器，弓身表面正中有圆形突起，圆形外饰八角星纹（《文物》2013年第2期）。年代为殷墟三期至西周早期。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还发现了几件饰八角星纹的弓形器（《三古·第五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但由于没有具体器物图片，难以判断纹饰类型，故不对这一部分商周时期的八角星纹进行分析。
综上，A型八角星纹装饰的出现年代稍早于B型八角星纹装饰，但两者整体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其中A型八角星纹装饰与史前时期的八角星纹的构图更为接近，可能是受史前八角星纹图像的启发，并在此基础上镶嵌绿松石装饰，形成了具有商文化特色的八角星纹。B型八角星纹应该是在A型八角星纹基础上的一种创造和调整，在B型八角星纹上已不见绿松石的装饰，B型八角星纹整体纹饰近似太阳纹。
图一 八角星纹图像示例
1.洪江高庙陶器 2.A 型八角星纹（灵石旌介M1:38） 3.B型八角星纹（灵石旌介M1:37） 4.A型八角星纹（小屯M20軎饰） 5.A型八角星纹（小屯M20轭首饰） 6.A型八角星纹（后刘家塔墓地M1八角星纹衡饰） 7.A型八角星纹（小屯M20铜泡）
其次，从地域分布来看，八角星纹主要是零散分布，其中河南安阳地区是八角星纹分布最集中的区域，小屯、大司空村、梅园庄、郭家庄、范家庄等均见有八角星纹，且主要以A型八角星纹居多。此外，山东滕州前掌大、山西灵石县、陕西清涧和宝鸡石鼓山也都出土了带八角星纹的铜器。从八角星纹的时空分布情况来看，带有八角星纹的青铜器最早出现于河南安阳地区、且发现集中，故安阳地区可视为商周时期八角星纹的核心分布区，在安阳地区以外的山东、山西、陕西等地铜器上的八角星纹装饰可能是由安阳地区传入或受商文化影响而出现的。
通过现有考古资料可以看到，安阳地区及其以东的山东地区主要流行A型八角星纹，安阳地区西北的山西、陕西地区则更倾向B型八角星纹，故合理推断镶嵌绿松石装饰的A型八角星纹产生于安阳地区，镶嵌绿松石装饰的八角星纹图像应属于商人传统，B型八角星纹可能产生于商文化主体范围的西北区，是在A型八角星纹基础上改造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纹饰风格，其后这种风格又影响回安阳地区。
同时商周时期的八角星纹能够发现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这些八角星纹装饰全部应用于车器上，目前见到的数量最多的饰有八角星纹图像的青铜器是小屯M20出土的铜泡，其次是弓形器、车軎、轭首饰和衡饰，其中小屯M20的八角星纹铜泡通过出土情境分析，推断其主要是车舆上的装饰品（《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丙编·殷墟墓葬之一·北组墓葬》，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年）。由此推断，商周时期的八角星纹图像是车器的专有纹饰，主要应用于车器之上。
最后关于八角星纹的含义，有太阳崇拜与原始巫术、天圆地方和表示方位、原始日晷、龟甲、织机等说法（《南艺学报》，2010年第1期）。从商周时期八角星纹的构图来看，八角星纹的图案是以中间的同心圆为中心，呈放射性的构图，整体来看有点像太阳纹的一种意化表现。商周时期铜器上八角星纹的图案是上下、左右轴对称图形，较史前时期相比，构图更为规整和严谨，再结合这种八角星纹图案仅应用于车器上，故推测商周时期的八角星纹可能与表示方位有关，据研究，典型的八角星纹是具有方位象征的基本意义的（《中国史前八角星纹的图像分析与阐释》，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总的来说，商周时期青铜器上所见到的八角星纹装饰主要有两类，其中镶嵌绿松石、中间两层凸弦纹同心圆的八角星纹是商人传统，最新报道的后刘家塔M1的八角形器很有可能就来自于安阳地区；另一类八角星纹中间为圆形凸起、外有一重凸弦纹同心圆的型式可能是受到商文化影响而产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纹饰。八角星纹图像在商周时期仅应用于车器上，可能具有方位象征。
作者：吴雅彤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杨晓雅
复审 | 冯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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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指第一指节有花星纹譬如大字、米字纹等，这种纹被统称为幸运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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