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西狩丛谈》,是一部由吴永口述,刘治襄(甓园居士)记的一部描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狼狈出逃西安的见闻实录。
吴永字渔川,淅江人,曾国潘孙女婿,慈禧一行逃出北京,第一站怀来县知县,因能克尽职责(在义和团包围中),服侍恭谨,深得慈禧宠信,被任命为前路粮台会办,一路伴驾西行,一时成为流亡中的显赫人物。因日夕召对故,对当时诸多事件,深知内情。
剪伯赞评本书为:记述‘西巡’诸书中最佳之著作。本书出版后,被译成德、英、日等文字“中外推崇,视为信史”。
本书分为五卷:首卷记义和团起,北京沦陷,两宫出逃。卷二自述在怀来禁阻义和团的经历。卷三述怀来迎驾,随行至太原。卷四、五记述两宫由西安回北京。
对书中吴永初见慈禧情节印象颇深:
慈禧问:“一切供应(饮食)有无准备?”吴永答:“已经准备,只是昨晚上才收到信,实在是准备不周全,很惶恐。”慈禧:“好,有预备就可以了。”说到这,慈禧忽然放声大哭,声甚哀恻……
慈禧:“哀家与皇上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取水的工具),或是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己,釆秫稭杆与皇帝共嚼,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今至此己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比间曾否备有食物?”吴永:“因溃兵所掠……只有小米绿豆粥一锅。”慈禧:“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己足,宁复较量美恶?”……
太后身旁的皇上,身穿半旧元色细行湖绉绵袍,宽襟大袖,上无外褂,腰无束带,发长至逾寸,蓬首垢面,憔悴己极。
庚子西狩,不是打猎,也不是巡视,狼狈逃难而已。
图片来源:不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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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不着调
排版丨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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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西狩丛谈》,是一部由吴永口述,刘治襄(甓园居士)记的一部描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狼狈出逃西安的见闻实录。
吴永字渔川,淅江人,曾国潘孙女婿,慈禧一行逃出北京,第一站怀来县知县,因能克尽职责(在义和团包围中),服侍恭谨,深得慈禧宠信,被任命为前路粮台会办,一路伴驾西行,一时成为流亡中的显赫人物。因日夕召对故,对当时诸多事件,深知内情。
剪伯赞评本书为:记述‘西巡’诸书中最佳之著作。本书出版后,被译成德、英、日等文字“中外推崇,视为信史”。
本书分为五卷:首卷记义和团起,北京沦陷,两宫出逃。卷二自述在怀来禁阻义和团的经历。卷三述怀来迎驾,随行至太原。卷四、五记述两宫由西安回北京。
对书中吴永初见慈禧情节印象颇深:
慈禧问:“一切供应(饮食)有无准备?”吴永答:“已经准备,只是昨晚上才收到信,实在是准备不周全,很惶恐。”慈禧:“好,有预备就可以了。”说到这,慈禧忽然放声大哭,声甚哀恻……
慈禧:“哀家与皇上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取水的工具),或是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己,釆秫稭杆与皇帝共嚼,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今至此己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比间曾否备有食物?”吴永:“因溃兵所掠……只有小米绿豆粥一锅。”慈禧:“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己足,宁复较量美恶?”……
太后身旁的皇上,身穿半旧元色细行湖绉绵袍,宽襟大袖,上无外褂,腰无束带,发长至逾寸,蓬首垢面,憔悴己极。
庚子西狩,不是打猎,也不是巡视,狼狈逃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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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西狩丛谈》,是一部由吴永口述,刘治襄(甓园居士)记的一部描述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狼狈出逃西安的见闻实录。
吴永字渔川,淅江人,曾国潘孙女婿,慈禧一行逃出北京,第一站怀来县知县,因能克尽职责(在义和团包围中),服侍恭谨,深得慈禧宠信,被任命为前路粮台会办,一路伴驾西行,一时成为流亡中的显赫人物。因日夕召对故,对当时诸多事件,深知内情。
剪伯赞评本书为:记述‘西巡’诸书中最佳之著作。本书出版后,被译成德、英、日等文字“中外推崇,视为信史”。
本书分为五卷:首卷记义和团起,北京沦陷,两宫出逃。卷二自述在怀来禁阻义和团的经历。卷三述怀来迎驾,随行至太原。卷四、五记述两宫由西安回北京。
对书中吴永初见慈禧情节印象颇深:
慈禧问:“一切供应(饮食)有无准备?”吴永答:“已经准备,只是昨晚上才收到信,实在是准备不周全,很惶恐。”慈禧:“好,有预备就可以了。”说到这,慈禧忽然放声大哭,声甚哀恻……
慈禧:“哀家与皇上连日奔走,又不得饮食,既冷且饿。途中口渴,命太监取水,有井矣而无汲器(取水的工具),或是井内浮有人头,不得己,釆秫稭杆与皇帝共嚼,即以解渴。昨夜我与皇帝仅得一板凳,相与贴背共坐……今至此己两日不得食,腹馁殊甚,比间曾否备有食物?”吴永:“因溃兵所掠……只有小米绿豆粥一锅。”慈禧:“有小米粥,甚好甚好,可速进。患难之中得此己足,宁复较量美恶?”……
太后身旁的皇上,身穿半旧元色细行湖绉绵袍,宽襟大袖,上无外褂,腰无束带,发长至逾寸,蓬首垢面,憔悴己极。
庚子西狩,不是打猎,也不是巡视,狼狈逃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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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开大学杰出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 王先明
又是庚子纪年时,适逢花甲又一循。今年是义和团运动120周年,也是庚子纪年又一个循环之始。周而复始,万象更新。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我们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业。
历史记忆永难磨灭
近代以来的庚子纪年(1900),创痛尤巨,令人记忆深刻。时人多冠以“奇祸”“庚乱”“国难”之名,大量文献篇目均以此命名,显示了那个时代“群体记忆”层面上的集体感受和认知。“庚子之役,于吾国创已巨矣,痛已深矣”(吴永口述,刘治襄笔记:《庚子西狩丛谈》,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69页)。时为怀来知县的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说:“此实我全国之奇耻大辱,患切于剥肤,而祸深于万劫者也。”(《庚子西狩丛谈》,第164页)“致衣冠填壑,为千古未有之奇祸也。”(《景善日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义和团运动》一,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3—84页)
庚子年间发生的历史事变,是一个深痛地影响时局、也深刻地影响历史进程的事变。时任侍读学士的恽毓鼎体察精微地说:“甲午之丧师,戊戌之变政,己亥之建储,庚子之义和团,名虽四事,实一贯相生,必知此而后可论十年之朝局。”(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义和团运动》一,第47页)
即使站在西方人的立场上,关于庚子历史也充满了灾难性记忆。“不管是作为旧世纪的最后一年,还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将永远被记住是北京外国公使馆被围攻的年份。中国政府与其他国家的条约关系已经历了一个甲子……”(赫德著,叶凤美译:《这些从秦国来:中国问题论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页)赫德认为,“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一大耻辱”(第75页)。“事实上,不正常的情况才是一切弊端的根源,这就是,外国商人享有特权地位,不受中国的司法管辖;传教士也同样超脱了中国法律的束缚,他们的到来促使各种流弊滋生;外国官员根据条约采取了其他地方闻所未闻的行动。”(第89页)这是英国人赫德的记忆。
其实,早在义和团事件前60年,即1840年的庚子年,就发生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战争。史料记载:“庚子年八月后,启明星伏不见……是谓当见不见,占为百官庶民将流散之象,并以英夷作乱,水师提督关天培、湖南提督祥福阵亡为应验之证。”(不著撰人:《英夷入粤纪略》,《战争》三,神州国光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庚子纪年无疑是一个深痛的历史记忆。近代以来,第一个庚子年(1840)的战争将中国拖入半殖民地深渊,创开了“千古未有之大变局”;第二个庚子年(1900)的八国联军侵华事件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造成“千古未有之奇祸”。“自道光庚子(二十年西元一八四零年)一战,筹策失宜,藩障被创,未几协以谋我。继有庚申(1860)之痛,商约既订,复逞其威,嚇胁直省,乃有庚午(1870年天津教案)之难,卒于庚子(1900年)再演义和拳之变。畿辅失陷,衣冠塗炭。”所谓“自古以来宗国之变,未有庚子之惨且巨者也”。(陈陆:《拳变系日要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一辑,第69页)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庚子伤痛的历史记忆永难磨灭!
从历史伤痛中觉醒奋起
然而,庚子之变催生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奋起。“庚子事变之影响,乃大起全国之激论。当年在事之剥落者,多留东京,鼓吹不遗余力”。(《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一册,第294页)遭此庚子“千古奇祸”之后,国人普遍觉醒的时局迅速形成,灾难中奋起的中华民族以愈挫愈勇的精神,揭开了新世纪的序幕。《庚子诗鉴》描述了这一历史性转折的意义:“天之构此奇劫展转推衍而不已者,其深意又安在耶?自其前而观之,浑然一守旧之世也。观夫其后,则纲纪隳,风气漓,言攙和者败,而言平等者方且侧煽而潜滋。故吾谓义和拳者革新之母也,亦即崩析之所由胎也,治乱消长之机,祸福倚伏之数,岂当日所及料哉!”(龙顾山人(郭则沄):《庚子诗鉴》(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文海出版社印行,第68页)这个自诩为“躬历其境,固鉴中之一人”的作者深切地明断:庚子事变标志着中国历史性变革时代的开始。即使身为朝廷官员的吴永,也感受到庚子事变深刻的历史影响:“然拳匪虽陋,尚知愤外侮之侵迫,同心以卫国家,特苦其智不足耳。缕指二十年来之事变,吾未尝不叹此辈之影响,犹为未可厚非也。”(《庚子西狩丛谈序》,第2页)
客观历史进程表明,庚子岁月以惨烈和悲愤的结局落幕的同时,却急速地拉开了20世纪更为激越而壮阔的序幕。在20世纪的第一年(1901),《国民报》发表的《二十世纪之中国》文章就揭橥了“革命”言说,号召“种吾民革命之种子,养吾民独立之精神,而可一言以蔽之曰:民权而已”,明确地预言20世纪乃革命之世纪:“天下之是非有定乎,革命之起也,孰不谓之为大逆不道,彼倡之者,岂预知将来之必户祝之、户祷之也。”(《亡国篇》,《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第94页)
庚子辛丑之际,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此后,革命话语逐步推演为时代性话语,如梁启超所谓:“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页)从此而始,由庚子事变而激起的革命风潮,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浸浸乎弥漫天下。当革命风潮层浪叠起,因果相生,聚集以成高山滚石之势时,清王朝“成败兴亡之数”已然铸就!这一历史巨变的因果关联,与庚子历史在在相关。报刊评论《论政局倾轧之可危》道出了其中的关节:“庚子之役,数倍戊戌,酝酿至今,此意益深。虽事尚未形,而机已密构。夫既欲流人之血,则其事非一人之国力所能用,且祸患之来,亦非一人之力所能保,是非合朋党不可矣……”(《论政局倾轧之可危》,《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三十三年丁未正月十六日刊,第四卷第19册,第9856页)
正是以庚子事变为转折,“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政治环境,这个环境最终又成了清王朝的终结者”(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实现历史性跨越
近代中国的历史始于庚子,中华民族的觉醒亦始于庚子。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自战争以来,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时局,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革命,进行了前仆后继的顽强抗争。中国人历经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新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辟出实现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
然而,当我们超越近代庚子灾难的历史,实现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梦想,正在奋力进行新中国建设事业时,1960年又一个庚子年到来时,大洋彼岸的合众国际社发了一则电报,幸灾乐祸地说什么“鼠年的开始”:“假如历史重演的话,对中国大陆说来,这将是有灾难的一年……1840年是鼠年,那一年的灾难是战争,其结果除了个别的以外,英国得到了香港。1900年也是鼠年,那一年发生了义和团起义,其结果是八国联军占领了北平。”针对猖獗不息的帝国主义叫嚣,《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以讥讽的语调评说:“美国宣传机器,低能竟至于此,目光不及老鼠,头脑蠢过耗子”,“不知今日何世,妄图重演历史,再打战争,重举八旗。”在不断强大的新中国面前,只能落得“理屈计尽词穷,只好乞灵黄历”(《鼠年闻鼠叫》,《人民日报》1960年1月31日)的结局。
2020年,我们适逢新的庚子纪年。但是,时代已然不同,中国不再是百年前的中国,世界亦不是百年前的世界。尽管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尽管国际势力仍在竭尽其能,但是,我们经历了庚子灾难的历史,我们也超越了庚子竭蹶的岁月。正是在历史的超越中,我们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时代性跨越。
回望庚子,勿忘在莒;砥砺前行,走向未来!我们始终以文化自信的坚毅厚重面向未来,瞩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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