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图二
张翀
文人雅尚清寂，自然不肯画老鼠娶亲、嫁妹题材的热闹画，只得另辟蹊径，开始用松鼠替代鼠作画。这一灵巧转化，也趋近了松竹等林木花卉题材，易于画家发挥，颇有鼠之狡黠。
今年是庚子年，所谓干支纪年，甲骨文中已然出现。所谓天干地支，其源于商人的十日旬祭。祭事繁复，不去详谈。而甲骨文中亦有“鼠”字（图一）与“子”字（图二）。不过此时鼠尚未与子建立起联系。卜辞中“帚鼠”并不少见，如“壬子……[帚]鼠其死”（《甲骨文合集》2805）。帚字应为洒扫的初义，“帚鼠”则可以理解为捕鼠。可见当时已有鼠害。现在安阳殷墟，还发现有竹鼠的遗骨。两者有何联系，不得而知。但在殷周金文中却未见“鼠”字，多半是难登于庙堂重器之上。《礼记·郊特牲》中则有祭祀迎猫的记载，“迎猫，为其食田鼠也”。
《尚书·禹贡》中有“鸟鼠同穴”山，具置亦不可考，而“鼠”指的是鼠兔，与今天所言的鼠无涉。但《诗经·硕鼠》已然是鼠对人的困扰，“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虽然也是一种喻譬，但较之佛门经典“二鼠侵藤”则更为贴近人之生活。近来学者根据安徽大学收藏的竹简上的两处异文，考出“硕鼠”可能就是“鼫鼠”，《说文·鼠部》《尔雅》以及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亦有说，也称之为“五技鼠”。《左 传》成公、定公等篇章中亦有鼷鼠啃啮牛角的事情。而后者出处《法王经》也多被认为是伪经。在清华简《郑文公问太伯》中，郑太伯就以鼠为喻评价郑国庄公叔段之乱，称之为“牢鼠不能同穴”，一举改变《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伯的谦谦形象。
以上，鼠多是负面的形象。因其为祸，而成为人们占卜凶吉的依据，从而进入十二辰。甘肃放马滩出土的秦简《日书》中，十二地支与十二时辰相配，虽与后世的十二生肖不尽相同，但鼠已明确出现。同地所出的简中，又以老鼠上不上窗台来占卜吉凶。可见，进入十二时辰，有占卜凶吉的根源，另一方面也是古已有之的四时五方的转化。至迟在唐开元前后，阴阳五行十二属相配的纪年法已影响到吐蕃、回鹘等地。又因地处偏远，文化交流有“屏风”式的阻断，使得当地十二属相并未下沉至民俗，纪年纪日沿用到清代。甘肃肃州发现的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上，即有“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执日’，辛鼠日”，即是用鼠来纪日的。
北魏卢元明《剧鼠赋》首以鼠为赋，其文曰：“群鼠乘间，东西撺掷。或户间出额，或床上捋髭。貌甚舒暇，情无畏惕”，人们对鼠的既爱且憎的矛盾心理也可见一斑。北周宇文护之母曾有书信，“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大者为鼠……”云云。显然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用鼠来表明属相了。南朝梁沈炯亦作有《十二属诗》，其中开篇即是“鼠迹生尘案”。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地中就出现了十二生肖的陶塑。可惜这座墓遭到破坏，未见到鼠的形象。从烧制技法看，很可能受到当时佛龛制作的影响。
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墓室上栏一周绘有十二生肖的壁画，正北为鼠，现仅残存嘴巴胡须部分。不独有偶，河北的湾漳北朝大墓、朔州北齐墓等的墓室中均见有十二生肖图，渐成系统。王倩认为，十二生肖合同四神、二十八宿构成宇宙世界，鼠处于正北，或与玄武相对。隋至初唐，以长安为主的北方地区多在墓志盖四边壸门内镌刻十二生肖。隋开皇七年（587）宋忻夫妇墓为较早的一座，志盖上的十二生肖与四神相配。然将四神放置四刹，鼠则位于正北子位。南方地区则比较流行塑十二生肖俑，以两湖地区为代表，形制有人物头顶、手持动物以及兽首人身，数种形式。在武汉地区多能见到这些形式，前者属隋文帝年间的武汉周湾大墓中的生肖俑，后者兽首人身则在东湖岳家嘴砖石墓中可以见到。这与南地近巫不无关系，而后逐渐影响到北方。
长安地区的十二生肖俑以天宝四年（745）的韩森寨唐墓中的最为大观，俑高38—43厘米，兽首人身，皆着红绿彩绘的宽袍大袖。最为难得的是，在这座墓中首次看到，子鼠与午马成正北南中轴线分布。之前虽发现了不少生辰俑，但位置多有扰动。民间信仰虽然流行广泛，也难守一定之规，如扬州司徒庙镇的唐墓则有三彩十二生肖俑，只有九件，未全“十二生肖”之数。而西安西郊西昌县令夫人史氏墓中的生肖俑虽然是十二件，但鼠却出了两件，其中原因亦未可知。
五代辽宋时期，十二生肖俑在北方基本绝迹，然在南方故地虽然依旧，并有向文官俑转向的迹象，如天福四年（939）吴越钱王元妃马氏康陵中，十二生肖就为文官形象，亦有贴金彩绘浮雕的工艺。形象的变化导致神格位份的松动，此墓中的四神在与十二时神的博弈中开始占了上风。北方辽墓虽然不见有时辰俑，却将时辰神的形象绘成壁画，与天官、星宿等壁画系统杂融。值得一提的是，河北宣化下八里天庆七年（1127）张恭诱墓，墓室顶部外区有十二生肖，皆是文官形象，仅头部顶着生肖，鼠（子）马（午）正对外，内区则有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可见，十二生肖的功能进一步弱化，且有进一步向吉庆、装饰转变的趋势。两宋民间信仰杂且盛，让十二生肖俑改变了原生态，亦使其从地下走向世俗生活，成为十二元辰，或称元神。如敦煌十二元神图题记：“右件十二元神，凡人本命之日，于夜静烧银钱、駞马、名香、恭菓、并尽形供养，必得除灾添寿，故安。”十二时辰的神格开始降低，并逐渐走入民间，有点类似于摩睺罗的情况。这一时期的宗教与信仰是将崇尚和杂祀糅合在一起的。福建、江西等地，仍然有十二生肖俑。如江西朱济南墓，除十二时辰俑外，也有仰观伏听、张仙人等塑像。也因为各种信仰互为纠缠、羁绊，使得十二元辰的神性并未灌注于动物本体之上，尤其是鼠这种极其矛盾的动物。
唐宋以及明朝，以鼠为主要对象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见，除前揭卢元明的赋外，亦有唐陆龟蒙《稻鼠赋》、宋刘克庄《劾鼠赋》、明桑悦《鼠赋》、孙承恩《贪鼠赋》、刘纲《鞠鼠赋》、孙永柞《憎鼠赋》，多以鼠类的贪黠性格来做比兴。这些性格也多半出于人的想象。唯独苏轼《黠鼠赋》翻出一新，描写一只被装进袋中的老鼠，发声引人注意，继而装死，诱人扔出之后，落地脱逃，着实有趣。而以鼠入画则更为特殊，邓椿《画继》“禽兽虫鱼”中并无“鼠迹”，只在“铭心绝品”目下记载有黄筌的《鼯捕鼠图》。《宣和画谱》十五卷记载有边鸾《石榴猴鼠图》，应是在本卷“花鸟”中的逸品。此外，钱选也画过《硕鼠图》《禾鼠图》等关于鼠的画作，可惜并未传世。然从邓文原的《题钱舜举〈硕鼠图〉诗》来看，图画可能也多从《诗经》化出，“禾黍连云待岁功，尔曹窃食素餐铜，平生贪黠终何用，看取人间五技穷”。总体说来，这些有关鼠真实形象的描绘，皆不脱大足石刻《猫鼠图》的意涵，是将鼠作为人的对立面来画。这样显然是题材比较狭窄，画作鲜少也可想而知。
元明之后的画坛，文人画成为重要的阵营。文人雅尚清寂，自然不肯画老鼠娶亲、嫁妹题材的热闹画，只得另辟蹊径，开始用松鼠替代鼠作画。这一灵巧转化，也趋近了松竹等林木花卉题材，易于画家发挥，颇有鼠之狡黠。比较而言，较早画松鼠的钱选、葛淑英多半只是单纯绘之，到了朱瞻基、孙隆等人，则有意混淆。彼时，吉祥寓意文化也于民间滥觞。两厢映衬下，八大、虚谷、华喦、赵之谦等均有松鼠的画作，形成系统，并影响后世。甚至竹刻“三朱”之一的朱缨刻有一件竹雕松鼠纹盒，讨人喜庆。而虚谷《柳栗鼠图》则翻作新曲，松鼠翻转腾空的姿态跃然纸上，承袭黄筌以来的写生之法。
而真实的鼠像，则有任熏《十二生肖图》，其首开则为书房闹鼠，其渊源或出自雅集、博古图，在主人案头则绘置一柄汉代雁足铜灯。老鼠、油灯等图像语码，被齐白石所借鉴。他的《灯台三鼠图》，画风更趋近民间，大众喜闻乐见。这就是从干支“子”而至鼠的故事。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华社东京12月12日电（记者钱铮）日本东北大学开展的一项小鼠实验发现，雄鼠“老来得子”，可能会增加子代神经发育障碍发病风险。雄鼠年龄较大，其的微核糖核酸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参与了与神经发育障碍相关基因的调控。
东北大学日前发布新闻公报介绍，研究人员比较了3月龄、12月龄和20月龄的小鼠中的微核糖核酸，分析微核糖核酸随年龄增加发生的变化。
结果显示，他们分析的447个微核糖核酸中，有237个随年龄增长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一些调控着与神经系统相关的基因，特别是与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的基因。比如，对脑功能来说非常重要的基因Oxtr和Gabrb2，调节这两个基因的两种微核糖核酸的量随着年龄增长会出现明显变化。也就是说，雄性衰老导致的微核糖核酸变化有可能影响子代的发育和成长。
研究团队介绍，卵子老化对孕育子代的影响已经广为知晓，而针对老化目前人们的关注仅限于繁殖能力的高低。此次研究表明，在进行生殖医疗操作时有必要更多考虑方面的情况。
这一研究成果近日已发表在英国《科学报告》杂志上。
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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