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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新河浦路上的中央机关旧址春园外景。三大会址遗址即在其后侧。
三大会址纪念馆新貌（效果图）。
三大通过的《关于国动及问题的议决案》（手写稿）。 本版图片由三大会址纪念馆供图
1923年夏，在广州东山环境清幽的恤孤院路，负责后勤工作的广东区委的同志挑选了一幢两层小楼作为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这是一幢砖木结构、有金字瓦顶的普通民宅，环绕在东山一众新潮气派的红砖洋楼中间，毫不起眼。
离民宅不远的东山春园，是中央迁粤后的所在地。三幢堂堂皇皇的洋楼坐北向南，比肩而立，楼外环绕一圈围墙，墙内墙外花木扶疏。围墙的两方门柱上，一对石狮相向而视。这里同样为广东区委所租用，是三大会议期间，李大钊、、张太雷、谭平山、瞿秋白、马林等代表的临时居所。
唯有陈独秀在泰康路九曲巷“看云楼”下榻，1920年和1922年他两次来穗，也在“看云楼”落脚。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路3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共30多名代表（包括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会议。这是百年党史上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国民革命”、“党内合作”等重要理念首次正式提出，开天辟地的统一战线思想，预示着中国——这只刚刚诞生不久的雏鹰——即将向着大革命的风暴奋飞。
一次各抒己见的会议
去过三大会址纪念馆（旧址）的观众，都会被一个场景触动：那是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9人分工会议，真人大小的硅胶人像围桌而坐。这是一个年轻的政党：陈独秀44岁，30岁，李大钊34岁，谭平山37岁，蔡和森28岁，朱少连36岁，罗章龙27岁，项英25岁……党的创始人之一、已三次来穗的陈独秀侃侃而谈，一向主张国共合作的李大钊目光坚毅，年轻的更是书生意气，壮志满怀。
在三大会议上，陈独秀作了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国际代表马林作国际形势及国际工人运动问题报告，瞿秋白介绍国际“四大”的情况，陈潭秋讲“二七”惨案经过，孙云鹏讲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捕工人的救济工作，、徐梅坤分别在发言中阐述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大会通过了《中国党纲草案》、《中国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
“许多人都知道这不是个一团和气的会议，而是‘吵吵嚷嚷’的会议。”广东省委党校教授曾庆榴告诉南都记者。以陈独秀为首，三大代表在会上针对党的工作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陈独秀在三大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讲：“陈独秀由于对时局看法不清楚，犯了很多错误。”同时，他也指名道姓地对一些人提出了批评意见。
“蔡和森、张国焘与陈独秀开展激烈争论的情况，许多书都有记载。历史资料中甚至出现了有人对陈独秀提出‘指责’这样的字句。”
曾庆榴感慨道，陈独秀是一位大学者，其地位与威望很高，除李大钊外，其他人只是他的学生，或者学生辈。而陈独秀又是一位性格刚直、不隐瞒自己观点的人，但他并没有压制不同意见。
这正是三大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的地方。在广州东山的这幢僻静的小楼里，不同的观点得以充分地发抒、交流和碰撞，迸射出思想的火花，洋溢着追求真理的热情。
敢为天下先的两党合作
国共合作形式是三大会议上代表们争论的焦点，也是三大最重要的成果。当时在党内执牛耳的陈独秀，主张“把国民革命作为中心任务”、“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鉴于当前形势，他提出“只有联合战线还不够，……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同时强调“我们党将作为一个强有力的集中的组织继续存在”。
会上，一部分代表力挺“党内合作”，另一部分人则赞同与建立“联合战线”，不支持“党内合作”这种特殊形式。双方展开连续几日的艰难激辩。
最终，以21票对16票的微弱优势，三大通过了《关于国动及问题的议决案》。
《议决案》表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须与中国合作，员应加入，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通过此议决。”
“党内合作”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唯一途径。两个信仰不同、道路不同的政党，在历史的契机下，冲破万难首度携手。此后，中央高层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高君宇等相继加入。广州也随之成为“国共合作”的试验田，许多党、团员都按照三大的决定，主动、踊跃加入了，参与改组工作。
正如李大钊所言，员加入是郑重的、“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做过详密的研究”，并且是“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
“这体现出早期领导人的务真求实的精神，说明他们对谋求两党合作的愿望是十分诚恳、用心良苦的，为实现两党合作做了不懈的努力。”曾庆榴说。
三大会址：从废墟中挖出的红色遗址
“广州东山这一片大约从1908年前后开始开发建设，在上世纪20年代左右进入开发的高潮时期。特别是华侨和北方南下的官员，在这边买地建楼，以红砖洋楼为特色。在当时，这是一种最高级的住宅形式。”三大会址纪念馆馆长朱海仁向南都记者介绍。
这一带以新式楼房为主，居住条件和环境都很优越，不似老城区人员密集，交通也方便，离珠江码头和当时的广九火车站都算便利，所以，当中央1923年春迁粤时，挑选了东山春园作为办公地点。
1938年，日军飞机轰炸广州，位于恤孤院路上的三大会址被夷为平地。1970年左右，广州专门组织调查组对三大会址的地点进行确认，为此，作为三大代表的老党员徐梅坤老人两次亲赴羊城。
“调查组的同志陪着徐老在东山恤孤院路、培正路、启明社区一带寻找。老人最后来到了恤孤院路这一块。他看到逵园楼顶上1922的字样，跟记忆当中的线索突然对接上了。因为他记得当年参加会议的时候，透过楼上的窗户能看见对面洋楼顶上有1922的字样。根据这个重要线索，最终确定三大会址大体上在逵园对面那片区域。”朱海仁回忆道。
2006年1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对该区域进行考古勘查和发掘。朱海仁是三大会址考古现场负责人。他告诉南都记者：“那一片空地总共2000平米左右，会址的实际面积只有100多平方米。结合七十年代的调查报告和二三十年代的广州历史地图，我们在逵园对面选取了发掘点。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发现并确认了当年三大会址这幢房子的基础。”
这个一度埋没于废墟之下，如今藏身在满是艺廊、博物馆、潮玩店的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的红色遗址，吸引了无数观众前往瞻仰打卡。
结合发掘出来的遗址，以及70年代调查报告里相关人员关于这栋楼的外貌描述以及参会代表的回忆，朱海仁和其他研究人员对三大会址这幢小楼做了复原研究。依托这些成果，2006年7月，三大会址纪念馆落成。
据朱海仁介绍，会址占地面积大约124平方米，包括约100平方米的两层小楼和边上20多平米的侧院，即一个面对逵园侧面的小院子。房子是楼上楼下两层砖木结构，门口朝着恤孤院路，坐西向东。根据徐梅坤老人的回忆，三大会议是在一楼开的，一楼有两间房，一间作为会议室，一间作为餐室。二楼是部分代表住宿的地方。
在20世纪早期，东山这片地域的开发是逐步进行的。启明社区开发得相对较早，恤孤院路当时也已建成了一些洋房，但并不是那么密集。三大会址这栋楼，北边有逵园，背后还是一片空地，当时是一个工头所建，他利用了修建简园剩下来的一些青砖等材料，外墙有批荡，刷成米黄色。它没有周围红砖洋楼那么高级，相对比较简易。
在会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自来水管和电灯灯头，结合三大代表的回忆，这些设施应该是三大会议之后增加的。他们开会的时候环境艰苦，并没有自来水和电灯。
据悉，三大会址纪念馆自建成之初，每年参观人数就有5万左右。至2019年，参观人数已逾50万。因旧馆面积较小，2019年7月，三大会址纪念馆正式开始改扩建，扩建后的展厅面积由500平米增加到1200平米左右，极大提升观展体验。“全部的工作计划在2021年6月之前全面完工，迎接建党百年的重要历史时刻。”朱海仁说。
访谈
国共合作让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 卢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南都：1921年和1922年的一大和二大都是在上海举行的，三大为什么选址在广州举办？三大和前两次会议有什么不同？
卢毅：1923年初，陈炯明势力被逐出广州，由沪返粤，重振旗鼓，广东的形势逐步好转，成为当时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革命力量可以公开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力主国共合作的国际代表马林提议将中央从上海移到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三大。这就是三大在广州召开的原因。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三大在广州召开，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瞿秋白、陈潭秋、恽代英、张国焘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30余人参加大会。代表人数比一大、二大的十余人多了一倍多，反映了中国力量的逐渐壮大。
南都：三大的一个主要议题是讨论与建立合作关系，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什么动念与建立联合战线？
卢毅：说起第一次国共合作，就要从1920年7月召开的国际二大说起。这次大会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提出：“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也就是主张各国与资产阶级政党合作，达成统一战线。
但这个决议精神并没有马上在中国内得到贯彻。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第一个决议》规定：“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这说明当时并没有想跟其他党包括合作。
1921年底，国际代表马林到南方会晤了，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他回到上海后，向中央建议加入，但遭到拒绝。这主要是因为此时还没有经过改组，名声不佳。
到了1922年7月二大，虽然通过了《关于“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但在联合方式上主张建立的联合战线，即党外合作。而不愿接受这种方式，所以问题没有解决。
在1922年8月召开的西湖会议上，围绕国共合作问题又展开了激烈争论。马林根据国际的指示，建议党员以个人资格加入，进行党内合作。起初，与会的一些中央执行委员不赞成马林的建议。经过马林的解释和说服，并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在改组的条件下，由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同时劝说全体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吴佩孚镇压。这次失败使中国人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必须要有同盟者。因此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上，决定全体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也就是实行党内合作。这标志着正式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国共合作有利于走上更广阔的政治舞台，得到锻炼和发展，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三大这一决定有巨大历史功绩。
南都：三大以后，通过什么方式向表达了携手进行国民革命的意愿？对与合作持何种态度？
卢毅：三大后，国共合作的步伐逐渐加快。的各级组织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动员员和进步青年加入，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与此同时，在遭受了陈炯明叛变的打击后，也对非常失望，决定改组，输入新鲜血液，因此真诚欢迎员同他合作。但他回到广东后，再次陷入地方军阀的包围中，加上偏重军事的思维惯性犹存，其对的改组一时未能实际进行，甚至一度表现出了迟疑。为了促使彻底改变依靠军阀、脱离群众的倾向，陈独秀、蔡和森等一批人多次在《向导》《中国青年》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对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这一度引起了的不满。
1923年10月，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抵达广州，他的到来极大推动了的改组。聘请鲍罗廷担任组织教练员，还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员李大钊等五人为改组委员。10月28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人谭平山等九人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五人为候补执行委员。
从1923年11月到1924年1月，各地人，如北京的李大钊，直隶的韩毓符、于方舟，湖南的、何叔衡、夏曦，湖北的刘伯垂、廖乾五，山东的王尽美，浙江的宣中华，山西的王振翼等，都积极参加改组工作。这些都大大推动了的改组。
南都：1924年，一大在广州召开，选举了有员参加的新一届领导机构，标志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正式开启。此后，以什么方式参与了国共合作？取得了哪些成果？
卢毅：在组织方面，改组以前的活动范围基本局限在狭小的上层社会，缺乏下层的群众工作，的组织只在广东、上海、四川、山东等少数省、区和海外存在。员加入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组织，使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大发展。人还与左派紧密合作，取得了与右派斗争的胜利。
在军事方面，中国帮助创建了黄埔军校，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教职员中也有不少员。尤其是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后，对军校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基础上，先后取得了第一次东征、平定广州商团叛乱和第二次东征以及南征的胜利，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而又获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在工人运动方面，广东区委通过中央工人部中的员，积极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人斗争，先后取得了沙面罢工和省港大罢工的胜利，打破了二七惨案以来工人运动的消沉状态。此后，各地工人运动逐渐得到复兴。与此同时，农动也逐渐开展起来。广东区委通过中央农民部和广州革命政府，派遣特派员到广东省各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点起农动的火焰。广州农动讲习所还为全国各地培训了大批农运骨干，有力促进了全国农动的开展。此外，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也得到蓬勃发展。
总之，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的影响很快从中国的南部扩大到中部和北部，从国共两党扩大到工人、农民、士兵、青年学生和中小商人。这时，以广州为中心，革命力量从全国四面八方汇集起来，形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
南都：三大还有一项议题是选出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由陈独秀、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５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在党内领导机构中处于什么位置？
卢毅：在三大上，根据湖南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与合作、建立联合阵线的必要性，认为大批工农加入，正可以改造它的阶级成分。他还明确主张：“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这引起了马林和众人的关注，因此在三大上被选为中央局秘书。当时的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按照三大通过的《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秘书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这是第一次进入中国的最高领导层。
南都：三大通过的中国党纲草案是由谁执笔拟定的，对党的发展来说，这份草案在当时有什么意义和作用？
卢毅：三大通过的中国党纲草案是由瞿秋白起草的，后来经过陈独秀的修改。由于党当时尚处于幼年时期，因此党纲草案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成熟的地方，如未写入三大最重要的主题“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但党纲草案中还是有不少亮点，如明确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并回答了这一革命的性质、目的、任务、前途等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指出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中“现实的最彻底的有力部分”；提出农民“占非常重要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与，也很难成功”等观点。这说明它在一大、二大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索，对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期采写：
南都记者
黄茜
学术顾问：
卢荻(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参考文献：《国民革命与广州》，曾庆榴著，广州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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