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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国子以道 乃教之六艺(养国)

发布时间:2024-04-12 05:52:08作者:心软是病来源:网友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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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古国——养国,“养”字是这么来的,“神箭手”养由基出生地

养国,嬴姓,商时立国,后归顺周朝,成为南方江淮诸侯,养国历史虽不见史载,但出土青铜器铭文上多有“养伯”字样,故养国当为伯爵,与江、黄、樊三国并称为“江淮四嬴”。据现证,西周养国故地当在河南沈丘县与安徽临泉县交界一带。

“养”的甲骨文分左右两部,左边画着“羊角”,右边是“手的持鞭状”,合起来意为“某人在赶羊群”。很容易想像,“养”的本义是根据远古牧人野外放羊的形像而来,所以古代放牛叫“牧”,放羊叫“养”。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养”字甲骨文从左右两部变成了上下两部,“羊角”被移到了上面,下面加了一个“食”字,表示“羊低头取食”的一种意像,这也是“养”字现代字义的最早雏形。虽然现在“养”的本义早已消失,但可以推测,早期养地部落牛羊成群,畜牧业比较发达,族人们每天要做的大事便是放羊,也可以想像这个部落的安详宁静,富裕安康。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湖北荆州市江陵县岳山一座楚墓中出土春秋早期青铜器“养伯簠”,其铭文有:“养伯受用吉金作其元妹叔嬴为心馈簠,子子孙孙其永用之。”根据铭文得知,“养伯簠”当是养伯为自己的长妹叔赢为心制作的陪嫁物,也是楚养通婚的一个实证。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河南桐柏县月河镇境内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铭文显示为养国国君的墓葬,出土的盘、匜(yí)、罍(léi)、鼎等铜器均有“养伯庸”的铭文字样,可证明此地为春秋时期的养国活动地。但西周养国既然在河南沈丘县与安徽临泉县交界一带,为何在河南桐柏境内有养国的器物?据推测,养国很有可能在春秋早期时被楚国吞并,后将养国南迁到今河南桐柏县月河镇境内继续国祚,这是春秋争霸时大国常用的政治手段,比如鄀国,楚国担心鄀国投靠秦国,便灭了鄀国,将鄀国迁入楚国腹地圈养起来(见鄀国篇);再比如宿国也有同样的命运,当时宿国夹于宋鲁之间,宋国趁鲁国与齐国对峙时,趁机将宿国灭了,然后将宿人整体迁到自己身边,换掉亲鲁的国君,成为自己的附属国(见宿国篇)。楚国对另一个“江淮四嬴”之一的嬴姓樊国(见嬴姓樊国篇)也是采取同样的手段,先灭樊,再将樊人迁入邓国故地(今湖北襄樊)。被迁后的养国实际上已经成了楚国的笼中鸟,实力尽失,只是名义上的存在。

据《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吴)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说得是公元前512年,吴国公子掩余、烛庸(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出逃楚国,楚昭王接纳了他们,并派人将他们哥俩安顿在养地,这里提到的养地应该是被灭后的西周养国故地,因为地处楚吴交界,楚昭王便让吴王容不下的两位楚公子来镇守。并派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为他们筑城,再把城父和胡地的土田赐给他们。这是《左传》中第一次提到养地,但很显然,这个时候的养地已经成了楚国的一个邑。楚昭王的这记封赏出手是相当大的,当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动机是为了“将以害吴也”,是为了将来对付吴国。

养国被楚吞并后,虽然在楚国腹地尚有一块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楚国的行政治理和文化灌输下,养人渐渐融入到楚文化中,国人以养为氏,形成养姓。楚庄王时期,养国出了个神箭手,名叫养由基,为楚庄王的大将,应该是养国后裔。《战国策·西周策》记载:“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成语“百步穿杨”由此得名。

文/堰风

更多方国历史

西周古国——凡国,国君多诗才,成语“无可救药”出自凡伯之手

江淮古国——养国,“养”字是这么来的,“神箭手”养由基出生地

养国,嬴姓,商时立国,后归顺周朝,成为南方江淮诸侯,养国历史虽不见史载,但出土青铜器铭文上多有“养伯”字样,故养国当为伯爵,与江、黄、樊三国并称为“江淮四嬴”。据现证,西周养国故地当在河南沈丘县与安徽临泉县交界一带。

“养”的甲骨文分左右两部,左边画着“羊角”,右边是“手的持鞭状”,合起来意为“某人在赶羊群”。很容易想像,“养”的本义是根据远古牧人野外放羊的形像而来,所以古代放牛叫“牧”,放羊叫“养”。后来随着汉字的演变,“养”字甲骨文从左右两部变成了上下两部,“羊角”被移到了上面,下面加了一个“食”字,表示“羊低头取食”的一种意像,这也是“养”字现代字义的最早雏形。虽然现在“养”的本义早已消失,但可以推测,早期养地部落牛羊成群,畜牧业比较发达,族人们每天要做的大事便是放羊,也可以想像这个部落的安详宁静,富裕安康。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湖北荆州市江陵县岳山一座楚墓中出土春秋早期青铜器“养伯簠”,其铭文有:“养伯受用吉金作其元妹叔嬴为心馈簠,子子孙孙其永用之。”根据铭文得知,“养伯簠”当是养伯为自己的长妹叔赢为心制作的陪嫁物,也是楚养通婚的一个实证。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河南桐柏县月河镇境内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铭文显示为养国国君的墓葬,出土的盘、匜(yí)、罍(léi)、鼎等铜器均有“养伯庸”的铭文字样,可证明此地为春秋时期的养国活动地。但西周养国既然在河南沈丘县与安徽临泉县交界一带,为何在河南桐柏境内有养国的器物?据推测,养国很有可能在春秋早期时被楚国吞并,后将养国南迁到今河南桐柏县月河镇境内继续国祚,这是春秋争霸时大国常用的政治手段,比如鄀国,楚国担心鄀国投靠秦国,便灭了鄀国,将鄀国迁入楚国腹地圈养起来(见鄀国篇);再比如宿国也有同样的命运,当时宿国夹于宋鲁之间,宋国趁鲁国与齐国对峙时,趁机将宿国灭了,然后将宿人整体迁到自己身边,换掉亲鲁的国君,成为自己的附属国(见宿国篇)。楚国对另一个“江淮四嬴”之一的嬴姓樊国(见嬴姓樊国篇)也是采取同样的手段,先灭樊,再将樊人迁入邓国故地(今湖北襄樊)。被迁后的养国实际上已经成了楚国的笼中鸟,实力尽失,只是名义上的存在。

据《左传·昭公三十年》记载:“(吴)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监马尹大心逆吴公子,使居养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城之,取于城父与胡田以与之,将以害吴也。”说得是公元前512年,吴国公子掩余、烛庸(吴王僚的两个弟弟)出逃楚国,楚昭王接纳了他们,并派人将他们哥俩安顿在养地,这里提到的养地应该是被灭后的西周养国故地,因为地处楚吴交界,楚昭王便让吴王容不下的两位楚公子来镇守。并派莠尹然、左司马沈尹戌为他们筑城,再把城父和胡地的土田赐给他们。这是《左传》中第一次提到养地,但很显然,这个时候的养地已经成了楚国的一个邑。楚昭王的这记封赏出手是相当大的,当然是出于政治需要,动机是为了“将以害吴也”,是为了将来对付吴国。

养国被楚吞并后,虽然在楚国腹地尚有一块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楚国的行政治理和文化灌输下,养人渐渐融入到楚文化中,国人以养为氏,形成养姓。楚庄王时期,养国出了个神箭手,名叫养由基,为楚庄王的大将,应该是养国后裔。《战国策·西周策》记载:“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成语“百步穿杨”由此得名。

文/堰风

更多方国历史

西周古国——凡国,国君多诗才,成语“无可救药”出自凡伯之手

不懂法、不守法,“养鸟”也可能犯罪!

不知者不罪?养鸟儿有风险,可能很严重。

运输、贩卖野生动物的过程极易产生病毒扩散隐患,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从源头上防范和控制重大公共卫生安全风险。

近日,天津市公安局网安总队会同红桥分局成功破获一起疫情期间通过网络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案。

发现线索 快速出击

疫情当前,全民抗战。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制售假冒伪劣防护物资、疫情、非法贩卖野生动物等行为都严重扰乱防控工作秩序,让人深恶痛绝,是当下公安机关打击的重点。然而,有些犯罪嫌疑人铤而走险、顶风作案;还有一部分人却是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无知者无畏,最终触碰了法律的底线。

3月7日,天津市公安局网安总队工作发现,天津一网民通过互联网发布出售野生保护动物的非法广告信息。掌握情况后,天津市公安局网安总队高度重视、快速反应,深入调查,发现该网民真实身份为郝某,居住地为天津市红桥区。

经过进一步调查摸排,发现郝某长年活跃在“玩鸟圈”内,饲养、收购、出售各种鸟类,此次疫情期间,郝某疑似收购了大量野生鹦鹉,并不顾疫情风险,通过互联网进行售卖。

无知无畏:“我养鹦鹉不犯法。”

3月10日,天津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联合环食药总队、红桥分局成立专案组,对郝某居住地进行突击检查。

在郝某家中,民警发现大量鹦鹉。令民警没有想到的是,看到专案组上门,郝某丝毫没有紧张,并没有避讳饲养售卖行为,反而颇为淡定地向民警介绍起来:“看,我这些都是鹦鹉,都是允许饲养的,不犯法!”原来,郝某并不知道他饲养的太平洋鹦鹉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

经过专业部门鉴定,郝某家中饲养的鹦鹉均为太平洋鹦鹉,属于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并不在国家允许饲养的鸟类范围内。尽管郝某认为自己饲养鹦鹉不犯法,但郝某这一行为已经涉嫌非法出售野生、濒危保护动物犯罪。民警依法对郝某进行传唤,并当场缴获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太平洋鹦鹉57只。

筑牢防线 违法必究

通过公安机关的普法,郝某这才意识到自己售卖太平洋鹦鹉的行为,属于出售、购买、利用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的违法行为。郝某长期玩鸟,却不懂相关法律法规,无所畏惧,最终触碰了法律底线,也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目前,天津公安机关已经对郝某进一步审讯深挖,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网警提醒

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流行病学分析,新型冠状病毒很可能来自野生动物,非法捕猎、饲养、贩卖野生动物等行为不仅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还给病毒传播创造了条件。公安机关始终对涉野生动物违法犯罪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任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图片 | 网络截图

素材 | 天津网警

编辑 | 天津网警

追光 | 当全国大赛“遇见”孔子和科举

10月24日

记者参与报道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比赛

——全国射箭锦标赛

有意思在哪?

10月24日全国射箭锦标赛决赛现场。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看这图↑

是不是觉得有哪里不一样?

这次决赛举办地是

南京夫子庙景区的中国科举博物馆广场

夫子庙↓

游客在南京夫子庙景区参观游玩(8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科举博物馆↓

2017年1月28日,中国科举博物馆大年初一开馆。新华社记者 孙参 摄

这两个关键词

和“射箭”可有着很深的渊源

南京夫子庙

是很多人到南京旅游的必选之地

但在历史上

这里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

明清时期南京文教中心

有“天下文枢之地”的美誉

南京夫子庙“天下文枢”牌坊。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那么,要出题考考大家了

“夫子”是谁?

想必小朋友都知道答案:

孔子

2020年9月28日,南京夫子庙举行祭孔大典。新华社发

说到这您大概明白了

“射箭”

不就是孔老夫子提倡的“君子六艺”之一吗

《周礼》中说

“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

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这是周王官学要求学生掌握的

六种基本才能

孔子继承发扬了“六艺”

他在《论语》中说

“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

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

“君子没有什么好争的,除了比射箭的时候。

但必要先相互作揖才上去比赛。

走下堂来又要再作揖对饮。

这样的争,才是君子之争呀。”

这个场景

和如今的射箭比赛是多么相像啊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

公平竞赛、相互尊重

10月24日,全国射箭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同时,我们也能发现

孔子提倡的“射”

其实已经是一项修身养性的体育活动了

“文弱书生”自古就不是标准答案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才是正解

如今

现代射箭比赛走进夫子庙景区

是不是有点

时空交汇的感觉

那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

为什么也特别适合办射箭比赛呢

全国射箭锦标赛在中国科举博物馆广场举行。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中国科举博物馆

是以江南贡院历史遗迹为基础建设的

历史上这里曾是

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考场

说到科举

有文状元,自然也有武状元

历史上最出名的武状元

莫过于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了

而武举也是唐朝开始设立的

在科举博物馆中就有

武则天设立武举制度的展览内容

当时规定的九项标准中

五项为射箭相关

这可是主科中的主科啊

中国科举博物馆展厅展示内容

2022年

科举博物馆还举办了特展

“纵马鸣弓,封狼居胥

——从武状元到将军的成长档案”

通过展示中国古代武举相关内容

讲述抗击外敌的民族英雄故事

说了这么多

各位现在是不是觉得

射箭比赛放在

夫子庙景区的中国科举博物馆

有那么点意思了

全国射箭锦标赛赛况。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这次“出街”

让更多人对射箭有了直观认识

和深入了解的冲动

也是将专业赛事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

对景区来说

10月24日,无人机拍摄的夫子庙景区。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这种“联名”恰到好处

非常贴合自身的文化属性

也能拓展街区的活动业态

是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的一次尝试

希望这样的创新和尝试

能越多越好!

记者:王恒志、李博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编辑:高萌、田光雨

“以孝治天下”的古代,养老问题如何解决?

本 文 约 5500 字

阅 读 需 要 15 分 钟

竹根雕采药老人,清。作者以镂雕、圆雕等多种技巧,将一位高挽发髻、长髯、清癯而强健的采药老人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来源/故宫博物院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的现象逐渐引起关注,而养老问题也随之被广泛讨论。国际上,一般把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相关统计,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虽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而人类社会自产生起便面临着“养老”的问题。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养老问题的呢?他们有退休工资和养老金吗?历朝历代又有什么制度保障老年人的生活呢?

“养老”从何时而起?

我国的养老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虞舜时期。从虞舜时期起,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到了重视礼制的周代,养老作为礼制的一部分也初步形成。据《礼记·王制》记载:

“凡养老,有虞氏以燕礼,夏后氏以飨礼,殷人以食礼,周人修而兼用之。”

燕、飨、食等礼仪都是借祭祀鬼神之日,以宴会的形式编排长幼序列,演示敬老之礼。养老的对象大致归结为国老、庶老和子孙为国事而死的老者三类,国老是因年老而致仕的卿、大夫,而庶老则是庶人耆老。周代养老礼制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能让老人在衣食等物质上获得一定保障,而且还在赋役、刑罚等方面对老人进行优待,中国古代养老的第一个巅峰开始出现。

不过,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较原始社会虽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仍十分有限,国家没有雄厚的财政基础作支持,无法给予全社会老人相同的待遇,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凡老皆养”,加之当时等级尊卑分明,尤其到了宗法制盛行的西周,身份地位较为尊贵的国老成为养老的重点。

史宜父鼎,西周晚期,器内有3行16字铭文:史宜父作尊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来源/故宫博物院

国家会给予国老在其衣食住行以及政治地位等方面一定的尊养和优待,即使发生自然灾害亦或是社会时,也会有相应的社会救助以保证国老的生活。另外,有些德高望重的老者会被赡养于学中,即“学中养老”。

“有虞氏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殷人养国老于右学,养庶老于左学;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

庠、序、学、胶均为古代对学校的称谓。上庠、东序、右学、东胶是高等学校,而下庠、西序、左学、虞庠则是低等学校,从赡养地点之别也能看出国老和庶老的待遇和地位之分。有些养于学中的国老被称之为“三老五更”,其地位十分尊贵,国君不以“三老五更”为臣,而是对待他们更像是父兄。当国君在对一些国家大事举棋不定时,便会向这些老者征询意见,老者也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予一定的建议。

“五十异粻,六十宿肉,七十贰膳,八十常珍,九十饮食不离寝,膳饮从於游可也。”

异粻,即细粮,年岁渐长的老人消化不好,所以要吃细粮。到了六十岁,身体更加老化,需要吃肉……国家根据不同年岁的老人制定了不同的饮食供给。1975年出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253号墓的堇鼎,其铭文内容就是燕侯派食官堇去宗周照顾年事已高的召公饮食,而食官职责之一就是根据四时节气提供不同的饮食。以上这些所说老人在饮食上的待遇,所针对的对象是像国老这样的贵族之老。而平民老者由于身份地位的差异,不能享受与国老相同的待遇。对于占据社会绝大多数的平民老者来说,国家同样保证其生活,不过只能满足其在物质上的基本需求。相较于国老细化、适宜的饮食,平民老者的日常饮食较为简单,“庶人耆老不徒食”,只要保证庶老在吃饭时有简单的菜肴就可以了。不过,天子或诸侯偶尔会赐宴、赐酒给平民老者,并有专人为他们赐酒、切肉、烹调提供饭食。

周文王像。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周文王大力提倡敬老尊贤,社会敬老之风盛行。每年腊月举行会养老大典——乡饮酒之礼。乡饮酒之礼是周代全国性的敬老活动,仪式选择在各级学校举行,因为“行养老之礼,必于学。以其为讲明礼义之所也。”国君以身作则在学中举行规模宏大的视学养老礼,教化天下之人尊老养老,教人以孝悌之道。

可以说,先秦时期中国的敬老观念已经得到了普及,而且养老制度也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成为了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的礼仪制度。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制度的瓦解以及频繁的战乱,国家所能供养的老人数量更为有限,“老无所养”开始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更多的老人只能在家中由其子女来进行赡养,此时的养老的执行主体开始由国家逐渐向个体家庭转变,同时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邻里互助养老方式也开始出现。

西夏时期的彩绘蒿里老人木板画。来源/武威市博物馆

不过,剧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不安的局势冲击了父慈子孝伦理观念,甚至出现“子弑其父”之事。随着争霸战争愈演愈烈,大多数男子在战场厮杀,伤亡惨重,部分成年女子也要去运输粮饷,筑城守城。如此,很多年迈体弱的老人无人赡养,生活陷于困境之中,所谓“老而无子,知挤于沟壑矣”。于是,当时有些诸侯国在国内施行一定的惠民礼制,以此来俘获民心,此时养老对象的重点已经从那些贵族老者逐渐转移到了平民老者身上。管仲在齐国曾五次督行九种惠民礼制,排在首位的就是“老老”,即尊敬老人之意,并在国中设置专门的掌事官员,以保证敬老之事能够落在实处。此外对于那些患疾的老人,也时常派人问候,并设置“掌病”一职,将问疾的结果及时上报。

到了秦国及统一后的秦代,不孝父母、老无所养的社会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据后世《汉书·贾谊传》所言: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矣。”

可见,秦朝敬老和养老文化并没有建立起来。

“养老”开始制度化

意识并重视孝文化的社会功效是从汉始的——敬老养老不仅仅是一种美德,由此派生出的孝道伦理也是维护封建社会稳定的治国之道,同时,推行敬老养老可以“移孝作忠”,具有极大的政治功效。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强调以孝治天下,实行了一系列的养老、敬老的优抚政策,这之后也十分重视以孝为核心的纲常伦理建设,汉代继承并发展了古代的养老思想和礼仪,确定了儒家孝治思想正统地位,确立了孝治的治国良策。

从上至下依次为汉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来源/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编《中国历代名人画像谱》,海峡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汉代在以往朝代的赡养措施,如延续赏赐酒肉粟米絮帛等物资以及减少赋税上不断发展完善、提高优待。汉代成年人每月食用粮米约一石五斗至二石。年八十以上者,每月有米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从数量上来看,老者的食用相对充裕。文帝时开始存问之制,在每年初始,皇帝亲自或派遣使者,或命令地方官员去问候、关怀老者。更为重要的是,以“孝”为核心的伦理纲常从道德引申至法令的新高度,国家开始从行政、律法方面制定相关尊老、养老政策,且影响深远。

正式确立“退休”制度

“退休”制度早在周朝便已产生,到了汉代作为行政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确立,并形成一套国家制度,称为“致仕”。致者,归还也;仕者,仕宦也,即旧称任官职,故“致仕”就是交还(或退还、归还)官职的意思。当官吏因年老或病笃不能继续工作时,国家会供给生活费用。另外,我国古代的退休仅限于官吏。据《汉书》记载,景帝时对职位较高的官员,年老时是以特恩致仕。例如“万石君以上大夫禄归老于家,以岁时为朝臣”。武帝时,以周仁为先帝重臣,“乃病免,以二千石禄归老”。这是从制度上明确规定致仕条件和待遇的最早记载。

汉代官吏退休制度影响深远,首先是给退休的官员供俸,此前官吏致仕都没有俸禄。汉平帝元始元年下诏,年俸禄在两千石以上的官员致仕,可领取原俸禄的三分之一作为养老金。二是规定退休年龄,官吏一般到七十岁退休,皇帝选留七十岁以上“有德尚壮”者。汉代以后,历代王朝大抵皆以70岁为致仕年龄。南朝齐明帝时,御史中丞沈渊表奏:“百官年登七十者,皆令致仕。”得到批准。北魏孝明帝正光四年诏:凡朝官“已满七十,方求更叙者,吏部可依令不奏”。唐、宋、元、明、清亦皆以70岁致仕,惟在洪武十三年二月,曾诏令“文武官六十以上者,皆听致仕”,对致仕年龄开始放宽。

确立高年授王权的制度

“杖”即“扶老”之意,鸠,一意为安定,象征老人终身为靠;一意为不噎,鸠鸟食道宽,吞咽顺利,亦祝福老年人吃好吃饱。鸠杖是一种权利和荣誉的象征。在先秦时期鸠杖已经出现,是长者地位的象征。《论语·乡党》云“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 如在乡饮酒礼这样的社会场合中,等到拄杖的老人们都陆续离开之后,其他人才可以退场。到了汉代,持鸠杖的老者荣誉和地位更高,并将其制度化:汉初,曾赐某些年高的诸侯王几杖,受者享有不朝请的优待,如文帝“赐吴王(刘)几杖,老,不朝”。汉宣帝时建立了高年授王杖的制度,规定凡是70岁以上的老人授以王杖,东汉继承了这一制度。

武威汉墓出土的鸠杖。来源/武威市博物馆

举孝入仕

从汉武帝开始,“孝”成为选官的重要科目。一个人要得到乡举里选,进身仕途,必须有孝行。举孝入仕无疑会以提高整个社会对老年人的重视。汉代用奖赏孝事老人者的办法,来激励民众尽心尽力去行孝,另外,汉代也极力宣传和推广《孝经》,社会上官学和私学开展孝道教育,此种方式,比直接给予老者的诸多优待,更能激发全社会敬老、养老的社会风气。

老者“宽刑”和惩治不孝罪

从惠帝开始,对老者“宽刑”,对犯法的老者处罚越来越轻。不过,两汉对老人的宽刑也不是无限制,对构成对他人人身危害的行为,如“诬告”“杀伤人”,仍要绳之以法。另外,还会用法律手段严惩不孝之徒,督责百姓孝事父老。此时,家庭养老成为汉代养老的重要环节,子女在父母养老的责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依照汉律,吏民殴辱持有王杖的老人,比大逆不道,弃市(在人众集聚的闹市,处以死刑)。汉律还禁止子女控告父母,犯者亦弃市。汉代的刑事犯罪中,惩治不孝罪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国家通过加重不孝罪的惩罚力度来维护孝治。

“王杖十简”。来源/武威市博物馆

养老制度开始走向法制化、制度化是汉代养老制度发展的一大特色。出土于汉代的画像砖上常能看到尊重照顾老人的情形,可见汉代敬老养老之风盛行。到了521年,梁武帝萧衍下诏建“孤独园”,这是历史上第一个以国家之力创建的官办养老机构,难以独自谋生的孤寡老人都由地方政府收养,管足衣食直到终老,终老之后还“厚加料理”。此后,中国的养老院开始制度化,历代都有了类似的官办养老机构,如武则天时期的“悲田养病院”,宋朝的“福田院”“居养院”,明清的“养济院”,模式、作用都大体类似。宋代时,民间养老院也普遍兴起,民间贫苦和孤寡的老者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和保障。

一直到清代,依然奉行“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政治纲领,后世的养老措施,基本是在吸收汉代尊老、养老措施基础上进行的调整和扩充。国家从律法上规划、制定养老措施,家庭具体承担养老责任。例如,唐律规定,如果家中有老人,子孙不能远走他乡,要侍奉在老人的身边,否则要被治罪,而且当时提出新的养老观念——“色养”,即奉养父母时要和颜悦色,保证老人心情愉悦,在精神上关怀父母,给予父母慰藉。到了清代,《大清律》更进一步规定,因子贫困而无法赡养其父,导致父亲上吊自杀的,要按照过失杀父的刑罚,判处儿子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月曼清游图》册·重阳赏菊,清,陈枚绘。来源/故宫博物院

不过,古代的养老、尊老措施也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贤良们痛斥世俗对老人们“不能致其爱敬”,侵辱老人之事时有发生,即使是手持王杖者也难幸免。明代后期包括养济院在内的官办收养机构贪污猖獗,很多地方的养济院名存实亡,失去其最初创办的意义。在“人逢七十古来稀”的过去,尊老和养老存在难题,到了老年人口基数越来越大的今日,养老更是需要重视的课题。关于养老的问题,不管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国家都有一定的经验与教训。我们每个人注定都会老去,养老政策虽然是对未来的承诺,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影响当下人们的预期。养老不仅仅是因为“孝”,更需要国家层面养老制度的建立、丰富与监督,需要社会、家庭、个人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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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