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五行可分为阴阳五行，相辅相成，成，相互平衡，相互制约。阴阳五行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这两所大学的合流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框架。你能想象董仲舒也与阴阳五行有关吗？本期名人风水将带您了解风水大师董仲舒，他将阴阳五行合流。
我记得我们的初中历史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废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他学习《公羊春秋》，独树一帜，堪称文坛领袖。整个汉朝没有出其右的人。他解释的风水五行类似于现代科学的元素周期表和物质不朽规律。
《尚书》中董仲舒·如果洪类解释了五行: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心。是老木居东而春，火居南而夏，金居西方秋，水居北方冬。他把五行抽象成五种物质属性，总结客观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最基本的元组成的。它们相互对立、依赖和转化，是宇宙中万物生灭的规律和原因。这个概念简单唯物。
董仲舒为风水理论的日益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阴阳与五行
阴阳五行可分为阴阳和五行。阴阳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是古代简单的唯物主义哲学。阴阳是指世界上一切事物中两种相互对立、相互联系的力量；五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行和变化组成的，强调整体概念。阴阳与五行的结合形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框架。
阴阳
阴阳理论早在夏朝就形成了。它认为阴阳两种相反的气体是天地万物的源泉。阴阳结合，万物生长，在天空中形成各种自然气象，如风、云、雷、雨，在地球上形成河流、海洋、山脉和河流，在东、西南、北、春、夏、秋、冬。
一切都可以一分为二，这就是阴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阴阳是古人对宇宙万物相反性质的抽象，是宇宙的对立统一，统一，也是思维规律的哲学范畴。中国圣贤和哲学用阴阳这个词来表达万物对应和相反的对立统一，即老子所谓的万物阴阳和易传所谓的阴阳之道。《易经》是关于阴阳变化的数学和哲学。
阴阳理论是中国古代择吉术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至于阴阳观念的产生，有人认为它最早是在夏代形成的，因为阴阳出现在《易经》八卦中的占书《连山》中。
阴阳可以相互转化，两者相互依存。也就是说，阴阳的每一面都以另一面为前提。没有阴，阳就不能存在；没有阳，阴就不能存在。就像没有干，就没有坤，没有天，没有地。阴阳相互依存，相互利用。
阴阳依存是一个动态过程，伴随着事物的终身发展，决定着事物的发展。
五行
五行理论也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一种哲学思想。它以金、木、水、火、土元素为基础，构成宇宙万物和各种自然现象的变化。这五种物质各有不同的属性，如木材的生长发育；火是热的，向上的；土壤是和平的，现实的；黄金是杀死和收敛的；水是凉爽和湿润的。五种元素说，自然界中一切事物的性质被别人纳入这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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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邓 红（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文学部教授）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等文章中，为了将五行和阴阳四季一年完美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五行每行平均配当“七十二日”的说法。这个“七十二日”的说法可能是受到了《管子》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十月太阳历。
《治水五行篇》的大意讲一年的最后一日为冬至。冬至又是一年之始。最先的七十二日正当木的时令，这个季节的气干燥混浊而呈青色，可称之为春季。其次的七十二日正当火的时令，这个季节的气光明而呈红色，可称之为夏季。第三个七十二日正当土之时令，这个季节的气潮湿混润而呈黄色，可称之为季夏。第四个七十二日正当金的时令,这个季节的气黯淡光弱而呈白色，可称之为秋季。第五个七十二日正当水的时令，这个季节的气清净寒冷而呈黑色，可称之为冬季。之后又复归木之时令。其后的文章则讲木火土金水“用事”也即当时令时该做什么事情，但没有对违反时令也即违令会发生什么事情加以说明。
阴阳五行说是董仲舒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对阴阳五行说的主要贡献，在于将阴阳和五行完美地结合起来了。从数字来说，阴阳是偶数，五行是奇数，将二平分为五，或将五分属于二，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董仲舒为了使阴阳和五行能更好地结合,采取了许多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在阴阳五行之间掺入了一个四季。《五行相生篇》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董仲舒在《五行对》等文章中，以阴阳二气的运行轨迹来配当四季，也即将阴阳二气按照一年四季的运行变化分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将它们分别配以春、夏、秋、冬。也即“少阳・春”配“木”，“太阳・夏”配“火”，“少阴・秋”配“金”，“太阴・冬”配“水”,但还缺五行之“土”。
为了使“土”获得时间，董仲舒在《五行之义篇》中将一年分为五个季节,即在夏和秋之间设立了一个“季夏”。于是土有了“季夏”之时间,还被赋予了“养”之季节功能。其次,为了使“土”获得空间,董仲舒又将土配于中央，且成了统领其他四行的“股肱”。最后，为了克服四季不能和五行平均相配的问题,《治水五行篇》将一年三百六十日平均分为五季,也即以一季为七十二日。土不但有了时间和空间，还拥有了“黄”色。
那么，这个“七十二日”是从哪里来的？经过详细考察，我们发现可追根溯源到《管子》那里。《治水五行篇》和《管子·五行篇》关于时令的叙述有许多共通点，也即它们都将一年划分为春、夏、季夏、秋、冬五季，每季七十二日并配当木、火、土、金、水五行。而《管子》的《幼官篇》将一年分为“地气发”“小卯”等三十个节气，每十二日一个节气。每一个节气之后讲这个十二天内应该干什么。如第一个节气“地气发”，要“戒春事”，也即准备春耕;第二个节气“小卯”，要“出耕”，开始耕地，以此类推。春季有八个十二日节气，夏季七个十二日，秋季八个十二日，冬季七个十二日，加起来共三十个十二日节气等于三百六十日，刚好是一年。这些共通点都说明《春秋繁露》和《管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一年三十个节气，和通常的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根本不能对应和配合。三十节气配四季的话，每个季节平均为7.5节气；三十节气配十二个月的话，每个月平均2.5个节气。所以《幼官篇》出现了春八个节气，夏七个节气，秋八个节气，冬七个节气的不均衡现象。然《幼官篇》为和本文解决“七十二日”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如果以三个十二日节气为一月的话，每月三十六天，两个月就是七十二日，刚好符合本文先前提到的《五行治水》五行说中的一季。以一年为春、夏、季夏、秋、冬五季的话，每季二个月六个节气一百二十天，一年十个月五季三百六十天。只是《幼官篇》还没有“土”，以及用“土”去配列四季的概念，所以才出现了春八个节气、夏七个节气、秋八个节气、冬七个节气的不均衡现象。这就牵涉到了一年到底是十二个月还是十个月的问题。
陈久金等学者关于十月太阳历和彝族天文学史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上古时代曾经行用过一年为十个月的太阳历。根据陈久金等著《彝族天文学史》（第八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的研究，《大戴礼记·夏小正》记载了古文献中最古老的十月太阳历。《夏小正》源于夏代而作于春秋，也即孔子为了解夏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到杞国考察，了解到的夏四时之书。《管子·幼官篇》(及《幼官图篇》)和《诗经·七月之诗》也使用十月太阳历。使用十月太阳历的夏民族属古羌族，而齐宗室是姜尚的后代，为古羌族的后裔，所以《管子》中出现了与十月太阳历的有关记载的痕迹。
上述观点为我们探索董仲舒“七十二日”说的根源，提供了重要启示。经过对比研究，我们认为:
第一,《治水五行篇》提出的一季七十二日说，可追根溯源到上古时代的十月太阳历。董仲舒将一年三百六十日划为五等分五个七十二日，分别应对春、夏、季夏、秋、冬五季，每季两个月，五季配木、火、土、金、水五行。
第二，董仲舒的七十二日说和《管子》有直接联系，其时令说和五行说方面受到《管子》的《五行篇》及《四时篇》的影响，也和《幼官篇》乃至《幼官图篇》有重要关联。如《幼官图篇》有五方星，十图，三十节气(每一个节气十二天)。二十八宿分为五方星，代表一年中太阳所行经的路程，显示出了五方。十图代表一年十个月，一年三十节气,一个月三个节气，每个节气十二日，共计三十六日，两个月正好七十二日。
第三,每个七十二日的季节都有独自的时令、行事和违令。《治水五行篇》讲时令和用事，《春秋繁露》中讲时令用事的还有《五行相胜篇》和《五行顺逆篇》。《治乱五行篇》和《五行变救篇》则讲违反时令则会受到惩罚。董仲舒的时令说除了《管子》的影响之外，还可看到《礼记·月令篇》和《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影响。
第四，十月太阳历一年为三百六十五(闰年三百六十六)日，而五个七十二日加起来只有三百六十日。董仲舒对剩下来的五(六)日没有明确交代。《春秋繁露》里没有《诗经·七月之诗》“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那样的说法。不过在十月太阳历中，十个月之后余下的五(六)日为“岁首祈岁”祭祀日，相当于彝族的“过年日”，或可看作现在春节期间初一、初二、初三休假日的由来。这几天不计在十个月之内。
第五，董仲舒也时常以十二个月为一岁，这里的一岁应该是他当时使用十二月历，两者属于不同的系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篇》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讲天之数为三百六十，日之数为三百六十六。《官制象天篇》说:“天之每终一岁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数也，十二者岁之度也……天有四时，每一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数终矣。”可知在董仲舒那里，讲阴阳五行结合时使用十月太阳历，一年为三百六十日;而在讲阴阳五行说之外的现实生活场合，使用的还是当时流行的十二月历，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因为讲五行、特别是讲阴阳五行结合时，只有使用十月太阳历七十二日才能完美配当。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09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邓 红（日本北九州市立大学文学部教授）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治水五行篇》等文章中，为了将五行和阴阳四季一年完美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五行每行平均配当“七十二日”的说法。这个“七十二日”的说法可能是受到了《管子》的影响，但归根结底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十月太阳历。
《治水五行篇》的大意讲一年的最后一日为冬至。冬至又是一年之始。最先的七十二日正当木的时令，这个季节的气干燥混浊而呈青色，可称之为春季。其次的七十二日正当火的时令，这个季节的气光明而呈红色，可称之为夏季。第三个七十二日正当土之时令，这个季节的气潮湿混润而呈黄色，可称之为季夏。第四个七十二日正当金的时令,这个季节的气黯淡光弱而呈白色，可称之为秋季。第五个七十二日正当水的时令，这个季节的气清净寒冷而呈黑色，可称之为冬季。之后又复归木之时令。其后的文章则讲木火土金水“用事”也即当时令时该做什么事情，但没有对违反时令也即违令会发生什么事情加以说明。
阴阳五行说是董仲舒思想的重要内容。其对阴阳五行说的主要贡献，在于将阴阳和五行完美地结合起来了。从数字来说，阴阳是偶数，五行是奇数，将二平分为五，或将五分属于二，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董仲舒为了使阴阳和五行能更好地结合,采取了许多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在阴阳五行之间掺入了一个四季。《五行相生篇》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董仲舒在《五行对》等文章中，以阴阳二气的运行轨迹来配当四季，也即将阴阳二气按照一年四季的运行变化分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将它们分别配以春、夏、秋、冬。也即“少阳・春”配“木”，“太阳・夏”配“火”，“少阴・秋”配“金”，“太阴・冬”配“水”,但还缺五行之“土”。
为了使“土”获得时间，董仲舒在《五行之义篇》中将一年分为五个季节,即在夏和秋之间设立了一个“季夏”。于是土有了“季夏”之时间,还被赋予了“养”之季节功能。其次,为了使“土”获得空间,董仲舒又将土配于中央，且成了统领其他四行的“股肱”。最后，为了克服四季不能和五行平均相配的问题,《治水五行篇》将一年三百六十日平均分为五季,也即以一季为七十二日。土不但有了时间和空间，还拥有了“黄”色。
那么，这个“七十二日”是从哪里来的？经过详细考察，我们发现可追根溯源到《管子》那里。《治水五行篇》和《管子·五行篇》关于时令的叙述有许多共通点，也即它们都将一年划分为春、夏、季夏、秋、冬五季，每季七十二日并配当木、火、土、金、水五行。而《管子》的《幼官篇》将一年分为“地气发”“小卯”等三十个节气，每十二日一个节气。每一个节气之后讲这个十二天内应该干什么。如第一个节气“地气发”，要“戒春事”，也即准备春耕;第二个节气“小卯”，要“出耕”，开始耕地，以此类推。春季有八个十二日节气，夏季七个十二日，秋季八个十二日，冬季七个十二日，加起来共三十个十二日节气等于三百六十日，刚好是一年。这些共通点都说明《春秋繁露》和《管子》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一年三十个节气，和通常的一年四季十二个月根本不能对应和配合。三十节气配四季的话，每个季节平均为7.5节气；三十节气配十二个月的话，每个月平均2.5个节气。所以《幼官篇》出现了春八个节气，夏七个节气，秋八个节气，冬七个节气的不均衡现象。然《幼官篇》为和本文解决“七十二日”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如果以三个十二日节气为一月的话，每月三十六天，两个月就是七十二日，刚好符合本文先前提到的《五行治水》五行说中的一季。以一年为春、夏、季夏、秋、冬五季的话，每季二个月六个节气一百二十天，一年十个月五季三百六十天。只是《幼官篇》还没有“土”，以及用“土”去配列四季的概念，所以才出现了春八个节气、夏七个节气、秋八个节气、冬七个节气的不均衡现象。这就牵涉到了一年到底是十二个月还是十个月的问题。
陈久金等学者关于十月太阳历和彝族天文学史研究成果表明，中国上古时代曾经行用过一年为十个月的太阳历。根据陈久金等著《彝族天文学史》（第八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的研究，《大戴礼记·夏小正》记载了古文献中最古老的十月太阳历。《夏小正》源于夏代而作于春秋，也即孔子为了解夏民族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到杞国考察，了解到的夏四时之书。《管子·幼官篇》(及《幼官图篇》)和《诗经·七月之诗》也使用十月太阳历。使用十月太阳历的夏民族属古羌族，而齐宗室是姜尚的后代，为古羌族的后裔，所以《管子》中出现了与十月太阳历的有关记载的痕迹。
上述观点为我们探索董仲舒“七十二日”说的根源，提供了重要启示。经过对比研究，我们认为:
第一,《治水五行篇》提出的一季七十二日说，可追根溯源到上古时代的十月太阳历。董仲舒将一年三百六十日划为五等分五个七十二日，分别应对春、夏、季夏、秋、冬五季，每季两个月，五季配木、火、土、金、水五行。
第二，董仲舒的七十二日说和《管子》有直接联系，其时令说和五行说方面受到《管子》的《五行篇》及《四时篇》的影响，也和《幼官篇》乃至《幼官图篇》有重要关联。如《幼官图篇》有五方星，十图，三十节气(每一个节气十二天)。二十八宿分为五方星，代表一年中太阳所行经的路程，显示出了五方。十图代表一年十个月，一年三十节气,一个月三个节气，每个节气十二日，共计三十六日，两个月正好七十二日。
第三,每个七十二日的季节都有独自的时令、行事和违令。《治水五行篇》讲时令和用事，《春秋繁露》中讲时令用事的还有《五行相胜篇》和《五行顺逆篇》。《治乱五行篇》和《五行变救篇》则讲违反时令则会受到惩罚。董仲舒的时令说除了《管子》的影响之外，还可看到《礼记·月令篇》和《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影响。
第四，十月太阳历一年为三百六十五(闰年三百六十六)日，而五个七十二日加起来只有三百六十日。董仲舒对剩下来的五(六)日没有明确交代。《春秋繁露》里没有《诗经·七月之诗》“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那样的说法。不过在十月太阳历中，十个月之后余下的五(六)日为“岁首祈岁”祭祀日，相当于彝族的“过年日”，或可看作现在春节期间初一、初二、初三休假日的由来。这几天不计在十个月之内。
第五，董仲舒也时常以十二个月为一岁，这里的一岁应该是他当时使用十二月历，两者属于不同的系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篇》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讲天之数为三百六十，日之数为三百六十六。《官制象天篇》说:“天之每终一岁以十二月也。十者天之数也，十二者岁之度也……天有四时，每一时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岁数终矣。”可知在董仲舒那里，讲阴阳五行结合时使用十月太阳历，一年为三百六十日;而在讲阴阳五行说之外的现实生活场合，使用的还是当时流行的十二月历，一年三百六十六日。因为讲五行、特别是讲阴阳五行结合时，只有使用十月太阳历七十二日才能完美配当。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09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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