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抬棺材埋葬，表明你最近的工作运气很弱，可能会受到各种具体任务的约束，太多的要求往往会让你感到无助，提醒梦想家学会调整自己，努力适应新的变化环境。
过去被埋葬和死亡的人会先把它放进棺材里，然后选择合适的地方和时间，最后把棺材埋在墓地里。事实上，有时我们会梦见在梦中抬棺材。在周公的梦中，抬棺材埋葬意味着什么？接下来，让我们和小编一起去了解一下！
梦见抬棺埋葬梦分析
梦见抬棺材埋葬，表明你最近的工作运气很弱，可能会受到各种具体任务的约束，太多的要求往往会让你感到无助，提醒梦想家学会调整自己，努力适应新的变化环境。
不同的人梦见抬棺材埋葬梦分析
做生意的人梦见抬棺材埋葬，说明生意不好，亏损大，应该暂时退休。
本命年的人梦见抬棺埋葬，意味着在工作或途中注意安全，少郊游。
恋爱中的人梦见抬棺材埋葬，说明他们互相尊重，谦虚有礼，有望结婚。
怀孕的人梦见抬棺埋葬，预示着生女，孕妇少开车更好。
梦见抬棺埋葬相关梦分析
梦见烧棺材，金钱运势还不错，但也会故意挥霍，要注意拓展人际关系，这与你工作领域的拓展密切相关。
梦见抬棺埋葬的心理学分析
心理分析:梦见抬棺埋葬。在心理学中，梦中的棺材象征着对死亡的恐惧；但同时也有重生的意义，象征着过去生活的结束，即将开始新的生活；或者放弃旧的坏习惯，进入精神上的新阶段。另外，现实中也可能看到类似的画面，所以有这个梦。
原周公解梦分析梦见抬棺材埋葬
墓中棺材自出，大吉。《周公解梦》
将棺材入宅，禄位至。《周公解梦》
梦见抬棺材埋葬吉凶
三才配置为优胜，基础坚实，希望如意，求谋轻松实现目标，功名成就，成功后发展如飞黄腾达，得上位者所器，得下属支持，大幸福长寿。
梦见抬棺材埋葬应该避免。
「宜」步行，吃花生，替人受苦。
「忌」避免晒太阳，避免花间一壶酒，避免电话会议。
塔山没有塔也没有山，是一片平地，稍微有点丘陵。73年前，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面对军队的飞机、大炮、军舰和机械化部队，解放军战士靠顽强的意志堵住了敌人一次次进攻，塔山前的饮马河几乎成了一条血河。
塔山阻击战的故事广为流传，后面发生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
“我的位置就在同志们身边，是死是活我们在一起！”1948年，时任东北野战军4纵12师师长江燮元在塔山阻击战打响前，在全师官兵面前标出自己的指挥位置。
“我死后，就把骨灰撒往塔山，与战士们做个伴吧。”40年后，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司令员的吴克华中将的骨灰埋在了当年塔山指挥所的一棵树下。
从1988年到2014年，包括吴克华、江燮元在内，九位参与塔山阻击战的共和国开国将军不约而同将骨灰埋葬在塔山——昔日的战场遗址上，和他们紧密相伴的是747位在塔山阻击战中牺牲的烈士。
73年过去，生死与共的誓言从未被岁月冲淡，它早已融进了塔山的泥土，滋养着塔山的青松翠柏。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747位烈士合葬墓和英名碑，以及曾经指挥过塔山阻击战的八位将军墓的航拍照片。（图为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提供）
走进塔山烈士陵园，聆听将士心跳
“我不要伤亡情况！我只要塔山！”这是热播电视剧《大决战》中的一句经典台词，展现的正是震惊中外的塔山阻击战。
六天六夜，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以5000余人的伤亡代价，共毙伤俘获军9000余人。这场战役，被称为辽沈战役中最为惨烈的一场，后被美国西点军校收录为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7月10日，记者走进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的塔山阻击战烈士陵园。
塔山阻击战纪念馆馆长李红升告诉记者，塔山其实只是一个有着百多户人家的塔山堡村的简称。它位于葫芦岛与锦州之间辽西走廊的咽喉要道之上，东临渤海，西接虹螺山，山海之间是一条宽约1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里就是当年军“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地。
1948年10月10日至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用六昼夜鏖战阻止了“东进兵团”对锦增援，保障了东北野战军主力攻克锦州与辽西会战的胜利，一举扭转了东北战局。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许多曾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战士在逝世后回到这里长眠。（记者杨钰晨 摄）
塔山阻击战烈士陵园由纪念馆、纪念碑、烈士墓园及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组成，是在塔山阻击战战场原址上逐步修建的，园区总占地面积0.74平方公里。
顺着坡路走向陵园中心，12.5米高的纪念碑赫然矗立在眼前。纪念碑是1963年建成的，全部由白色花岗岩砌成，塔身为正方石柱形，纪念碑上“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的题字简洁而庄重。碑下摆放的花圈，是当天前来祭奠的辽宁省军区代表敬献的。李红升说，纪念碑下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花圈，特别是近几年，社会各界前来祭奠的人非常多。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纪念碑，高12.5米，碑上题词“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记者杨钰晨 摄）
绕到纪念碑后侧，顺路前行进入烈士墓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747名烈士合葬墓前的大理石石碑，正面铭刻着塔山阻击战亲历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上将的题词：“塔山英烈万世流芳——一九九八年清明”，后面刻满了747名烈士的名字。
在烈士墓碑前方，八位参与塔山阻击战的开国将军墓碑映入眼帘，他们分别是：东北野战军4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胡奇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参谋长李福泽、4纵队12师师长江燮元、塔山英雄团团长焦玉山、塔山英雄团政委江民风。记者看到，在将军墓前分别整齐摆放着八捧鲜花，这是胡奇才的小儿子胡东宁7月9日特意从外地赶来为父亲和叔叔伯伯们献上的。“老人家和夫人一起来的，很低调，让我帮忙把花篮做得漂亮些，说这是给爸爸和他的战友们的。”工作人员杜爽告诉记者。“亲爱的父亲永垂不朽”——在献给父亲的挽联上，简单的话语流露出子女对父亲的深情怀念。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胡奇才、江燮元、莫文骅、欧阳文将军墓。（记者杨钰晨 摄）
今年80岁的孟凡贺在1992年到2002年担任纪念馆馆长，他告诉记者，当时烈士陵园“有园无陵”，烈士后人、游客来了陵园却无处祭奠，英烈们大都被当地百姓分别安葬在塔山附近的高桥、老官卜、沙河营等乡镇。1997年，葫芦岛市决定在纪念碑周边建一个陵园，把散落在各地的烈士合葬在一起。孟凡贺便开始了艰苦的“寻墓”之路。“正赶上夏天，我和同事骑着摩托，顶着大太阳，跑遍了散落在当年战场附近的多处战士墓，我们和当地村民仔细核实墓主信息，生怕落下一个烈士。”
1998年，当地民政部门开始着手把分散的烈士遗骨迁出合葬。“起墓时，村民们拿着锹、镐、毛刷，亲手为烈士们搬家，取出的遗骨都小心地用红布包好。”让孟凡贺最难忘的是很多烈士的遗骨都装在了当初老百姓家里的大木柜里，那个年代木柜是老百姓家里的重要资产。“当初甚至还有老人把自己的棺材拿给烈士用。”孟凡贺说起当时的场景，流出了泪水。
1998年3月24日，葫芦岛市举行烈士遗骨安放仪式。当年的《葫芦岛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10时8分，高高的塔山阻击战纪念碑前，早已等候在那里的120名武警官兵庄严地在通道两侧列队……承载着烈士遗骨的灵车驶入陵园，前来瞻仰的群众纷纷驻足肃立，以他们朴素的礼节迎接着曾为这块土地流血牺牲的烈士们。”
烈士陵园的东侧是新建的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李红升介绍说，越来越多的塔山阻击战将士要求死后葬在塔山。经上级部门批准，专门建设了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以满足曾经在这里战斗过的将士们的心愿。目前已经安葬在这里的有曾经杀敌在前的普通战士；有曾在塔山阻击战并肩战斗的军中伉俪……如今，他们长眠于此，一旁便是他们曾经的老战友。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747位烈士合葬墓和英名碑，以及曾经指挥过塔山阻击战的八位将军墓。八位将军是吴克华、莫文骅、胡奇才、欧阳文、李福泽、江燮元、焦玉山、江民风。墓碑正面为将军姓名、照片，背面为将军生平。（记者杨钰晨 摄）
塔山，他们是塔，他们是山
纪念塔的正南方建有塔山阻击战纪念馆。2013年开放的纪念馆是一座“碉堡”式建筑，坐落在当年“塔山英雄团”指挥部旧址——58高地。纪念馆展陈面积2000平方米，“迎接决战”“鏖战塔山”“策应决战”“人民支援”“彪炳千秋”五个部分诉说着这场非常战役，随着讲解员徐丹动情的讲解，记者的思绪也飞入了那个战火纷飞的时刻。
1948年10月13日，是塔山阻击战最为惨烈的一天。战斗英雄程远茂指挥的28团1营2连1排，在连续击退敌人约4个营兵力的8次冲锋后，只剩下7人。最后用石头、枪托、刺刀与敌搏斗，一直到支援部队赶到将敌击退。在展柜中记者看到一颗普通的小子弹，“这是程远茂留给自己的‘光荣弹’，最危险的时候，他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徐丹介绍说。
电话兵王振英手被炸伤无法将电话线接上，索性将两个线头用牙死死咬住，用自己的身体做导体，即使被电到麻木发抖，他仍旧坚持，保证了前沿阵地与指挥所的通信畅通。战士刘殿哲带伤参战，不幸被炮弹炸昏，他用最后的力气朝战友们高喊：“坚决守住阵地……给我报仇！”班长安天佑在敌群中抡起手中的爆破筒打倒几个敌人后，腹部肠子流出，倒在地上毅然拉响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
将士们用鲜血守住了塔山的阵地，用生命垒起了真正的塔山。在塔山阻击战中，广大指战员英勇无畏，员带头杀敌，涌现出了一大批英雄团队，“塔山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守备英雄团”……
1949年3月25日，北京西苑机场，主席检阅部队，车子从“塔山英雄团”旗帜下通过时，特意在旗帜前敬礼，表达了对这支英雄部队的敬佩之意。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光荣的“塔山英雄团”旗帜又一次飘扬在广场上，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图为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航拍。（图片由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提供）
对于已经在纪念馆工作了整整20个年头的徐丹来说，这些故事虽然已经讲了无数遍，可每讲一次，仍会让她心潮澎湃。亲历塔山阻击战的军旅作家高玉宝到纪念馆参观时，徐丹看见这位钢铁汉子趴在烈士墓前痛哭。“我记得当时高玉宝说，‘很多战友明明前一天还在一起吃饭，可第二天就牺牲了’。”徐丹回忆道，“这些年真正接触了那些亲历者后，我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于战友的怀念和深情。”
在工作中了解到的战斗故事，体会到的塔山精神，也在塑造着徐丹自己。先骑车20分钟，再坐1小时公交车，家住葫芦岛市区的徐丹每天的通勤需要将近3小时。而作为经验丰富的金牌讲解员，她几乎没有节假日。这种高强度的工作，徐丹坚持了20年。游客在听完她的讲解后能有触动，是她觉得很值得的事。“刚才在你们来之前，有一个大概50岁的中年男子，听完之后专门过来感谢我，说了解了很多以前不知道的事，特别感动。”
“我们其实是守墓人。”在塔山，李红升和他的“战友”们共同守护着英烈，维护着珍贵的红色资源。
73年前，解放军将士撑起了塔和山；今天，守墓人们也守住了塔和山。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吴克华、李福泽、焦玉山、江民风将军墓。（记者杨钰晨 摄）
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回塔山！1987年2月，中顾委委员、原广州军区司令员、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吴克华弥留之际留下遗言：“我永远忘不掉塔山阻击战牺牲的战友，忘不掉塔山用鲜血染红的每一寸土地，塔山阻击战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残酷，我是幸存者，死后我一定要回塔山和牺牲的战友在一起。”
当年接到“只要塔山”的军令后，时任东北野战军4纵司令员的吴克华咬着牙保证，“我4纵一定钉死在塔山。寸步不失，死守阵地。敌人打到团部，团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师部，师部就是第一线。敌人打到我纵队，我纵队部就是第一线！哪怕只要一个人、一口气，我4纵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吴克华忘不了那片血染的土地，忘不了埋在这片土地上战友。
1988年8月1日，吴克华逝世一年后，夫人张铭和子女一同将他的骨灰送回塔山。吴克华的二女儿吴彤生告诉记者：“父亲戎马一生，塔山阻击战是他经历的最残酷的战斗，也是最辉煌的战斗，许多战士都牺牲在那里，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吴克华是第一个志愿将骨灰葬在塔山的将军，“父亲要求一切从简，那时的塔山烈士陵园还没有真正的‘陵’，就把骨灰埋在塔山纪念碑后面的一棵树下，没有墓，也没有碑。”
7月10日，记者来到塔山阻击战革命烈士陵园。图为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许多曾参加过塔山阻击战的战士在逝世后回到这里长眠。（记者杨钰晨 摄）
回塔山！时任纵队副司令员的胡奇才与战士们同在前线，他永远忘不了那些甘洒热血、誓死坚守的战友们。新中国成立后，胡奇才数次回到塔山祭奠战友。站在陵园向远处望去，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着满是伤痕的昔日战场。胡奇才的儿子胡鲁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塔山是父亲生命的寄托，他常说‘我是塔山的幸存者，做梦都梦到这个地方，死后一定要回塔山，这样我的灵魂才安稳’。”
1997年去世的胡奇才，20岁出头就担任红四军十一师政委；新开岭战役中指挥歼敌8000多人；塔山阻击战中，他被上级点名到前线指挥作战……班排连营团旅师军，胡奇才一级一级、扎扎实实地用战功成长为令敌人胆战的高级将领。
记者在葫芦岛市政府1998年3月的一份文件中查阅到：“吴克华、胡奇才、江燮元、焦玉山四位将军逝世后，已先后将部分骨灰埋在塔山烈士陵园碑前的树下，骨灰盒在展馆内，李福泽将军的骨灰盒也预定送来塔山安葬。为实现将军家属的愿望，决定在新建的陵墓园内将五位将军统一安葬，并分别竖碑纪念。”
1998年11月2日，当年“塔山英雄团”前沿指挥所旧址，五位开国将军的葬礼在这里隆重举行。
2000年，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政委、解放军装甲兵政委的莫文骅将军逝世；3年后，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军报第一任总编辑、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欧阳文将军逝世。两位老友于2003年7月1日一同归葬塔山。同样在2003年去世的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12师34团政委江民风在2005年的清明节，也归葬塔山与战友相伴。
除了纪念碑后安葬的八位将军外，在2014年，又有一位将军的骨灰安葬在塔山。他是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12师参谋长、原湖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李宏茂。而同样参加了塔山阻击战，曾任东北野战军4纵军医的李宏茂夫人马敦香，也与丈夫一同长眠于塔山阻击战军人骨灰安葬园中。
1948年的塔山，见证了将士们抱着“人在阵地在”的决心，并肩用鲜活的生命换来新中国的曙光。
1988年到2014年的塔山，迎回了九位将军和数百名战士，他们共同凝望这片早已光芒万丈的土地。（记者 于力 杨钰晨）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今天是一个可诅咒又可爱的纪念日子。是宣传博爱以身殉道那个犹太胡子的诞生日，是云南反对帝制起义的纪念日；但是，这对于我这样一个流浪无所归宿的人算一回怎么事？世上佳节足以寻娱乐与追怀的于我总无分了！我要乘这人生静寂的深夜来痛哭一场。自然，我眼泪不是为那被钉死的犹太人而出；也不是抚今追昔为时事而出，我是哭我自己，二十年前这一天，正是我与这又光明又污秽的世界初次接触呢。”
没有人听到这哭声。1924年12月25日，过去一个世纪中并不重要的一天。天气多云有风，最高温度六度五，最低温度为零下七度四。对关注国事要闻的人而言，这段时日最重要的大事，便是南方革命政府领袖孙文扶病北上和国民会议的召开可以终结军阀内讧和南北对峙的战乱危局，将久违的和平还给这个国家，但张作霖麾下奉系军队的大举南下，又为这一愿景蒙上了令人忧虑的阴影。不过对北京的老百姓来说，走马灯似的政局变幻已经让人颇感到几分麻木，倒不如在这种微妙的气氛中继续自己的寻常生活更加要紧。
翻开这两天报纸的社会新闻，可以看到白塔寺庙会添了个新的表演，“有一极文雅之男子，年约三十余岁，手拉胡琴，旁立一年约二十余岁之少妇，大唱二簧，旁边围了许多闲人立听”。娱乐版的广告则告诉喜爱追逐时髦的摩登男女，北京最属繁华的真光剧场，特别举办歌舞大会，并加演“著名惊险趣剧《错中错》”。夜场全开，保证让来宾乐而忘返，不知黎明既至。
1920年代的老北京，图片出自孙福熙著《北京乎》，开明书店，1927年版。
然而，人类的哀乐并不相通，无论是国事的忧虑，还是街市的欢愉，都与这个痛哭的少年无关。他名叫沈从文，来到北京已经一年有余。一年前的秋天，当他从湘西小城保靖，走了19天的路程来到北京时，内心定然像许多初来大城市的少年一样，满怀对未来的愿景与畅想。北京，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新文化运动之都，文化的出产地，大师云集之所。少年心目中的北京，就像飞蛾眼中散发着浓烈光焰的火炬，以至于他没有嗅到那点燃焰火时散发出的浓烈的硫磺味。
一连串无情的敲打，在过去一年里毫不留情地加诸在少年的身上。他原本打算来北京投考学校，但听说清华“未公开招考，一切全靠熟人”，报考北大等国立高校又相继失败，唯一发来录取通知的中法大学，却因交不起28元膳宿费而被迫放弃入学。
钱，是在这个大城市能存活的唯一凭证，而沈从文恰恰缺乏的就是这个凭证。他在北京的朋友们也同样一文不名，他们大都和自己一样，怀揣着一份拥抱新文化运动的热望，来到这座城市，却发现自己成了困在华丽蛛网的小虫。钱财的匮乏像蛛丝一样勒住了他们的喉咙，让他们在饥寒的边缘艰于喘息：
“这偌大一个都会里，城圈内外住上一百五十万市民，他从一个人所想象不到的小地方，来到这大都会里住下，凭一点点过去的兴趣和当前的方便，住下来学习用手和脑建设自己，对面是那么一个陌生、冷酷、流动的人海。生活既极其穷困，到无可奈何时，就缩成一团躺到床上去，用一点空气和一点希望，代替了那一顿应吃而不得吃的饭食。”
恰如沈从文为这篇小说所起的标题《生存》——生存对一个没有依傍的北漂少年来说，是如此艰难。沈从文与他的北漂朋友们，就像聚拢在一起的萤火虫，只能靠着自己微弱的荧光彼此取暖。但这荧光如此微弱，以至于有时不得不看着身边同伴的微光在蛛网上渐就涣灭。
初来北京22岁的沈从文。沈从文一直对自己的年岁不大关心，他写作这篇日记时说自己是20岁，但其实是22岁。师春雷绘。
在小说中，沈从文提到了一位年轻的好朋友，“回来就病倒了住在忠会公寓里，烧得个昏迷不醒。我们去看看他去。这是我们朋友中最好的最能干的一个，不应当这样死去”，但是仅仅是因为没有钱，朋友们无法将他送进医院，只能躺在硬板床上发着高烧。《生存》里没有讲到这位生病朋友最终如何，但在另一篇小说《老实人》中，沈从文以一种无奈而平淡的语气，讲述了这位年轻好友的命运：
“果若是当时有一百块钱，能早入稍好的医院半月，也未必即不可救。果能筹两百块钱，早离开北京，也未必即把这病转凶。比一百再少一半是五十，当时有五十块钱，就决不会半个月内死于那三等病院中！这数目，在一个稍稍宽绰的人家，又是怎样不值！把‘十’字，与‘万’字相连缀，以此数挥霍于一优娼身上者，又何尝乏人。死去的梦苇，又哪里能比稍好的人家一匹狗的命！”
一个如此鲜活的理想，便如此悄无声息地在蛛网中涣灭了。
“努着力，作着口喊什么运动的名士大家所不屑真为的工作，血枯干到最后一滴，手木强，人僵硬，我们是完了”，但哀叹只能是哀叹。为了活下去，还要继续努力去讨生存。纸和笔，对于北漂少年来说，或许是最廉价的投入成本，但每个字，都是从自己越来越困乏的身体中榨出来的，“我为了一个很远的希望努着力作，成天写。若是把成天写的去成天卖，五毛钱一千也罢，一天写三千，我可以得四十五块一个月了。照我生活情形来看有了四十五块钱已不必受穷。”然后等着或许自己的文字会出现在版面上，可以得到几块聊以度困的稿费，但成本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可是今天送去的，明天这稿子退回，在附加的一张纸上说：这个，用不着，像是不合时代精神了，来一点别的吧。退回的东西我是没勇气来把它处置到我房中的。我脾气是虽有着那种呆子自信，然而一到别处退回这东西，我却除了用一种愤愤的神气在这神气下把它扯碎以外，简直真找不到较好的方法了。”
失落是惯常叩门的，北京的文坛是远非外面看到的那样开放。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们总是摆出一副关心青年的姿态，谆谆劝勉并且也有力为沈从文这样的有志向学的青年人撑开一面庇荫伞。但这些占据了各大高校讲坛的文坛前驱们，已经和报馆的编辑们结成了一个个文学小团体，报纸副刊和杂志常常是自己和同仁发表作品的私人领地，他人不得染指。这个实则排外的小圈子，假如无人代为引介便不得门径而入，不仅稿件无法发出，甚至还会受到无情地嘲弄和羞辱。多年后，沈从文依然记得执掌当时北京发行量最大的《晨报》副刊的主编、鲁迅的好友孙伏园，在一次编务会上，把一大摞他寄来的未用稿件连成一长段，摊开后说：“这是大作家沈某某的作品！”说完后，“扭成一团，扔进了字纸篓。”
“衣袋中的铜元已到不能再因相撞而发响的数目了，本应再写一碰命运的信到陈先生那里去探探门房——他曾答应为我绍介一个湖南同乡的门房——的事情弄妥没有，再不然，便合再老起脸到郁先生处看看风色，但是，果真要拿这一枚双铜子买了半分邮花凑足剩下那半分去发信，明天可就无法进那又温暖，又不怕风，又不吵；又不至于像公寓中那么时刻听到老板娘大声大气骂儿子叫媳妇的老枭般声气，又有茶；又不至于像公寓中喝要开不开的半温水，又不……的图书馆了。”
在11月29日的日记中，沈从文如此写道，他困顿已极，而疾病也恰当其时地不请自来，他病了，流着鼻血，但为了生存，也为了那个已经渐行渐远的希望，他继续写着，钢表上映照出他瘦小的脸子，“的确，两个眼睛都益发陷进去了，胡子是青了硬了，脸上哑白颜色正同死人一样，额角上新添了一道长而深的皱纹”——但他这一年实际年岁只有20岁。他还是个少年，他也有生日，在无人理会的角落里，他度过了自己的生日：
“二十岁，不错，二十岁了，孩子的美丽光明的梦，被我做尽了！黄金的时光，被我浪费完了！少年的路，我已走得不剩什么了！时间在我生命上画了一道深沟。我要学二十年前初落地时那么任意大哭：虽然不能把我童年哭回，但总可以把我二十年来在这世界上所受的委曲与侮辱一齐用眼泪洗去。”
如此悲伤，如此痛苦，如此被疾病和穷困摧残的20岁的年轻的身体，看着自己的好友在贫病交加中死去，看着如此多与自己一般的少年的梦想和希望悄无声息地沉沦在北京深夜的蛛网中。自己也不知在躺下后，会不会睁开眼睛，看到第二天的太阳。
沈从文1924年12月25日的那个梦，终于发表在了1925年1月19日的《晨报副刊》上，标题《遥夜》。这是他在报纸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但他当时连买一份《晨报》的三分四厘钱都没有了。巧合的是，这篇文章发表的那天，正是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五日。
可是，至少，这个少年还有梦：
“我似乎不能上这高而危的石桥，不知是哪一个长辈曾像用嘴巴贴着我耳朵这样说过：‘爬得高，跌得重！’究竟这句话出自什么地方，我实不知道……我又仰了头去望空中，天是蓝的，蓝得怕人！真怪事！为甚这样蓝色天空会跳出许许多多同小电灯一样的五色小星星来？它们满天跑着，我眼睛被它光芒闪花了。”
这是梦，或许会像许许多多的梦一样，醒来之后被遗忘。但这梦终会让世人见到。世人将来也会知道，在一个世纪前的遥远的夜晚，一个叫沈从文的少年，做了一个如此美丽而忧伤的梦。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2月23日专题《纪念沈从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我沈从文》的B04-05版。
「主题」B01丨纪念沈从文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我沈从文
「主题」B02-B03丨沈从文：不折不扣的“乡下人”
「主题」B04-B05丨生与死：沈从文的远行
「人文」B06-B07丨林徽因：乱世的美神
「逝者」B08丨纪念柳鸣九：所有的种子都会发芽
今年的12月22日，阴历十一月廿九日，是沈从文的生日，我们策划了本期专题，以示纪念。
12月25日，是他在98年前写就自己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遥夜》的日子，而这天是1924年的阴历十一月廿九日，也刚好是他的生日。
12月28日，他的阳历生日那天，我们还将推出另一篇文章，敬请关注。
撰文 | 李夏恩
历史，多么古怪的事物。生恶性痈疽的人，照旧式治疗方法，可用一星一点毒药敷上，尽它溃烂，到溃烂净尽时，再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人也就恢复健康了。
——沈从文《箱子岩》
少年沈从文（初名沈岳焕），约十岁。
死，曾经与沈从文擦肩而过。那一年他六岁，和两岁的弟弟同时出了疹子。“时正六月，日夜皆在吓人高热中受苦。又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咳嗽发喘。又不要人抱，抱时全身难受。”死亡将这两个年幼的孩童从世间夺取，似乎只是瞬息间事。家里人也仿佛早就准备好了失去这两个孩子。多年后，这位记忆力极为出色的作家依然记得，自己和弟弟两个人“当时皆用竹簟卷好，同春卷一样，竖立在屋中阴凉处”，家里人也为他们看似不可避免的死亡做好了预备：
“两具小小的棺木搁在廊下。”
这两具当年险些将自己装进去的小小棺木，必定给沈从文的内心留下了难以言说的印象，以至于他在之后的小说中一再使用这个意象。在小说《泥涂》的开篇，他就描述了各处看到的“小小的棺木”，“街头成天有人用小篮儿或破席，包裹了小小的尸身向市外送去。每天早上，公厕所或那种较空阔地方，或人家铺柜门前，总可以发现那种死去不久、全身发胀崩裂、失去了原来人形、不知什么人弃下的小小尸骸”——这些死去孩童罹患的，正是近乎麻疹的天花恶疾。
而在另一篇题为《夜的空间》的文章里，他宛如历历可见般地描述了江边“一些日晒雨淋腐烂无主的棺材”，这些棺材与一些“同棺材差不多破烂的船只，在一处，相距不到二十步远近。一些棺材同一些小船，象是一个村庄样子，一点也不冲突，过着日子下来，到潮涨时则棺木同船的距离也似乎更近了”。住在船上的肮脏妇人，在天气好的时候，会把她们瘦弱多病的孩子抱出来，“或者站到棺材头上去望远处，看男子回来了没有。又或者用棺材作屏障，另外用木板竹席子之类堵塞其另一方，尽小孩子在那棺木间玩”。
死与生，在沈从文的笔下靠得如此近切，毫无避讳，不能不说童年时代这趟与死亡的擦肩而过，给了他某种近距离窥看死亡的可能性，也让他由此不再对死亡产生恐惧，不特如是，更可能对死亡产生了某种好奇，甚至是执迷。
电影《边城》（1992）中的热闹场景。
生死场：冥冥中的启蒙
“我就喜欢看那些东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许多事情。”
每天上学故意绕远的那段路途，可以说是沈从文最早亲历目睹的生死场。这个“照例在手肘上挂了个竹书篮的，里面放十本多破书”的小学童，便赤着脚，踏上了这条生与死铺就的奇景之路。“在那边就可看到牢狱，大清早若干犯人从那方面戴了脚镣从牢中出来，派过衙门去挖土。若从杀人处走过，昨天杀的人还没有收尸，一定已被野狗把尸首咋碎或拖到小溪中去了”，这个顽皮的孩童，会“拾起一块小小石头，在那个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用一木棍去戳戳，看看会动不动”。在看够了这场生与死的行进后，他会从西门转到南门，再绕到城里大街一圈，去看杀牛，“机会好时恰好正看到那老实可怜畜牲放倒的情形。因为每天可以看一点点，杀牛的手续同牛内脏的位置不久也就被我完全弄清楚了”。
杀人与杀牛，以一种刻意的方式被叠加在沈从文年幼的双眸中。在一般连杀牛都未见过的读者眼中，这叠加的杀戮景象定然鲜血淋漓得令人心惊肉跳，但在读过沈从文的这段描述后，心中不仅不会感到恐惧，甚至可能会生出某种“想跟过去试试看”的孩童般天真的好奇心。尤其是这两段杀戮的描述紧随其后的，乃是一段热火朝天的打铁场景：
“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拉风箱横柄，把整个身子的分量前倾后倒，风箱于是就连续发出一种吼声，火炉上便放出一股臭烟同红光。待到把赤红的热铁拉出搁放到铁砧上时，这个小东西，赶忙舞动细柄铁锤，把铁锤从身背后扬起，在身面前落下，火花四溅地一下一下打着。有时打的是一把刀，有时打的是一件农具。”
生命的勃勃欲动，在风箱鼓荡起的火光与黑烟中淋漓尽致地挥霍着。如此热烈，如此庄严，与先前静默得甚至有些令人莫名怪笑的死亡形成的对比如此鲜明，让人感到从死到生，是如此迥然不同、截然对立的两端。然而，生与死，在沈从文的笔下并非仅仅是对照鲜明、判然有别的两个对立面，生同样可以在坠入死亡幽谷时顺畅自然得犹如欢快的溪水注入深潭。
文学批评家一贯称道沈从文写景状人惟妙惟肖。特别是自传中一段借孩童双眼描绘的集市景象更是经典之笔：针铺前戴了极大眼镜的老人在低头磨针；大门敞开的伞铺里，十几个学徒尽人欣赏他们的工作。他描述了大胖子皮匠“天热时总腆出一个大而黑的肚皮”特别点出“上面有一撮毛！”染坊里“强壮多力的苗人，踹在凹形石碾上面，站得高高的，手扶着墙上横木，偏左偏右的摇荡”，豆腐坊里，“小腰白齿头包花帕的苗妇人，时时刻刻口上都轻声唱歌，一面引逗缚在身背后包单里的小苗人，一面用放光的红铜勺舀取豆浆”——全部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电影《边城》（1992）中，爷爷给翠翠买肉途经屠案。
这一派生机在屠户肉案桌那里达到一个小小的高潮——“那些新鲜猪肉砍碎时尚在跳动不止”，仿佛已死的肌肉里依然搏动着不止不休的生命力。但是，接下来，突然之间，他的脚步在一家冥器铺前停下：
“有白面无常鬼，蓝面阎罗王，鱼龙，轿子，金童玉女。每天且可以从他那里看出有多少人接亲，有多少冥器，那些定做的作品又成就了多少，换了些什么式样。并且还常常停顿下来，看他们贴金敷粉，涂色，一站许久。”
所有热烈的生命，哪怕是像那块新鲜猪肉一样，在死亡之中依然努力地挣扎着的生命，最终都会归于死亡。如果说沈从文“明白了许多事情”，他恐怕最明白的就是这一件事。而这也成为了他将来写作时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诚然，生与死定然是许多作家最倾心的主题，毕竟“死生之大”，乃是跨越了人生最重要的起始端点，因此值得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叩问。但沈从文笔下的生死似乎有种特别的魅力。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当属他的名作《边城》中老船夫的死，那是在一个雷雨过后，屋后的白塔被暴雨洪水摧坍，翠翠先是被白塔坍塌后极凌乱摊在那里的大堆砖石吓得不知所措，锐声叫她祖父时，才发觉“祖父不起身，也不答应，就赶回家去，到得祖父床边摇了祖父许久，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
或许是雷雨遮蔽了死亡将至的脚步，或许是白塔的坍塌声盖过了生命离开的声音，抑或是本身死亡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只是选在了一个如此热烈的夜晚，就像沈从文在上学路上的所见所闻：这一边是叮叮当当的热烈的打铁声，而那一边则是黄牛被屠戮时挣扎时发出的叹息。它们只是碰巧发生在同一时空下，彼此之间并无因果——若一定说有因果，至多只是铁匠正在打的刀子，或许在将来会插到牛的脖颈中——但也同样有可能砍在某个人的身上。生与死的切换，就是如此自然而然。
死亡会突如其来地夺走一个人的生命，看似极富戏剧性，但又合情入理。想必沈从文心下明白了这个道理，毕竟，日常所见的生死轮转，并不仅仅是河边的刑场和街市上的杀牛而已——这些生死只是被他看到，却与他无关，而有些死亡却与他的人生发生交织，并且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就像是当初险些把他装进廊下那口小小棺材里的死亡。当他离开学校，预备去当一名士兵时，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又遭遇了两次死亡，一次是营上守兵的考试，缺额被一个小孩子占去，多年后，沈从文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个小孩子姓舒。这个人与自己年龄不相上下，各种技术都不如自己，“可却有一分独特的胆量，能很勇敢的托在一个两丈余高的天桥上，翻倒斤斗掷下，落地时身子还能站立”——但就是这样一个勇敢的人，“后两年却害热病死了”。而就在他从预备兵退伍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姊姊死了，“她比我大两岁，美丽，骄傲，聪明，大胆，在一行九个兄弟姊妹中，这姊妹比任何一个都强过一等。她的死也就死在那分要好使强的性格上。”
死亡是不讲道理的，似乎也是毫无意义的，它会随意攫住一个人，割断他人生渡船上的缆绳，就这么把他拖进死亡的深渊里去。什么是要紧的，什么是不要紧，在它面前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唯有生者方能赋予死亡以意义。不过，有些时候，明了死的无意义，比明了死的意义，更能让人明白生的意义所在。
特别是生在这样一个生与死都如此无意义又被赋予了如此意义的时代。
《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作者：孙德鹏，版本：大学问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5月。
“大历史”的发生
“小东西，莫乱说，夜来我们杀败了！全军人马覆灭，死了几千人！”
前一天晚上，这些大人们分明还在红着脸在灯光下磨着刀，擦着枪，“一面检查，一面又常常互相来一个微笑”，于是年幼的沈从文“也跟着他们微笑”。他“看到他们在日光下做事，又看到他们在灯光下商量”，他无法理解其中的紧张气氛，也无从得知那天晚上究竟会发生怎样的事情，等到他照常睡醒了，才看到全家“各个人皆脸白白儿的”，而直到此时，他才发现，家里似乎少了几个人，几个叔叔全不见了。直到此时，他的父亲才告诉他“造反”，但杀败了。
辛亥革命时期沈从文全家合影，前方白衣黑裤者为沈从文。
“革命算已失败了，杀戮还只是刚在开始。城防军把防务布置周密妥当后，就分头派兵下苗乡去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平常杀人照例应当在西门外，现在造反的人既从北门来，因此应杀的人也就放在北门河滩上杀戮。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一个人，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常常有被杀的站得稍远一点，兵士以为是看热闹的人就忘掉走去。被杀的差不多全从苗乡捉来，糊糊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因此还有一直到了河滩被人吼着跪下时，才明白行将有什么新事，方大声哭喊惊惶乱跑，刽子手随即赶上前去那么一阵乱刀砍翻的。”
由于杀戮太重，杀不胜杀，因此刽子手发明出一种神裁的方法，将犯人生死委托给乡民信奉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院坪里，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上既占去便宜四分之三，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
沈从文的母亲黄素英与父亲沈宗嗣。
“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副竹筊用力抛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份颓丧那份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也影响到我一生对于滥用权力的特别厌恶。”
“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这就是名为“辛亥革命”的时代风潮教给沈从文最生动的一课。在沈从文的自传中，革命与战争的屠刀在他的家乡湖南凤凰小城里反复刷洗，每一次都血流成河。革命后不久，当这名不到十四五岁的少年踏上军旅生涯后，他见证的暴力场景就更不胜枚举。杀人是打发无聊的“兴奋”事情，在看完砍头行刑之后，那些活力四射的同袍们会互相投掷人头取乐。沈从文本人也乐在其中，他好奇地踢了人头一脚，“踢疼了自己的脚趾尖”。晚上，那柄砍掉了无数颗脑袋的大刀，则被士兵们用来杀狗切肉，“醉酒饱肉，其乐无涯”。
《入伍后》，作者：沈从文，版本：1929年2月，这本小说集记述了沈从文在军队中的经历。
从某种程度上说，几乎可以说是革命，就此打开了血腥死亡的笼头。革命之后，袁世凯篡窃称帝的野心，使刚刚肇建的新生再度陷入混乱当中，二次革命、护国运动在湖南掀起的风潮，很快夹着浓重的血腥味吹到这座湘西乡城。袁世凯死后的军阀割据，又让湘西再度成为群雄竞逐的对象。
能从这片乱世中趁势崛起的军头，都毫无疑问是果于杀伐的狠角色。沈从文所追随的筸军头领陈渠珍就是个中翘楚。尽管沈从文对陈渠珍的印象颇佳，在他的“书房里，有四五个大楠木橱柜，装着百余轴宋至明清字画，还有几十件铜器，一大批碑帖和古磁（陶瓷），以及十几箱书籍”，《边城》中“十余年来主持地方军事的，注重在安辑保守，处置极其得法，并无变故发生。水陆商务既不至受战争停顿，也不至于为土匪影响，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的赞美也可以说归于这位军头的军政手腕。不过，他同样也是一个狠角色。
沈从文想必没有读过这位军头的回忆录《艽野尘梦》，不然他一定会被这位军头在辛亥革命时死里逃生的惨酷经历而深深吸引。革命爆发时，驻守西藏的陈渠珍为了避免被当地乱兵裹挟，带兵万里返乡，深入大漠，粮食断绝，追随士兵日有死亡。在一天中午，陈渠珍突然听到士兵哗变的声音，前往探视，才发现“士兵杨某，昨晚死于道旁，今日，众饥不可耐，乃寻其遗骸食之。殊昨晚已为狼吞噬几尽，仅余两手一足，众取回燔之，因争食詈骂也”——陈渠珍率领的就是这样一支因饥饿丧失理智的虎狼士兵回归乡里，在历经这一切死生的残酷试炼，他最终能凭借武力在湘西构建自己的独立王国，麾下有着怎样视生死如草芥的军队，也就不足为怪了。
《艽野尘梦》，陈渠珍 著，任乃强 注，版本：北方文艺出版社，2018年3月。
沈从文就曾和一个土匪改业的士兵同宿一室，这个昔日的山大王与他快乐地分享自己杀人、烧房子和妇女的种种犯罪记录。这是一堂古怪的课程，未来也会成为沈从文小说题材最擅长的质料：“我从他那种爽直说明中了解那些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我从他那儿明白所谓罪恶，且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不容，却也如何培养着这个坚实强悍的灵魂。我从他坦白的陈述中，才明白用人生为题材的各样变故里，所发生的景象，如何离奇，如何眩目。”
这位大王的下场是因为企图重新上山落草而被同样是帮会出身的司令官张子卿下令枪毙。在被枪毙前，这位大王从从容容地和兄弟们道别再见，又对司令官说：“你真做梦，别人花六千块钱运动我刺你，我还不干！”
沈从文没有见到大王被处决的那一刻，他在当天下午登船回到保靖，护照上原本有他和这位大王的名姓，“大王那一个临时用朱笔涂去”。至于那位“帮会出身、温文尔雅才智不凡的张司令官”，沈从文也记下了他的下场：
“（他）同另外几个差弁，则三年后在湘西辰州地方，被一个姓田的部属客客气气请去吃酒，进到辰州考棚二门里，连同四个轿夫，当欢迎喇叭还未吹毕时，一起被机关枪打死，所有尸身随即被浸渍在阴沟里，直到两月事平后，方清出尸骸葬埋。刺他的部属田旅长，也很凑巧，一年后又依然在那地方，被湖南主席叶开鑫，派另一个部队长官，同样用请客方法，在文庙前面夹道中刺死。”
电影《边城》（1992）中，一群小孩子划龙舟。
启程的作家
亲眼见证了和听闻了如此多死亡故事，因此，也就无怪乎死亡会成为沈从文笔下最常见的景观。从某种程度上说，死比生更能驱动这位作家手中的笔，沈从文的笔下常常出现这样的情景，担着父兄脑袋的孩童，沿着山路走回家中（《黔小景》）。小孩子的尸骸被弃之道旁，任狗啃食（《泥涂》）。更有些惹人寒毛与肠胃都同时不适的诡奇故事，比如他的名作《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沈从文先是描述了“血迹殷然的地方，四具死尸躺在土坪里，上衣已完全剥去，恰如四只死猪。许多小兵穿着不相称的军服，脸上显着极其顽皮的神气，拿了小小竹竿，刺拨死尸的喉管。一些饿狗远远的蹲在一旁，眺望到这里一切新奇事情，非常出神”，而在故事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同时为号兵和豆腐老板觊觎美色的女子，无缘无故地吞金而死。这位女子美丽的尸体，则在一个月色优美的夜晚，被挖了出来，安放在洞中的石床上，“地下身上各处撒满了蓝色野菊花”。
蓝色野花也同样出现在他的自传中，那是在他行伍生涯中由堆砌的头颅和喷溅的鲜血组成的平常的一天，他怀着莫名的心情，走到杀人桥上去看。在横陈的尸骸旁，他看到：
“不知是谁悄悄的在大清早烧了一些纸钱，剩下的纸灰似乎是平常所见路旁的蓝色野花，作灰蓝颜色，很凄凉的与已凝结成为黑色浆块的血迹相对照。”
死亡可以像砍头一般粗暴，也可以像用脚踢人头一般戏谑，更可以像尸骸旁的蓝色野花一样充满了罗曼司的哀伤。死亡究竟对沈从文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阅读沈从文笔下的死亡，会感到那是一种几乎毫无寓意般的平铺直叙的描述，语言足够精准，但也足够淡然，仿佛那只是他眼中或笔下的日常公事，既不含太多的好奇，也不含过分的讽刺。我们可以想见，同样的情景如果由鲁迅或是别一个同时风头正炽的左翼作家来写，会写成怎样的情景，他们定然会着力描述刽子手的残暴与看客的麻木，以此嘲讽社会整体的不公不义与民族性的堕落。
电影《边城》（1992）中，翠翠送二老傩送上岸。
但这一切在沈从文的眼中和笔下，都是如此寻常，如此不疾不徐，不必大惊小怪——但如果真的不必大惊小怪，他也不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去书写死亡的场景，甚至还在诸如《龙朱》中把它描写得如此凄美，在《菜园》中又描写得如此怅然。恰恰相反，死亡可能是沈从文所抓住的最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甚至比他笔下那些勃然旺盛的生命更加重要。以至于他不得不采取一种庄严到寻常的态度去面对死亡。就像他当年被裹在竹簟子里，等待被装进廊下那口小小的棺材时一样——或许正是在那时那刻，死亡在他的耳畔呢喃了一些唯有他才能听懂的秘密，在日后他成长的日子里，又不断地把这个秘密反复地诉说给他。
这秘密或许不止于和他讲过，也和许许多多的人讲过，只是唯有他才能理解，并且以他的方式书写出来。
《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作者：张新颖，版本：理想国 | 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
“好坏我总有一天得死去，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在一些危险中使尽最后一点气力，咽下最后一口气，比较在这儿病死或无意中为流弹打死，似乎应当有意思些。”或许是已经看过了这死亡的无常，也或许是已经听懂了死亡的呢喃。在见过了革命的流血，行伍中无意义的杀戮，沈从文再度与死亡擦肩而过，“一场热病袭到了身上，在高热糊涂中任何食物不入口，头痛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滩地流。”他足足耗费了四十天才从这场几乎夺取他生命的恶疾中恢复，而就在他自己死里逃生后不久，他的一位“平时结实得同一只猛虎一样的老同学”陆弢，仅仅是为了同一个朋友争口气，泅过宽约一里的河中，却在小小疏忽中被洄流卷下淹死了。
“我去收拾他的尸骸掩埋，看见那个臃肿样子时，我发生了对自己的疑问，我病死或淹死或到外边去饿死，有什么不同？若前些日子病死了，连许多没有看过的东西都不能见到，许多不曾到过的地方也无从走去，真无意思。我知道见到的实在太少，应知道应见到的可太多，怎么办？”
于是，他决定离开那里，离开他的家乡，他所熟悉的这片生死场，去踏上一片新的旅程。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将会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也不知道自己将经历何等跌宕起伏而富有传奇性的一生，这一生于他而言，仅仅是活着，就足以耗尽全部的生命的热诚、毅力与全部的智慧，情感以及——人类自出生以来便怀有的无穷无尽的欲望，去投入这条人生的长河之中。
但无论如何，那条生与死的缆绳，终归被他自己握在了手中。
于是，这个乡下人离开了，来到了北京。“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在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沈从文《边城》
电影《边城》（1992）的结尾，她在渡船上，等待他回来。
文/李阳
编辑/朱天元 申婵
校对/薛京宁 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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