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易经堪兴风水研究所是一家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哲学中易经相关经典的学术机构。经过不断的研究、分析和实践，它丰富了当今人们对古代风水知识的理解，帮助更多的人获得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能力。
易经及其背景《周易》，又称《周易》，是中国古代经典之一，也是一部诗意的古代哲学经典。它以数学理论为核心，以审美为目的，用诗意的文字和优美的图形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易经由十二卦和卦组成，可以重建十二运法的精致逻辑，为古代哲学家提供新的逻辑框架，构成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核心理论。
易经堪兴理论风水与堪舆
易经堪兴理论（又称风水）是易经论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易经研究的核心。堪兴理论以“天地山渊”为原始元素，将它们结合起来，分析探索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与物的行为，帮助人们了解易经的变化规律，从中获得准确的信息。
中国易经堪兴风水研究院的工作中国易经风水研究所由一群知识渊博的易学家和书法大师组成，专注于研究和推广中国古代易经风水理论，并为大多数爱好者提供启发和指导。研究所将根据不同的要求进行独特的定制，根据客户的需求分析各种因素，提出最合理的风水建议，解决相关的风水问题，为客户创造更健康、更安全的环境。
中国易经堪兴风水研究院的未来随着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易经堪兴风水理论，中国易经堪兴风水研究院将在国内外研究生涯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断开展各种活动，为越来越多的爱好者提供全面的学习指导。未来，中国易经堪兴风水研究所将继续努力为未来学者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料和活动安排，期待易经堪兴风水理论得到越来越多的理解和尊重。
《老北京述闻 人文地理》，岳升阳主编，王洪波等编著，北京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原文作者丨王洪波 等
摘编丨安也
在古代，人们常常把山看作是一座城市的依靠，影响着城市的命运。而中国地域广阔，中国人对山水形胜的看法往往是有巨大空间尺度的。对于北京这样的都城，必以上千里的尺度来形容其环境。明人说北京：山脉从云中发来，前面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重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重案。北京的北面是由昆仑山东来的山脉，“北枕居庸”是居庸关地区的军都山，属于燕山山脉。西面是太行山，南面有泰山和华山立于左右，象征青龙白虎，前面的三重案山南可达于江南五岭。而水则包括大海和黄河及其他河流。
北京小平原周边的山地都有伸入平原地区的岗丘，宛如跳跃的音符，给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增添了几分节奏感，也被生活在这里及其附近的人们赋予了各种人文内涵，著名者如玉泉山、万寿山等，就是这类山体。由于北京城的文化影响，在北京山地与平原区的接合部形成文化密集分布的带状区域，被称为山前文化带。北京的山地文化丰富多彩，是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
北京的山地区域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内涵。早在旧石器时代，就有数十万年前的周口店龙骨山北京猿人、十万年前的新洞人、两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等人类遗存。北京的山地中不乏由于地层差异升降形成的盆地，也有因河流冲积形成的河谷地带，这些山间地带地势相对平坦，先民很早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如一万年前的东胡林人墓葬就坐落在清水河的河流阶地上。
在西山及燕山的山前地带也都发现了内涵丰富的考古学文化，如平谷的上宅文化、房山的镇江营文化以及昌平的雪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文化，它们都体现了史前人类在山前地区的活动。到了历史时期，“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说法更是将山区文化的地位提高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说明北京山区不仅参与了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更是后来北京地方文化、城市文化、皇都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北京的山地是在地质年代的地层升降运动中形成的，它保留着北京地质演化和地貌形成的诸多证据和遗迹。北京地处地质构造带的交会地带，地质构造复杂。一亿多年前的燕山运动，即北京地区山地形成时期的地质运动，奠定了本地区地质构造的基础。数千万年来，特别是受到喜马拉雅运动，即喜马拉雅山抬升活动的影响，本地区地质上的新构造运动强烈，在地质构造演化及地貌形态上表现极为明显。
北京西山是太行山山系，大致呈北东—西南走向，形成三条主要的山脊。最北边是由百花山、髫髻山、清水尖至妙峰山的向斜山脊；中间为九龙山至龙恩寺向斜山脊；最南边为长沟峪北岭向斜山脊。西山的最高峰均在这样的地质构造轴线上。
北京的北部山地和东北部山地统属于燕山山脉。军都山由大沙河向东经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等区，分布着一系列盆地，如延庆盆地、燕落盆地、平谷盆地、十三陵盆地等。
北京地区重要的河流都是由山地发源或流经山地后再贯穿北京城区的。因此，从水源的角度看，北京的山是水的源头，是水资源的滋生地、供给地。而水又是北京城生命运转的血脉和运输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京的山是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土壤，它以环抱的姿势呵护着“北京湾”，又以水源的形式滋养、哺育着千百年来一直茁壮成长的北京城。在这个过程中，北京的山与水共同构成了北京城赖以起源与持续发展的地理环境，也为北京地区许多以山为主和以水为主的风景名胜提供了环境场所，构成北京地区山水交融的文化景观。
侯仁之手绘北京湾图。
北京地区的山脉，从其地理位置和山形走势来看，为北京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格局。从自然地理的角度看，正是由于环北京城的西山、北山的存在，才使得季风气候中含水气团在逐渐爬坡翻山的过程中形成降雨，滋润着北京大地；同时减弱了冬季来自西伯利亚冷气团寒流的冲击，使得冬季并不十分寒冷。
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政治军事上北京的山地无时无刻不在拱卫着北京城，城对山有一定的依赖性。同时，山地也是北京居民寻访精神信仰和幽静避暑环境的好去处。总之，北京城和周边的山地有着十分密切的自然和人文的联系，二者不能截然分开。所以说，山参与了城市环境背景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成长特征和空间发展方向。
北京城的居民与北京地区的山地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是通过人的信仰、祭祀、避世、休闲、观光、科考等各种需求体现出来的。北京的山区有许多宗教信仰场所，如佛寺、道观及各种地方信仰乃至西方宗教的遗存，如十字寺。这些宗教场所选择在山区，一方面是宗教本身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山地满足了北京城市居民的宗教需求。
山地也是文人、士大夫们隐居的去处，它成为山地文化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近现代以来，西山、燕山成为北京市民休息、观光、避暑的首选之地。这种市民需求，已经覆盖到北京山区的各个角落，形成山地旅游，成为山地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名山文化是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927年，在今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发现了北京猿人遗址，揭开了北京地区史前人类文化考古发掘的序幕，也拉开了北京地区丰富古文化底蕴的面纱。此后山顶洞人、新洞人、田园洞人相继在北京房山的山地及浅山丘陵地带被发现，呈现出了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连续的人类遗存。这对后来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古学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北京文明的发展始于山地，特别是山地与平原地带交界的浅山丘陵、河谷地带及台地。山地成为北京地区早期文明繁衍与生息的最佳环境选择。这一人类文明起源的地理特征也把北京地区的历史和山地拉得更近。紧接着，1966年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镇东胡林村西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墓葬遗存，自此掀开了北京新时期考古的序幕。此后相继在北京地区发现了转年、雪山、上宅、镇江营等遗址，大大丰富了北京地区新石器时古学文化的内涵，并逐步建立起了考古学文化序列。
上述多数新石器时古学文化，如东胡林、转年等遗址就位于北京的西山和燕山山脉中的河谷地带，而其余新石器时代遗存也多在离山区不远的山前台地及高河流阶地上。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看，受山地环境的多方面影响，因而这些考古学文化也无疑带有山地文化的特征。足见在早期北京地区，先民所创造的文化与山地有着不解之缘。
北京地区的山地由于是偏居于西部、北部和东北部，因此其成为北京平原地区与北方高原、草原地带的天然过渡带，从地貌单元上看，也就是高原与平原之间的侵蚀山地。主要是河流侵蚀，有溯源、下切和侧宽侵蚀多种形式，河流侵蚀地带往往会形成较为平坦的狭长的河流阶地，沿着河流两侧的阶地或山前台地会形成天然的道路。这些道路就是平原地区进入山地、再由山地爬上高原的重要通道。
按照侯仁之先生的研究，在北京地区主要有三条通向北方和东北方的山间通道。一条是向东沿燕山山前地带经由山海关进入东北地区。一条是从北京东北行，进入怀柔、密云后，经由古北口进入内蒙古东部及大兴安岭地区。一条就是西北行，经由今昌平，翻越居庸关、八达岭进入怀延盆地后，再向北进入内蒙古高原。除去这些山间大道，其间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次一级山间通道，或只是为了进入山地，或由高原下行山地，或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山间内部通道，可以说密布整个北京的山地。
这些山地内部的通道，既是山地自身的人文地理特征，也是连接山地与平原地区、山地与高原地带更多居民和文化的重要交流通道。因此北京山地中的地理通道是地理通道，也是经济通道，更是文化通道。它们与北京平原地区，特别是位于平原之上的北京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平谷上宅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陶器。
自辽金元以来，北京开始成为局部的都城和全国的首都，对北京城的军事保卫就越发重要起来。
对于地处平原的北京城来说，抵御北方草原文化的南下和入侵，其天然的地理屏障就是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山地。因此，历代都在山地及其附近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族侵扰和外来文化的影响。早在先秦时期的燕国，在开拓了北方五郡后，顺势在五郡的北部山地修筑了燕北长城。可以说燕国基本上把燕山囊括在了自己的疆域范围之内，成为抵御北方民族南下的、除了长城以外的又一道屏障。此后，北齐、明代、清代也都在北京山地修筑、修缮过长城，将山地对北京的拱卫功能发挥到了最大程度。由此来看，北京的西山、燕山对于北京城的拱卫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它们对北京城的发展及城市文化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
环绕都城的山前（浅山）文化带。受地形影响，北京的名山文化是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北京山水一体的城市风貌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名山文化中包含城市居民的信仰、名人故居、重大历史事件遗迹、休闲游憩场所、文人隐居避世、诗词咏唱等多种内涵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北京山地文化带。这个文化带类似北京文化的后院，可以藏纳各种类型的文化因素，同时也可以将发源于山地的优秀传统推向北京文化核心区的平原地区。总之，半包围的山地特征，既给北京历史的发展提供了闭合适宜的地理环境，同时也参与了北京历史文化形成的全过程。
北京城里都有哪些名山？
东灵山
东灵山位于京西门头沟西北部山区中，与张家口市涿鹿、怀来两县交界，主峰海拔2303米，是北京市最高峰，海拔高度超过庐山、泰山、黄山等著名的山峰，被誉为京西的“珠穆朗玛”，又称灵山，与横亘于周边的山脉、错落有致的山峰，共同组成了北京地区的“屋脊”山系网。
东灵山主峰
灵山原名“天云山”，取“云在山中，山在天上”之意，且天、云、山为一体，云走山转天明暗，实为人间仙境。“天云山”名字的来历有灵山主峰南侧仙姑坟出土的碑文为证。灵山又名“矾山”，据《[康熙]宛平县志》记载：灵山常年积雪，望之若矾，故又得名“矾山”。且河北涿鹿有一重镇“矾山镇”因此而得名。“东灵山”之名是相对于其西面张家口市涿鹿县的西灵山而言，据说始于元代，当年京西齐家庄村的灵严寺建成之后，灵严寺大堂中央挂着一条横幅，上书“灵严寺内寻灵气，灵气来自东灵山”。
百花山
百花山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清水镇，明代称“百花坨”，是北京市第三高峰，海拔1991米，地处北京西部，属太行山北端，小五台支脉，今人誉之为“智光圣地，空中花园”。
百花山的风景资源分为百花山主峰、百花草甸、望海楼、百草畔四大景区。有“百花草畔”“百花山瀑布”“万年冰肌”“古树擎天”“云顶日出”“冰壁岩柱”“冰缘城堡”“云海升腾”“晚霞映翠”“七色玉带”“金蟾拜月”“蚂蚁山”“白莽长啸”“松树长廊”等十八处独特景观、三十五个景点。
百花山内有“古石海”“冰缘城堡”“冰壁岩柱”等，是地质变迁的历史遗迹，为晚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寒冷条件下形成的。有“天然长城”“母子石”“震山石—锦簇攒天”以及东梁的“驼峰”及“文殊像”等典型的地质结构景观、地质剖面景观、火山熔岩景观。五代时期后唐李克用作战时曾在此建过亭子；明代建有龙王庙、瑞云寺等庙宇，庙宇遗址尚存，山顶的“护国显光禅寺”是北京市海拔最高的寺庙。
妙峰山
妙峰山位于京西门头沟区境北与昌平区交界处，属太行山余脉，是西山北麓主峰，海拔1291米。妙峰山，最早名为大云山。金、元时以妙峰为名，明代建有碧霞元君庙。相传碧霞元君为东岳大帝的女儿，民间因而称娘娘庙为顶，妙峰山位于京西，西为金，故有金顶妙峰山之称。妙峰山山势雄浑，景色秀丽，以“奇松”“怪石”“异卉”闻名于世，素有“华北第一仙山”之称；人文景观主要有娘娘庙（惠济祠）、灵感宫、玉皇顶等。
金顶妙峰山
要说妙峰山名气最大的，还属娘娘庙庙会。庙会始于明代崇祯年间，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每年的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来自全国各地数十万善男信女，几百档民间花会汇聚妙峰山，朝顶进香，酬山赛会，施粥布茶，场面之壮观，信众之虔诚实属罕见。
据清《燕京岁时记》载：“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极盛。凡开山以前有雨者谓之净山雨。庙在万山中，孤峰矗立，盘旋而上，势如绕螺。前可践后者之顶，后可见前者之足。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奇观哉！”“人烟辐辏，车马喧阗，夜间灯火之繁，灿如列宿。以各路之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以金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1925年，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顾颉刚先生对妙峰山庙会进行了专门调查，出版了《妙峰山进香专号》，此次调查开创了我国民俗学田野调查的先河，成为中国民俗学的发端之一。
香山
香山位于北京西郊，占地180余公顷，始建于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距今已有近900年的历史，早在元、明、清时，皇家就在香山营建离宫别院，每逢夏秋时节皇帝都要到此狩猎纳凉。香山公园地势崛峻，峰峦叠翠，泉沛林茂。香山景区最高峰为主峰香炉峰（俗称鬼见愁），海拔557米，最高峰顶有一块巨大的乳峰石，形状像香炉，晨昏之际，云雾缭绕，远远望去，犹如炉中香烟袅袅上升，故名香炉山，简称香山。
古时香山以杏花最为有名，每年春季杏花开放，清香四溢。明代王衡记载：“杏树可十万株，此香山之第一胜处也”；明诗有“寺入香山古道斜，琳宫一半绿云遮，回廊小院流春水，万壑千崖种杏花”之句。明代《帝京景物略》中有记载：“或曰：香山，杏花香，香山也……”
香山人文气息浓厚，文物古迹众多，亭台楼阁似星辰散布山林之间，有燕京八景之一“西山晴雪”、集明清两代建筑风格的寺院碧云寺和国内仅存的木质贴金五百罗汉堂、迎接六世班禅的行宫宗镜大昭之庙、颇具江南特色的古雅庭院见心斋、和中央进驻北平最早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双清别墅、先生灵柩暂厝地—碧云寺金刚宝座塔、碧云寺纪念堂及衣冠冢等等。
香山脚下碧云寺
莲花山
莲花山又名圣莲山，位于北京房山区西北的群山峻岭之中，海拔930米，是道教的聚集之地。圣莲山，古称太山，因整个山体酷似一片片莲花瓣而称莲花山；又因石塘而著名，《房山县志》载“东北隅有石塘，上有泉滴如篪溜，下承以石池，可供十数人之用。后石塘之名以此”。
蟠桃宫是圣米石塘标志性建筑群，始建于1924年，是一处较为完整的道教名观，有王母、斗母、圣母三大宫、三清殿。宫院靠山有两个天然大溶洞：九莲洞和三台洞。九莲洞长年滴水，洞内钟乳、石笋千姿百态。三台洞深不可测，洞崖石幔宛如门帘，古真堂端坐洞中，洞堂合一，相得益彰，院内苍松翠柏竞相争秀，庙堂红墙黄瓦，相映争辉。在当时，圣莲山因圣水能调理百病而名誉京华，达官显贵，如曹锟、吴佩孚等在此修建别墅度假养生。京剧老一辈艺术家、武生泰斗杨小楼在此花重资修建起杨家院。
上方山
上方山，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境内，燕山支脉，主峰“中天之柱”，海拔838米，有大房山之称。据《春明梦余录》载：“上方山即古称大房山，最称奇秀。古碑云：幽燕奥室。”又《帝京景物略》载：“大房诸山，宿名也，而上方山，晚得名，一二百年。”《长安客话》又言“上房山”。
而据版《房山县志》载：“大房山，古名大防山。自元改建房山县，大防之名遂熄。”如 《唐书·地理志》有“良乡西有大防山”，《太平寰宇记》有“大房山在良乡西北三十五里，山下有石穴（孔水洞）”，《隋图经注》有“防山上有仙人玉堂”。这些史料皆把“房”记作“防”。4实际上，至少在辽代，“防”已经更名为“房”。因此，有人认为上方山一名，由大防山，大房山，逐渐演变而来。然而，《房山县志》又言：“上方山，得名于上方寺。”此说较为可信。
石经山
石经山，位于北京西南约75公里处的白带山麓。《帝京景物略》：“房山县西南四十里，有山好着白云，腰其半麓，曰白带山。”《房山县志》载：石经山，在县西南四十余里，初名白带山，因藏石经，故名石经山。石经山主峰海拔450米，是房山石经刊刻起源之处。其地风景秀丽、景色幽静，远视山峰环绕，宛若莲心，似印度古天竺圣地，故有“小西天”之称，如《长安客话》载“石经山峰峦秀拔，俨若天竺，因谓之小西天”。石经山有云居寺，始建于隋大业年间，全称“西域云居禅林”，是佛教圣地。鼎盛时寺院内有僧数百。云居寺、石经山藏经洞，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云居寺保藏了完整且珍贵的“石经”。云居寺创始人，隋代僧人慧思，鉴于南北朝时期的灭佛教训，发愿将佛经刻石收藏，以防教灭。其徒弟静琬，承其师志，从隋大业年间至唐贞观年间，就地取石刻经。静琬圆寂后，他的四代弟子相继主持刻经事业，历代相承，直至明末清初才告结束。前后历时1039年，共造石经14278方，使之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石刻图书馆。这些石经分别贮存于石经山藏经洞和云居寺南塔下的藏经穴内。
阳台山
阳台山，位于海淀区和门头沟区的分界线上，主峰海拔1276米，是临近平原的第一高峰，俗称太阳山，或称阳山，又有人称之为羊山顶。阳字，古人也写作“旸”。历史上亦称云峰山，或妙高峰。阳台山南北十里，巍峨壮丽。北部有花岗岩山体出露，奇峰峻秀，宛如黄山。向南渐为火山岩覆盖，虽少了峻秀，却多了雄壮气势。阳台山俯瞰平原，从海拔50米的平原上拔地而起，落差高达1200多米，数十里外即显示出雄伟气势，因而受到佛教重视，成为佛教圣地。
阳台山山中分布着许多名胜古迹，有千年古刹大觉寺和上方寺遗址；有保存得很完整的清朝醇亲王墓；有传说是慈禧表妹金仙削发为尼修行出家的金仙庵；还有风景秀丽的鹫峰。
阳台山麓大觉寺
凤凰岭
凤凰岭，位于海淀区苏家坨镇，属阳台山的北麓。山体为花岗岩，巨石嶙峋，宛若黄山，故有小黄山之称。凤凰岭是阳台山余脉，金代驻跸山的南麓，本名老爷山，年间有人为改善山下墓地风水，在山崖上雕刻“凤凰岭”三个大字，每字高4米，宽3.2米，笔画入石0.12米。过去，人们为求风水，常以“凤凰”命名墓地后面的靠山，北京地区就有多座以凤凰命名的山岭。过去曾有当地寺中住持想要改凤凰岭为凤凰山，因众人反对而作罢，“凤凰岭”三个大字得以保留下来。
凤凰岭人文景观丰富多彩，既有宗教文化的印记，又有养生文化的踪影，众多的遗迹，丰厚的文化积淀，与自然景观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北、中、南三线四十余处可观景点。凤凰岭地区是京郊民间传说之渊薮，有大量动人的传说，如金牛拉磨、悬空寺、阴凉石等。
1928年所建四门塔式石佛殿。
九龙山
金陵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大房山麓车厂村至云峰寺附近，距市区48公里。此处有山有水，地域辽阔，风水甚佳，是金代帝王陵寝。云峰山又称九龙山，因九条山脊如九龙奔腾而得名。共葬金代始祖至章宗17个皇帝、后妃及诸王，是北京地区第一个皇陵，比明十三陵早约200年。
金陵的主陵区在九龙山山前台地上，占地面积约6.5万平方米。九龙山对面的石壁山，是金陵的“影壁山”，此又称“朝山” “彼岸山”，石壁山中央有凹陷，人们将其附会成皇帝批阅公文休息时搁笔之处，因此又称“案山”。
对于金陵，史书记载不多。金海陵王完颜亮从贞元三年（1155）三月开始修建，自上京（黑龙江阿城）移太祖睿陵、太宗恭陵葬于此。正隆元年（1156）又迁始祖光陵、德帝熙陵、安帝建陵、献祖辉陵、昭祖安陵、景祖定陵、世祖永陵、肃宗泰陵、康宗乔陵和穆宗献陵等十陵安葬于此。至章宗末年，金陵各地下宫殿和地上建筑均已建成。金陵区分帝陵、妃陵及诸王兆域三部分。大定年间陵界为78公里，大安年间为64公里。陵域设有围墙，每隔一定距离建有土堡。金以后，陵墓无人守护，地上部分逐渐残毁。明天启年间，因后金崛起，明皇惑于术士之说，认为后金兴起与金陵“气脉相关”，遂拆毁了金陵地上建筑。清初对有的陵墓进行了修复，还特设守陵户，春秋致祭。乾隆时又进行修复，但后来遭到严重损坏，金陵地上部分几乎无迹。1986年出土“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碑一座。
龙骨山
龙骨山是中外驰名的一座山，在房山区周口店西，因山上盛产中药龙骨而得名。龙骨山背靠峰峦起伏的太行山脉，面临广阔的华北平原，山前有溪水潺潺流过，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暖宜人。大约在70万年前，北京猿人生活在这小山上的天然洞穴里；大约10万年前，新洞人在这里生活；大约18000年前，山顶洞人也生活在这里。北京猿人、新洞人、山顶洞人都是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在此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物、遗迹，还有骨骼。
北京猿人遗址，位于龙骨山半腰一幽深洞穴中，被称为“周口店第一地点”。1921年开始发现，1927年进行系统发掘。1929年，在中国古人类学家、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主持下，于龙骨山发掘出第一颗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撼了全世界。1953年，在龙骨山脚下，建立古人类遗址博物馆。
军都山
军都山是北京市主要山脉，属燕山山脉，处于燕山山脉和太行山山脉的接合部位，东以古北口与燕山相邻，西界为居庸关，同太行山相对峙。军都山大致呈东西向延伸，长100多公里，宽数十公里，号称北京西北门户。军都山主体由两支山脉构成，北支为海陀山—佛爷岭—卯镇山，南支为燕羽山—凤驼梁—云蒙山。
军都山山名之因，据史料《汉书·地理志》载：“军都县，属于上谷郡。”今昌平区马池口镇有军都故城遗址，又名土城。清代昌平州人王萱龄编纂的《军都考》认为“军都”乃“薰鬻”两字之音转。“浑”“薰”“军”三字之古音相同，“鬻”与“都”两字之古音亦同，故“军都”实为“薰鬻”。“薰鬻” 乃汉人对于北方匈奴的蔑称。《晋书·四夷列传》载：“匈奴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东连九夷，西距六戎。世世自相君臣，不禀中国正朔。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汉武帝之子燕王刘旦东徙匈奴，将其安置燕地，军都（熏鬻、浑都）之名由此而来。
丫髻山
丫髻山，位于平谷区刘店乡北部，因双峰耸立，状如发髻，故名丫髻山。在当地，百姓又称丫髻山为“东大山”。丫髻山海拔361米，丫髻山上的碧霞元君祠为京东著名道观，始建于唐代，鼎盛于元、明、清三朝。据《燕京岁时记》载：“丫髻山碧霞元君庙在京城东北怀柔县界。”
平谷丫髻山娘娘庙。
丫髻山磕头沟原有云岩寺，分上下两寺，始建于辽代，多次重修。上寺建筑在悬崖峭壁上，其规模之大、工程之险，古来罕见。
丫髻山最为盛名的还属丫髻山四月庙会，丫髻山庙会号称华北四大庙会之一。自元代起，丫髻山一直是京城一带人们瞻拜祈祷的圣地。上至皇帝后妃、宗室王爷、达官贵人，下至文人墨客、市民村夫，皆有逛丫髻山庙会的习俗。而庙会期间更是人如潮涌，京、津、鲁、晋、豫等地善男信女纷纷来此进香，每天多达数万人。据《燕京岁时记》载：“每至四月，自初一日起，开庙半月，繁盛亚于妙峰，而山景过之。都人谓之东山。”而据山上康熙五十四年（1715）碑文记载：“每岁孟夏，四方人士会于此者，或辇纸帛，或升香烛，拜叩登山，名为胜会，骈肩叠迹，不可胜计。”
雪山
雪山，原名靴山，位于昌平区南口镇东北部，海拔118米，两边高，中间低，远望状如马靴，故名靴山，后改称雪山。山虽然不高，但因20世纪中后期在此发掘出新石器时代遗址而声名鹊起。
1958年，雪山遗址被发现；1961年，首次被发掘；20世纪80年代初期，再次被发掘。遗址分布在雪山东南的台地上，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整个遗址面积l平方公里，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文化遗址与中原仰韶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有相似之处，距今6000年，陶器以红陶为主；中期属龙山文化范畴，已属于原始社会末期，距今5000年，树轮校正年代距今约5500年。雪山文化遗址文化层的一、二期的社会性质为原始社会阶段，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化时期。雪山文化晚期，近似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的遗址，距今4000年左右。雪山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揭开了昌平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的序幕，同时也为北京新石器文化谱系提供了标尺性的参照。
牛栏山
牛栏山，又名金牛山，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北部，东接下坡屯，东北靠史家口。传说，村北山中洞穴有金牛出没，故名牛栏山。牛栏山最早有人居住的年代已无法考证，20世纪80年代曾于此发现西周青铜器。北魏时牛栏山已有人居住，辽代曾于此设置牛栏山都统领司。
牛栏山地区的饮酒文化，有据可考的历史可追溯到我国3000年以前的西周时期。1982年在牛栏山酒厂附近出土的鼎、觯、爵等八件青铜器皿中，有五件都与酒有关。这些青铜器经有关专家分析推测，应在我国的西周年间。而牛栏山二锅头的酿酒历史可上溯到清朝年间，据《顺义县志》记载：“造酒工：做是工者约百余人（受雇于治内十一家烧锅）。所酿之酒甘洌异常，为平北特产，销售邻县或平市，颇脍炙人口，而尤以牛栏山酒为最著。”
今天的牛栏山。
狐奴山
狐奴山，位于顺义区木林、北小营两乡交界处。顺义置县始于西汉，称狐奴，因置于狐奴山下，故得名。
西汉初年置狐奴县，属古渔阳郡。东汉初，渔阳太守张堪屯兵狐奴，开稻田8000余顷，开北京地区种水稻之先。据《后汉书·张堪传》载：“渔阳太守张堪字君游……击破匈奴于高柳，拜渔阳太守。…… 匈奴尝以万骑入渔阳，堪率数千骑奔击，大破之，郡界以静。乃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公为政，乐不可支。视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水经注》中有“澄而不流曰奴”的说法，因此狐奴山的得名可能与水密切相关。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中载昌平“东北二十五里为狐奴山，《水经注》，水不流曰奴，盖以山前潴泽名也”。
金顶山（琅山）
金顶山（琅山）是座孤零零的山，海拔140.5米，位于石景山区中部。山体由砂、页岩组成，基岩祼露，风化严重，土质贫瘠，植被稀疏。山呈“丫”字形，三个山脊分别向南、东和西北延伸，形成三个海拔为108.9米、120.2米和120米的矮峰。山之北有琅山村、东有琅山苗圃，山北之人称其为琅山（狼山）；山南为金顶山村，山南之人称其为金顶山，“金顶山”为晚出名称。
据琅山村北出土明景泰年间锦衣卫百户蒋兴墓志载：“葬于京西狼山之原。”可见狼山之称已有五百年以上的历史。清雍正年间，康亲王崇安（礼王之后），在山南设竖井悬葬，谓之“金井御葬”。当时认为“狼”为不祥之字，遂改为“金井山”，后谐称“金顶山”。为求典雅，村名也以“狼”改为“琅”。狼山为石景山古城村汉代古城的靠山，正对着古城的北门，山顶分布有汉代遗迹。
画眉山
画眉山，位于海淀区温泉镇，山上有远近闻名的黑龙潭及龙王庙。有人称太舟坞村东的一座小山就是画眉山，根据《宸垣识略》记载：“画眉山，由金山口度岭至冷泉村、太舟坞后”，“黑龙潭在画眉山”。
画眉山并不高，山上绿树葱茏，京西著名的黑龙潭和龙王庙就在这里。画眉山上产黑石，质地细腻，《大明一统志》中说：“宛平县产石，黑色而性不坚，磨之如墨。金时宫人多以画眉，名曰眉石，亦称黛石。”《帝京景物略》也记载：画眉山“产石，墨色，浮质而腻理，入金宫为眉石，亦曰黛石也”。金朝时曾采黛石为宫女画眉，故此山被称作画眉山。据红学家分析，当年曹雪芹给林黛玉取名，也是受了画眉石的启发。
海淀区温泉镇黑龙潭龙王庙。
显龙山
显龙山，是大西山余脉的一座小山丘，位于北京西郊的温泉镇温泉村，海拔仅102米，传说大西山是一条龙，此处是龙头，因而这里又被叫作龙头山。山上曾有采石场，因此也曾被称为堂子山。
海淀区温泉村原称石窝村，村旁显龙山是明代采石场，山上留有摩崖石刻众多。一幅刻于500年前的明洪武年间，正文：“左护卫前所卤下石堂，洪武二十七年”，落款：“高手石匠五十名开山”。另一幅刻于明正统十年（1445），共二行“山神大王”“刻石将军”，是研究古代石工的实物资料。
沿显龙山小路向上攀爬，不远处便是京西最大的摩崖石刻“水流云在”，为英敛之先生于1912年携妻儿来温泉探亲时写下，并请人镌刻于此，取自杜甫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之意。
冯玉祥在此建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留下大型摩崖石刻，内容为《礼记·礼运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一段文字。在山的顶端是一座七层纪念塔，塔座阳面刻冯玉祥题“精神不死”，阴面刻“浩气长存”。
作者丨王洪波等
摘编丨安也
编辑丨王青
导语部分校对丨危卓
来源：新京报
古羌村“少陵旧游”摩崖石刻
陕西富县古羌村杜甫故居
陕西蒲城杜甫寓里
距离唐代伟大诗人杜甫逝世已经整整1250年了。1250年来，杜甫犹如天幕上一颗璀璨的大星，散发着夺目的光芒。今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的一部中国纪录片走红海外，主角正是中国“诗圣”杜甫。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流落洛河流域的岁月虽只有短短几年，却具有特殊意义。天宝十三载（754年）至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杜甫因为躲避天灾人祸，从长安移家奉先、白水、鄜州。这一路沿着洛河坎坷北上流亡的历程，使他的思想与情感发生了巨变，他真切地感受到民间的疾苦与命运的残酷，同时也被朋友和乡亲父老的真情所温暖，创作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北征》等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思，它们标志着杜甫思想的转折，显示其平民视角的确立与艺术风格的成熟。可以说，这段不凡经历成就了这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出长安：“城中斗米换衾裯，相许宁论两相直”
杜甫，出生于712年，逝世于770年，远祖是京兆杜陵人，后来迁居湖北襄阳，其曾祖杜依艺做巩县县令，杜家从此就居住在巩县，杜甫出生于此地。京兆杜氏本是魏晋以来数百年的高门世族，不过，杜甫家庭这一支已是逐渐衰落了，他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有名的诗人，官至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仅做过兖州司马、奉天县令等官职。杜甫在少年时代，已经显露才华。二十岁以后，作长期的漫游，南到游吴、越（今苏州、绍兴一带），东到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杜甫一生的游迹，很有意思，主要是沿着黄河、长江这两大水系行走。长江水系主要是沿着嘉陵江、湘水行走，这里暂且不说。在黄河水系，他活动过的主要地点有洛阳、汴州、兖州和齐州等地，而在中下游，主要是在黄河的最大支流渭河和渭河的最大支流洛河流域行走，前者主要是秦州、凤翔、长安和华州等地，而后者则是奉先、白水、鄜州等地。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赴洛阳考进士，不第。天宝三载（744年），李白自长安赐金放归，两人在东都洛阳相识，有《赠李白·二年客东都》诗，云：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
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
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
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
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
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天宝五载（746年），杜甫前往长安寻找仕途的机会。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下诏，“通一艺者”皆可到长安参加考试。然而，应诏参加考试者，全部被权相李林甫黜落。几年后，杜甫进《三大礼赋》，唐玄宗觉得很好，命集贤院学士招试杜甫，将他名籍列入候选官员名单。这年的秋天，杜甫与高适、岑参、储光羲等人同游慈恩寺，几个朋友都登塔赋诗，杜甫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最为优秀。全诗有景有情，寓意深远。钱谦益认为此诗言天下将乱，宴乐不可以为常，这是全篇的旨意。
杜甫为何又奔走洛河流域呢？天宝十三载（754年）的秋天，据《旧唐书·韦见素传》记载：“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污潦。”这场降雨持续不断地下了60多天，城里的房舍大片倒塌，郊区的庄稼也被毁掉。前几年连续干旱，雨水稀少，而这一年却淫雨不断，饥荒开始了。杜甫彻底绝望了，吏部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而粮价飞涨，虽然唐玄宗下令将一百万斛太仓米以低价卖给长安城中饥饿的人们，但是，每个家庭每天只能买二十分之一斛。这点粮食远远不够杜甫一家人填饱肚子，再说，他原本就经济拮据，一时间更陷入穷困。在《秋雨叹》（其二）里，杜甫描述了这场因霖雨带来的饥荒：
阑风伏雨秋纷纷，
四海八荒同一云。
去马来牛不复辨，
浊泾清渭何当分？
禾头生耳黍穗黑，
农夫田父无消息。
城中斗米换衾裯，
相许宁论两相直。
在无休止的霖雨、贫困和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迁出京城，找一个饥荒尚未波及或者灾情轻点的地方，度过眼下的窘况。于是，杜甫决定，迁移到地处洛河流域的奉先（因唐玄宗的父亲唐睿宗葬在此处的丰山，故有此名），也就是今天的陕西省蒲城县。这里土地平整而肥沃，庄稼收成好，属于关中平原上有名的产粮之地。杜甫携家人，一路风霜，在一个夜间终于抵达目的地。先被安置在一个不常用的廨署临时住宿。之所以迁居蒲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奉先杨县令，是杜甫岳父司农少卿杨怡的同族，杜甫希望得到这位亲戚的关照与帮助。
赴奉先：“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杜甫离开长安，迁居奉先，开始了洛河流域的生活和诗歌创作。到了奉先后，杜甫安顿好家眷，心情暂时从沮丧与忧愁中解脱出来，在县内诸公的热情陪同下，他前去县城西北方向十几公里巍峨的丰山，拜谒先帝唐睿宗的陵寝，看见桥陵山势高耸林木茂密，而山前旷野辽远，端的好风水，不由得诗情大发，挥笔写下了《桥陵诗三十韵，因呈县内诸官》这首长诗。先写桥陵之地形壮美异常，再记寝殿与守陵的情景，中间笔锋一转，赞美了县内诸公称职而有好的声名，最后，感叹自己迁居此地的缘由与客况的凄凉：“荒岁儿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马，廨署容秋萤。流寓理岂惬，穷愁醉未醒。何当摆俗累，浩荡乘沧溟。”写景与叙事及抒情交织在一起，是杜甫诗歌中能体现其独特艺术笔法的重要篇章。
在这里，杜甫结识了县尉﹙尊称少府，管军事﹚刘单。刘单父子三人合画一幅山水画，杜甫兴趣盎然地欣赏，不由自主地吟诵了一首《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诗中描绘了刘少府父子所作的这幅山水障子，画面上近有野亭，远有杂花，时节正当仲春。江面上漂着孤舟，舟上站着位渔翁，暮色中似乎正在望着什么。水是深的，天是空阔的，还有那倾斜的岸边和水面上的岛屿，显得真切而灵动。画家的两个孩子，“挥洒亦莫比”，一个能在巅崖上画树，一个能画出一位老和尚，和尚后面还跟着一个童子。画中不但有好山川、好景物，更有托身世外的山僧——这般景致，引起了诗人飞翔的思绪，似乎来到了风景如画又如诗的若耶溪和云门寺，使人顿生出世之心。全诗用笔飘洒自由，顿挫淋漓，有对画面的描写，有对诗人心态感受的描写；既写了作画过程，也写了画面细节；有对画面的实写，也有对画面的虚写；有对画面空间布局的描写，也有对悠长时间的概括；有对作画功夫和画艺的称赞，也有对画面美感作用的展示。此诗在诗人的全部咏画、题画诗中，称得上是一篇力作。
在奉先，杜甫不仅享受到来自亲戚杨县令亲情的温暖以及热情好客的县内诸公的欢迎，而且借此机会拜谒先帝的陵墓并游览了奉先以及大荔等洛河沿岸的著名风景区，心情自然愉悦；尤其是从沙苑归来，那里独有的类似塞外的风光，河流迂回绿树成荫青草萋萋骏马飞驰的景致以及丰富的传奇故事，令他激动不已，《沙苑行》便表达了这种感受。
不管生活有多少艰辛和困顿，杜甫这时候的诗充满了自信与昂扬向上的气象。“岂知异物同精气，虽未成龙亦有神。”但愿这些生活的不顺很快就能过去，自己或许能获得较为理想的前程。带着这些梦幻一般的希望，他安顿好家眷后，返回了长安。天宝十四载（755年），杜甫终于授官，先授河西尉，他不愿意接受。河西，在唐代不同的时期，都有这样的地名，而杜甫授官的河西，是指距离蒲城不远黄河西岸属于同州府管辖的地方，即今天的合阳县附近。唐代制度有个规定，允许任职者拒绝一项任命，既然不愿意接受，于是，改授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个职位，是虚职而不是实职，基本上无事可做。在官阶上属于第八品下阶。这个级别的职位，赋予任职者以200亩土地的永久拥有权，在任职期间有250亩，年收入约134斛谷物，月收入总计35640文钱，还配备有两名仆人，使用马匹等，这样的收入可以维持十口之家的日常开销。这个官职，对杜甫这样怀有大志向并具有旷世诗才的人来说，显然是有点不相称。杜甫在《官定后戏赠》中，不无嘲弄地说：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
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
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
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冬天，杜甫从长安赴奉先探望家眷。路过地处临潼的骊山，唐玄宗与杨贵妃及贵戚大臣们正在华清宫荒淫作乐，他联想到民生的困苦，便写出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震撼人心的诗。诗中记录他一路霜冻，“严寒衣带断，指直不得结”，回到家里，尚未进门，屋内就传出了悲痛的哭声，原来自己的小儿子饿死了。此惨状使杜甫悲痛欲绝，回首往日及回家路上所见所闻，他终于清醒了，愤怒地喊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揭露封建社会贫富之间巨大矛盾的诗句，这是声讨，是批判，是埋藏在心底不满的呼叫——这首诗标志着杜甫政治的觉醒。在我看来，杜甫从此以后的诗风大为改变，没有了青年时期和中年前期急于入仕四处干谒和表白自己的“豪气”，而真正走向沉郁顿挫的风格道路，从不自觉转变为自觉地担负起历史赋予的时代意识，从上层视角转变为平民立场，由此，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
彭衙行：“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
就在杜甫返家的时候，“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起兵叛唐，安史之乱爆发。
这期间，杜甫从奉先带领着一家人，北上到了洛河流域的白水县，寄住在其舅父崔顼的高斋中，眼前还是风平浪静，泉声松影，他的《白水县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记述了这些日子的生活情境。这首诗详细地叙述了杜甫及其家人，从“南县”即奉先（在白水之南）来到这里，得到舅父及朋友的款待，描绘了白水的山川地貌与风景。这里暂时是安宁的，他与崔顼和朋友们在一个雨天，雅会在一起，边喝酒边分韵吟诗，他得到的是“过”字韵，于是写了《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过字》：
吾舅政如此，古人谁复过。
碧山晴又湿，白水雨偏多。
精祷既不昧，欢娱将谓何。
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
白水，地处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边缘地带，这里的北部是黄龙山，洛河从西北的山地与沟壑里曲折穿行流向东南，县城的西北方向六七公里的路程，就是天下闻名的杜康故里，至今仍然留存着晶莹清澈的杜康泉，泉的东南不远的土原下边，有杜康庙和杜康墓，风景优雅，山梁势如蛟龙。从古至今，盛产美酒，清香四溢，醇厚柔绵。杜甫尽情享受着本地的美酒，和大家一起弹弦唱歌，一扫困顿情绪，放声地赞扬舅父的政声，尤其是以干旱著称的山城白水，竟然连着下了几场好雨，这不，现在仍然下着，远山近土，碧青一片，听着这雨脚敲打屋瓦如音乐一般的声音，令人心情十分愉悦……
在杜甫看来，虽然安禄山叛乱威胁着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但凭着强大的国家力量，可以很快平息战乱，他寄希望镇守潼关的哥舒翰能抵抗住叛军的进攻。然而，不久，就听到兵败潼关，长安沦陷的消息，就连长安附近的地方也相继沦陷，各地的防御使弃职潜逃，在这种局势遽然变化的情况下，杜甫只好向北逃亡……后来，他回忆起这次艰难困苦的逃亡经历，写成《彭衙行》。此诗作于757年秋天，杜甫在凤翔写给同家洼的孙宰。彭衙，古邑名，春秋秦邑，在今白水县城东北四十里的彭衙村。雷雨交加，在泥泞中跋涉了一天，又累又饿，半夜，杜甫才与家人疲惫不堪地逃难到彭衙。月照荒山，女儿饿得不住地啼哭，儿子采摘路边的苦李子充饥，阴沉沉雷雨不断的天气，路湿泥滑，缺少雨具，低垂的树枝成为他们一家临时投宿的屋檐，这样一直走了好多天，才到了同家洼。还好，友人孙宰住在这里，当杜甫在黄昏时分敲开孙宰的家门，惊奇的主人急忙烧水给行人洗足，还在灯下按照此地的风俗剪纸替他们“招魂”，同时准备了热乎的饭菜，叫醒了困倦不已已经睡熟的孩子，赶快吃饭。友人亲热的招待，使杜甫感受到了极大的温暖和慰藉，并铭刻于心。“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彭衙行》这首叙事长诗，不但详细地再现了杜甫离开白水县城流亡路上的种种境况，也表达出他对友人孙宰的无限感激之情。
在孙宰家休息了几天，缓了缓气，经过与大家商议，杜甫率家人继续沿着洛河向鄜州（今富县）走去，最后把家安置在鄜州的羌村。羌村，位于鄜州城北十五公里处，这里青山环绕，村前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散落着几十户人家。他在村子里找到两间宽敞的窑洞，院子里，安放着一盘石磨，数月间的奔波与困顿，此时才算落下心来。羌村的河滩是上好的庄稼地，只要勤劳，不难解决温饱问题，再说，此处的村民热情好客，民风淳厚，杜甫比较满意这个落脚的地方。
在羌村：“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在羌村居住不久，传来了太子李亨在宁夏灵武即位的消息。杜甫觉得自己既然是朝廷的命官，当国难临头的时候，就应为国分忧，追随新的皇帝参加平息这场战乱的复国大业，于是，他告别家人，离开了羌村，赶去灵武。杜甫一路风餐露宿，经甘泉、延安等地，奔赴西北的灵武。行走至延安七里铺，无处投宿，只好在石崖下和衣而眠，后人为了纪念他而修建了杜公祠，至今犹存。当杜甫行至篓子关（今横山县）时，不幸却被安禄山的叛军抓获，由于当时他的名气和官阶都不足以引起叛军的注意，没有被押解去安禄山所在的洛阳，而是被带回了长安监禁。
在长安监禁的难熬的时月里，杜甫除了为国家焦愁之外，自然时常挂念远在鄜州羌村的妻子和孩子，看见天上明亮的月儿，他想到了家人，其《月夜》诗，情深义重：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这首诗借看月而抒离情，字里行间，把离乱之痛和内心之忧熔于一炉，对月惆怅，忧叹愁思，何时才能亲人团聚呢？而他自己呢？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这首《春望》，叙述了长安沦陷，国家破碎，只有山河依旧，春天来了，人烟稀少的长安城里草木茂密。感于战败的时局，看到花开，潸然泪下，而自己内心惆怅怨恨，听到鸟鸣而心惊胆战。连绵的战火已经延续了几个月，家书难得，一封抵得上万两黄金。愁绪缠绕，搔头思考，白发越搔越短，简直要不能插簪了——从天宝十五载、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的秋天到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春天，在长安被叛军监禁的这段时间，杜甫存诗27首，大都是怀念故国曾经的繁华盛世以及担忧目前战乱的艰难时局，还有想念妻子与孩子及流落在东平郡平阴县的弟弟的安危，其中有《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哀王孙》《哀江头》等著名诗篇。
这年四月的一天，杜甫趁看守不备，伺机逃出了长安，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凤翔，投奔当时已经从灵武移师凤翔的唐肃宗。《新唐书·杜甫传》里记载杜甫“至德二年，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唐代进谏使命由门下省和中书省负责，又设立了补阙和拾遗两个官职，分置左右，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左拾遗属于门下省下边的小谏官，为皇上提供咨询和及时提出一些施政方面的建议。由于杜甫与宰相房琯“为布衣交”，而房琯“时败陈涛斜”，“以客董廷兰，罢宰相”。于是，杜甫为拯救房琯，大胆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亲问。”幸亏宰相张镐替他求情，说：“甫若抵罪，绝言者路。”这才使唐肃宗减轻了对他的处罚，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认为杜甫“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桡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杜甫确实忠君爱国，这是他最为基本的思想立场。
尽管唐肃宗没有给杜甫治罪，但是，从此却疏远了他，特别给杜甫放了三个月的省亲假，让他回鄜州与家人团聚。八月，诗人被迫离开凤翔，返回鄜州羌村。回到鄜州羌村，见到了久别且思念不已的家人，杜甫自然非常高兴，尤其是羌村的父老乡亲见他归来，嘘寒问暖，叙说家常话，使他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与乡情。杜甫趁着这个机会，沿着村前的小河，尽情游览此地的风光。在他曾经到过的地方，后人在山崖上篆刻了“少陵旧游”，来纪念他。杜甫在羌村，陆续写出了一路上的见闻，他看到由于长年战乱，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于是写了《北征》等诗作，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苦难生活。而《羌村三首》则是直接描叙了这次回家的情形:
其一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其二
晚岁迫偷生，还家少欢趣。
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
忆昔好追凉，故绕池边树。
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
赖知禾黍收，已觉糟床注。
如今足斟酌，且用慰迟暮。
其三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第一首诗写刚到家时合家悲喜交集的情景，真实描写了乱离生还的意外惊喜；第二首诗写还家后心中仍然忧虑国事，烦闷不安却又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情；第三首诗，则写邻人来访，共谈世事，感叹战乱造成田园荒芜，生活艰难。这三首诗既能独立成篇，又相互联结，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语言平易，诗意凝练，音韵谐调，抒情气氛浓郁，描写日常生活尽见杜甫运用白描艺术手法的厉害，有诗论家评析说：“俱似脱胎于陶。叙述家人及乡邻情景……弥哀婉而弥深厚。”这话说得真好，得此诗三昧矣。
在羌村，杜甫还写有《北征》长篇叙事诗，共一百四十句。这是用诗歌体裁写的哀婉动人的陈情表，是向肃宗皇帝汇报探亲路上及到家后的见闻感想。全诗结构自然精当，笔调朴实深沉，充满了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宋代学者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中评价说：“老杜《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固古今绝唱也。”在艺术上，还是清代有人在《闲园诗摘钞》中的见解深刻：“此诗有大笔、有细笔、有闲笔、有警笔、有放笔、有收笔、变换如意，出没有神。”
十月，终于传来了绝好的消息，唐肃宗收复了京师长安。杜甫听说后，迅即带领全家人赶回长安。他的家小在鄜州的羌村，生活了一年四个月的时间。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的六月，杜甫出任华州司功参军。从上一年的四月至本年六月，一共写出了60余首诗，而大部分都是写于洛河流域，且几乎篇篇堪为精品之作。
杜甫从奉先至白水至鄜州，沿着洛河一路坎坷北上流亡的历程，使他的思想与情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真切地感受到了人间的疾苦与命运的残酷。家国不幸诗人幸，正是因为有这样不堪回首的磨难，更是因为在各种艰难困苦中被亲情与乡亲父老的热情帮助与爱戴所感动，才有了这些具有真切的历史价值的诗，也才成就了绝世风华的一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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