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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计算你的幸运门？！风水中男女幸运门差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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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住宅中心为中心，将周围空间分为八个等级，形成八个不同的方向。为了区分方便，每个方向编写数字序列号：1北、2西南、3东、4东南、6西北、7西、8东北、9南。我们将这八个数字和相应的方向分为两组，1、9、3、4A2、6、7、8B小组。不要低估这八个数字。每个数字都是一个能量代码。如果使用得当，将大大受益；相反，如果你不使用它，你会遭受它的伤害。

       根据以下公式计算业主的幸运代码。男性用100减去出生年的后两位数，差额除以9。余数和余数所在数字组中的数字是此人的幸运代码。女性将4从出生年后的两位数中减去，差额除以9。余数和余数所在数字组中的数字是此人的幸运代码。公式如下：

       男：（100-出生年份）÷9

       女:(出生年份-4）÷9

       另外需要注意的两点是：如果可以按计算公式删除，则幸运代码为9和数字组中的数字；如果余数为5，则男性为2，女性为8，对应于数字组找到幸运代码。

       在用上述方法计算出自己的幸运代码后，我们可以根据代码指示的方向选择住宅。具体方法是：代码为A组。选择门朝向。B组代码方向的住宅代码是B选择门朝向组A住宅组代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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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记者 张一川）孙贵友的身份证与众不同，住址一栏写的是：“河南省息县城关镇船民304号”。同样与众不同的还有他的经历：2004年5月1日，一艘从黄河北岸出发的木船在河中翻沉，他和20岁的小女儿从南岸驾驶自家渔船，救了16个人，而整个事故中一共有17人被救出，其中13人存活。孙贵友一家跟船和水打了一辈子交道，救人也不止一次，二十多年来陆续从黄河里救了100多人。多年前，他甚至被媒体称作“水上救星”、“黄河英雄”。

65岁那年，“黄河英雄”上了岸，渔船也被吊上了河岸，报废、拆解、消失。在水上漂了大半辈子的孙贵友，失去了黄河上的“家”。

上岸后住在窝棚里，生活却似乎还在“漂”着。他今年67岁了，想要一个“根”，想跟农民一样稳稳当当地过日子。但是对于户口都在“水上”的“船民304号”来说，这是一个光靠“努力生活”没法实现的愿望。

2003年7月24日，孙家的全家福。马宏杰摄

黄河上的“船民304号”

孙贵友跟船、水和鱼打了一辈子交道了。年少时跟着父亲在淮河运货拉纤，后来自己沿着黄河的“几”字弯游走，打雁、捕鱼、成家、生子，再把闺女送出嫁，亲家也是渔民，然后在儿子们结婚时送他们一艘船，把儿媳妇迎上摇晃的甲板……

十几年前，孙贵友、老伴李甲云和小儿子孙连喜，还有大儿子孙根喜及他的家庭，驾驶着大小渔船，从下游的花园口区域，溯流到了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武惠浮桥附近。

摄影师马宏杰则在2003年就结识了孙贵友一家，那时未结婚的小儿子和两个女儿都跟着孙贵友夫妇住在一艘船上，大儿子一家住另一艘。小浪底水库的凌晨四点，一家人起来，留下女人做饭，男人出船去收前一晚下的渔网。长达一千米的网，最后收上来20多斤河虾和十几二十条小鱼，一家9口当天的收入只有40多元。

当天正好碰上渔政工作人员来收取管理费，称孙贵友已经两个月没有缴纳管理费了。马宏杰记不太清当时工作人员开出的管理费是600元还是800元，总之孙贵友是交不上这笔钱的。上回没能及时缴费，孙贵友家的一条小渔船已经被渔政工作人员拖走了。

在江河上讨生活从来不容易。早年在信阳息县老家，孙贵友的父亲在航运公司做货运，运粮、拉煤，在淮河上承担着现在货车司机的功用。

“没有解放前，俺老父亲就从江苏盐城来到了河南信阳息县。”孙贵友说。他们一家身份证的住址在落户时就成了“河南省息县城关镇船民304号”。孙贵友18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更是10年前就离开人世，孙贵友这代人没回过祖籍地，也根本找不到了，只剩口音中还掺杂着一点江南的味儿。

在船上出生的李甲云，20岁那年嫁给了正忙着在黄河上打大雁的孙贵友。那时候大雁成灾，麦子都叫大雁给吃了，政府就请船民过来打大雁。李甲云记得，打雁枪一百多斤一个，只能用船拉着走，人根本扛不住。每年8月到来年2月是打雁的季节，一个秋冬下来，多的一家能打上三四百只，不过每只雁就能卖几毛钱。后来渐渐地就不准打雁了，打雁枪前些年也被收走了。

孙家还做过雁绒被，这种连城里人都觉得稀奇的被子应该很暖和，在渔船上却没啥用。最冷的时候，在黄河上，盖上两床9斤的棉被，才能勉强入睡。对温暖的执念是如此深刻，到现在，家人的窝棚中，去掉床，剩下的空间有一半堆满了各种花色的棉被。

一生以船为家 船没了

渔船漂泊到郑州市惠济区武惠浮桥，源于一连串的偶然。

2003年7月25日，按虚岁算是李甲云50岁的生日，外嫁的两个女儿从下游花园口赶到小浪底水库，给母亲祝寿。听两个女儿说在花园口做渔家乐生意，收入比单纯捕鱼要好，孙贵友也动了心思。之后，孙家找来了车，把渔船吊过大坝，往下游去。这场景不算新鲜，早年沿着黄河“几”字弯游走时，渔民们经常搭伙租个火车皮，用火车把渔船拉去宁、蒙、陕、晋。

会合了家人，孙贵友家在花园口的渔家乐生意却没做多久，当地人不准他们抢生意，儿子被打伤。他们又只能在黄河上漂着，还是捕鱼为生。直到在武惠浮桥边上，有当地人找他们合作开渔家乐，于是一待就到了现在。或许是捕鱼的日子重复单调，孙贵友一家基本记不清生活中那些“大事”发生的具体年份。“我就知道每天吃饱不饿就行。”李甲云说。孙根喜印象中是武惠浮桥建成后第二年，他们来到了这里。

大儿子孙根喜早已经结婚，孙贵友当时送过一艘渔船供新人居住。眼瞅着小儿子到了年龄，孙贵友东拼西凑，造了一艘又大又靓的新铁船。两年后小儿子结婚了，孙贵友就把这艘船送给了孙连喜，婚事就是在浮桥边办的。

至此，在水上过了一辈子的六十多岁老头儿，没有了自己的船。不过他们还是“一家人”，孙贵友和老伴有时住在小儿子的船上，有时就住在岸边用泡沫彩钢瓦搭的简易房中。

破烂的桌椅，鲜有人问津的上岸的“渔家乐”，地上的瓷砖暗示着孙家曾以为能在这里长久地生活下去。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简易房主要是为了照顾孩子用的，担心不知道害怕的四五岁年纪的孩子们乱跑乱窜。以前渔民的孩子们身上都绑着绳子，掉进水里还能找到，但渔家乐的生意忙起来，没法一直盯着。简易房的地上铺了一层瓷砖，他们似乎有机会慢慢摆脱“水上吉普赛人”的日子，开启长久的定居生活。

突然间，他们熟悉的船民生活开始了倒计时。

一张落款时间为“2017年4月15日”的通告，贴到了孙贵友家在岸边的简易房上。通告称，为“确保郑州市饮用水源地水质的安全”，将对“惠济区辖区沿黄近水区域及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的餐饮船只、游乐设施、固体建筑等”进行拆除。

整治通告上给出的拆除时间是2017年4月15日至4月20日，逾期将组织强制拆除，孙贵友一家，正是在整治范围内。

4月21日开始，陆续有人用吊车把孙家的渔船一艘艘吊上岸。之后就是拆除，把成型的铁船拆成铁板、零件，再用卡车拉走。那年南裹头的渔船都摆在一处，附近渔民近百艘将被肢解的钢铁“老伙计”排在黄河滩上，像是渔船的坟墓。孙连喜的心情最为复杂，他的船上还贴着4年前的结婚照，红彤彤的甚是喜庆。

由于之前签订了渔船征收协议，孙家人静静见证着“老伙计们”的最后时刻。他们想着，渔船收走了，岸上至少还有地方可以住。

一个多月后，正在老家给亲戚奔丧的孙家人突然接到消息，岸上的简易房也被拆掉了。奔丧赶回来的孙家人，见到的是所有家具和生活用品都埋在了废墟之下。

“水上救星”15年前曾一次救起16人

船民们亲历几十年黄河河道的南北迁移，熟悉黄河水文的缓急汛旱，知道哪里的水情最凶险。

命运有时充满偶然。孙连喜手机上存了一张2017年5月1日渔船拆除的照片，也恰好在2004年的5月1日，孙家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天，老父亲孙贵友和闺女看见一艘木船在黄河中间翻沉了，赶紧开着孙根喜的渔船就去救援。他们从水里拉上来16个人，落水的人求生欲强，差点把救人者也拉进了水里。据新华网当时报道，那起事故当时造成10人死亡，4人失踪，共17人被救出，其中13人存活。有2个人被救上后，在孙根喜的渔船上就断了气。

孙贵友、李甲云、孙连喜、孙根喜（从右至左）展示关于他们家的一切文字资料：媒体报道、政府颁发的荣誉证书、信访回复、有关渔民上岸的政策文件。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救死扶伤，这是孙贵友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事发地政府授予了孙贵友和小女儿“见义勇为”的锦旗和奖状。

2004年翻船事故后，原阳县颁发给孙贵友的荣誉证书。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船上有逝者，是渔民最大的忌讳。组织救援的政府工作人员跟孙根喜说，买两挂炮放放就行了。“炮再炸，人的思想炸不走啊。”后来孙根喜低价卖掉了渔船，举债造了艘新的。

事故重大，救援结束后，政府马上又组织附近的渔民一起去打捞失踪人员。孙贵友和孙根喜也一起去了，因为“打捞就是要往水急的地方走”，女眷都被留在了岸边。

雨连下了几天，孙根喜一岁多的小孙女孙婷婷一直高烧不退。打捞整整持续了五天五夜，等孙根喜回来，抱着身子都软了的婷婷赶到医院，高烧已经给她留下了后遗症——神经性耳聋。

孙家在黄河边屡屡救人，事迹曾多次登上当地媒体。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2009年，当地媒体发现了孙贵友因救人捞尸导致孙女延误治疗而耳聋的事迹，还通过老乡之口得知他们一家二十多年来陆续救了上百名落水者的故事，一时间“水上救星”、“黄河英雄”引得郑州市民颇为同情，排着队来到孙家的渔家乐消费。“他们是间接地帮助我们，还有人直接给三十五十的，我们都记在一个本子上，但是拆船的时候给弄丢了。”孙根喜说，红十字会收到近一万元的捐款，后来也交给了他。

但这并没能帮助婷婷恢复听力。孙根喜带着婷婷跑遍了郑州市的大医院，得知要想恢复听力，只能靠植入电子耳蜗。郑州市儿童医院院长表示可以免除手术费、治疗费和护理费等费用，但进口电子耳蜗的15万元成本没法免除。好心人的捐款和他们靠渔家乐赚来的收入，从没有凑齐过耳蜗成本。

孙根喜想给聋哑的小女儿办低保，在老家左一个手续右一个手续地跑下来，到底能不能办上，他心里也没底。

孙根喜16岁的二女儿孙婷婷在窝棚内，婷婷小时高烧导致失聪，已失学，不会手语。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黄河英雄”上岸 全家住在窝棚里

几年为婷婷治疗借的钱，加上之前造船时欠的债，2017年到手的23万元左右的渔船征收款，在孙根喜还完债后没剩下多少。孙连喜的女儿前几年得病，住院花了3万。什么社会保障都没有的他们，只能自费借钱治病。孙连喜13万元的渔船征收款，还被母亲拿去了5万。按照父亲孙贵友的说法，当年借钱给他造新婚渔船，“我借的钱他（孙连喜）也要还。”

孙根喜说，借钱是渔民的常态，你借我我借他，虽然形成了一个互助网络，但也说明“没有渔民能攒下钱”。所以这笔数额不算小的渔船征收款，没能帮助孙家开启新的生活。

简易房被拆除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孙家就让废墟保持着原貌。他们从倒闭的沙发厂中捡来带海绵的沙发皮，和塑料布一起，以旧渔船上拆下的铁架为支撑，搭了几个窝棚，也算是有个遮风挡雨的地。夏天，窝棚像是蒸炉，冬天，“外面可能比里面暖和”。要是刮起了大风，没有了外墙的伙房根本没法做饭，这一天一家人就只吃两餐。刚入秋那阵还暖和，孙连喜就穿上了带绒的秋衣秋裤。他们的生存哲学是，宁愿热点，也不要冻感冒了，“感冒就要花钱”。

孙贵友站在自家窝棚内。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家具基本上只剩床了，孙贵友还有一台小电视，前几年过寿时四个女儿凑了800块买的，他很喜欢看。没有用处的4扇铁门丢弃在地上，快要埋进泥沙之中。整个家中最值钱的东西，除了孙连喜十年前买的摩托车，就要数兄弟俩手上的智能手机了。

其实没啥财物，他们居然还丢了不少东西，发动机、增氧机、桌椅板凳，稍不留神就被人拿走了。“窝棚也没有锁啥的，门一推就进来了。”所以兄弟俩没法放心留下两个老人和媳妇、小孩在这里，自己跑出去打工。假使留一个去一个，“都有自己的家庭，你说留谁合适呢？如果我哥出去挣钱，我的一家老小不能就干等着我哥挣钱养家糊口啊。”孙连喜说。

如今67岁的孙贵友临时被雇去看守百米外一个路口，防止有人往黄河倾倒建筑垃圾，每个月工资2000元左右。兄弟俩隔一段时间偷偷去黄河里捕一些鱼，“不多，够卖就行”。偶尔有过路或游玩的人来买鱼，或者吃顿便餐，就是他们的一笔收入。有朋友教孙连喜用“闲鱼”，最近他在上面卖掉了两个旧渔船上拆下来的螺旋桨，成交价2000元，运费280元，收入三家人平分。这大概是孙家这一年除孙贵友的工资外最大的一笔收入。

捕鱼时，半夜收网、清晨卖鱼、白天顺网、晚上下网，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现在到了岸上，反倒是天天守着杂七杂八的东西却无事可做，吃过晚饭半小时，就钻进了窝棚的被窝中，准备睡觉。

2018年7月，黄河水涨上来，孙家只能泡在水里吃饭。马宏杰供图

每年的6月到8月是黄河的汛期，有时一晚上的工夫水就漫过了孙贵友家的窝棚。涨水后，孙贵友家只能泡在黄河水里吃饭，坐着椅子，把木板搭在大腿上，再把菜碗放在木板上。孙连喜和媳妇有次半夜醒来，看见小孩子坐在床头嘻嘻哈哈地在黄河水里洗脚，吓得急忙一把抱住。

李甲云则聊起小孙子就开心。冬天下雪，“外面下大雪（窝棚）里面下小雪”，可小孙子却高兴得不行，光着腿在黄河滩雪地上跑得停不下来，摔倒了也哈哈大笑。

李甲云正在洗野菜，孙家的用水都靠自己打的一口水管大的“井”，用抽水机和加压器取水供应。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现在小孙子到了该上幼儿园的年纪，儿媳妇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了老家。孙连喜说起这事来有点消沉：“这里日子确实难熬，最起码我岳父家有个房子啥的，人家姑娘嫁到这块，挺遭罪的，我也过意不去。”

“丢失”了的好政策和“更高”的补偿

正是为了给孙辈一个稳定的上学环境，孙贵友一家不再像以前一样随着水流游走，“定居”在了武惠浮桥旁。孙根喜的大女儿一直在黄河边读到了高三，等待着明年夏天考大学。

孙根喜和他4个妹妹、1个弟弟都是在船上出生的。“不读书你啥也不是。”44岁的孙根喜是文盲，到郑州市里问路，别人告诉他路牌上写了，你自己看，“我说我不认字，人家都不相信。”他用智能手机，只能靠记图标的位置，才能找到相应的应用；微信好友一换头像他就认不出了，别人发来的不是语音，对他来说就是无效交流。

和父亲、大哥一样，孙连喜身份证上的住址写着“河南省息县城关镇船民304号”。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孙连喜小学毕业，上过几天初中，他自称是同龄的渔民中“文化程度最高的”。孙连喜说话时喜欢用成语；骑着电动三轮车，会在没有车流的红绿灯路口停下；想去找政府官员咨询相关政策，他在电话里说：“明天去你那儿再叨扰你一次呗。”

作为“文化程度最高的”那个，孙连喜承担了家中“政策解读”的任务。他的方法是：上网查。

有四川的网友知道他们是渔民后，说你们家的钱估计都花不完了吧？他们不明就里。网友说他们那里渔民好得不得了，比拆迁的待遇都好，又给房子又安排工作。“我弟弟认识字，在网上一搜，确实，人家说的这个政策真有。”孙根喜说。

那是2013年国务院四部委联合印发的《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实施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的指导意见》，里面提到要以“新建、翻建、扩建、修缮加固、补助购房等多种安置方式”，让以船为家的渔民上岸安居，并且视渔民现有房屋的情况给予不同额度的补助。

他们觉得自己也是渔民，2013年的国家惠民文件，船和家是2017年被拆的，为什么没有享受到这个政策？网上有人指点孙连喜，可以一级一级找相关部门查询相应的实施方案。

来到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工作人员帮他们找出了几份政策文件的复印件。在孙连喜看来这简直值得夸赞：“人家可坦荡了，有关老百姓的惠民政策，想要啥文件，只要说得上名字，都给你提供。不像有些部门，你去找他，他说我们这是国家机密，不能给你，你没权知道。”

他们找到一份河南省渔政渔船检验监督管理局的豫渔政〔2012〕26号文件，内容是《转发农业部办公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以船为家渔户居住情况摸底调查的通知》。可奇怪的是，他们在郑州市农业农村工作委员会，却没查到这份〔2012〕26号文件的收发记录。郑州市说，有可能是中途文件丢失了，寄丢了。

孙连喜觉得自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找到的2015年河南省五个部门联合印发的《河南省以船为家渔民上岸安居工程实施方案》中，只涉及了三门峡市和固始县：“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下面没报上来，上面领导不知道啊，制定这个方案的时候肯定就没考虑。”在他看来，因为没收到省里发的〔2012〕26号文件，郑州市没有对辖区内的渔民进行调查，也就不存在落实接下来的渔民上岸安居政策了。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采用信访途径反映诉求，换回来4张不予受理告知书，理由是“不属于本部门（单位）职权范围内信访事项”，“请到户口所在地提出”。最后一次终于受理了，但原本定于11月3日给出答复，又延迟一个月至12月3日。

一张2018年5月31日由郑州市惠济区古荥镇人民政府对于孙贵友反映问题的答复中提道，“你已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渔船补偿费……于2017年4月24日发放、领取到位。”但是对于后续安置问题，古荥镇政府表示，由于孙家户籍地在息县，“不属于我辖区居民，没有相关外来渔民住房安置政策，你的诉求无政策依据，不予支持。”

然而这个答复值得商榷。住建部等部委2013年发布的文件及河南省住建厅等部门2015年发布的文件均指出，“渔民上岸安居工程的补助对象按长期作业地确定”。

可孙贵友一家的信访，以2013年和2015年的文件作为出发点，也不见得有把握成功。11月27日，新京报记者致电河南省住建厅，得到了一个比较详尽的答复。

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一位参与过政策落实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2015年的渔民上岸安居工程政策，已经按照当时上报的243户渔民落实完成，“是以补贴的形式落实，补贴金额最高的无房渔民，中央加地方一起最多就5万元，并不是给渔民直接建房子，而是渔民拿着补贴后，想租房、买房，或者在有宅基地的情况下建房，由他们自己决定。之后新发现的渔民，就不能再享受这一政策了。”关于是否在渔民统计中存在遗漏的问题，他表示住建厅只是按照渔业部门上报的名单进行补助，但他个人也了解到花园口一带确实存在没有享受到这一政策的渔民，但之后的渔船征收补偿，相当于用另一个政策，作为之前没有享受到2015年政策的弥补，从金额上来说比2015年的政策“更高”。

记者随后转述了河南省住建厅工作人员的解释，但这个解释没能说服孙连喜。“我们情愿要渔民上岸政策。我们不是要钱，首先得‘安居’乐业，其次才是丰衣足食。”孙连喜说，当年的渔船征收款连还债都不够，“买房就更是天文数字了。”

孙连喜总觉得，渔民上岸政策是能给他们一个家的。他不能理解，政策文件中不是说让以船为家的渔民上岸安居吗？而在上述两个政策文件中确实均写道：“新建、翻建、扩建和修缮加固原则上以渔户自建为主。渔户自建确有困难且有统建意愿的，地方政府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帮助渔户选择有资质的施工队伍。”

孙根喜展示孙家以前打渔用的铁船。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漂泊一生 何处可安居？

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农垦发展培训部副处长甄瑞，长期从事全国渔业大县渔业局长的培训工作，在2013年和2014年培训期间，甄瑞曾就渔民上岸安居问题与局长们进行过交流。她发现江浙一带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做得会比较好，而欠发达地区政策落实会出现不太到位的情况。据甄瑞2014年发表的论文所记录的案例，多个地区在落实渔民上岸安居过程中划拨土地建设了安置房，或让渔民自建房屋。“涉及土地的事情太复杂了，不是一个部门或部委能解决的，有的地方相对灵活，做得就好一点。”甄瑞说。

记者致电当年落实了相关政策的三门峡市住建局和固始县住建局，想了解当年渔民上岸安居工程具体是如何实施的。三门峡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科回复记者称时间久远，当时工作人员已经调离，无法再联系上。固始县住建局的办公室电话未能接通。

青岛理工大学商学院讲师张兰婷在其博士论文中研究了沿海渔民转产转业的情况，她发现沿海地区渔民上岸的方式也是以给一笔补偿款为主，但也有的地方采用整体搬迁，安排渔民就近进入工厂，或者补贴渔民在当地企业入股等措施。“给一笔钱对于政府来说是比较好操作的方案，渔民当时也很喜欢。”张兰婷说，“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案的效果不好。”

她认为政府应该首先在住所方面能够给予渔民最基本的保障，而之后的生活质量问题可以靠渔民自身解决，“至少有个落脚地，之后再做什么都好说了。”她认为相对沿海渔民来说，郑州这小部分渔民数量不算很多，政府如果想将他们纳入脱贫保障房之类的项目中，是比较容易的。

武惠浮桥边，提示标语牌和孙家渔家乐的招牌并排而立，它们背后就是孙家目前居住的窝棚所在地。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

郑州武惠浮桥旁的老渔民孙贵友，接受采访时会有点生气：“救那么多人不落一个好，以后叫我去救我都不救了。”这是赌气话，他打了一辈子鱼，救了这么多人，早已成了习惯，孩子们也是如此。就在今年5月，孙连喜在河边玩手机，看到远处有人落水，二话没说就跳河里把人救了上来，岳父给他买的3000多元手机则进水报废了。对方家人很感动，买了一部1500多元的手机补偿。

想起之前的渔民生活，虽然很是辛苦，但孙根喜愿意形容它是“无忧无虑的”，孙连喜拿出当时的照片：“你看我们一家人笑得多开心。”照片里有笑容，也有当年“合法渔民”的过往。马宏杰照片中的孙家渔船，挂着当地渔政制作的渔船信息铭牌，孙根喜也保留着不同时期的捕捞许可证、渔船驾驶证等证件。办一个渔船驾驶证，培训、食宿、报考，兄弟俩各种费用加起来花了一两万；在郑州市办的捕捞许可证，后来又被收了上去。

在水上漂了大半辈子的孙贵友老人，被迫上岸后似乎还在“漂”着，他想要一个“根”，想跟农民一样有一块土地、一栋房屋，稳稳当当地过日子。但是对于户口都在“水上”的“船民304号”来说，这是一个光靠“努力生活”没法实现的愿望。

武惠浮桥上的卡车一辆接一辆从不停歇，上下浮桥时压起波浪卷向岸边，大地带着窝棚轻微晃动，好像还在黄河渔船上一样。窝棚是旧渔船上拆下来的铁皮房，有门有窗仿佛一间屋子。一副破破烂烂的春联不知在门上贴了多久，依稀还能辨认出四个字：万事如意。

新京报记者 张一川 摄影 王巍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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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海南特区报

宋顺勇，男，1956年10月出生，1974年10月参加工作，1976年10月加入中国。曾任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凤凰机场公安分局局长；三亚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委员，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海南省公安厅党委委员，海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海南省公安厅巡视员（正厅长级）；2016年10月退休。

2021年2月，海南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海南省公安厅原巡视员宋顺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海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2年4月，宋顺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

“当组织宣布对我留置调查时，我犹如天崩地塌。经过组织教育和深刻反思，我方觉如梦初醒，无地自容。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党员，也是一个不称职的丈夫，一个不称职的父亲，我的行为给社会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堕入犯罪的深渊归根到底是我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经不住诱惑，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我……”宋顺勇深知，即便已经退休，也不可能逃纪国法的惩处。

信仰缺失、精神空虚，祈求神佛保佑自己躲过反腐利剑的惩治

信仰坚定便志向远大、力量无穷，信仰迷失则精神萎靡、百弊丛生。宋顺勇这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公安”，不信马列信鬼神，热衷烧香拜佛，将一切希望寄托在观音菩萨、佛祖身上。

2005年，三亚南山海上观音首次对外开放时，时任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局长的宋顺勇第一时间前往进香、跪拜。之后每年，宋顺勇都会前往祈求观音菩萨保佑自己官运亨通、身体健康、步步高升。2008年9月，宋顺勇被提拔为海口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他不是感恩组织的信任与重用，反而在内心深处对观音菩萨更加信奉。

“家里的佛堂都是我亲自打扫卫生，我给菩萨供奉的物品都会定期更换，檀香也是买最好的，我想以此来向菩萨表示我的诚心，从而在仕途上谋求更大的进步。”宋顺勇在家中修建佛堂，跪拜祈福，祈求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其迷信程度可见一斑。

退休后，宋顺勇深感自己多年来养“黑”护“黑”、靠“黑”吃“黑”，给社会治安造成极大破坏，罪孽深重。但是他没有想着依靠组织、向组织说明情况，而是更加潜心礼拜，妄图以此赎罪。随着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深入，反力度不断加大，特别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开展，宋顺勇担心自己东窗事发，不安和恐惧占据了他的内心，时常半夜突然惊醒，夜不能寐。每次心有不安时，他就躲进佛堂，祈求神佛保佑自己躲过反腐利剑的惩治，顺利“过关”。

员本应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宋顺勇却在封建迷信中完全迷失了自我。甚至在2020年10月，宋顺勇被组织采取留置措施后仍执迷不悟，认为其“落马”是当年忘记给观音菩萨过生日、神灵大怒所致。

“我现在深深后悔和自责，作为一名员应该相信组织，依靠组织，而不是求神拜佛，信仰虚无。”宋顺勇悔之晚矣。

卖官鬻爵、任性用权，收钱提拔的一批干部相继被查处

1981年，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面向社会招收选调人民警察，宋顺勇通过自己的努力顺利进入公安系统，穿上了梦寐以求的警服。彼时的宋顺勇不怕苦、不怕累、担当实干，得到组织的重点培养，32岁便担任了衡阳市公安局副局长。

随着职位不断升迁，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围猎”越来越多。担任副局长后，宋顺勇的腐化堕落也“拉开序幕”，逢年过节，面对送上门来的土特产等节日礼品，宋顺勇来者不拒。慢慢地，逢年过节的礼品礼金已经无法满足宋顺勇内心膨胀的贪欲，特别是对比身边的老板、朋友，看着别人开豪车、高消费，过着奢靡的生活，他的心理逐渐失衡，希望能让自己的生活更富裕，多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财产。

“当时工作搞好了，职务晋升了，但思想也滑坡松动了，那是我本人开始走向违纪违法、往邪路上偏移的时期。我从过去对现象看不惯，对的人瞧不起，到心里有想法、失衡，再到对金钱带来的奢靡生活仰慕、追随，最后走向堕落。”宋顺勇说。

就这样，从逢年过节收受土特产等礼品，到收受1万元、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元；从心存敬畏，到心存侥幸直至心安理得；从“穷怕了”，到后来贪着贪着就“不怕了”，宋顺勇一步一步底线尽失，坠入深渊，彻底沦为了金钱的奴隶。

2009年，海口市公安局一批科级干部被提拔为处级干部，任命文件下来后，新提拔的治安支队支队长周德兴为感谢时任市公安局局长宋顺勇的“提拔之恩”，春节前去宋顺勇家拜年，送了一袋现金。正是这一袋现金，让宋顺勇兴奋不已，从中看到了另一条“生财之道”，开始任人唯“金”，卖官鬻爵。

“后来找我‘买官’和提拔后‘感谢’我的人多了，我也习惯了，甚至还有些心安理得。”宋顺勇说。渐渐地，在宋顺勇任职单位形成了一种畸形的“潜规则”：只有给宋顺勇送钱才能“上位”提拔，倘若不送钱，宋顺勇就会在工作中给下属“穿小鞋”。

上梁不正下梁歪，宋顺勇滥用权力，给当地公安系统带来了巨大的负面作用，破坏了党内政治生态，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助长了跑官买官的歪风邪气，挫伤了干部担当实干的积极性，其收钱后提拔的易向阳、周德兴、李继军、高晓斌等一批当地公安系统干部相继被查处。

利欲熏心、是非不分，包庇纵容黑恶势力胡作非为

“我没想到我会和曾经深恶痛绝的人走在一起成为了朋友，我对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包庇纵容，让他的气焰越发嚣张，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成为了社会的毒瘤，危害了社会治安，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我因此感到痛心疾首。”宋顺勇在忏悔材料中提及的“他”，是其同乡陈某某。从洋浦经济开发区到海口市，陈某某一直紧跟宋顺勇任职的脚步，先后在海南多地开设赌场、、酒吧，宋顺勇则出面跟辖区相关领导打招呼，为其站台立威，甚至包庇纵容陈某某一系列违法犯罪行为。

2012年，陈某某在海口某酒吧与服务人员发生肢体冲突后，纠集团伙成员到该酒吧进行打砸，并与出警民警发生身体冲撞，阻碍民警执行公务，行为十分恶劣，涉嫌寻衅滋事、妨害公务罪。宋顺勇了解情况后，便指示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时任局长李继军“低调处理”这起事件。最终，陈某某没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仅以治安调解结案。

有了宋顺勇的包庇，陈某某愈发大胆，狐假虎威利用宋顺勇的影响力打压其他黑恶势力，进而垄断部分非法产业，还对外宣称凡是对他“场子”生意不利的民警都别想提拔，嚣张至极。一些平时接触不到宋顺勇的民警，甚至通过讨好陈某某来达到调整职务的目的，宋顺勇对陈某某推荐的民警则不加甄别，一律重用，这更加助长了陈某某横行霸道、胡作非为的嚣张气焰。

据办案人员介绍，经陈某某向宋顺勇推荐后被提拔的公安干部，也成为陈某某的“保护伞”，并在各自的辖区内为其他黑恶势力团伙提供“保护”。正是因为宋顺勇直接或间接的纵容、保护，这种“伞”护“黑”、“黑”生“伞”、“伞”连“伞”、“黑”联“黑”，盘根错节的“伞”“黑”关系才得以共生，使得以陈某某为首的多个黑恶势力团伙不断壮大、肆意横行并盘踞多年，极大地破坏了海口的社会治安环境。

家风不正、夫妻贪腐，假借投资之名大肆敛财

家教不严、家风败坏不仅葬送党员干部个人前程和家庭的幸福，更严重破坏党风政风社风。宋顺勇既没有守住廉洁自律的“前门”，也没有管好家庭防线的“后门”，管不住贪欲心、管不住手中权，还管不住身边人。

将工程项目当做“提款机”，是宋顺勇的另一“生财之道”。宋顺勇到洋浦任职不久，其老乡就找上门来说公安局有项目，希望给他做，并表示是有“油水”的。宋顺勇心动了，觉得与老乡认识多年、关系好，不会出事的，就将洋浦公安局大门改造项目交给老乡去做。

“这些工程项目反正要人做，给老乡做了还有‘油水’拿。”此时的宋顺勇，已经完全被贪欲支配，规定、原则统统丢到一边，开始给分管项目的领导打招呼，要求关照，帮助其老乡和身边的老板们要工程、抢项目。

“2004年，我调到洋浦经济开发区公安局，考虑到家里上有老人，下有还在念书的小孩，我让她申请提前退休，当时她工作顺利，还有进步空间，她个人并不情愿但依旧办理了提前退休，专心照顾家庭。”说起妻子，宋顺勇坦言自己曾经充满感激和愧疚。

刚到海南，宋顺勇的妻子没有朋友，总是闷闷不乐，宋顺勇便会带着她出席饭局，介绍一些有求于自己的“朋友”、老板给她认识。这些“朋友”、老板与宋顺勇的妻子熟络后，便开始介绍她进行所谓的“投资”，并保证一定能赚钱。“投资100万赚了300万，投资200万赚了600万！”宋顺勇明知这只不过是那些老板假借投资之名，对其进行的利益输送，但看着妻子兴奋的样子，想起妻子这些年为家庭的付出，宋顺勇非但没有阻止妻子的“投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默许纵容妻子通过此种所谓“投资”方式收受巨额贿赂。

2009年10月，在一起民事案件中得到过宋顺勇帮助的私企老板王某，极力推荐宋顺勇的妻子“投资”某个项目，并承诺一定能赚大钱。心领神会的宋顺勇随即安排妻子以投资之名向王某转账200万元。不久，王某便转给宋顺勇的妻子800万元“投资收益”。此后，宋顺勇继续纵容妻子进行这种一本万利的“投资”，短短两三年间，就以这种方式非法敛财1600余万元。其实宋顺勇非常清楚，所谓的获利，只是老板们开出的公权私用的价码。

然而，纵容妻子假借投资之名敛财，仅仅是宋顺勇用公权力“回报”家人的一个方面。

2012年，宋顺勇利用职权，为某私营企业的经济纠纷案件提供帮助后，安排自己的女儿在该企业经营的宾馆举行婚礼，13.46万元婚宴费用由该企业“买单”。

2010年至2015年，宋顺勇利用职务影响，帮助私企老板王某某推进某地产项目土地使用性质变更等事宜。为表示感谢，王某某送给宋顺勇1000万元和一套价值294万余元的别墅，宋顺勇将该别墅登记在妻子名下，由妻子持有。

这就是宋顺勇的家风，没有互相提醒和约束，没有丝毫教育与引导，其妻子作为员，本应做好“廉内助”，夫妻共同筑牢拒腐防变堤坝，却枕边失守，同丈夫一起成为贪腐“夫妻档”。

2022年9月29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宋顺勇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受贿案。等待宋顺勇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宋顺勇忏悔录（节选）

我自打小有记忆开始就一直过着吃不饱饭、穿不暖衣的日子，在自己幼小的心灵萌生了一定要让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想法。我从担任衡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开始，逢年过节就有人给我送一些礼品礼金、土特产等，我每次都来者不拒地收下了。2005年我被组织提拔重用之后，对金钱财富的渴望越来越强烈，看到身边的老板、朋友开豪车、高消费、过着奢靡的生活，我的心理逐渐失衡，从逢年过节收受礼品、土特产一步步堕落到收受红包再到受贿，从一次收受1万元红包到10万元直至一次数百万元，我彻底沦为了金钱的奴隶。

我调任海口市公安局局长后，变得霸道强势、自鸣得意、自我膨胀。2009年海口市公安局一批科级干部被提拔为处级干部，我也从中看到了另一条“生财之道”。后来找我“买官”和提拔后“感谢”我的人多了，我也习惯了，甚至还有些心安理得。渐渐地，只有送钱给我才能“上位”提拔，如果不送钱给我，我就会在工作中给对方“穿小鞋”，严重的我甚至会以停职、调岗等方式来敲打对方，希望对方能够“懂事”送钱给我。随着时间的推移，来找我希望提拔进步的干警越来越多，我也越收越多。我卖官鬻爵的行为，导致一批干部为了提拔进步只能想办法利用工作捞钱来送给我，严重破坏了海口市公安系统的政治生态。

我调到洋浦工作后不久，同乡陈某某就找到我说想放“几台机子”，我心里明白这是开赌场的意思，因为我之前帮他要到过一些工程项目，已有不正当经济往来关系了，我怕跟他闹翻对我影响不好，我考虑了一下就默许了。后来我调到海口工作后不久，他就给我送了一套房子，我心里清楚这是他给我的好处费，就理所当然地收下了。我也知道他在海口继续干这些勾当，我从没有主动打击过他的场所和生意，甚至跟他一起吃饭，为他站台，在他出事的时候我还予以关照，正是我的纵容，让他的气焰越发嚣张，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更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我现在终于深刻地认识到我有现在的美好生活，一切都是党组织赋予我的，我却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我对此后悔莫及。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教训太深刻，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守住底线，忘记了初心，失去了灵魂、方向，我很愧疚。随着我个人职务的进步，手中确实掌握着实权，身边也有各种各样追逐利益的人，我不懂得选择朋友和拒绝诱惑，没有净化朋友圈、社交圈。我没有顶住贪欲的诱惑，没有守住人生的底线，我丢掉了人格，丢掉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将党纪国法抛之脑后，我很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