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一笑，十年少，多看些搞笑的段子心情也会好很多。一个人从小到大，肯定都有去过医院，在我们中国医院挂号难这个也都是知道的。不过到医院要怎么辨别医生呢？本期的搞笑故事，为你解析。
稍不注意，我又感冒了。一般感冒一周就好，可这次快两周了，还没有好的迹象。老婆叫我去看看医生。我点点头，冲老婆笑了笑。以前患感冒，我都是充当“土医生”自诊自医，去药店买点药了事，这次看来不去看医生是不行了。
走进医院，挂了个“专家门诊”号。医生是个五十来岁的医师，很精神，对病人十分温和，我坐在他面前时。心里就涌起一股踏实感。
他详细问了我的病情，看了眼睑和舌苔，问我：“住院不？”
我一听就慌了神，我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吗？他没等我回答又说：“不过，不住院也问题不大。我是想，若你是公费医疗，那还是住院好哇。”
我说是自费。他点点头，又问：“那，你是打针还是吃药，或者是又打针又吃药？”
妈呀，听说打针我就晕，从小到大，我就怕打针了。我说吃药吧。他笑笑，又说：“那，是吃国产的，还是吃进口的？”我说吃国产的吧。他就一拍大腿，直夸我，说吃药也吃出爱国精神了。我就想，这专家是不一样啊，分析出了病人的最高境界，得病吃药也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价值取向！他拿着笔，迟迟不落，那是对我负责啊，好在门外没有更多的病人，不然我还享受不到这种高规格的待遇。
受他影响，我也来了精神，我说：“这药还有西药和中成药之分吧，那我吃中成药好了。”他就望着我。我又说；“这药你们一般开两天的吧，当然也有开一天的或开一周的，那我还是暂时开两天的好了……看到他睁大眼睛盯着我，我打住了话。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你是医生，来骗我？我说，我只是久病成医。
他“哦”了声，缓了口气，问：“那你说开什么药？”
稍不注意，我又感冒了。一般感冒一周就好，可这次快两周了，还没有好的迹象。老婆叫我去看看医生。我点点头，冲老婆笑了笑。以前患感冒，我都是充当“土医生”自诊自医，去药店买点药了事，这次看来不去看医生是不行了。
走进医院，挂了个“专家门诊”号。医生是个五十来岁的医师，很精神，对病人十分温和，我坐在他面前时。心里就涌起一股踏实感。
他详细问了我的病情，看了眼睑和舌苔，问我：“住院不？”
我一听就慌了神，我的病真有那么严重吗？他没等我回答又说：“不过，不住院也问题不大。我是想，若你是公费医疗，那还是住院好哇。”
我说是自费。他点点头，又问：“那，你是打针还是吃药，或者是又打针又吃药？”
妈呀，听说打针我就晕，从小到大，我就怕打针了。我说吃药吧。他笑笑，又说：“那，是吃国产的，还是吃进口的？”我说吃国产的吧。他就一拍大腿，直夸我，说吃药也吃出爱国精神了。我就想，这专家是不一样啊，分析出了病人的最高境界，得病吃药也反映出一个人的思想价值取向！他拿着笔，迟迟不落，那是对我负责啊，好在门外没有更多的病人，不然我还享受不到这种高规格的待遇。
受他影响，我也来了精神，我说：“这药还有西药和中成药之分吧，那我吃中成药好了。”他就望着我。我又说；“这药你们一般开两天的吧，当然也有开一天的或开一周的，那我还是暂时开两天的好了……”见他睁大眼睛盯着我，我把话打住了。他说：“你怎么知道得这么多？你是医生，来忽悠我的？”我说，我不过是“久病成医”罢了。
他“哦”了声，缓了口气，问：“那你说开什么药？”
作者：Wei Xiang
来源：“利维坦”
编者按：
罗伊诉韦德案的被推翻，意味着全美有接近半数的州可能禁止堕胎，在这些地方，那些并非遵循自己意愿而怀孕的女性将不再拥有选择是否生育的权利。
“生育的权利”，我们这样说。
那么，作为一种本能的生育行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成为一种“权利”？作为“权利”的生育选择，又将带来讨论上的哪些模糊和困难？
探讨为人父母之权和生育权是非常忌讳的事情。事实上，只要在谷歌学术上浏览几眼，就会发现大多数学者认为：为人父母是基本。这种权利在《世界宣言》（UDHR）第十六条中也获得了认可。人们可以自由生育似乎已成为压倒性的共识。
但几十年前，社会大众对这一权利（就此而言，个体的权利）的认可度却不高。若想弄懂人们为何笃定个体应该有生育权，我们还需要了解催生《世界宣言》的历史矛盾。
《世界宣言》诞生于1948年。这个时间点可并不普通。在那个年代，有件落下帷幕的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于1945年）。
没错，作为确保世界性不再发生的国际文件，《世界宣言》中的许多条款旨在避免可与20世纪初的苏联、德国相提并论的极权主义国家诞生。从这一历史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出，它在警醒经历二战的人们珍惜当今局面来之不易。
第十六条在说什么？
20世纪初，优生学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其背后甚至有“科学依据”作为支撑。人类能“清除”邪恶、缺陷及无能的观念在公众意识中深根固柢。这一概念如此流行，以至于纳粹（及日本帝国）的种族灭绝政策可以如此轻易地被接受。
根据纳粹德国《纽伦堡法案》（Nuremberg Code），只有雅利安人或有相关血统者有资格成为德国公民，褫夺“非雅利安人”的德国公民权。\Universal History Archive/Universal Images Group via Getty Images
当然，纳粹只是在利用优生学掩人耳目。他们用绝妙的手段，隐藏了优生学应是全球性的事实。不久以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某些种族更加优越，且智力等人类特征是可遗传的（好吧，从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如此）。因此，我们应该宣传“种族卫生”政策。
如果反法西斯同盟没有赢得战争，谁也说不准优生学和选择性繁殖论将发展到什么程度。在反抗这一失败政策的过程中（该政策在纳粹统治期间达到了顶峰），为人父母的基本及“建立家庭的权利”油然而生。
也许正是优生学背后的历史促使生育变成了。时至今日，但凡质疑生育权和为人父母的权利，就会受到谴责。作为人口控制论的拥护者（即认为从道德层面而言，把生育权视为是错误的），我也遭受了不少批评。
然而，鉴于生育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特性出于历史偶然，批判生育权或许更加重要。这就是本文的目的。我想层层剥开人们赋予生育权的神圣外衣，也想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类似于生育权的权利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具体又会是什么样的？
01 关于权利的错误观点
在讨论“权利”的过程中，总隐含着矛盾的心理情绪。当我们表示某人拥有做某事的权利时，其实是在假设他们可以参与其中，且任何人都不能干涉他们的行为。
以选举权为例，我们所说的“人人都有选举权”是指：所有人，无论是谁，无论其经济、社会地位几何，都可以给支持的候选人投票。同样地，当我们表示人人都有权活着时，是在说所有人，无论其心理健康状况如何，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
这些观点暗示人们拥有积极自由，即可以掌控自身行为的自由。但在日常交谈中，当我们说我们有权利时，通常并不是想表达我们能掌控某事。因此，“我有权去超市”、“我有权起床”等话语虽然都完全正确，但却没人刻意说出。
当我们说“这是我的权利”时，实际上是在表达“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干涉”的态度。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我有选举权”时，实际上是在表达“没人能影响我投票”。
我们从来不说“我有权去超市”（尽管我们的确会去，且这一行为很正常）是因为没人会随便阻止别人去超市。（请参阅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区别）
因此，“权利”其实是个社会庇护所，我们允许某些行为及活动不受政治，更重要的是，不受智力干预。我们下意识地认为，任何已被赋予的权利都不该被质疑。它永远不该被当作达成目的的手段，我们应该接受它的内在价值。换句话说，“权利”是赋予社会生活某些方面道德庇护的教条主义。这种庇护大多都出于好意。
用尼采的话说，当代的“权利”是反抗奴隶制的道德观，我们将其概念化，以保护自身免受精英阶层的官僚主义迫害。如果我们意识到自己可以用“权利”进行道德辩护，那么就会开始发现“权利”在日常道德话语中有多么教条（但从不专横）。
于是，我们立刻将某些问题视为禁忌，不仅对提出此类问题的人置之不理，同时还认为他们罪大恶极。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真有人出于好奇，问出了以下这个问题：
为啥人人都有选举权？我是说，有些人又疯又蠢，为啥他们能投票？
我们越有耐心，越有同情心，就越会在深思熟虑后作出回应。但无法否认的是，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你是认真的吗？”什么样的专制白痴才会问出这个问题？
作为哲学家，我们真的只是出于好奇才会问这些问题，他们的反应让我觉得相当有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这种反应突显了人们如何赋予某些重要问题道德庇护，以至于甚至不加质疑，以免它们被当做社会禁忌。
02“权利”在道德层面可能是盲目的
在很多方面，赋予某种行为或社会活动道德庇护，都是在让道德盲视神圣化。换言之，它使我们认为某些社会活动是理所应当的。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指出生育权已经造成了道德盲点：人类的痛苦。
看看虐待儿童的数据吧。它们令人倍感压抑。但对我来说，最压抑是：为什么要把脆弱的生命带到人世，让他/她承受痛苦呢？
有的孩子生活水平很差，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是泥菩萨过河，更别提抚育孩子了。在较为贫穷的国家与社会中，虐待儿童的现象十分普遍。这并不意味着富裕国家的父母就清清白白。我不会引用这些数据（我的读者应该以自己的方式解读），但这种现象的确令人担忧。
黎巴嫩导演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电影《何以为家》（2018）剧照。\豆瓣电影
这种调查分析无处不在。我们都知道虐待儿童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太多家庭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父母无意识地（尽管总是可预测的）生育，致使孩子们在原生家庭只能受苦。那些不必要的痛苦普遍存在于很多孩子的童年，作为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生育真的需要人们好好加以思考。因此我敢说：不是所有人都够格、都能够、或都应该成为父母。
如果我的读者赞同这一主张，距其接受“生育并非权利”的观点也并不遥远了。
03 论资格与胜任力
抚育儿童在许多方面与看护他人非常相似。正如不是人人都懂专业医护一样，抚养孩子也并非人人都能胜任。生育权及其赋予分娩的神圣性允许所有人（不管他们多么无知，多么无能）生儿育女，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认为有件事需要说清楚。养孩子需要技巧和能力。这可比开车难多了，就连做手术也不过如此。
为什么有驾照才能开车？为什么医生要经过多年高强度训练才能治病救人？为什么餐厅和餐饮服务者售卖食物前要拿到营业许可？为什么护士也要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才能看护病人？
有两点显而易见。首先，开展这些重要的活动都需要技能。没有必要的技能，就不可能参与其中。我们可以把某些行为，如开车、做手术、烹饪等，与睡觉、饮食等不太需要（或压根不需要）技能的活动比较一下。
琳恩·拉姆塞（Lynne Ramsay）电影《凯文怎么了》（We Need to Talk About Kevin，2011）剧照。\豆瓣电影
其次，需要“许可”、“同意”及“监管”的活动都与人类的福祉有关，这点至关重要。举个例子，我们为什么要规范驾驶行为？这是因为一味强调自己“有权”开车，但未经训练，也无驾车技能的人，会令路人陷入危险之中。
同样地，为什么医生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这是因为他们从事了人命关天的职业。只要走错一步，病人就会死亡。这一道理也适用于各种日常的社会活动；所以大多数服务要受监管是合情合理的。
如果我们授予所有人“行医”或“开车”的权利，就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这点不难想象到。没错，所有人都有权成为医生和司机，但在达成目的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磨练自己的技能。在没有获得特定的技能与知识前，无论我们多渴望，都不能行医与开车。
有人可能会反驳：“等等，难道为人父母不是所有人的权利吗？”他说的没错。但请注意，为什么一到生儿育女，我们就要玩双标？考试不合格，就不能成为医生。他不能打着为了人类福祉的旗号，随便行医。没拿到驾照，开车就是违法的。请注意，在养育子女和生育方面却没有类似的标准。
收养孩子要符合规定。但生孩子却鲜少有规定。生育，就其本身而言，仅仅是对欲望的宣泄。因此，垃圾父母造成的“车祸”与无能父母失败的“手术”在今天屡见不鲜。他们要的其实是扰乱子女幸福的“权利”。
04 破除禁忌
我知道本文对很多人而言是个禁忌。这是因为社会要求我们本能避免关于生育的讨论。于是，我们面临着异常尴尬的局面：数十亿儿童被失职父母虐待，没人愿意解决（甚至试图解决）问题的根源。我们不能忽视孩子成长过程中，虐待和心理创伤带来的影响。
The Hindu
我没有解决方案。我希望能先激发人们对“生育权”的讨论，进而消除禁忌，消除对生育的道德庇护，使之接受哲学评鉴。
其次我想说，生育应该像关系人类福祉的其他社会活动一样，受到某种形式的监管。生育必然伴随着照顾孩子的义务。照顾孩子需要足够的技能与知识，因此我们不能像赋予饮食权那样，赋予父母生育的权利。
当然，我的观点很容易被当做另一种形式的优生学。这取决于读者如何解读我。如果要求父母像医生、教师、护士、司机那样受到限制，也算是延续“优生学”，那我无话可说只能咬紧牙关了。
生育、给世界带来生命不是一件小事。不幸的是，很多孩子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照顾，他们的家庭显然无法满足儿童的心理需求。从本质上说，如果我们关心人类福祉，就应该像评估其他社会活动那样评估生育。
如果我们无法共同解决关乎儿童心理健康、影响其一生的紧迫（但隐蔽）社会问题，我们将永远陷入人人知道问题所在，但无人加以解决的尴尬境地。
采编：小也
排版：莫一
审核：永方
美工/VI：小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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