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仍然觉得中国的法律真的很糟糕。就像小编不久前看到的一则新闻一样，一个15岁的男孩了一个女孩。因为他是未成年人，他付了一些钱保释了。第二天，那个男人在女人面前杀了她的母亲。未成年人保护人渣的法律应该改变。这个有趣的故事讲述了精神病院的骚乱。
今天早上，精神病院发生了骚乱。带头闹事的病人叫张德。在他的指挥下，几十名精神障碍患者成功地制服了十几名医生和护士，强迫他们穿上病人的衣服，把他们锁在一个大病房里。一群精神障碍患者穿上医生和护士的衣服，充当医生和护士，张德成为精神病院院长。
精神病院真正的院长是江红，他也被关进了大病房。他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如何逃跑。经过妥善讨论，他们开始按计划实施。首先，一位医生用力摇晃大病房的铁门--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一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一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医生说:我想见你的张德院长！我病好了，我要出院。
你的病好不好，你说不算，张德院长说了算。站岗的精神病人从外面开锁，让医生出来，把他送到院长室。
十分钟后，医生回来了。他沮丧地说，刚才在院长室，他对疯子说--张德院长说，他病好了，想出院，对方却说，越说自己病好了，病越不好，就命人把他带回来。
一个计划失败了，另一个计划。另一位医生去摇铁门，要见张德院长。于是，站岗的精神病人把医生送到院长室。过了一会儿，医生叹了口气回来了。他说，在院长室里，他和刚才的医生反过来，说他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但刚说完这句话，张德院长就说：知道自己病了？那就安心住院吧？！他叫人把他押回来。
每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江红院长走了几圈，照顾好了。他看到地上有一把链锁，它是在骚乱中留下的，钥匙还插在锁眼上。他把钥匙放在口袋里，用链锁把铁门从里面锁上。
这时，正好是吃药的时候了。外面一群精神病患者装扮成医生护士，用托盘托着一堆药片到大病房送药。他们从外面开锁，却推不开铁门。直到那时，他们才发现铁门上还锁着一条链锁，于是他们大喊大叫，让里面的人开锁。江红院长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摇摇晃晃，自豪地说:钥匙在我这里，我就不给你开了！”
有人赶紧报道，很快，张德院长听到消息来了，他的手叉着腰，站在铁栅门外，问江宏院长：为什么不给我们开门呢？
江宏院长说:因为你是病人，我们是医生，病人会被锁在外面，不允许进来。
你胡说八道！张德院长吼道：我们是医生，你是病人，你应该被锁在外面！”
江宏院长假装问:什么？我们是病人，你是医生？
张德院长哈哈大笑：是的，是的！你是病人，我们是医生，所以你应该被锁在外面！”
天哪，原来是这样的！江宏院长夸张地叹了口气，乖乖地打开了链锁。张德院长--真正的疯子带着穿着医生和护士服的精神疾病进入了大病房。与此同时，他把江红院长赶出去：出去，你们这些病人，你们应该被锁在外面，不要进来！”
他们十几个人，江宏院长，压抑着内心的狂喜，不慌不忙地走出病房，迅速从外面锁上了铁门……
也许你也喜欢：
幽默开心故事 小愚公推山
幽默快乐故事 忘不了女朋友
幽默快乐故事 好心的门卫
幽默开心故事 菜价怎么这么贵？
7月20日上午，香港影星任达华在广东中山参加活动时被刺伤，引发关注。据中山市公安局通报称，嫌疑人陈某（男，53岁）对持刀故意伤害任达华先生一事供认不讳，其存在精神障碍（偏执型精神症，俗称“妄想症”）。
行凶男子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病情不稳定、肇事肇祸事（案）件仍时有发生。对此，曾有精神科医生表示，与其说“频发”，倒不如说“频频曝光”。媒体过分渲染精神障碍患者伤人事件，导致精神障碍患者长期被忽视、被误解，成为影响精神疾病治疗和康复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精神症、情感性障碍、持久的妄想性障碍(偏执性精神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属于重性精神疾病。国家卫健委要求对这6类患者开展患者登记、救治救助、随访管理。
截至2017年底，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人数已达581万。
不过，在册患者可能只是重症精神障碍患者的一部分，还有更多人缺乏管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我国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
在广东，截至2018年的8月底，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过50万。广东省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册患者规范管理率为90.58%，患者服药率为82.45%。
在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中，精神症患者又占据了绝大多数。官方此前曾对此做过简单的统计分析，精神症患者数约占在册患者总数的3/4。
对6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随访管理工作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也已经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据悉，30个省和兵团、90.6%的地市实现药物维持治疗纳入医保门诊统筹，门诊报销比例不低于50%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一直是精神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家卫健委疾控局的一名官员曾经透露，截至2016年底，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中贫困率达到57.2%。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是极为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贫困率高，文化程度普遍较低，治疗依从性低，缺乏足够的家庭和社会支持。
一个关键性数据是，在册患者服药率、在册患者规律服药率及精神症患者规律服药率仍不理想。根据2019年官方公布的最新数字，国内严重精神障碍报告患病率4.34‰，规范管理率82.7%，在册患者服药率81.3%，但在册患者规律服药率41.8%，精神症患者规律服药率46.5%。
这还是近几年各有关部门协力加强管理后达到的效果。2012年，在册患者规律服药率仅为29.84%。
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难的背后，是精神科医生面临巨大缺口的现实。
广州市脑科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黄雄表示，近十几年，精神科医生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是因为社会对精神病有了更多的认知，以前认为只有精神等重症才是精神病，但现在像是抑郁症这类的精神疾病也受到了重视，医生是越来越缺。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40435名（2.9/10万人口），较2014年底增长14818名。注册护士101282名（7.3/10万人口），较2014年底增长49376名。
这一数字较往年已有大幅增加，但缺口仍很大。国家定下的目标是，精神科医生数量要在2020年底前达到3.8人/10万。按照需求测算，4万以上精神科医生只能基本满足最初级需求，如果要达到更高质量的精神卫生服务，4万精神科医生远不够。
2015年媒体曾报道，深圳目前各类精神卫生机构共有精神科医师120人，平均每万人仅拥有约0.11名精神科医师(即每名精神科医师服务的常住人口数为8.9万)，全国平均水平每万人口约为0.17名，北京、上海、广州约为0.45名。
以广东的数据为例，目前广东省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比为2.62人/10万，要在2020年底前实现3.8人/10万的目标，尚存在较大缺口，任务较重。
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公共卫生事业科主任医师林勇强也指出，全省在册的50多万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随访管理，主要依靠2000余名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兼职精防管理人员，平均每人需要随访管理患者超过200名，甚至有医生一个人管理着1000个患者。
此外，基层精神卫生从业人员待遇普遍低下、职业风险高，导致了基层普遍存在人手紧缺、素质低、流失大，招人难的现象。
近年来，政府和社会对于精神病患的重视程度在提高，一些政策相继出台的同时，社区康复却一直是精神病人回归社会的一个“断环”。
一方面，除了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部分城区建立精神病人中途宿舍等社区康复机构外，很多基层县乡甚至连一个专业的精神卫生机构都没有。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和家庭还普遍缺乏对精神病人的接纳，不少家庭选择“扔包袱”的心态，精神病医院几乎成为精神病人唯一的选择。
在广东，精神卫生资源过度集中在珠三角地区，技术力量过度集中在省、市两级，粤东西北等地区精神卫生资源更少，基层精神卫生机构房屋、设备简陋，工作条件艰苦。广东百万以上人口区县中尚有未建设有精神专科医院的。
在中国的精神病学界，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让精神病人通过社区康复重返原来的社会状态，才是最理想的治疗方案。社区康复不只是简单的做手工打发时间，也不只是停留于用药指导和病情回访，而是由康复专业人员对每个患者有针对性地提供诸如社交能力培养、职业训练等支持，从而逐步回归社会。
社区康复体系的建立，本身是对医院压力的缓解。但就精神病医院本身而言，投入与人才的匮乏就是一个问题。此外，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统计数据，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每万人1 .71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4 .3张。以深圳为例，平均每万人拥有精神科病床仅为0 .22张。
此前，北上广等地的社区康复机构试点获得了较好效果。广州、上海等地还通过职业康复，为精神病人安排了洗车工、超市店员等保护性就业岗位。
“做一个项目容易，要推广会比较难”，北大第六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马宁此前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曾说，很多政策还需要部门之间的协调。精神疾病患者社区康复机构普遍建立，对专业社工的需求非常庞大。
采写：南都记者 吴斌
他们说我是精神病患者。我首先声名：我不是。我很正常，我很清醒。
不就是我砸个玻璃、摔个碗吗？我就砸了，我就摔了。我不光要砸玻璃摔碗，我还要打人呢。我时不时地向一些人怒吼，并且还追打他们。在我眼里，他们哪里还是人，而是一群糊涂蛋。
我不正常？我有精神病？告诉你们，我比任何人都清醒！比任何人都理智！知道我是谁吗？说出来吓死你：我是重点大学的学生，又上了三年研究生，我有一腔教育情怀。
说来话长了。你耐心听，我详细说，听听我的思路是不是很清晰，听听我说的是不是很在板儿。
我爸爸是教师，妈妈也是教师，就连如今八十四岁的爷爷以前也曾是教师。我们可谓是教师世家，我为之骄傲，我为之自豪。考大学时，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上了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我又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学校，走上了讲台。
爸爸妈妈做了一辈子教师，现在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仍坚持在教育第一线，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他们热爱学生，热爱教育事业，勤奋耕耘，教育的风霜雨雪打皱了他们的额头、面颊，三十多年飞扬的粉笔沫染白了他们的双鬓。
可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一开始爸爸妈妈就反对我报考师范类学校？他们做我的思想工作，摆事实，讲道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可我铁了心了。他们说服不了我，于是动员七大姑八大姨，都来劝我：
“孩子，你可是爸爸妈妈手中的宝。你从小就聪明好学，现在又是你们学校高三年级里的佼佼者，为什么一定要报考什么师范类学校？你爸爸妈妈做了一辈子教师，将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在教育事业上，对教育的执着有目共睹，对教育的贡献不容抹煞。他们热爱教育，对从事教育事业从来就没有什么成见，只是认为你今后更适宜做其他工作，在其他岗位上更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更能激发你无穷的创造力。爸爸妈妈太爱你了。再说你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其他事业更能成就你顶天立地的理想......”
听听，听听，什么话？前面的一大堆都冠冕堂皇，到最后露出老底儿了。不听，不听，偏不听，我就报师范大学。他们说我傻，说我固执，说我上学上呆了，说我光为自己勾画不切实际的美梦。后来竟有一个亲戚说我脑子有问题。报考师范就脑子有问题了？说不定谁脑子有问题呢？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后来，等我报考研究生的时候，选择的仍是师范类。他们又对我开导了一番，却没有做更多的游说。他们也只能两手一摊，叹叹气说：“没办法，这孩子太偏执了。”
我偏执吗？你们一心一意要我离开师范学校，究竟是谁偏执？可我不是不明事理的孩子，我知道他们为我好，所以我总是委婉地拒绝他们，尽量让他们不伤心或少伤心。
研究生毕业后要找工作了，爸爸妈妈又为我伤透了脑筋。他们老早就为我联系了好多单位，却没有一个是学校。我敷衍他们说一定要去参加这些单位的招聘会，实际上我一个也没去。我是直奔本市最高中学学府去的。这个学府的招聘会我参加了，后来的笔试也参加了，再后来的讲课、面试也全参加了。学校把聘书交到我手里时，我的高兴劲就别提了，连爸爸妈妈都不好当面对我阴着脸。
我要上班了，我要踏上梦想的讲台了。我的梦想成真了。我的教育情缘正式开始了。
学校安排我教高一数学，又让我当班主任。哇塞，我爽，我好爽！英雄有了用武之地，我可以挥洒才智了，可以一展本领了，可以大显身手了。在教育的这片沃土上，我将大有作为
我以爸爸妈妈为榜样，以爷爷为榜样，我同他们一样一心扑在教育上。我深入学生，深入班级。我班教室内有我的一套桌凳。学生上课时，很多时候我是在教室里备课的；课间，我和同学们一起谈心，甚至玩耍。我和我的学生心贴心，我能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同顶一片天，共踏一方土，我和他们同呼吸共荣辱。心连心，我们一路风雨；手牵手，我们向着未来冲锋。学生们满怀，我也豪情万丈。高一一年走下来，坎坷中我们收获了师生情谊，跋涉中我们赢得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班的学习成绩在全年级稳居第一，我也因此荣获了学校模范班主任的光荣称号，并且我的数学教学成绩在全年级也居于领先地位。我付出，我充实，我快乐。
第二学年，学校又把我安排在新一届的高一年级，仍让我当班主任，说让我打牢业务基础，做扎实班级工作。我深深感觉到：我突出的工作成绩换取了学校的重用，赢得了领导的信任。我更加开心，工作起来更是加足马力。
谁知在第一学期末出事了：我班的子丰同学跳楼摔死了。
子丰是个好苗子。新生报到那天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热情，乐观。他报到早，主动接近我，天南地北地跟我聊。他自然也成了我的得力助手，帮同学找宿舍、买饭卡，跑前跑后。初中升高中时，他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优异。我让他当班长，他婉言谢绝。他说：“老师，我觉得我当学习委员更合适，更能激励我刻苦学习。我想做班级里学习的领头羊。一步步来，做好了以后，我再竞争班长，从而全面提升自己。”他就是这样：谦逊，有进取心。
他说的让人感怀，做的更让人信服。期中考试，他的总分全班第一，就是在全年级的成绩也是相当突出。然而就是在这个期中考试后，他开始变了，和我的接触逐渐少了。起初我并没有在意，认为高一阶段学习紧张，特别是物理、化学更难。或许是他太在意成绩了，不但要保住这个全班第一的位置，而且更想在年级里再上一层楼，所以他要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学习上，接触我的主动性自然也减少了。可没成想期中考试后的第一次月考，他的成绩下降了，降到班级第七名。年级主任都关注到了这一情况，特别叮嘱我要密切关注子丰。我虽然不敢把领导的话放到脑后，可也认为仅一次成绩下降也属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毕竟连领导都关注到了，我自然要找子丰，一起分析一下原因。这一谈不要紧，我发现他已经游移出我的心，我好像也走不进他的心。这是怎么回事？我又找他谈了两次，发现他只听我滔滔不绝地说，却不怎么回我的话，也不主动谈自己的想法，更不用说像以前那样跟我讨论、分析问题了。他只是说：“老师，能少耽误点儿我的时间吗？我得多拿些时间放在学习上。”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不停蹄地联系家长。这下，子丰不干了：“老师，你找我爸爸妈妈干什么？不就是我的成绩有点儿下滑吗？至于吗？我下次赶上不就行了？”
“我是你爸，是你的监护人，怎么就没有知情权了？”子丰的爸爸一下子火了，“有你这样跟老师说话的吗？成绩下降得这么厉害，可不是小事，怎么就不能通知我啦？一块分析分析，找找原因，怎么就不可以啦？”
怎么会搞成这种局面？这爷俩平时肯定缺乏沟通。为了彻底扫清子丰的心理障碍，为了他三年的高中学习，甚至为了他一生的发展，很有必要改善这爷俩的关系。
子丰的爸爸说：“孩子以前不这样。我平时忙，又在外地，和他沟通少。他跟他妈妈倒是无话不谈，但跟我也从没像现在这样抵触。”
我建议通过子丰的妈妈，帮助父子沟通、交流，扫清父子间的障碍。同时我又单独做子丰的工作，劝导他向父母特别是爸爸敞开心扉。
“老师，我以前不这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我不应该这样对待您，对待爸爸。可我真的没什么事，你们大可不必这样兴师动众。这样反倒增加了我的思想负担。”
我尊重了子丰的想法，没再过多地撕扯有关子丰的种种。没想到，接下来的第二次月考，子丰的成绩更不理想，不但没进步，反倒又后退了十几个名次。这回，年级主任不再对我客气了：
“你班子丰的成绩一落千丈。我曾警告过你，多关注一下他，可你倒好......让我怎么说你呢......”
领导生气了。可我不能乱了阵脚。但是先叫来家长还是有必要的。家长一听这个成绩，大吃一惊。子丰的爸爸努力地压制着火气，却还是对儿子好一通炮轰，话语中也微微露出对我的不满。似乎在说：老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儿子一天到晚在你们学校，您就没有察觉出有什么异样吗？您总应该给我个交待吧？我们在外面打工，大老远的，一次次往学校跑，容易吗？
我这才感觉到这次叫家长有点儿操之过急，自己还没有更深入细致地做“功课”。送走家长，我开始从侧面入手，找子丰周围的同学一个接一个地谈话，全面而深入地揭晓子丰生活的一个又一个细节。两天过去了，并没有多大收获，只是听一个学生反映子丰好像和另外一个班的一名女生交往过密。
得到这一情况，我马上警觉起来。谈恋爱？正在疑惑中，子丰主动送上门来：“老师，干嘛呢，全面地调查起了我？您也别费那么大劲了，我明确地向您声明：我和九班的一笛好上了。事就是这个事，您看着办，爱咋咋！”
我又是懵，又是吃惊。我手足无措。怎么办？这次可不能再急着叫家长了。还是先和子丰谈谈再说吧。我做好了推心置腹促膝长谈的打算。我年轻，比我的学生大不了几岁，完全可以当成同龄人去心贴心地交谈。可我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子丰很干脆地说：“老师，你还想知道什么？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在谈恋爱，谈恋爱！”
我彻底没招了，把事情详细地汇报给年级领导。领导非常重视，马不停蹄地进行调查了解。从九班一笛那里得来了最直接的材料。材料上说：“我没和子丰谈恋爱，他找我聊过几次，我们很谈得来......我向学校表明我的态度：我不再和子丰有任何来往，包括路上见了面我也不和他说话。”
现在可以叫来家长了。年级领导也主张和家长谈开说透。学校和家庭共同做好学生的工作，晓之利害。
事先，我和子丰的爸爸做了一番沟通，让他千万不要发火，一定要和孩子好好谈，耐心聊。这次三方谈话出奇的顺利，子丰痛哭流涕，家长和我以及领导又极力宽慰子丰，劝他知错就改，振作起来。
可没过多久，一笛的家长找来了，要求学校处理子丰，最好是开除，理由是子丰一次又一次地骚扰一笛。
我不相信子丰会做出这种事来，年级领导也很重视，不但没有答应一笛的家长的处理要求，而且还做通了一笛的家长的工作，本着有利于孩子今后发展的原则，对子丰暂不作处理，以观后效。以学校的名义，再次叫来家长，通告事件处理结果。子丰的家长对我、对年级领导、对学校千恩万谢，对学校的妥善处理非常满意，并保证今后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工作。
本来是皆大欢喜，可两个孩子之间的事情却反反复复，忽而一笛理子丰了，忽而她又不理他了。子丰的心绪时好时坏，他竟沉迷于游戏了。我收了他一个手机，可过了两天，不知他从哪里又弄出一个来。我向来不主张有事就叫家长，可有时候又不得不叫。我能明显地感觉出子丰的精神有些抑郁。于是我请来了心理老师，打算开导开导子丰，他却很有抵触情绪。这种情况不能不通告给家长。子丰的爸爸来了，并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反倒说：“男孩子嘛，没那么钻牛角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确实像子丰的爸爸说的那样，子丰好了一阵子。可好一阵子歹一阵子的，反反复复。我很慎重，并不是每一次都叫来家长，可从来不敢有所隐瞒。子丰的任何一种情况，我都要及时而详细地在电话里告知他们。我也似乎感觉到子丰没什么，他将要走出阴霾，走出自我，走进阳光地带。
眼看春节就到了，子丰的爸妈也打工回来了，他们说暂时没有什么大事了，可以有大把时间和孩子做更多更好的沟通了。
那天晚上六点多钟，子丰的爸爸打来电话，问孩子的情况，恰好子丰刚从我办公室出去。他和我们班的另一个男生庄永发生了点儿小矛盾，我帮他们解决了问题，他们和好了。我顺便把子丰留了下来，和他聊了聊这几天的学习及生活情况，并没发现子丰有什么异样。在和子丰的爸爸通话中，我无意间提起了子丰和庄永发生一点儿小矛盾这一节。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半个小时后，也就是晚上的六点半多点儿，子丰的爸爸匆匆赶到学校，在教学楼前正巧碰到子丰。子丰被爸爸不分青红皂白地臭骂了一顿，边骂他们父子边上楼......
随后悲剧发生了。等我赶到现场，子丰就被救护车拉走了。
紧接着警方就介入了调查。
家长失去了理智，污辱、谩骂，甚至是人身威胁，这些我都能忍受，因为我理解家长失去孩子的心情。子丰家的远近亲戚都来了，不管是平时走动着的还是没走动的，街坊四邻也来了。好一大帮人，都助威来了，甚至在学校门口搭起了灵棚......
各种舆论也来了。矛头直指向我，说我是魔鬼，是刽子手。各种谣言四起，说我虐待学生，经常打骂学生，甚至说子丰就是我从楼上推下去的......
我被停职了，学校说是要把我“保护”起来。我不敢走出家门。于是就有人来我家砸门，在我家门上贴烧纸、抹粑粑，甚至在我家门口摆了花圈......
我爸爸妈妈出门都十分小心。尽管如此，爸爸骑的电动三轮车还是在街上被砸了......
你们砸，我也砸。我砸我家的玻璃，摔我家的碗......
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医生说我得了精神病。
我得了精神病？你们才得了精神病呢！
于是我砸医院的玻璃，摔医院的碗......有时候我连医生都敢砸，谁叫他们说我得了精神病呢？谁说我有精神病我砸谁。不信你试试！
爸爸妈妈看着我，泪汪汪的，想哭又不敢哭出来声来，他们哽咽着直摇头：“孩子，你为什么这么不听话，一开始就不愿意让你报师范学校，你偏不听。爸爸妈妈干了一辈子教育，知道现在的老师越来越难当......”
在我看来，爸爸妈妈的精神才真正的了呢：他们践行的教育与实际的想法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明明一生执着于教育，却反倒说老师难当。
他们都疯了，一个个都疯了。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我要干教育，我绝不后悔。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