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12345(周公解梦12345生活)

周公解梦12345生活

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美妙而不可思议的世界。即使是现代科学也无法完全解释这种现象是如何发生的。我们只能模糊地说，这是大脑的自然反应。那么，从周公解梦的角度来看，梦见的梦是否意味着什么呢？

原版周公解梦

周公梦见已婚人士：梦见已婚人士，虽然人气不错，也有机会被邀请玩，但要进一步进步却更加困难。因为即使遇到迷人的异性，对方也会死。特别是如果是已婚人士，可能会发展成不可收拾的邪缘，但要特别小心。恋爱中可能没有什么新鲜事，但与长期交往的恋人却是平凡但幸福的日子。梦见已婚人士，根据周易五行的分析，吉祥的颜色是黑色的，桃花在西北，财富在西方，幸运的数字是2，幸运的食物是榛子。就在今天，世界上大约有12162人梦见已婚人士像你一样。假如梦见已婚人士，买彩票，建议买号码25。梦见已婚的吉凶：吉凶指数：76基础安泰，长辈惠助，消除一切困难，成功发展顺利，隆昌繁荣，人缘众多，利阴六亲。【大吉昌】3.梦见已婚人士的禁忌:「宜」理发，偏执，争论。「忌」避免搭便车，避免亲吻，避免下午起床。

周公解梦12345生活版

今年2月底，昌平龙泽苑社区给154个单元楼新装了号牌，蓝白相间、格外醒目。虽然这个决定，是业主们投票做出的，但拨打12345热线提诉求的，却不是社区居民，而是一个“外人”——每天在这片儿送餐的外卖小哥。原因也很简单，小区太大、楼号不清，送餐忒费劲。

一位外卖小哥对于社区管理的建议，没有被忽视，还很快被采纳落地了。这个案例，是对“一条热线撬动基层治理”的生动注解。

《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实施一年半以来，成千上万居民通过12345这条热线，充分享有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人人热切地参与社会治理。

这部“首都原创法”“为民服务法”，为何能披荆斩棘、深得民心？解密，或许可以从一场激烈的讨论开始。

“做梦都在接12345，有的社区书记都喘不过气了。”提起条例出台前基层工作者的状态，上届市人大代表、原通州区玉桥街道办事处一级调研员张梅菊很心疼。“有的诉求人，不仅匿名，连电话都是假的。这如何提高见面率、解决率？基层压力太大了！”一次区人代会上，张梅菊的发言引发基层代表强烈共鸣，掌声热烈。

那段时间，通过立法巩固接诉即办改革成效，让基层工作者“直起腰板儿”接诉的呼声越来越高。

2021年1月，市十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张梅菊等26名代表提出了“关于制定《北京市接诉即办条例》”的议案。此前，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办、市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工作机构、市司法局、市政务服务局等单位已经组建立法工作专班。“接诉即办”立法按下“快进键”，但关于是否“全面接诉”的讨论依然激烈。

立法专班征求意见时，昌平一位社区书记举例说，一天晚上，她接到同一个人打来的18个电话，说的却是一件事儿，社区小卖部里的矿泉水卖一块五，而其他地方卖一块二，要求对其罚款、关门。“回一个电话仨小时，18个电话就得回18次。这也是浪费公共资源。”

是否要为“全面接诉”设置准入门槛？是否应该要求诉求人实名？“开门立法，就是要听到各方不同的声音。只有践行全过程人民的理念，这部法才能立好。”市人大社会委工作机构一位负责人说。

当年4月，立法专班随机邀请拨打过12345的40余名市民座谈。有市民提出，实名制可增加虚假举报、报案成本，但保护隐私也很有必要。“实名拨打12345，会不会遭到相关责任人的报复？应该让市民在拨打时，觉得有安全感。”一位市民代表说。

虽然有很多争论，但大家有一个共识：接诉即办立法首先必须是一部为民服务法，必须站稳人民立场。

“把提出诉求规范得太死，就不方便为群众办事了。”立法专班认为，只要群众提出诉求，就一定有难办的事。也许别人看来“不合理”，但对当事人来说，就是棘手的麻烦。这是送上门的群众工作，不能将其与基层本职工作视为“两张皮”。

最终，条例没有用“不合理”“恶意”来区分市民诉求，而是要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提供全时段的诉求接收、查询和反馈服务，对诉求人主体不设限制，对诉求实行分类处理。

“配套考评方案也跟着出台，同人同类诉求超过3个，按1个算。”龙泽苑社区书记伊然松了一口气。“电话信息不真实，不回访不考核。”退休之前，张梅菊看到了制度不断完善。

站稳人民立场，是形成共识的第一步。作为一部“首都原创法”，没有直接上位法依据，没有经验可鉴，改革尚处在攻坚阶段……经验丰富的专业立法工作者，也坦言难度极大。

破题立项、解结突围，还得靠人民的智慧。

“人大立法有个金句，问题引导立法、立法解决问题。”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综合办公室主任李放说，立法调研、征集的过程，就是找到并解决这些“真问题”的过程。

几个月时间，只要发现身边的城市管理问题，她和同事们也立刻拨打12345反映，环境整治、噪音扰民……大多数时候解决得不错，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主要是派单不够精准，电话量大时“排队”时间长，“不能回避问题，不能怕差评。”

立法专班成员到热线干起“接线员”，全流程蹲点调研各相关主体在派单、回访、考核等环节的职责任务。

草案二审前，全市万名代表下基层，在340个代表之家、2938个代表联络站，与6.7万名市民群众“面对面”。“收集回1.5万条建议，光整理、筛除重复建议，就忙活好几天。”市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法规办公室副主任李凯感慨地说，对于这部“为民服务法”“制度保障法”，市民参与热情高涨。

一本薄薄的白色小册子，只有16页、38个条款。接诉即办这部法，看似不复杂，但每一条款都闪烁着“人民至上”的光芒，几乎每句话背后，都是一个接诉即办的故事。

进社区时，有人争论，垃圾桶怎么放，谁都不想离自家楼太近，这事儿谁来管？法规明确，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沟通协调，凝聚共识，协助承办单位处理社区（村）范围内的矛盾纠纷，解决公共事务等方面的诉求。

有人提出，网络平台交易纠纷维权难，是否可通过民法、商法解决？大家讨论认为，市场的归市场，但如果平台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也得有人监督。因此，法规明确，超出承办单位职责范围的诉求，告知诉求人通过市场、社会等其他渠道解决，可以交由有关单位履行监督、指导等职责。

针对意见较为集中的“提高精准派单能力”，法规要求，市民热线服务工作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派单工作机制，完善派单标准和工作规范，提升派单精准度，对疑难复杂诉求可以在派单前进行会商。

不到一年时间，法规起草者改了几十稿。人民群众的“金点子”，成为立法为民的“金钥匙”。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教授张小劲深入研究了条例文本变迁的深刻意涵——从政府草案起草，到人大一审、二审、三审后提出表决稿，对的吸纳直观地反映在词语添加上。比如，“诉求”是草案起草阶段添加最多的词语，凸显对诉求人及其诉求的积极回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条例》第二条，将立法目的明确规定为“及时回应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随后又对诉求的快速响应、高效办理作出了更为细致的规定。

“市民坐在家里，一个电话，就有许多部门帮着解决问题。‘踢皮球’可不行了。”提起立法前后基层工作变化，伊然感慨地说。

全市新开工老楼加装电梯1326部，解决12.28万套房屋“房产证办理难”，新建36.7万个电动自行车集中充电设施接口……2022年，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全市“每月一题”17个问题共完成450项工作任务，出台105项政策。

立法为改革提供制度保障，为民服务从“有一办一、举一反三”向“主动治理、未诉先办”深化。条例草案二审时，专设“主动治理”一章，开篇就提出，“聚焦诉求反映集中的高频次、共性问题，开展重点领域和区域治理；对持续时间长、解决难度大的诉求开展专题研究，制定解决方案，完善政策措施，明确主责单位……”

“主动治理”的目标，来自海量的市民诉求，群众提出诉求的过程，就是在参与城市治理，这也是立法鼓励群众参与的初衷。

今年2月底，昌平龙泽苑社区给154个单元楼装上蓝白相间更醒目的号牌。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外卖小哥拨打12345投诉：几十万平方米的社区太大了，又有单行线，非常绕，要求开放人车分流的道路，不清楚的楼号也应标清。社区书记伊然前后跟小哥打了十个小时电话，又请他到社区当面聊。

人车分流这个规划显然改不了，业主们也不同意，但是大家都很重视小哥的建议，毕竟这代表了一个服务群体的诉求。最终，善良的业主们线上投票，决定安装新号牌，并优化、增加指路牌，新号牌即使在夜晚也能一眼辨认。没过多久，伊然又接到了外卖小哥的12345派单，这次是一个表扬电话，“没想到我这个‘外人’的建议，这么受重视！”

外卖小哥的建议落地，只是市民为城市治理献计献策的一个缩影。

“这两年，许多市民打12345不是说个人诉求，而是迫切地想让城市更美好。从过去事不关己，到现在事事关心。”12345热线的一位接线员打开电脑上一个个工单——张先生建议，丰台区郭庄子桥洞小屯路道口适时增加坡道，方便附近老年人上下坡；程女士建议，对房山线大学城北站的十字路通信号灯进行优化；还有不少市民建议，增加针对老年人和小孩的健身设施……

全面接诉、首接负责、限时办理、分类考评……立法固化改革经验的同时，也呼应了改革背后的深层逻辑——推动全员参与社会治理，从源头化解矛盾，真正实现超大城市治理全过程中的“以人民为中心”。

接诉即办改革仍在深化，立法精心设计了“留白”。“比如，主动治理一章，以原则性规定为主，条例出台后，接诉即办改革领导小组制定了更细致的‘每月一题’方案，做出了配套规定。另外，考虑到考评制度还在根据实践不断完善，条例也先做了原则规定，为改革留下空间。”李凯说。

法规执行得好不好？一年半来，市人大执法检查组马不停蹄，问效于民。针对2022年执法检查意见，市政务服务局立即会同各区相关部门，逐项明确办理措施。46项改进内容包括：加快完善热线接诉支持系统，完善网络受理渠道功能，完善派单目录，优化回访程序、简化回访内容……每项都有主责单位，且规定了完成时限。

“条例实行一年半以来，成效显著，深得民心。成千上万的居民通过12345这条热线，充分享有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不仅使居民的诉求得到了有效解决，权利得到了最大的保障，还使居民亲自见证、推动、并参与到社区的治理和建设，形成了‘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的基层治理新模式，基层工作真正做到了接地气、应民声、顺、惠民生。”市人大代表、苏庄三里社区书记邵雪松说，这条滚烫的热线，改变的不仅是我们居住的城市环境，更是一颗颗靠得更近的心。

（原标题：一部“为民服务法”的诞生）

来源：北京日报 记者 孙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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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见12345

梦见12345是什么意思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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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市福田街道有机更新指挥部。 记者刘荒摄

义乌是一座以小见大的城市。它有两个名字，一个叫义乌，一个叫小商品市场。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背后，当地成千上万家中小企业，以贸促工、工贸联动，形成义乌市场独特的业态优势。

今年6月，距义乌小商品市场4公里的荷叶塘工业功能区（以下简称荷叶塘园区），传出被列为城市有机更新区块的消息，当地众多中小企业主焦虑不安，担心土地和厂房被征迁……

“现在是摸底调查，市里还没决定拆不拆，企业不用太紧张，该买设备买设备、该生产生产。”荷叶塘园区所属的福田街道党工委书记盛庆生说，最近3个月他一直这样安抚他们。

与基层官员的从容淡定不同，更多宗地企业主则忧心忡忡。园区征迁的决策是否科学？企业主的吁求是否合法有理？800多家园区中小企业将何去何从……记者为此展开调查。征迁消息让众多企业主慌了神

“已经两个月没睡上安稳觉了。”义乌市南吉针织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勤说，6月21日，突然传出荷叶塘园区征迁的消息，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无心生产了。

紧接着，街道干部两次上门，询问是否愿意搬迁。有着20多年企业管理经验的吴勤，一时间束手无策。他不无懊恼地说，“去年我买第二块地时，政府还说不会征用呢……”

今年5月，浙江小龙人袜业有限公司出资4300万元，从法院竞拍获得毗邻的10亩工业用地，又订购了2000多万元的机器设备。

“新设备还没安装，工厂就要搬迁，真好比是晴天霹雳！”公司总经理方有成苦笑着说，“现在睡前醒后想的全是这个事，搞得最近连员工每天都得看过老板脸色才安心”。

一心想把事业做大的福建人陈钰，在义乌打拼了16年，做梦都想有自己的厂房。今年6月17日，这位外贸公司负责人终于如愿以偿——在荷叶塘园区投资2300万元，购买了4.9亩土地和4400平方米厂房。

4天后，听说园区拆迁的消息，一脸惊愕的陈钰仍半信半疑。直到7月8日，社区干部登门动员征迁，他才开始恐慌起来——把刚买来的机器设备，一股脑地运往深圳厂区……

义乌毛纺厂老板郑定来的“有机更新”经历，回忆起来更加曲折。去年8月，他在新凉亭工业区的7亩土地和1.2万平方米厂房，刚被后宅街道“有机更新”征收拆掉了。

“好不容易在荷叶塘安了‘新家’，谁知刚生产两三个月，又要搞有机更新。我都不知道还往哪里搬，现在哪个地方都有可能被有机更新。”63岁的郑定来向记者诉苦，由于接二连三摊上这种事儿，老伴竟患上抑郁症，现在每天要吃20多粒药。

7月16日，荷叶塘园区100多名宗地企业主，来到福田街道有机更新指挥部，以按红手印等方式表达反对征迁的诉求，吁请政府保留这个小商品市场的重要货源地。

据盛庆生介绍，荷叶塘园区占地1166亩，共有工业宗地152宗，涉及企业836家，员工1.8万人；除152家宗地中小企业外，承租企业684家，2019年规上工业总产值9.81亿元。

义乌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贾文红告诉记者，近年来，随着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品质提升，很多产品都在金华、温州、宁波及广东等地生产，但义乌制造仍占小商品市场的四分之一。 “街道没有能力安置征迁企业”

7月5日，《义乌市城市大提升行动方案》出台，明确提出“加快主城区15个区块有机更新”，要求“福田荷叶塘工业功能区区块12月底前完成收购”。

义乌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中心主任吴璀正证实，国贸大道西侧的荷叶塘园区已纳入全市第二轮有机更新范畴，但摸底调查、征收评估等具体工作，由福田街道负责组织实施。

9月7日，在福田街道办事处三楼。盛庆生指着办公室墙上的街道区域规划图说：“荷叶塘园区和周边的7个村，这次规划要一起改掉。更新后引进什么产业，目前还没有定论。”

按照当地官方的说法，选择这里搞有机更新，一是园区企业规模小，亩产效益低；二是厂房出租率高，工业用地不姓“工”现象突出；还有所谓环境脏乱差问题，主要针对国贸大道东侧的农村居住区。

记者在荷叶塘园区走访看到，除个别施工路段外，园区马路宽敞、绿道成荫，沿街的厂房规整，生产秩序井然。当地人回忆，这些工厂多兴建于2005年前后，设施设备还比较新。

贾文红向记者透露，荷叶塘区块有机更新方案尚待论证，除引进北京中关村科技型企业外，前期招商还有智慧仓储等方案。“园区好企业还要想办法安置。”这位女市长快人快语。

尽管对园区征迁与否的追问，当地官员多含糊其词，但悄然推进的征迁准备工作，足以令这些中小企业主提心吊胆。

义乌市水晶之恋针织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龙反映，由于园区路灯不亮，有人拨打“12345”市民热线投诉，市政部门却答复：荷叶塘园区纳入征迁范围，路灯不予维修。

事实上，福田街道同样被园区征迁的消息打了一闷棍。2019年12月底，这个街道投资1597万元的园区市政设施改造工程分段开标，目前工程已全部停工。据施工方透露，工程进度刚好过半，建设方提出按实际工作量结算。

“街道先投入37万元，恢复路灯照明。”盛庆生解释说，今年整个园区市政工程预算8000多万元，已完成2000万元；6月份接到征迁消息后，立即要求这些项目全部停工。

这个“不可能前脚修马路后脚再拆园区”的疑团，足以解开企业主的误解：如果应当预见或具有支配可能性，人为造成逾千万元损失的“烂尾工程”，是要追究法律责任的。

宗地企业的信息更不对称。“有的企业主心里没底，要求安置后才同意拆。”盛庆生坦承，“街道没有能力安置他们”。同意征迁的企业都怎么说？

“我们土地和厂房还有30多年使用期限，不能说没就没了吧？”义乌市青橙子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顾海华说，来企业走访的街道干部只问拆迁意愿，却不提征迁方案和安置措施。

然而，在《2020年福田街道荷叶塘工业功能区有机更新工作方案》中，“12月底前有机更新签约全部完成”“明年3月底前所有房屋腾空”等“攻坚计划”赫然在列。

“目前，街道三分之一的人都在做征迁工作。我们提醒企业不要有侥幸心理，政府一旦下决心就必须拆，不可能再建工业区了。”街道一名参与园区征迁工作的官员说。

一些宗地企业主反映，为推进征迁工作，由街道、公安、税务、安监等部门组成工作组，对土地产权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调查，这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希望政府部门信息明确，别老吊着我们，搞突然袭击。”他们对所谓“先放风施压，后放水分流”的“策略”非常反感。

对于“街道经过三轮调查，有40%企业不同意征迁”的说法，这些宗地企业主并不认可：“上次光按红手印反对的都超过65%！”有“知情人”爆料，反对拆迁的宗地企业共123户。

9月23日，记者再度向盛庆生求证同意拆迁的企业数量时，他不置可否地说：“拆迁决策和征收价格都没出来，企业可能还会变，现在我也不敢说了。”

据当地官方初步调查，目前园区宗地企业自用的26家，部分用于出租的78家；完全用于出租的48家，租金合计约1.94亿元。他们认为最大的阻力来自出租厂房的宗地企业。

记者辗转找到一位“同意征迁”的宗地企业主，在承诺不透露其身份情况下，他才澄清自己是被迫同意的。

“荷叶塘不少宗地企业虽然厂房出租，但绝大部分出租企业都从事工业生产，只有极个别为方便工人生活，将工业用地做商超、餐饮等。”他说自己同意的前提，是补偿价格要合理。

在福田街道陈协斌副主任等人带领下，记者又走访了两家“同意征迁”的宗地企业。今年63岁的龚辉潮，从16岁开始鸡毛换糖摆地摊，创办了义乌市顺辉拉链织造有限公司。近十来年，他在荷叶塘的厂房全部出租，一年租金收入200万元。

“如果能引进更好的企业，评估价格高一点，我们愿意为义乌发展做奉献”。龚辉潮向记者坦言，自己在稠江街道还有50亩土地和厂房，现在一半生产拉链，一半仍在出租。

几年前，从玩具生产转行做建筑垃圾回收的王圣来，将玩具厂以130万元/年价格出租，在远郊租用70亩土地生产水泥砖。“征收价格随大流，相信政府不会亏待我。”他说。

对于工业用地要姓“工”，王圣来淡然回应一句，“我玩具不做了，厂房空着也不现实”，便再无下话，只顾低头泡茶了。

据福田街道办事处办公室主任方国栋统计，荷叶塘园区共有生产类企业458家、仓储类企业198家、电商类企业180家，多数企业仍以工业为主，并在小商品市场设有摊位。 “不是搬不搬，实在是无处可去”

“他们再晚来一刻钟，900万元设备合同就签了！”7月8日，约好上海设备厂商签合同的王海龙，却迎来街道征迁动员工作组。

王海龙不同意拆迁，但也不敢采购设备了。他提出搬迁至少需要2年时间，对方称，明年3月底前全部拆完，劝他早点外出找厂房。他忍不住回应一句：“这不是杀鸡取卵吗？”

“街道干部警告我不要乱讲话，说市领导站得高看得远，叫我们早做准备。”王海龙回忆道。

据了解，由于义乌市目前多个镇街工业区都在征迁，且采取货币安置为主，大批中小企业面临搬迁，土地急剧升值、厂房租金一涨再涨。方有成举例说，最近一宗10亩工业用地7600万元成交，加上各种税费，价格比他四个月前竞拍同等面积土地高出一倍还多。

虽然心里极不情愿，最近仍在四处找厂房的王海龙，感觉越找越灰心——“以前每平方米月租才八九块钱的厂房，现在价格翻了两三倍，可还找不到过渡的厂房。”

最近两个月，吴勤几次跑出去找地，却没有找到合适的。这家年产值1.5亿元的外贸企业，重新建厂需要按海外客户标准装修，客户还要进行验厂，这些都需要充裕的过渡时间。

“今年疫情再做这种事，很多企业就更困难了”吴勤深有感触地说。

浙江雪芙蓉化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昆盛担心，化妆品企业异地建厂，重新审查至少一年时间，客户、订单和员工都会流失。“现在已经不是搬不搬的问题，实在是无处可去！”他说。

除了找地难、房租贵，货币化安置形成的税收负担，也让他们感觉“哑巴吃黄连”。去年9月，郑定来投资3800万元，购得10亩土地和8000平方米厂房，现在连一半面积都买不到。

“即使现在完全按市场价格征收，增值部分需要补交25%的企业所得税和25%的增值税，再买地时这个窟窿谁给补？”亲历过拆迁的郑定来认为，与同比例土地安置相比，这笔征迁损失账谁都会算。

一些中小企业主呼吁，中小企业是义乌发展的根本，小商品市场之所以复制不了，恰恰在于几十年积累而成的产业生态。也有人质疑，招商引资不应以牺牲中小企业为代价：如果义乌中关村能搞成，搞个义乌华尔街岂不更好？

“园区征迁要有一个滚动的办法，比如柳青工业园区，两年前我们就把好的企业安置了。”贾文红坦言，企业搬迁不同于个人搬家，往往都涉及设备、仓库等问题，政府要建标准厂房给企业过渡。宗地企业压力就像考试一样大

事实上，这种以“土地提效、产业提质、城市提能”为名的工业用地有机更新，远不止于荷叶塘园区。近两年来，义亭、苏溪、北苑和后宅等镇街的多个工业园区，都已纳入有机更新范畴。

2018年5月，义乌市率先在浙江省推行工业企业用地“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完善工业企业“亩均论英雄”综合评价体系，促进低效工业用地的再利用或二次开发。

他们在企业已分为ABCD四类，实行差别化管理和要素配给的基础上，对新增工业用地亩均税收未达到约定标准50%的、连续两年被评为D类或连续三年被评为C类企业的，均有权解除土地出让合同。

“现在宗地企业压力大，就像孩子考成绩一样。”义乌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局长曹耿介绍，今年全市亩均税标准已由去年的1万元/亩提高到3万元/亩，远高于过去每年10%至15%的增长速度。

按照规划，义乌市将利用3年时间，完成2万亩以上低效工业用地清理整治，占全市工业用地总面积的一半，意味着还将有大批中小企业面临有机更新等“生死大考”。

以荷叶塘园区为例，2019年，宗地企业A类3家、B1类16家、B2类61家，C类和D类各35家和19家，纳税总额1.09亿元；园区3亩以上宗地的亩均税收10.34万元，略低于全市10.6万元/亩的标准。

然而，即使像亩均税收超过72万元/亩的纳税大户——南吉针织，依然缺乏安全感。公司总经理吴勤坦言，产业环境离不开配套企业，这几年最大的困扰就是有机更新，增加了企业的不确定性。

据国土资源部门统计，荷叶塘园区自辟建以来，共发生62宗土地交易，仅近三年来宗地交易就有21宗，表明土地市场更新速度加快。

按照义乌“用地15亩以上的规下企业，不得列入B类以上等级”的规定，占地面积近20亩的义乌市叶之茂食品有限公司，今年5月被直接从B类企业降为C类，后者明确为不予安排新增工业用地的企业类别。

前不久，这家公司创始人叶南东向来调研的市领导请求，征迁时给5亩用地指标也行。“按照我去年交税160万元计算，马上就能变回B类企业了。”他愁容满面地说。

小龙人袜业去年也被从A类企业降为B1类。总经理方有成说：“我们1个亿的销售额，研发投入220万元，没达到2.7%的比例，虽然纳税700万元，只能下降一等。”

对于“亩均论英雄”评价机制中出现的“一刀切”现象，义乌市江苏商会会长季子林有自己的看法：“企业经营有好有坏，行业利润有高有低，而每年按10%至15%增加亩均税收依据何在？对企业生产要素行政化干预是否合法？”

记者在园区走访时感到，这些历经商海沉浮的中小企业主，既有对园区拆迁自身利益的关切，也充满对义乌未来发展的担忧。他们认为，有机更新是一种生态多元的更新，不是非此即彼的更新。

义乌市委书记林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荷叶塘园区有机更新还没有启动，调研中会更多听取群众意见，义乌要当改革的模范生，但依法行政是底线，触动既得利益的改革，还要敢于担当进取。

园区到底拆不拆？记者离开义乌时，仍没有确切的答案，但荷叶塘园区企业微信群里，以后日子怎么过、义乌的未来在哪里的讨论依旧。一些企业主声称要通过法律途径抗争到底，也有的企业主考虑去浦江、东阳等地……（记者刘荒、李平）

责任编辑： 周楚卿